于 娇，任晓彤，杨安奇

（1.沈阳师范大学 管理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2.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天津 300071）

当今世界霸权主义和气候问题日益严峻，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值此变局之际，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站在时代潮流上对建设现代化治理国家做出了新部署。面对错综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要在党的领导下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应对新的机遇与挑战。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次被提出，随后相关研究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总结和梳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既有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对2013年之后的已有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展现国内文献的年度分布与机构分布，总结现有研究的主要领域、研究阶段和发展趋势，力图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预测和展望。

一、研究方法与文献来源

（一）研究方法

本文进行文本分析的工具为Citespace文献分析软件，这款软件可以通过对文献进行计量分析来展现学科领域内的研究热点和演化趋势，并用知识图谱的方式呈现出来[1]。本文利用Citespace软件的合作网络分析与共词分析等功能，对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的演变阶段、主要领域进行系统研究和总结，并对其发展方向进行预测。

（二）文献来源

本文的文献来源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检索条件：主题=“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并含主题=“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时间跨度=2013—2020；期刊来源=核心期刊+CSSCI。按条件检索后，共获得文献1 277篇（检索时间为2021年4月14日）。为了确保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剔除与主题不符的文献，去除重复记录，最终得到798篇有效样本。

二、研究整体分析

（一）年度文献数量统计

年度发文量是研究一个领域发展趋势的重要指标之一，图1展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自2013年以来的年度发文数量。可以看出2014年的发文量达到了213篇的高峰，这是因为2013年11月召开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目标，新问题的出现激发了学界的研究热情，故而次年的研究成果极其丰富。从2015年到2018年为平稳发展时期，这一阶段的年度文献量维持在年均60篇左右；到了2019年，年度发文量开始回涨，并在2020年达到了210篇的次高峰，原因主要是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进行了部署，领域内的学者针对新部署进行了更深入的拓展研究。整体而言，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研究呈现稳步发展的良好态势。

图1 年度发文量

（二）研究者与机构分布

运用Citespace软件的共词分析，将节点选为作者得到图2，图中的连线代表着合作关系，可以看出国内研究呈现分散化、合作少的特点，仅有何增科、徐湘林、张小劲、张潇爽、王佩芬与顾肖荣等曾有过合作关系，但总体来说研究者间合作相对较少，未来需要加强作者间的合作，促进领域发展。国内研究发文量较多的是齐卫平、欧阳康、何增科、吴传毅等学者。图3显示了国内相关研究的机构分布，其中吉林大学行政学院的发文量排在了第一位，其次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和国家行政学院，这证明了高校是国内研究的主要力量。

图2 作者可视化图谱

图3 2013—2020年文献机构分布（发文量≥3）

三、研究内容分析

（一）演进历程分析

关键词是文章的凝练总结，通过对关键词时区分布的研究可以得出一段时间内某领域的研究热点演进，故此不改变Citespace其他设置，选择timezone功能对依据国家治理现代化进行时区图谱的分析，得出图4。关键词突现是指特定时间内出现频次或者引用次数较多的关键词，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可以得出这段时间内的领域热点，故使用Citespace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进行了时间区间为2013—2020年的关键词突现分析（如图5所示）。

图4 国家治理现代化时区图

图5 关键词突现图

结合时区图的演进脉络和突现频率前八的热点词“全面深化改革”“社会治理”“新时代”“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等可以总结出我国治理现代化的研究历程。结合分析结果研读历年文献后，将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历程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基于极值估测的哈密电网直流偏磁风险评估方法研究………………………………………… 杨文胜，马鹏，王亮（3-52）

第一阶段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概念提出与界定阶段（2013—2014年）。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随后几年内相关研究呈现井喷式发展，领域内的术语和概念不断更新发展。从图4中的关键词年轮可以看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相关概念在2013年和2014年这两年内首次出现并不断深化发展。

第二阶段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阶段（2015—2018年）。这一阶段属于平稳发展时期，本领域的发文量和新概念新术语的提出回归到正常水平，相关研究有条不紊地继续向前推进。大数据和新时代治理方式等阶段性成果较为突出，国内学者这一阶段开始注意到现代化信息技术与国家治理的结合，试图用新技术新方式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开辟新的道路和方法[2]。

第三阶段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深化与应用阶段（2019年至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于2019年10月召开，再一次从全局战略高度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了部署。这给国内学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和思路，激发起该领域研究的第二次高潮，2020年发文量高达210篇，研究成果极其丰硕。学者开始从制度体系和市场经济等角度出发进行治理现代化的思考与研究，并不断提出新的思路，如用系统工程的思想和方法助推我国治理现代化[3]。在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之际，中国式治理彰显了我国国家治理的优势，这引起了国内学者的深入思考，臧雷振与刘彦从微观层次的社会治理角度提出了要促进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有效衔接的建议[4]。

（二）研究热点分析

对数据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得到图6，其中节点大小反映了该关键词的频数，可以看出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能力等是被提及次数最多的关键词，说明相关研究在持续推进着。对图6的关键词共现结果进行聚类分析，展示出前十个聚类（如图7所示），通过对聚类内容进行研究及阅读相关文献后，将这十个聚类归为四大类别（表1），这四个类别反映了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现有研究的内容与趋势。

图6 关键词共现图谱

表1 聚类内容表

图7 关键词聚类

1.类Ⅰ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主体研究

这一类研究主要包括聚类#0“国家治理”与聚类#3“国家治理体系”。聚类#0“国家治理”包含的关键词有治理能力、治理效能、国家治理体系等，聚类#3“国家治理体系”包含的关键词有国家治理体系、社会治理、顶层设计等。这一类研究主要聚焦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各阶段的研究主体，秦国民从依法执政、改进党的领导方式等四个着力点提出了建议[5]。陈霞和王彩波则从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和路径角度出发认为治理现代化需要构建多元治理体系格局，协同共治[6]。也有学者从元治理视角对政府和治理方式提出建议来推进治理现代化的进程[7]。

2.类Ⅱ为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绩效研究

3.类Ⅲ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创新研究

该类研究主要包括聚类#2“制度建设”与聚类#10“制度设计”。聚类#2的关键词主要有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文化体制等，聚类#10“制度设计”的关键词有制度设计、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制度现代化、国家制度建设、社会制度变迁。李媛媛进行了国际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文化制度研究，认为需要将文化建设融入制度建设之中，为治理现代化提供精神支撑[9]。

4.类Ⅳ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的新领域

这类主要是近年来国家治理现代化领域内出现的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包括聚类#5“风险防范”、聚类#6“法治化”、聚类#7“支出责任”和聚类#9信息素养。

聚类#5“风险防范”的关键词有政府决策支持系统、支撑体系、风险防范、内部治理结构、治理研究、战略风险管理、联动机制等，这一聚类从风险防范的角度入手分析国家治理现代化所面临的问题。韩文龙和周文从新冠疫情给我国的启示出发，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给出了建设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机制建设意见[10]。

聚类#6的关键词包含法治建设、一体建设、权力配置、宪法实施、公权力机关、法律制度体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有学者认为地方立法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提出了完善经济立法、民生立法、生态立法，加强文化立法，探索区域协同立法等五点建议，并给出了相关体制机制建议以保障地方立法[11]。

聚类#7“支出责任”的关键词为基本公共服务、社会公平正义、公共服务提供、实现路径、专项转移支付、基本公共服务、文化体制改革等。吕炜和周佳音提出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前提下公共服务的内涵发生改变并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微观层面的保障，将公共服务作为国家治理、财政和公共服务三者关系的突破口，基于公共服务供给视角提出解决方案来推动我国治理现代化的进程[12]。

聚类#9主要包含网络安全、网络生态、网络监督、互联网+、数据开放、信息素养、网信事业等关键词。我国学者开始从网络与大数据方向研究国家治理现代化，分析了国内智能治理模式的现状，并提出将人工智能与政府治理、市场经济、社会文化与公共服务和危机治理等四重维度相结合，构建智能治理模式四位布局以推动我国治理现代化的建议[13]。

四、研究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CNKI数据库2013—2020年相关文献为基础数据，梳理并分析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的发展，得出了以下结论。

整体而言，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呈现一个稳步发展的态势，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部署后，学界的研究呈现飞跃式发展。从学者方面来看，国内研究者合作较少，尚未形成稳定的研究团体和研究合作关系，相关领域的学术合作需要改善和加强。从研究机构来看，吉林大学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和华东师范大学政治系等是国内研究的主要力量。

就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的主题与内容来说，构建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提高治理能力是国内研究不变的主旋律，围绕着两条研究主线延伸出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如法治建设、基层治理与智慧治理等[14][15]。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研究内涵和领域也会随之丰富与拓展。

就研究方法而言，受制于公共管理学科的特点，本领域的文献大部分为定性研究，但随着新的研究技术和研究方法不断地被引入公共管理学科，治理现代化的研究也随之蓬勃发展和不断进步。量化分析与治理现代化的结合将是未来一段时间我们不断努力的方向，构建量化的治理现代化评价标准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领域。

（二）研究展望

在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后，我们结合关键词突现、时区图谱、关键词聚类等可视化结果提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未来的研究方向。

第一，建立具有前瞻性的国家治理体系，形成协同共治的治理局面。国家治理体系是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管理国家经济、文化等社会各领域事务的体制和法律规范的制度体系。在对我国治理体系进行建设和调整时要注意前瞻性和预测性，综合全面地考量现有条件，对社会各领域机制的建设进行具有先进性和全局性的部署，形成聚点成线、聚线成面的协同治理体系。社会各个方面的制度法规相互联系，协同作用，产生叠加效应，促进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第二，利用先进技术提高治理能力。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治理能力是运用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我国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已步入国际前列，因而在进行社会事务的管理时要不断发展新的管理手段，寻找现代信息技术与国家治理的结合点，推进智慧政府、数字政府的转变，提高社会管理效率，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促进社会发展方面的能力。反过来，在取得相应的成果后要加大对于现代信息技术研发的支持力度，以政治扶持和经济支持给予其良好的发展条件，使我国始终走在国际信息技术的前沿，最终形成科技发展与国家治理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

第三，建立明确清晰的治理现代化评价标准。既是标准，也是路径，只有确定了具有先进性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标准，才能客观正确地衡量我国治理现代化进程，从而促进其发展。我国的国家治理标准研究相对于国外起步较晚，但研究成果也逐渐追赶了上来，现阶段国内的国家治理评价标准有“G20国家治理指数”和《国家治理指数报告》等。虽然我国国家治理评价标准距国外先进成果还有一定差距，但也打破了国外价值观倾向明显的治理评价垄断局面。未来我们要吸取国外经验，加快我国国家治理评价标准的研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评价标准，更加精确的衡量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水平，助力于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