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春，李 箐，翟 璐

（1.沈阳师范大学 国际商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2.辽宁大学 亚澳商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6）

一、问题提出

20世纪80年代，各国政府普遍推崇自由贸易主义，实施放松资本管制、降低关税和减少非关税壁垒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使生产要素得以跨越国境在全球范围内更自由地寻求得到最优配置，生产的国际分工进入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新阶段[1]。世界各国经济越来越彼此联通、相互依存，从而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促进了全球贸易和投资的帕累托改进[2]。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利用经济全球化进行产业国际梯度转移和产业链的跨国分解，把产业链中加工和制造等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环节搬迁到劳动力、土地、环保成本相对低廉的新兴经济体或发展中国家[3]。但是，这也在客观上造成发达国家国内出现了制造业的空心化和中低产阶层的贫困化，反对经济全球化的思潮在这些国家的民间开始出现和发酵。

2016年以来，英国脱欧公投、中美贸易战及试图摆脱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框架的一些双边性、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使得原来在发达国家内部以民间社团推动的逆全球化倾向逐渐出现由政府主导和推进的新特点[4]：将中国排除在外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生效；美墨加协定取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欧盟相继与日本、新加坡和越南签署自贸协定；脱欧的英国与欧盟和越南达成自贸协议。经济区域一体化趋势使国际贸易更容易发生在有自由贸易协定或地理位置邻近的区域内[5]。有些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为了地缘政治的需要，以及规避在中国生产或加工后出口到美国、欧盟等国家的产品将面对更高或相对更高的关税和我国国内劳动力、土地和环境治理等成本快速上升带来的负面影响，开始将其原来部署在我国的部分产业链和供应链搬迁到印度、越南和墨西哥等国，使我国加工贸易行业传统的国际竞争力受到削弱，企业的订单开始减少[6]。但是，2020年3月以来，我国率先控制住新冠肺炎疫情并复工复产，许多曾被转移出我国的订单因国外疫情愈演愈烈又出现回流，替代效应使我国加工贸易企业订单在近期出现回升。

我国加工贸易企业兴起于改革开放初期，主要通过“三来一补”的方式参与国际分工，处于全球价值链“微笑曲线”的低端，从事的是低科技含量、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加工和组装。经过40多年的发展，加工贸易已经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和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动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稳定就业保民生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加工贸易“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结构缺陷也决定了这种贸易方式易受外部冲击的影响，抵御国际经济不确定性风险的能力较弱。

后疫情时代，世界各国将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与推广疫苗接种下逐步恢复正常的社会生产和生活。但是，以孤立主义、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为表现形式的逆全球化思潮并没有因疫情减弱而消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为遏制中国在经济、科技等方面的赶超势头，不仅要在核心技术和高科技产品方面对我国“卡脖子”，还会将经济问题政治化，试图摆脱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国际贸易、投资向区域化和碎片化方向发展以实现“去中国化”。因此，深入研究后疫情时代我国加工贸易企业可能面对的困境，不但可以为我国“稳外贸”和“保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的政策措施提供理论支撑，而且有利于为我国加工贸易企业探索出应对危机的风险对冲手段。

二、产业链组合效率与安全的转换模型

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较，目前国际贸易中工业制成品和中间产品所占的比例发生了倒置，中间产品占70%，而制成品只占30%。这一转换充分说明：世界上大部分贸易商品的生产方式已经由一国独立生产完成，改变为国际分工生产，合作完成[7]。大规模联合生产会使生产资料因集聚而得到节约，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现代生产的国际分工必然会从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向产品内分工发展。一国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外移，产业链、供应链不再局限于一国以内，而是分解至多个国家。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产品生产向国外转移可以有效地延长产品的生命周期。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依照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全球产业链可以充分发挥产业链上各国独自的由自然禀赋带来的在生产要素方面的比较优势，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实现生产效率的最大化，为股东赚取超额利润[8]。但是，产业链跨国分解带来的产品生命周期延长和生产效率提升，并不能掩盖产品内国际分工后伴生的安全边际降低。正是由于全球产业链需要跨国分解，才能充分利用各国资本、技术、管理、劳动力、土地、物流和政府政策等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因此，产业链中任何一个国家出现政治、经济、军事或公共健康危机，都可能造成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断裂，并使其本国企业和国外上下游企业遭受重大损失。

在经济全球化中，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由于过度追求产品生产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带来的效率提升，忽视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过多工序、环节集中在某一国可能引发的产业链、供应链风险敞口的增大，以及本国制造业空心化使战略物资和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在危机时刻都要仰仗其他国家而催生的国家安全风险。因此，在后疫情时代，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会重新权衡产业链、供应链效率与安全之间的关系，并着手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进行重构以增强鲁棒性（Robustness）。

对一国而言，如果产业链完全在国内，生产可以不受他国影响，安全性高。由于没有充分利用他国相对低廉的生产要素参与生产，导致效率低；产业链全球化可以发挥各国不同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进行生产，效率高。但是，由于产业链需要分解到其他国家，他国生产的不确定性会导致整个产业链遭受损失，安全性会降低[9]。因此，产业链本土化——效率低，安全性高；产业链全球化——效率高，安全性低[10]。产业链完全本土化或产业链完全全球化（完全海外化），高效率和高安全性二者不可兼得。为对产业链组合的安全与效率关系进行经济学分析，首先需要假定：

1.在一国内部，相对于国外，产业链安全性相同时，由于产业链都没有利用他国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因此效率相同。

2.产业链全球化，因充分获得了垂直专业化分工带来的好处而效率相同时，相对于母国，产业链分解到国外，因此风险相同。

然后，以产业链组合的安全和效率这两个维度作为X轴和Y轴建立分析模型，如图1。X轴代表产业链组合的安全，Y轴表示产业链组合的效率。其中，在A点上的产业链组合安全边际为0，效率最高；B点上的产业链组合安全性最高，效率是0。AB曲线上的G点和H点分别代表任意产业链组合G和H。

图1 产业链组合可能性边界

如果在AB曲线内存在产业链组合M，那么它与产业链组合H相比，效率相同的条件下，安全性从D降到I，显然需要改进、优化成AB曲线上产业链组合H。

如果在AB曲线外存在产业链组合N，那么它与产业链组合G相比，安全相同的条件下，效率从C增加到J，显然违背了先前的假定：产业链组合全部在国内或全部全球化时，安全性相同，效率相同。因此，产业链组合N不可能在曲线外。

由此得出：AB曲线是产业链组合完全在一国以内（或全部分解到国外）的可能性曲线或称可能性边界。

在AB产业链组合可能性曲线上，当G产业链组合希望获得与产业链组合H相同的安全性时，即把安全性从F点增大到D点时，就必须把自身产业链组合的效率从C点下降到E点，见图2。因此，在实践中，既不能为了产业链组合充分安全而过多地牺牲效率，将产业链组合都留在国内，如B产业链组合；也不能为完全追求产业链组合的效率而放弃必要的安全，把产业链组合全部全球化，如产业链组合A。

图2 产业链效率与安全的交换

本文提出的产业链组合可能性边界理论模型表明：产业链组合本土化或完全全球化所衍生的产业链组合效率与安全之间的关系是交换（Trade-off）关系。即产业链组合只有在放弃一定效率的前提下，才能换来安全边际的增大；或者产业链组合在舍弃一定安全性的条件下，才能提高效率。

完全的产业链全球化并不能带来效益的最大化，因为产业链完全全球化产生效益最大化的约束条件是安全边际为零，而产业链风险敞口无限大在实践中是不可接受的。借鉴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学者马科维兹的投资组合思想，只有将国内产业链和分解到国外的产业链进行多元化组合配置才有可能实现：产业链组合效率相同情况下，安全边际最大；或产业链组合安全性相同时，效率最高。如图1中本土化和全球化相结合的N产业链组合与完全本土化（或完全全球化）的G产业链组合，在安全性相同情况下，N比G产业链组合效率高。

对一国而言，“去制造业化”（完全的产业链全球化和海外化）造成的国内经济服务化、金融化，很难抵御国际形势突发变化（如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产业链断裂带来的影响。因此，一些产业链需要保留在（或撤回到）国内，以保证关系到国计民生产业链的安全，并减少产业链全球化中“技术溢出”为后发国家带来的技术提升效用，保持国际竞争领先优势。同时，为充分利用各国自然禀赋、经济发展阶段和技术水平不同所形成的比较优势，可以通过对外贸易和投资的方式，将另一些产业链进行全球分解来实现产品内国际分工。根据本文提出的产业链组合可能性边界理论模型进行逻辑推演：后疫情时代，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会重新权衡产业链、供应链组合的安全与效率关系，调整政策措施和战略规划对产业链、供应链进行区域内重构，加强产业链、供应链本土化和全球化的多元化组合配置，即把部分产业链、供应链搬迁回国或转移到其他邻近国家，用舍弃一定效率的方式来换取产业链、供应链组合安全边际的提高，逐步摆脱产业链、供应链对中国过度的路径依赖，同时减少和防止中国资本利用疫情对其国内战略和高科技产业链的并购。

理论的推演得到了事实的证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日本受疫情影响推出经济刺激方案，其中2亿美元将协助在华企业把产业链转移到其他国家，22亿美元资助这些企业将生产基地撤回日本；美国白宫国经委主任建议政府给予从中国撤回美国的企业税收优惠，即将跨国公司可以把100%的搬迁支出作为费用支出，在当年应税收入中进行扣除；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公开表示，对战略性物资和产品，欧洲需要有自主控制权；德国、意大利、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最近相继出台法律或对已有法律进行修订，打击外资趁疫情危机对其本国产业链和企业进行收购的行为，矛头明显指向中国。

虽然，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是企业的自主行为，更关注的是海外的生产成本、市场规模和营商环境[11]。但是，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妄图从政治、经济和技术方面遏制和围堵中国的政策导向会改变跨国公司对中国未来发展空间的预期，从而影响这些企业为规避远期的不确定性，做出逐步减少和撤出对中国投资的战略发展规划，客观上形成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在一定程度上的“去中国化”倾向。

三、加工贸易企业在疫情后可能面对的危机

（一）宏观层面的冲击

二战后，美国始终是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领导者，也是贸易与投资国际规则和机制的主要制定者，牢牢把握着国际政治和经济事务中的话语权。近几年来，随着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中国制造2025”规划的推出，美国越来越感到了来自中国对其在全球治理中霸权地位的挑战和威胁。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通过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可以提升自身的生产率实现技术赶超，从而使美国的福利受损。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2014年曾表示，“中国搭了美国三十年顺风车”“不能让这样的国家成为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者”，开始流露出美国对中国从接触到遏制的态度转变。2017年，特朗普毫不掩饰其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力增强的不满和担忧，借口对华贸易的巨额逆差挑起中美贸易战，并抛出“中美经济脱钩论”进行“极限施压”[12]。由于美国参众两院对于打压中国早已形成共识，因此拜登在2021年执政后，中美关系依然难以摆脱“修昔底德陷阱”。以美国为首的“五眼联盟”联合欧盟在世界经济大循环中以放弃产业链、供应链一定经济效率为代价换取所谓安全性的提高，继续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推行“去中国化”与在高精尖技术及产品对华出口上“卡脖子”，迫使中国放弃“中国制造2025”规划，遏制与其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成为世界领航者的发展势头，维持在国际经济中能够给它们带来超额垄断利润的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的制定权和话语权。同时，通过围堵减少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和参与度，阻碍中国加入CPTPP等自贸协定，迫使我国对美国等国出口的商品要面对比竞争对手更高的关税。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应对外部环境冲击的承受力得到了大幅提升。2020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经从2006年的65%下降到32%，出口依存度也从35%减少到18%。从贸易伙伴上看：2006年，美欧是我国出口的主要对象，出口依存度高达近60%。但随着我国执行贸易市场多元化发展战略，对美欧市场的依赖性正逐步降低。2020年，我国与东盟、欧盟和美国贸易值分别为4.74万亿元、4.5万亿元和4.06万亿元，东盟已经连续两年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同时，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量上升到9.37万亿元。从贸易方式上看：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已经上升到了59.9%，加工贸易比重下降23.8%。一般贸易的比重上升不但意味着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获得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也标志着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提升和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的进步[13]。从市场主体看：外资企业贸易额占我国外贸总额比重从历史高点58.8%降低到38.7%，而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额占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的比重提高到46.6%。民营企业进出口总值超过外资企业的进出口总值，标志着民营企业开始成为我国外贸企业的主体。同时，我国不但连续两年人均GDP已经超过1万美元，而且包含4亿中产阶级的14亿人口还构成了举世无双的超大规模国内消费市场。因此，许多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很难轻易放弃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国消费市场，在经济上与中国脱钩[14]。2020年，我国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只有10%左右，说明我国经济增长对外贸出口的依赖性已经很小。后疫情时代，地缘政治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对我国总体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是风险可控的。

综上，逆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地缘政治的改变，这种宏观层面的外部冲击使我国加工贸易企业所依赖的外部营商环境变得更加复杂。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为实现在国际贸易和投资领域“去中国化”的目的而设置的针对中国的一些准入门槛，阻碍了中国加入各种区域性的自由贸易区，使得我国出口商品在进入一些国家和地区时不得不面对关税壁垒和各种各样的非关税壁垒。后疫情时代，这些壁垒会使我国出口商品传统的成本优势被削弱，加工贸易企业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会受到负面影响。

（二）中观层面的冲击

在经济全球化中，世界各国自然禀赋不同，经济和技术发展所处阶段不同，产业国际梯度转移和产业链跨国分解是生产的国际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深的必然产物[15]。逐利是资本的本性，跨国公司基于成本和市场的考虑，必然会将产业链的一些工序、环节进行“模块化”和“个性化”处理，并外包到生产要素成本最低的国家和地区，从而实现生产的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在世界范围内寻求投资收益的最大化[16]。Grossman和Helpman的研究也表明，外包为主要形式的全球化生产提升了美国的福利。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和80年代中国经济开始腾飞都受益于发达国家或地区内部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产业国际梯度转移。目前，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唯一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制造业规模世界第一，经济总量位居全球第二。但随着国内劳动力、土地和环保治理等要素成本的攀升，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的国际竞争力逐步减弱，原有比较优势带来的红利在动态中正在萎缩。越南、马来西亚、孟加拉国、印度、墨西哥、智利等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正在利用自己初级生产要素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承接下一轮的产业国际梯度转移和产业链的跨国分解。2019年，美国从中国转移出去的货物进口约310亿美元，其中50%去了越南，30%去了中国台湾。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日本和法国等国重提它们在20世纪60年代的“再制造业化”概念并重新制定战略。这个战略其中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政府出资鼓励其在海外的制造业公司将产业链搬迁回国内，并呼吁本国的跨国公司减少对海外的投资[17]。2019年，联合国贸易发展组织数据显示：全球FDI的年增长率从2000—2007年期间的8%快速缩减到2008—2018年期间的1%。随着近几年逆全球化新特点的出现，有些跨国公司已经或开始准备将部分在中国的产业链迁出中国。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在2020年的调查显示，在中国设有基地想进一步扩大在中国投资的日本企业大幅减少到48.1%，比两年前下降7.3%。中国美国商会在2020年对在华的700家美国企业，针对中美两国经济是否可能脱钩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认为不可能脱钩的企业占比从2019年的66%下降到44%，认为脱钩会加速的为20%，认为中美经济脱钩会减速的为零。

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并出现长尾效应，多国生产停滞后复苏缓慢使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遭受了史无前例的重创并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发达国家跨国公司首先会汲取在疫情中的教训，在后疫情时代主动舍弃一部分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经济效率以换取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鲁棒性增强。如美国和日本等国政客们借机再次抛出所谓的“振兴计划”，用减税或补贴的方式鼓励本国跨国公司将产业链向其国内搬迁或将产业链转移出中国。这一方面是分散产业链、供应链过于集中于一国的风险，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鲁棒性；另一方面，则是着手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中逐渐进行“去中国化”。因此，发达国家跨国公司首先会逐步把涉及国家战略安全和附加值较高的产业链从中国撤回国内。其次，把在中国生产但产品并不完全在中国销售的部分产业链转到越南、墨西哥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或新兴经济体，通过“中国+1”或“中国+N”的备份方式提高产业链、供应链鲁棒性。再次，把最终产品定位中国市场的产业链暂时留在中国国内，然后根据国际形势做出下一步判断。

东盟目前是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且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协定已经在2010年生效，这意味着对定位于中国市场的产品来说，即使跨国公司将其产业链、供应链转移到越南、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进行生产，也并不会影响其产品以零或极低关税进入我国国内市场[18]。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把产业链回迁国内或者转移出中国时，跨国公司即使得到了本国政府的补偿，也还要考虑搬迁目的地的承接能力，如上下游配套企业，产业集群效应，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劳动力、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数量和素质，政权稳定性，国家安全性和法律法规完备性等。况且，产业链“粘性”中的时间成本也需要慎重考虑：产业链从搬迁到重新达产通常至少需要2～3年时间[19]。

后疫情时代，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效率之间的关系会得到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重新审视，用舍弃一定经济效率的方式换取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性的提高将成为共识，区域内产业集群化和终端市场靠近化会形成主流。因此，产业链、供应链在有自贸协定或地理位置接近的国家之间进行重构，或把产业链建在最靠近产品最终消费市场的地区将成为一种发展趋势。跨国公司受此影响会把在我国的部分产业链、供应链迁往其他国家，从而使我国加工贸易企业被逐步剔除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考虑到西方国家经济在疫情中刚刚遭遇重创，以及其自由经济的社会制度和跨国公司对低成本、大市场及营商环境的重视，跨国公司的产业链、供应链短期内可能不会大规模从中国迁出，但我国加工贸易企业会在中长期受到这种剔除效应的不利影响。

（三）微观层面的冲击

后疫情时代，国际海运价格上升和人民币升值都极大地压缩了我国加工贸易企业的利润空间。

1.国际海运方面

在国际贸易中，海上运输具有价格低廉、载货量大的特点。因此，海运一直以来是国际货物运输的重要方式，占国际贸易货运80%以上的份额。随着各国加强对境外输入型新冠疫情的控制，我国许多主要贸易伙伴国暂停或大幅度削减了与他国的海运联系，我国对外加工贸易企业原材料进口和产品出口的传统物流渠道受阻。为防止新冠肺炎疫情从境外输入，各国推出的一系列检疫措施，虽然并没有造成世界港口的大面积关闭，但是对货物进行的严格检验检疫和码头装卸工人的短缺造成了港口运作效率大大降低，大量集装箱从中国发往世界各地后滞留在了当地，造成国内集装箱短缺。中国出口集装箱价格指数从2020年7月的864点上升到2021年7月的2 771点，我国外贸产品出口的海运成本增长了3倍多。例如，上海发往鹿特丹的40尺集装箱价格从2 000多美元上涨到超过1万美元，这意味着加工贸易企业需要为每箱货物多支付8 000美元，而一箱货物的价值才2～3万美元。同时，加工贸易企业的特点是“两头在外”，急剧上涨的海运价格还会使企业需进口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成本上升。我国绝大部分加工贸易企业位于全球价值链微笑曲线的低端，主要从事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组装和生产，利润率较低。因此，居高不下的海运成本会双向削减企业利润，甚至使海外订单变得无利可图。

2.人民币升值方面

从2020年6月开始，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从1∶7.17贬值到2021年7月的1∶6.45，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超过9%。人民币的快速升值也会迫使企业不得不放弃微利或无利可图的订单。通常情况下，人民币升值有利于进口，不利于出口，似乎加工贸易“两头在外”的结构特点决定了其受汇率波动综合影响小。但实际上，加工贸易企业的利润来自加工再出口获得的外汇超出进口支付外汇的余额，而余额多数是以美元形式存在的。当企业将以美元形式存在的利润在国内银行进行结汇时，人民币升值会直接导致企业以人民币计价的利润减少。在国际贸易中，美元是各国最常使用的主要结算货币。根据SWIFT的统计，在国际贸易结算货币中，美元占87%、欧元占7%、其他货币占6%。疫情中，一方面，美联储推行超宽松货币政策，使美元保持弱势；另一方面，我国率先控制疫情复工复产，经济强劲复苏，支撑币值坚挺。因此，人民币兑美元近10%的迅速升值吞噬了很多加工贸易企业可能的利润空间，使很多企业不得不放弃订单。

后疫情时代，我国加工贸易企业除了要面对长期以来就存在的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和进口原材料价格周期性波动，还要处理好疫情带来的国际海运成本快速上涨和人民币短期升值的压力。另外，随着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等国逐渐开始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期间订单回流给我国近期进出口带来繁荣的替代效应会减弱，国际市场对我国加工贸易企业产品的需求会逐渐下降。

四、对策建议

截至2021年8月，全球累计新冠病毒感染者超2亿人。世界卫生组织（WHO）预计：新冠肺炎疫情会出现长尾效应。这就是说，即使疫苗在全球投入使用，新冠病毒也不一定会消失，人类很可能需要学会与之长期共存。在后疫情时代，我国加工贸易企业面对的主要外部冲击来自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一是虽然全球化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疫情并不能将其终结。但逆全球化思潮中的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依然会大行其道。中美关系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引发的地缘政治变化会使我国在国际贸易和投资方面处于不利位置。二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鲁棒性，会以舍弃部分产业链、供应链效率的方式换取自主可控性，将部分产业链、供应链从中国撤回国内或搬迁至越南、印度和墨西哥等国家。三是国际航运、进口材料、劳动力成本上升和人民币升值会对企业利润空间造成影响。

面对外部冲击，忽略加工贸易“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自身结构特点，避开加工贸易企业赖以生存的宏观和中观营商环境，仅从加工贸易企业自身视角，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方式是无法切实化解危机的。在后疫情时代，加工贸易企业面对的困境需要在构建国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进行综合治理，即从政府、产业和企业三个层面着手，才能有效地帮助加工贸易企业化危为机，重获生机和活力。

（一）改善地缘政治，保证国际需求的稳定和增长

新冠肺炎疫情中，世界主要经济体国内都普遍出现了中小微企业大量倒闭和失业率上升现象，社会生产力受损严重。同时，各国政府在防疫和抗疫方面的巨额财政支出在疫情后都会转化为沉重的政府债务。后疫情时代，一方面，有些国家的政府有借口调查新冠病毒来源以寻找“替罪羊”转嫁国内危机的心理；另一方面，不但中美贸易战仍将持续，两国经济甚至还有逐渐“脱钩”的风险。而且，美国总统拜登开始放弃特朗普的孤立主义，进而强化“五眼联盟”并联合欧盟在经济和技术方面围堵中国。

我国政府在外交政策上应做好充分准备，通过积极务实的外交改善地缘政治，为我国加工贸易企业营造出良好的外部宏观营商环境，保证国际需求的稳定和增长。一是稳定发展我国与东盟、欧盟、日本和韩国四个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推进RCEP实施前的准备工作，加快中国与欧盟、中日韩自贸协定的谈判进程并寻求加入CPTPP，将基本盘稳住。二是处理好外交中灵活性和原则性的关系，利用美国总统拜登急于挽回美国大国形象的时机，通过有理、有节的贸易谈判维持和改善中美贸易关系防止“脱钩”，并发挥战略想象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尽力摆脱中美关系的“修昔底德陷阱”。三是主动加强与墨西哥的接触，探索建立中墨自贸区的可行性，鼓励企业加大对墨西哥的投资和产业链转移，争取利用《美墨加协定》在一定程度上绕过美国对我国的关税壁垒。四是继续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非洲市场、南美洲市场，培育我国对外贸易新的增长点和增长极。五是利用英国刚刚脱离欧盟急寻建立自主贸易伙伴关系的时机，积极与英国进行自贸协定的谈判。总之，在美国国际影响力和领导力下降、世界多极化发展方兴未艾之时，我国政府应主动加强和世界各国政治与经济方面的紧密联系，使地缘政治向有利于我国的方向转化，巩固我国在国际经济大循环中的市场份额，保证加工贸易企业产品的国际需求稳定和增长。

（二）多管齐下，维护和促进加工贸易产业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以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得以承接产业国际梯度转移和价值链的跨国分解，成功嵌入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供应链[20]。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18年，中国成为世界12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国和65个国家最大的进口商品来源地。2019年，全球制造业25%的增加值在中国产生。2020年，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占比达到近30%。中国已经成为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超级世界工厂”。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导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出现堵点和断点，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生产和人民生活都受到了影响。疫情使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不得不重新审视将产业链、供应链过于集中在中国而可能带来的安全方面的不确定性。因此，跨国公司在对产业链进行重构增强鲁棒性时，首先会在垂直方向上缩短产业链，舍弃一定效率来换取安全性提高，并避免因产业链过长为后进国家带来“技术溢出效应”削弱其竞争优势；其次在水平方向上对产业链供应链进行区域内重构或使其更靠近终端市场，削弱产业链供应链对中国过度的路径依赖，即把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业链搬迁回国或迁往邻近销售市场或与其有自贸协定的国家。

后疫情时代，加工贸易行业不但危中有机还可以化危为机，依托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和产业门类齐全的优势，借助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时机，加快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的步伐，并处理好部分低端产业、产能的市场出清。一是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下决心摆脱在全球价值链中被低端锁定的状态和对国外资源、市场的路径依赖，加大对产业链上游技术研发和下游渠道服务所需的资金和人才投入，加快在核心技术、高端设备制造和零部件生产方面的突破，提高加工贸易的技术含量和产品的附加值。二是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加快跨境电子商务试验区在全国范围内的建设、推广和普及，把疫情催生的以5G、大数据和AI为基础数字化、智能化的新业态、新模式转化为加工贸易增长的新动能。三是注重全国经济的区域协调发展，充分利用国内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的现状，做好东南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产能的市场出清，把低端或过剩产业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梯度转移，以及产业链在国内跨地区、跨省的分解。四是出口转内销，转换思维方式用创新驱动发展，学会用“两条腿走路”，促进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的协调发展，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大力开拓国内消费市场，以国际经济循环为辅逐步减轻产业链供应链过度依赖国外市场需求的现状，促进加工贸易行业长期可持续发展。

（三）倡导企业家精神，增强加工贸易企业内生动力

在我国加工贸易企业中，根据企业性质可以分为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其他类型企业。根据2020年中国海关总署统计：外商投资企业约占81%、民营企业占13%、国有企业占5%、其他类型企业占不足1%。从企业进出口总额占行业进出口总额比例上看，外商投资企业占50%以上、民营企业占32%左右[21]。外资加工贸易企业通常规模较大、数量少，有些是产业链头部企业如三星、富士康等；而中、小、微型企业是民营加工贸易企业的主体，企业数量和从业人员众多[22]。无论是外商投资、国有还是民营加工贸易企业，都主要从事的是低科技含量和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组装和加工，普遍缺乏产品研发、品牌建设、渠道管理以及通晓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的高素质人才和创建自有品牌、独立营销的意识。另外，随着我国连续两年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劳动力成本上升较快和国内劳动力就业难与企业招工难结构性矛盾并存，使我国加工贸易企业传统的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被进一步削弱。

近年来，我国加工贸易企业不但承受了国内劳动力成本增加和进口原材料、零部件价格上涨，而且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还受到了国际海运价格暴涨、人民币兑美元大幅升值、国际贸易合作受阻和线下传统的国际会展取消等不利因素的负面冲击。哈耶克认为，企业家精神会激发“警觉”，可以发现并消除“未知的无知”。面对国际经济在后疫情时代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加工贸易企业的管理者应在我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经济格局中，弘扬企业家精神以激发和增强企业突破困境的内生动能。一是发挥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引进人才利用企业多年在“干中学”获得的技术和知识的积累，积极向价值链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两端拓展，通过在产品研发设计、营销渠道和物流配送方面的突破实现企业的转型升级。二是发挥企业家的冒险精神，敢于投入资金对企业进行智能制造的技术改造，利用人工智能、5G和互联网技术实现生产的自动化和无人化，化解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对企业传统竞争优势的削弱。三是发挥企业家的敬业精神，主动了解和掌握国内与国外对产品规格及标准的差异性要求，迅速按国内市场需求对部分产品进行必要的改造，摆脱对已熟悉的海外市场需求的完全路径依赖。四是发挥企业家的合作精神，将传统的产品线下发货模式转换成线上的销售模式，对接阿里巴巴1688、京东、淘宝和拼多多等国内电商平台，实现部分产品的出口转内销来应对国际需求下降带来的订单减少。五是发挥企业家的学习精神，主动学习和利用外汇衍生品市场的衍生品交易知识，通过远期结售汇、外汇掉期、外汇期货和期权等金融工具，有效规避或降低人民币兑美元升值给企业利润带来的负面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