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安秋玲（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上海 200241）

一、场域的概念内涵

“场域”作为一个概念，其源头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物理学中提出的“场”和数学领域中提出的“域”，此后不断延伸到心理学与社会学中。在心理学中，场域作为一种与个体互动的主体而进入研究者视野，如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将“场”作为一种重要的分析处理问题的方法，提出场论和动力论。他认为存在着影响个体行为的总体就是一个场。心理学家赫尔曼·威特金（Herman A.Witkin）从认知角度提出了场依存和场独立等不同的认知风格。库尔特·考夫卡（Kurt Koffka）则认为，个体的行为环境和生活空间都是一种主—客混合的场域。

在社会学中，场域是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研究操作的起点，是他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分析单位。布迪厄是从人类学迈入社会学殿堂的，他成功运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研究阿尔及利亚原始部落，从对这一群体单位的研究扩大到场域，是因为在场域中群体占据了一定的位置。他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就是以场域为依托才得以展开的。关于实践与场域，布迪厄认为行动者所拥有的习性资本必须有一个展开的领域。布迪厄场域概念的提出要晚于“惯习”，但其作用也较为重要，该概念反映出了一种关系视角。何为场域？布迪厄说：“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者一个架构。正是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们强加于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之上的决定性因素，使得这些位置得到了客观的界定，其根据是这些位置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的分配结构中实际的和潜在的处境，以及它们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①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133页。布迪厄认为，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伴随着帕森斯说的那种社会分化过程，出现了大量的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这些布迪厄称之为场域的社会小世界拥有自身的逻辑和规律，并且不可化约为其他领域的决定因素。布迪厄认为，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大场域”，而高度分化的社会世界里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就是“子场域”，如经济场、政治场、科学场等，社会“大场域”就是由“子场域”构成的。由此看出，布迪厄的场域概念不是有着一定边界的领地，也不能等同于“领域”。首先，他认为场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是一串串的关系，这些关系先于个人意识而存在。其次，不同的场域有着不同的逻辑规则。行动者一旦进入某个场域，就获得了这个场域所特有的规则、符号和代码，人们形象地说这是他进入场域所必须支付的入场费，如科学场重视真理，经济场注重利益，司法场注重公平正义等。在行动者刚涉足这个场域时，这些真理、利益、公平正义等特殊逻辑已经无形中施加在他的身上。

场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其自主性。社会空间中各种各样的场域都是社会分化的结果，布迪厄将这种过程视为场域的自主化过程。一个高度自主化的场域，不仅能把自己的逻辑和规则强加于场域中的成员身上，而且还可以渗透到其他场域，影响其内部结构。当然这种自主性是相对的，完全自主化的场域是不存在的。此外，场域还具有斗争性和变动性的特征。场域是一个充满斗争和争夺的空间，不同位置的占据者依据其占有资本的不同而不断展开“博弈”（game）。资本的分配不均导致了竞争活动的不平等，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如愿以偿。场域的斗争性说明场域不是一个静止不动的空间，场域内的竞争和冲突使个体占据的位置移动，从而改变场域的结构和边界。

尽管场域与游戏有所不同，但布迪厄经常将两者作类比。场域是人们实践活动发生的场所，像游戏一样，它要求人们必须投入，不管是身体的投入还是观念的投入；同时，场域作为行动者为了控制有价值的资源而进行斗争的领域，要求参与这个“游戏”的人也时刻处在竞争之中，这就揭示了力量的对比。场域的动力学原则就根植于其结构形式与各种力量之间的距离和不对称关系。在这一结构空间中，众参与者的力量此消彼长。这决定了他们的争夺是一个漫长的、动态变化的过程，也决定了斗争形式和采用策略的多样性。

正如不同游戏有不同的规则一样，各个场域也有自己的边界。然而场域的边界又是模糊的，其界限必须加以经验研究才能确定。通常，场域有着“或多或少的已经制度化的‘进入壁垒’……其界限就位于场域效果停止作用的地方”。①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138页。如果说社会世界是一个大场域的话，那么它又是由许许多多有着相对自主性的小场域构成的；每一个小场域的运行原则是区别于其他小场域的，各自有着自己的“中轴原则”，如经济场域按照“生意的模式”经营，而艺术领域则是由品味来决定。由于场域就像竞争的游戏，场域之间的界限模糊，所以，当某一场域过于强大，就会侵蚀到其他场域，使后者的中轴原则遭到殖民，它们之间的竞争此消彼长，当然也有共赢的局面。因此，要以动态的、关系性的眼光来看待场域。

当前，在我国的社会工作研究领域中也涌现出对场域的研究。如有学者发现，在学校场域中社会工作者存在着入场困境②洪佩、王杰：《学校社会工作的入场困境与实践策略——基于布迪厄场域理论的分析》，《社会工作与管理》2016年第6期。，有研究对民族地区的社会工作实践进行分析，强调民族地区特殊的场域形塑了多民族性、反思性、超越性和社区性的民族院校社会工作实践教学惯习。③张海：《实践理论视角下民族院校社会工作实践教学“366”模式构建》，《社会工作与管理》2017年第2期。社会工作者在实践中触碰到的这些场域的存在性，也引发学者们进一步展开对场域的理论思考，研究多借鉴布迪厄场域论述中的权力视角，发现无论是专业社会工作场域中还是具体的医务社会工作场域中，都存在多主体之间的逻辑互动、权力关系，而互动的展开又影响到了我国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发展、社会工作者的伦理困境与职业风险等等。④洪佩、费梅苹：《“场域—惯习”视角下我国社会工作者的实践策略分析》，《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⑤玉苗：《教育场域的权力合谋与失衡：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双重境遇分析》，《社会工作》2016年第4期。⑥李侨明：《社会工作者职业伦理困境与风险：基于实践场域的多主体分析》，《社会工作》2017年第3期。⑦王文卿：《社会工作场域中的性别隔离》，《社会工作》2016年第3期。但这些现有研究多聚焦在对场域内权力互动和场域功能的分析，在再次凸显社会工作实践场域重要性的同时，依然对抽象与默会的社会工作场域本身缺乏探究。

二、社会工作实践场域的维度

本研究中的社会工作实践场域，特指我国社会工作开展所处的具体情境。这一概念除延续布迪厄实践场域对空间关系的特指外，同时也凸显了实践场的时间性，以及由时空凝聚而成的当前现实性，是三维一体的构成。下文尝试通过分析社会工作实践场域的构成维度、要素、内容等来认识我国社会工作所处的实践场域。

（一）时间维度：社会工作的“发展场”

“社会有时间维度，时间是社会运作绽出的维度。”①郑作彧：《时间的系统构成——卢曼社会系统理论中的时间概念》，《社会学研究》2022年第2期。在社会工作实践场域的出现与发展过程中，时间的维度贯穿其中，呈现出以时间为轴的社会工作实践场域的发展性。自20世纪80年末，社会工作专业在我国高校恢复重建以来，以教育先行、行动摸索的姿态开始并逐渐形塑出社会工作的实践场域，社会工作从无到有、从移植到本土化与本土建构、从嵌入到协同发展与融合趋势，显现出社会工作时间维度上的“发展场”。在发展场中，社会工作制度、社会工作人才、社会工作服务等诸多要素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并显现出各要素之间不同的关系。

就制度而言，保障社会工作发展的政策文件不断涌现。无论是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还是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大力发展社会工作”，都为社会工作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保障了社会工作实践场域在社会服务大场域中的位置及自身动能。就社会工作人才发展而言，社会工作者队伍始终伴随我国社会工作实践场域发展而不断壮大。以持证社会工作者队伍为例，2003年上海市人事局、民政局开始推行地方性职业资格认证，率先培育出一批地方持证社会工作者。②上海市人事局、民政局：《上海市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认证暂行办法》，《中国民政》2003年第6期。2008年，全国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推行；2020年，全国高级社会工作师考试开始出现。社会工作人才的持证队伍从无到有、从初级到高级，已达200多万人。就社会工作服务方法与途径发展而言，长期以来在高校社会工作教学过程中，人们一直囿于社会工作三大方法的学习，但伴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时代已经到来，虚拟仿真在社会工作实务中也显现了作用。对于社会工作来讲，与互联网深度融合，既是自我完善的需要，也是对这个时代的回应。如上海2022年新冠疫情暴发阶段，社会工作通过互联网这一平台在抗击疫情、服务民众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未来，整合的、多元的、网络化的服务将不断涌现，进入并塑造社会工作的发展场。

从时间维度理解社会工作实践场域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在大的社会场域中，社会工作进入并获得自身的相对位置是通过政策的赋权，而社会工作稳固自身的位置是通过自身在与其他场域的竞争中不断获得合法性与不可替代性，呈现出动态的发展场。

（二）空间维度：社会工作的“文化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①习近平：《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http：//news.hsw.cn/system/2016/0522/382826_4.shtml，访问日期：2021年8月4日。可以说，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大而无形但却实实在在影响中国人思维与行动的集合体而存在着。这一集合体构成了社会工作实践场域空间维度上的“文化场”。在这一文化场中，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依然在当下活生生地存在着，且潜移默化地发挥着影响。我们“要加强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②习近平：《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http：//news.hsw.cn/system/2016/0522/382826_4.shtml，访问日期：2021年8月4日。

文化作为实践场域中密集存在的抽象点，构成了社会工作的文化场。其中的关键要素，如系统的儒家学说重集体和社会，强调“仁爱”思想，并认为日常的生活实践就是生命实践的场所，每个人在其中都需要将自己的仁爱之心呈现出来，这些儒家思想至今仍对社会工作实践场域中社会工作者的伦理指导、关系价值、服务理念等发挥着积极的支撑作用。③黄耀明：《儒家伦理思想与中国社会工作伦理体系建构》，《社会福利》（理论版）2013年第2期。又如，人情关系和面子也是印刻到中国人内心的重要文化因素。人情是影响与决定中国人人际交往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我国社会工作当前实际服务效果的重要因素。以人情为黏合剂，中国人建立以情感为纽带，形成互帮互助一体化的关系。④李伟民：《论人情——关于中国人社会交往的分析和探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再如，中国传统的理念认为家庭是一个不可触碰的隐私地带，“家丑不可外扬”被深刻烙印在国人心中。人们通常会按照亲疏远近将人们划分为“自家人”和“外人”，并作出区分。“自家人”会成为人们在遇到困难时的首要求助选择，却不信任社会工作者这一“外人”。⑤郑汉祺：《家文化与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关系研究》，《法制博览》2019年第4期。“万事不求人”和“不背人情债”是一般中国人生活的基本信条，这是由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所决定的，也是传统文化中“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价值取向的表现形式之一。社会工作文化场中的这些要素，需要在社会服务实践中结合现实需求甄别应对，以更好发挥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

从空间维度理解社会工作实践场域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文化以其社会固有思维影响民众对社会工作的认知，同时文化也成为社会工作者社会工作性情倾向系统的一部分，即社会工作者内化了一些文化要素并通过服务行动而显现出来，呈现出相对稳定的文化场。

（三）时空交织的当下：社会工作的“现实场”

时间与空间交汇的当下是社会工作实践场域的现实性维度。这一现实性维度体现了社会工作实践场域内各主体互动关系的具体情境和过程，构成了社会工作实践场域中的现实场。

在现实场中，社会工作与政府、购买方、服务对象等不同主体因社会工作服务而联系在一起，并因资源、权力等方面的差异而延展更替出不同的互动关系。在现实场域中，政府作为最高权力代表，是社会工作现实场中的推动者，是社会工作互动关系中的最重要主体。政府携社会工作进入实践场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随时间而发展，当前社会工作依赖国家支持而不断嵌入现有的社会制度体系中，在和谐社会发展、社区治理、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中定位自己的服务角色，并获取社会认可与持续资源支持。项目购买方是社会工作服务的出资方，是社会工作互动关系中的又一重要主体。一般来说，项目购买方包括各级地方政府组织和体制内的工、青、妇、残、救助站等单位。社会工作与购买方的互动关系随时间和地域文化而变化。在政府管理与服务职责区分的背景下，购买方进入社会工作实践场域对项目的进程成效进行评估，在支持社会工作实践场域拓展的同时，当前购买方强烈的行政色彩与权威个体意志常会成为项目变更与评估的重要依据，由此导致社会工作服务的行政化与形式化。社会工作机构也是现实场域中社会工作互动关系中的主体之一。机构、非盈利机构、第三方等概念随着社会工作的发展而出现，统称为社会工作机构，并成为承担实际社会工作服务的主要载体。社会工作机构将其主要职能集中在项目投标、维持与政府的关系和社会工作者的劳动关系管理上，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社会工作机构的性质，标志着社会工作的公益功能演变成向基层政府机构提供人力支援的劳务派遣公司。①郑广怀、张政：《社会工作机构何以向劳务公司转变——基于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广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当前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正逐渐从救灾、慈善、救助、扶贫等传统公益领域向社区自治、项目评估、群体服务等领域延伸。在一些研究中，社会工作机构和街道、居委会的关系已经形成“有边界合作”的新型关系。②方英：《有边界合作：项目制下社会工作机构与街道办、居委会的新型关系》，《社会工作与管理》2020年第4期。服务对象是社会工作互动关系中的直接面对主体，是社会工作服务活动中的直接受益者。在社会工作互动的过程中，社会工作服务对象的群体特征、社会心态等都决定了服务开展的形式与质量，影响了服务实施的成效。在当前，受我国文化影响以及社会工作自身阶段限制，社会工作服务对象的求助意愿有着鲜明的特色，如服务对象求助意愿存在不稳定性；服务对象对社会工作者个体的态度认知会影响求助意愿，如服务对象认为社会工作者是不是政府工作人员会直接决定服务对象对社会工作者的信任度；等等。③杨海琼：《城市低保群体对社会工作者的求助意愿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论文，2021年。服务对象群体的特点与需求直接决定了社会工作服务的走向。

总之，社会工作所处的实践场域是一个系统，在时空构成的三维中，呈现出社会工作的发展场、文化场与现实场。图示如下：

图1 社会工作实践场域图示

三、服务过程中的社会工作实践场域

社会工作一线服务在所处的社会工作实践场域中具体展开，实践场域以无形的力量制约与引导着社会工作者服务开展的方向，影响社会工作者的行动策略；社会工作者形塑着社会工作场域，以自己的行动推动社会工作实践场域的位置与作用力，展现出我国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宏大与客观背景。

以我们的调研为例，该案例①本案例来自研究过程中2018年的一次社会工作者访谈，部分信息进行匿名处理，鉴于行文篇幅，内容有删减。中的社会工作者L（以下简称“L社工”）在完成机构创投项目，给城中村社区建图书馆的过程中，所思所行体现出社会工作活生生的实践场域。

我们通过创投项目拿到了一个给城中村社区建图书馆的项目。那个村子是我们已经在开展服务的一个点，读书时我曾在那里做志愿者，后来做实习，我是一步步地“做进来的”。村子属于某镇管，他们就是不支持我们，因此当中停了几年，我们又再次进去（开展服务）的。当时第一步就是吸引青少年过来，但可用的资源比较少，所以我就想建图书馆。我们的创投项目拿到了一笔钱，但没有场地。我们通过机构去跟某镇政府以及村里面谈，希望借一个场地。后来政府把一个很破的房子给我们用。等我们进去后才发现，啊，实在是烂得不能用（笑），屋顶是漏的（笑）。我们就需要把漏洞盖一下，那找谁呢？以前很多小朋友会到我们这里参加活动，所以有个奶奶认识我们。她就说她家老头子以前是做瓦匠的，可以来帮忙。我们那个场地旁边是外籍人口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觉得我们实在太可怜了（笑），就去跟区里面说了一下，我们也跟进了一下，区里就帮我们整体清理了一下……基础设施弄好以后，我们就开始筹集图书。我去跟某区图书馆沟通，问他们有没有一些淘汰的书，但是人家衙门也很大，我们刚开始时也是求爷爷告奶奶……后来就给了我们几百本淘汰的书。又有一个企业……给我们捐了一些像笔记本啊这类配套的东西。整体弄好后，我们在村里面招募志愿者做管理人员，找了一些外地来沪不工作的全职妈妈。可能她们传统的观念还是女的不上班的，还有一些就靠出租房子为生的本地阿姨，她们开始给我们做各种各样的（管理）制度。然后请一些大学生每周来带一些阅读的活动……通过这个项目，我们在这个社区把图书室给运营起来了，用了约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就成为村里面的中心了：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那个图书室在哪里，小朋友们下了课放学以后也会去看书……后来村子动迁了，我们几个同事离职了……建的过程大家也花费了不少的心力，从资源整合到一些服务的设计，然后到招募啊，怎么样把它给弄起来，完全感觉所做的不光是社会工作者的活儿。但是，建成以后看到大家去参加活动，也有人愿意帮我们管理这些东西啊，我们就觉得还是有成效的。后来我们也依托图书馆做了一些特色服务……

社会工作“发展场”。本案例反映的是社会工作者所在机构承担的上海市公益创投项目的一些情况。2009年，上海为了更好地扶持公益组织和社会工作的发展，通过公益招投标和公益创投的形式为一些有潜力的项目注入资金，推进社会工作的发展。恰是以公益创投的项目为基础，调研中的L社工在机构实习后选择了机构的正式工作，成为有社会工作专业背景的社会工作者。但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阶段决定了社会工作的社会认同度有待提高，因而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不断发生同事离职现象。社会工作者所在的机构立足现实，开展针对“外地来沪”家庭的服务，也是对上海特定时期的回应。上海作为中国经济文化的中心之一，吸引了大批外地务工人员来到上海，这些务工人员生活在城市里的“城中村”，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精神文化生活都难以得到保障。总之，政策、工作方法、社会工作者队伍等要素，都体现出社会工作的发展性维度，构成了社会工作的发展场。

社会工作“文化场”。L社工服务外地务工人员的切入口是“孩子”。在重视家庭与亲情的文化中，父母总是希望给孩子最好的教育，因此图书馆项目应需而生。L社工积极地开拓资源，为新建立的图书馆募集图书。当她主动去链接资源的时候，“打了无数次的电话，那个馆长大概烦了，就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让我去找这个老师，他会有一些淘汰的书给我”。在这个过程中，L社工选择直接沟通的是有决策权的馆长。在不断坚持下，社会工作者募集书的目标最终是实现了，但是过程是艰难的，毕竟在中国的文化中，“熟人之间的互助”更容易发生。“又有一个企业，其实是我们师妹实习所在的单位，他们也比较关注流动儿童，后来就给我们捐了一些像笔记本啊这类配套的东西”。无论关系、面子还是人情，都在文化场中浸染着社会工作者的行动，呈现出社会工作的文化场。

社会工作“现实场”。在社会工作的实践场域中存在着多个主体的互动。首先是社会工作代理者或社会工作者与政府的互动。在案例中，当地方政府不支持社会工作机构发展时，导致了机构的项目“当中停了几年”，而当政府再次资助时，机构拿到了创投项目。项目需要落地时，机构也充分意识到地方政府的关键地位与作用，因此当项目运行没有场地的时候，“去跟镇政府和村里面谈，希望借一个场地”，最终政府把原来做仓库用的一个很破的房子借给机构使用。虽然“实在是烂得不能用”，但是在与政府互动的过程中，机构走出了“借力发展”的第一步。其次是社会工作机构与其他部门的互动。处于发展阶段的社会工作机构在落地开展活动的时候，也不断地被其他部门所认知和熟悉。在上述案例中，社会工作机构与外籍人口管理办公室因办公室距离近，从彼此之间并不熟悉到认识后，对方“觉得我们实在太可怜了（笑），就去跟区里面说了一下，我们也跟进了一下”，进而争取到了区政府的支持。在这一过程中，因熟悉而获得了支持。另外，在社会工作者希望通过区图书馆得到一些募捐的书时，L社工意识到“人家衙门也很大，我们刚开始时也是求爷爷告奶奶”，一种非平等的主体互动存在着。L社工以解决问题为导向，最终也成功实现了图书募集的目标。最后是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的互动。服务过程中社会工作者逐渐与服务对象建立起信任关系，推动了项目的发展。在项目实施前期，物理场地条件不尽如人意，是那些曾接受过服务的家庭提供了支持，粉刷了墙壁；当图书馆成形的时候，也是那些曾接受过服务的家庭进入，有时间的妈妈来做志愿者，担负起管理图书的角色；当项目慢慢运行，图书馆成为村里面的中心后，“一些妈妈带着小朋友一起去看书，也有兄弟姐妹一起去看书啊之类的”……这些服务对象的行动反馈也给了社会工作者以积极鼓励，使她们产生了成就感。

在鲜活的社会工作实践场域内，社会工作者在服务过程中与各主体互动，以自己的反思催生契合有效的社会工作服务策略。我们在研究社会工作本土知识生产的过程中，需要把社会工作者的服务策略放置于所处的鲜活的社会工作实践场域中进行理解分析。脱离了社会工作实践场域，无论是对社会工作专业性的评定还是对本土知识内容的抽取，都可能会失去其意义而成为无根之木。

四、结语

我国社会工作在中国大地上扎根发展，在具体的实践场域中显现成熟。我们需要深入认识社会工作所在的实践场域，理解社会工作实践场域与社会工作本土知识生成之间的关系，进而为建构我国社会工作本土知识提供客观科学的基础。

社会工作的专业性提升是一个发展过程。自1915年美国的弗莱克斯纳提出“社会工作是一门专业吗”的疑问到现在，社会工作专业性一直是社会工作领域努力的方向。在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人们也在不断的反思与讨论中提升着社会工作的专业性。专业性不是一个是否专业的两极判断，而是一种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量变到质变的专业化发展过程。在社会工作本土知识建构过程中，我们引入时间的维度定位社会工作实践场域，可以更自信地面对我国社会工作专业性的发展历程，不断积累社会工作本土知识，推进社会工作专业性的提升。

社会工作本土知识的建构扎根于一线实践场域。社会工作本土知识不是照搬移植过来的，而是创生于我国的社会工作实践场域中。社会工作者在实践中创生而出的本土知识，见证了社会工作发展场的累积，印刻了社会工作文化场的痕迹，接受了社会工作现实场的检验。只有社会工作本土知识的建构植根于实践场域中，行动的社会工作者才能更好发挥其主动性和创造性，社会工作本土知识才能获得其源头活水。

在我国本土知识建构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继续关注社会工作实践场域，并将对其与社会工作者的行动关系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根据场域的概念来进行思考就是从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①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133页。，以全面理解社会结构与社会工作的关系。脱离了当下的具体情境、没有实践场域背景的锚定、忽视实践场域内各类关系的存在，我们将难以理解社会工作服务过程中所生成的本土知识。本研究中对社会工作实践场域三个维度的分析，仅是对社会工作实践场域的简单勾勒，尚未刻画其更多细貌，如权力关系、动态边界、具体规则等等。希望以社会工作实践场域的引入，帮助我们更整体、更动态地认识我国本土社会工作的实践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