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燕

内容提要：最近十年（2011—2021），梁鸿围绕梁庄创作了三部“非虚构”作品和三部虚构作品（小说），记录了现代化冲击下乡村的全面崩溃，这些作品在激发公众关注乡村热情的同时，也固化了农村衰落的刻板印象。究其因，在于梁鸿想象乡村的方式：梁鸿尝试通过对梁庄人命运与情感的书写，展现村庄结构与伦理关系的瓦解，进而揭示乡土中国的命运。这种想象方式是乡土文学启蒙传统与农村社会学结合的产物。但回到梁庄之后，梁鸿的整体意识不断受挫，这促使她逐渐回退到记录村庄变迁的旁观立场上，也就将其无法融入乡村的困境合法化了。不满于现代都市生活的返乡知识分子，未必是熟悉乡村的人，凭借学院化的农村理论与文学经验也无法恢复“乡人”身份，因为这种具有问题化倾向、力图抽绎村庄结构的整体性眼光，无力归拢细碎庞杂且富于情味的乡土生活细节，也不能反映乡村类型与变化趋向的多样性。梁鸿困境显示了知识分子返乡书写的一般症候。

引 子

随着2021年《梁庄十年》的出版，梁鸿形成了完整的“梁庄三部曲”。自2008年返乡开始，围绕“中国在梁庄”这一主题，梁鸿记录了梁庄各类人物的命运，将梁庄、吴镇乃至于穰县土地上的村人统统收录进来，呈现了现代化冲击下乡村政治、经济、教育、伦理道德、生态环境、情感尊严的全面危机，为读者呈现出一幅“乡土中国”的艰难图景。纵观梁鸿的写作，《中国在梁庄》与《出梁庄记》都是“非虚构”之作，但前者显然更具社会学调查的野心，后者则显示出向文学的回退，《梁光正的光》是真实与虚构相结合的长篇小说，《神圣家族》为短篇小说集，《四象》是具有先锋色彩的长篇小说，《梁庄十年》则以一种更温和的方式，显示了对“非虚构”的回归。梁鸿的梁庄书写形成了乡土文学史上一道少见的景观，似乎还不曾有过第二个作者围绕一个对象有过如此多样的文体探索。但通观梁鸿的梁庄书写，作为核心形象的“梁庄”却是模糊的：梁庄似乎没有肉身，梁鸿对村庄结构、人际网络和个人情感保有高度的热情，她似乎更看重一种整体性的结构，以及这种结构在遭遇现代都市文化时的形变，对作为村庄肉身的种种，诸如农作物、牲畜、动植物、时令节日乃至于神鬼精怪，以及梁庄人与土地打交道的细节却兴趣淡漠。梁庄的形象虽然经常以具体的人物故事呈现，但通常是为了指向似乎具有更高真实性的原则——宗族结构、伦理关系、性别权力、乡土意识、婚恋情感、乡村政治、文化教育，等等，以至于它更像是社会学、人类学观念下，一个标记为X村的田野点，而非一个文学的乡村，梁鸿努力要呈现的是超越梁庄自身的那个形象，也即作为本质存在的“乡土中国”。因此，读者似乎很难对“梁庄”发生温情，甚至于梁鸿本人也一再坦诚自己无法进入“梁庄”，她说自己如患强迫症一样，在脑海里不断重复“我终将离梁庄而去”1梁鸿：《艰难的“重返”》，中信出版社2020年版，第245页。这句话梁鸿在书中曾多次重复。，甚至不无置气地说：“一提到‘故乡’这个词，我就呕吐。”2梁鸿：《神圣家族》别册，中信出版社2020年版，第6页。在文中，梁鸿谈道：“‘故乡’在我们的词典里，已经变成呕吐物了。当一个人病了、老了、残了，然后他回到故乡了，就是当他被城市的运作呕吐出去，他只有回到‘故乡’，所以‘故乡’变成了城市的呕吐物。”与多数乡土文学作家不同的是，梁鸿的乡土书写有着强烈的理论意识，这既为其进入乡村提供了入口，也造成乡村被抽象化，在理论视野之外的梁庄身体无法被看见，一幅末日乡村的衰落图景与多样化的乡村现实之间产生了相当的距离，并造成对乡村文化与生态价值空间的封闭，实际上无助于形成一种与现代化、都市化倾向相互制衡的文化机制，梁鸿的返乡困境显示了知识分子乡土书写的某种普遍症候，本文尝试对此展开分析。

一 返乡：作为都市生活的反动

2008年暑假中的一日，梁鸿同她三岁的儿子乘火车从北京前往“穰县”，又经“吴镇”回到“梁庄”，大约此时她也无法想象，这会是其文学与学术生涯的重大转折，并成为《人民文学》“非虚构”写作计划的“道成肉身”。与后来的读者很自然地将梁鸿的这一行为视作“非虚构”的开端，或是有意识的返乡书写不同的是，这个开端所显示的当前知识分子的某种普遍的不满更值得关注：

在很大一段时间内，我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怀疑，我怀疑这种虚构的生活，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没有任何关系。我甚至充满了羞耻之心，每天在讲台上高谈阔论，夜以继日地写着言不及义的文章，一切似乎都没有意义。在思维的最深处，总有个声音在不断地提醒我自己：这不是真正的生活，不是那种能够体现人的本质意义的生活，这一生活与我的心灵、与我深爱的故乡、与最广阔的现实越来越远。1梁鸿：《从梁庄出发》，《中国在梁庄》，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前言”。

梁鸿表达的对学院生活的厌倦，更应被理解为对现代都市生活的厌恶，实际上梁鸿从未放弃过学院生活，甚至她的返乡书写本身也是相当学院化的2梁鸿在《历史与我的瞬间》（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中写道：“我把梁庄的行走和书写看作一种学术行为。”，正是基于这种情绪，她才很自然地将“真正的生活”安放在土地和乡村之上。梁鸿的这种乡土情绪与她早期的乡土文学研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梁鸿2003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可视为一部河南乡土文学史，到了2008年，时隔五载，梁鸿因出版博士论文重新投入这一主题时，乡愁再一次被召唤出来，因而她将自己的研究视为“以学术的视野重回故乡”，在“后记”中也谈道“疑心是我的论文使我陷入了思乡的病症之中”1梁鸿：《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04、304页。。大约在《外省笔记》交稿之后，梁鸿就毅然选择回到梁庄，她写道：“一个雨后的下午，我搭上回家的火车。”2梁鸿：《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04、304页。

在《外省笔记》《巫婆的红筷子》以及多篇论文中，梁鸿一再谈到河南人遭遇的地域歧视，她认为这是传统乡土文化与现代都市文化矛盾的体现，这也是王富仁在《外省笔记》一书的长篇序言中试图回应的问题，王富仁从河南地方传统与中央权力关系的角度解释河南文化与都市文化的巨大差异，认为“河南文化是与小市民文化有着截然分界的两种不同的文化”3王富仁：《河南文化与河南文学》，《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第54页。。因而梁鸿的乡土情感与她的都市情绪是密切相关的，她有着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具有的对都市的不信任：

虽然“河南是中国人的妈”，曾经哺育了中华民族最辉煌的文化，但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母亲”却满目疮痍、思维落后，无法再给发展中的中国以启示。从它的身上，我们发现的更多的是缺点、丑陋和陈旧的斑点。在都市文化的映衬下，河南人，实际上也是中国人身上的传统文化性格被夸张、变形、扭曲，暴露出它的保守、落后、狭隘和小农经济的弊病。这是两种文明、两种思维冲突的必然遭遇。4梁鸿：《“70后”批评家文丛·梁鸿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13页。

作为批评家的梁鸿指出当代乡土作家身上普遍存在城乡二元论的问题，但她本人也很难超越这种思维。《中国在梁庄》每章都试图确定乡村的某种特征，在呈现一个人物故事之后，梁鸿都会以一个乡村社会学的理论收束，形成对城乡属性的追认，“梁庄三部曲”的总问题意识就是围绕都市如何侵入并摧毁乡村展开的。阎连科给《中国在梁庄》的推荐语中认为本书讨论的是“在残酷、崩裂的乡村中感受来自都市和欲望的社会挤压”5梁鸿：《中国在梁庄》，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封底推荐语”。，《出梁庄记》则是对梁庄人的都市苦难的全面记录，最近出版的《梁庄十年》，作者也明确将长时段观察现代化、城市化冲击下的梁庄走向作为自己未来的目标。1在《梁庄十年》中，梁鸿谈到自己想要形成一种“长河式的记录”，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对梁庄作持续的记录，见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版《梁庄十年》“后记”。梁鸿对现代都市生活的厌倦是其返乡的情绪动力，这也提示读者一个重要的事实，即通常并非乡村的美好将城市的人吸引回去，而是如赵园在《地之子》中讨论“文化乡愁”时所指出的，反倒是现代城市的畸形发展鼓励了某种乡恋情绪。2参见赵园《地之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页。用段义孚的概念，这是典型的逃避主义（Escapism），但它未必意味着消极避世，这种对于现代都市生活的反动经常伴随着能量充沛的探索精神，梁鸿持续十余年的返乡调查和文体探索就是很好的证明。作为一种都市文化症候，怀有乡土情绪的现代人未必真正熟悉乡村，因而返乡者如何想象乡村是需要首先面对的问题，对于如梁鸿这样的学院知识分子来说，这个问题就成为既有的乡村理论与文学经验将在返乡书写中发挥什么作用。

二 整体意识：把握作为本质的村庄结构

知识分子返乡首先面对的问题是如何想象乡村，因为都市生活和现代教育都无法提供乡土知识，甚至本身是反乡土的，梁鸿一开始似未意识到这可能会造成的困扰，因为她所从事的乡土文学研究为其提供了想象乡村的理论工具，这种乡土视角结合了鲁迅以降的乡土书写传统以及农村社会学理论，前者具有强烈的启蒙主义色彩，后者则试图把握农村社会结构和文化逻辑，由于社会学在中国有介入现实的传统，解决农村（中国）现实问题也是其重要诉求，这就与乡土文学的启蒙意识发生了共鸣，两者都倾向于将乡村问题化，前者体现为一种国民性批判和改造的努力，后者则致力于探索“村落共同体”解体的原因和展开乡土重建。这两大传统都具有强烈的整体意识：在乡土文学传统中，乡土书写即意味着中国书写，“未庄”“鲁镇”就意味着中国；农村社会学有关乡村的讨论，核心概念就是“乡土中国”，围绕这一概念形成的诸如熟人社会、差序格局、长老政治等，都为形塑乡村提供了概念工具，也为描述现代化、城市化冲击下农村如何变化提供了形象参照。讨论梁鸿的梁庄书写，有必要先讨论这种强调整体意识的乡土想象。

梁鸿是有着强烈整体意识的学者，这甚至是其文学批评的关键词，这与其对现实主义的认同也密切相关。如在讨论1960年代出生作家时，梁鸿就认为他们擅长“把整体拆成碎片”，造成了“整体性的消失与意义的无限延宕”1梁鸿：《“灵光”的消逝：当代文学叙事美学的嬗变》，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236、260、260、289页。，在讨论1970年代出生作家的小镇书写时，又将他们与鲁迅、萧红、师陀等人做比较，认为后者是表现整个民族现实的文化风貌与生命状态，“有明确的整体性和隐喻性”2梁鸿：《“灵光”的消逝：当代文学叙事美学的嬗变》，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236、260、260、289页。，前者则缺少对“小镇”存在意义本质的深刻理解，“没有整体的意象”3梁鸿：《“灵光”的消逝：当代文学叙事美学的嬗变》，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236、260、260、289页。，在对卫慧、棉棉、魏微等人的批评中，“缺乏一种‘整体’的历史观”4梁鸿：《“灵光”的消逝：当代文学叙事美学的嬗变》，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236、260、260、289页。也是一个关键概念。“整体性的消失”是梁鸿在文学批评中经常使用的概念。梁鸿或许受到博士导师王富仁的影响，因为王富仁是有着强烈整体感的学者，这种文化意识也体现在他给梁鸿博士学位论文写的长篇序言中。在谈到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围绕“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三人谈时，梁鸿也特别看重这次讨论对“整体论”历史思维的强调。5参见《“70后”批评家文丛·梁鸿卷》，第32页。在梁鸿看来，作家的整体意识与文学现实主义的深度、文学的历史感是相伴的。出于这种批判标准，梁鸿对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有相当的不满，她将严峻的乡村现实面前作家的“集体失语”视为当代文学的最大症候，她认为包括贾平凹、莫言、李佩甫和阎连科在内的代表作家，都不同程度失去了成名初期对乡村现实的热情，几乎无人书写1990年代以来的乡村社会，即便有所涉及，也都苍白无力，梁鸿特别谈到《中国农民调查》所带来的冲击：

2002年《中国农民调查》引起的热烈反响可以说是对作家乡村想象的最大打击，虽然它的成功并非在文学意义上，但是，它告诉作家一件事：乡村现实所蕴含的残酷和苦难远远大于作家廉价的虚构和坐在书桌旁的空乏幻想！6梁鸿：《当代文学何处去：对“重返现实主义思潮”的再认识》，《“70后”批评家文丛·梁鸿卷》，第20~21页。

梁鸿清楚地表达了对文坛的不满，她将文学虚构与乡村现实的疏远视为相当严峻的问题，实际指向的是作家们整体把握历史与现实能力的丧失。出于对当代文学——尤其是乡土文学——的失望，梁鸿在同时期介入乡村的主流方法中找到了出路，也即农村社会学、人类学理论。梁鸿未必不清楚文学与现实关系的复杂性，实际上也很难要求文学对现实做即时性的反应，尤其是处于不断剧变的时代里，文学的滞后性是尤其突出的，前一个时代的经验还没有得到内化，下一个大变动又接踵而至，在这种情况下，追求绝对的整体感很容易沦为对现实的简化，当前返乡书写的同质性倾向便与此相关。

与文学领域对现实把握的碎片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时期介入乡村问题的主流方法，却具有相当的整体性。21世纪之初，农村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三农”问题不断突入公众视野，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大批专业学者的乡土思考也不断激起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界的广泛讨论，在梁鸿返乡前的几年，产生过相当社会影响的相关成果就层出不穷：2000年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出版，作为一部直面中原农村现实问题的力作，出版即引发热烈讨论，之后则是2002年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的面世，2003年则有后来成为华中乡土派中心人物的贺雪峰的《新乡土中国》（第一版）的出版，2004年则是引起热烈讨论的《中国农民调查》的出版，同年还有一件与乡村问题相关的事件，即后来成为新乡建派灵魂人物的温铁军被聘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由他推动的大学生下乡支农实践与乡村建设在此前已经展开，并受到知识界的广泛关注。另外还有一点也不可忽视，与中国农村相关的社会学、人类学著作，在此一时期越来越受欢迎，尤以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为代表，这部成书于1940年代的小书，这时候几乎成为想象乡村，乃至于理解传统中国的圣经1据笔者在一些村庄中学的调查，《乡土中国》在进入高中教材后，由于高中老师缺乏基本的人类学训练，《乡土中国》被不少语文教师当作理解“国学”（孔子和传统文化）的理论。，进入21世纪之后，这本小册子在大学里作为课外必读书得到广泛传播，其文化影响力之大特别体现为它下沉到教科书中，在2017年甚至被纳入高中一年级教科书“整本书阅读”的篇目，成为首部进入高中教材的学术著作。直面“三农”问题，寻求整体性的乡村理论与具备可操作性的介入方法，是此时关注的重点。在梁鸿返乡之前，乡村受到了农村方向不同专业路径的打量，同时也掀起了规模不小的学者下乡调查和大学生支农实践活动。梁鸿与同时期的乡土思考也有明显的共振，她在讨论乡土问题时提及的较为重要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就包括费孝通、阎云翔、王铭铭、施坚雅、贺雪峰等人，温铁军的研究很可能也引起过她的注意。1《中国在梁庄》第一版“封底推荐语”，第一段就是温铁军教授的推荐，梁鸿也曾一度参与乡建派的实践。这些理论阅读在其返乡前就已经形成，这在《作为方法的“乡愁”》一书有关村庄被发现的讨论中，就有过比较系统的呈现。2参见梁鸿《作为方法的“乡愁”》，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23~26页。

基于对当代文学碎片化的某种不满，同时期具有整体性的主流乡村理论就引起梁鸿的认同，梁鸿的理论准备因而也相当社会学、人类学化。前文谈到梁鸿对整体意识的强调，而社会学的学科特点首先就是整体性，社会学研究“始终把社会看作一个有机整体，从整体的有机性出发去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研究社会的运行与变革”3吴增基、孙振芳：《现代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9页。。在处理研究对象时，社会科学始终致力于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获取更本质的东西，或从芜杂破碎的事实中演绎统摄性的理论，研究者往往将此视为不证自明的前提，无论是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模型，还是贺雪峰对中国乡村按照地域所作的三分法，无不如此。

这种具有整体意识的乡土想象，在梁鸿身上是很突出的，她说“一个村庄，也是一个有生命的整体和有机的网络”4梁鸿：《中国在梁庄》，第187、2、2页。，还曾袒露自己“一直有种冲动，真正回到乡村，回到自己的村庄，以一种整体的眼光，调查、分析、审视当代乡村在中国历史变革和文化变革中的位置，并努力展示出具有内在性的广阔的乡村现实生活图景”5梁鸿：《中国在梁庄》，第187、2、2页。。梁鸿定义自己要做的工作是“对村里的姓氏成分、宗族关系、家族成员、房屋状态、个人去向、婚姻生育做类似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调查”6梁鸿：《中国在梁庄》，第187、2、2页。。在另外的场合，梁鸿又表示：“我试图找到的是‘梁庄’的结构。”7梁鸿：《历史与我的瞬间》，第81页。李洱则将梁鸿与费孝通并列讨论：

梁庄与江村一样，已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村庄了，某种意义上梁庄就是这个时代的江村。费孝通在写江村时，天才地提炼出一个概念：差序格局。在《梁光正的光》一书中，梁鸿以作家的方式，讲叙这个时代差序格局的变化。8李洱：《梁鸿之鸿》，《扬子江评论》2018年第1期。

何怀宏在评论中，也持这种看法。1参见何怀宏《梁鸿〈神圣家族〉：贴地飞翔》，《文艺报》2016年3月28日。因而，梁鸿的“非虚构”若放在社会学、人类学的田野笔记中看，大约未必会引起如此热烈的文体论争，之所以对主流文学形成如此有力的反叛，与其社会科学的特点是密不可分的。梁鸿将乡村视为一个有机的共同体，这是农村社会学“村落共同体”观念的体现，这个源头即便不是费孝通，费孝通的观点影响无疑也最为深远，即马林诺夫斯基在《江村经济》序中指出的：“通过熟悉一个小村落的生活，我们犹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2费孝通：《江村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页。这种观念在梁鸿的梁庄书写中，有很强的投射。

三 进入梁庄：整体意识的受挫与回退

在回到梁庄前，村庄的骨架已经预置好了，只等梁鸿通过实地走访与口述将之肉身化。梁庄的“肉身化”大量依赖口述，最初是通过梁鸿的父亲这部“活字典”：“父亲是村里的‘活字典’，……对村庄的历史，对三辈以前的村民结构、去向、性格、婚姻、情感都清清楚楚，如数家珍。”3梁鸿：《中国在梁庄》，第10、230页。梁鸿的父亲似乎很自然地进入梁庄的“结构”中，回避了诸多结构之外的信息，诸如农作物、牲畜、土地、民俗、食物、技术与经验……显然，梁庄的“活字典”（类似人类学田野报告人）是按照梁鸿预置的村庄图景展开的，因而梁鸿对诸如清立如何捕捉大鲶鱼，胜文如何逮知了等，无法纳入“结构”却充斥农民生活的物质细节并不感兴趣，而更关注他们在“结构”中的位置。口述作为“梁庄三部曲”的最主要的信息来源，是严格按照梁鸿的乡土想象来布局的，这是在讨论“梁庄三部曲”非虚构品格时不能忽视的因素。

然而梁鸿在进入村庄时，整体性想象就立刻遭遇了挫折，梁鸿写道：

不知道为什么，当故乡以整体的、回忆的方式在我的心灵中存在，我想回来的欲望就非常强烈，对它的爱也是完整的。然而经过这几个月深入肌理的分析与挖掘，故乡在我心中已经变得面目全非。4梁鸿：《中国在梁庄》，第10、230页。

梁庄之所以“面目全非”，正是由于其不符合前置“整体的”乡土想象。梁鸿后来谈道：“当真正走进乡村，尤其是当以一个亲人的情感进入村庄时，你会发现，作为一个长期离开了乡村的人，你并不了解它。”1梁鸿：《中国在梁庄》，第2页。“梁庄系列”最大的变化，就是整体意识的受挫和回退。这种信心在梁鸿作为批评家时曾相当突出，按代际划分的作家，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也包括更年轻作家的创作，在她看来，大多存在缺少整体性的问题。但正如《中国在梁庄》开头已经显示的，混杂暧昧的声音不断动摇着梁鸿试图从结构上把握村庄的冲动，《中国在梁庄》在布局上是相当宏大的，从村庄历史、地理、房屋、环境等外部轮廓的进入，到各个年龄阶层的人（孩子、离乡的青年、在乡的闰土）的命运，然后讨论村庄在政治、道德、文化层面的困境，最后在一声叹息中离开。但到《出梁庄记》，采访范围虽遍及全国，结构规模显然缩小了，梁鸿也极大地节制了自己的声音，大篇幅的口述材料成为文本常态，到《梁庄十年》，基本就成为梁庄边缘人的自述。基于这种回退，梁鸿也调整她的写作意图：

我不是在告诉你一个确定无疑的梁庄是这样的一个存在，我只是在试图挖掘、寻找梁庄的存在，是一个不断挖掘的过程。可能我自己都非常迷茫，可能我自己也有很多的怀疑、犹疑我也说不清楚，我只是试图把这样一个复杂性呈现出来，甚至它是暧昧的、它是多元的、它不是确定无疑的，这是我认为可能是最大的一个差异。2徐鹏远：《说农民爱土地是虚妄的——梁鸿访谈录》，《创作与评论》2014年第24期。

类似的表达在梁鸿的笔下很常见。《中国在梁庄》具有强烈的文体探索精神和整体把握对象的野心，每篇之后都有类似于“太史公曰”的一段剖析文字，梁鸿结合其社会学与文化批判理论，引申章节中人物故事的结构意义，但到后来这种热情显著弱化了；最初的文体野心还体现在每章开头精心结构的《穰县县志》3《中国在梁庄》每章前的小引，绝大多数标注为《穰县县志》，也有少数标为《穰县人民法院少年审判庭新闻资料》《穰县政府工作报告》等，内容大多从《邓州市志1990—2000》（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和邓州市政府网站的文件中整理出来。上，梁鸿制造了“梁庄”与“穰县”之间的某种张力，但在后来的文本中，这种倾向有了极大的收缩，《穰县县志》从每章前作为对照的小引变成正文后面的支撑性注脚；最初有意识地使用大量方言词汇，在后来的文本中这种意识也显著弱化；这种回退还体现为《中国在梁庄》第二版中对第一版标题的整顿上1《中国在梁庄》第一版目录中的标题大多有很强的震撼效果，在后来的版本中，梁鸿对标题作了很大的修改，字面上的震撼效果也从目录中消失了。……如果说对主流文学的反叛精神是梁鸿最初返乡的一大动力，那么伴随整体意识的受挫，这一情绪在回到梁庄后就不大被提及。有研究者说梁鸿的《出梁庄记》有某种“和解”的意味，即城市和农村，知识分子和农民阶级之间，甚至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解”2杨庆祥：《出梁庄，见中国》，《当代作家评论》2014年第1期。。梁鸿显然与主流文坛也有了和解，或许也是基于这种和解，梁鸿重新审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梁光正的光》、《四象》以及《神圣家族》的创作也将重心从对村庄结构的追求中回退到对乡土人物命运书写的轨道上，从而完成了从非虚构到虚构的回归，并在内部消弭了两者的鸿沟，因此梁鸿并不热衷于“非虚构”领域的“江湖位置”3梁鸿：《神圣家族》别册，第4页。。梁鸿的这种回退从她与乡建派的关系中也能看到，她在文中谈道：

从2011年起，我也陆续参与了一些乡村建设团体的活动，并成为他们的志愿者，做宣传员，给学生上课、座谈，或到一些实践点去考察，和各个行业的人一起开会、探讨。那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他们是真正的实践者，在乡村和城市的边缘奔走、呼喊，或默默地做着可能完全失败的种种努力和实验。……但是，就内心而言，必须承认，其实我没有那么大的热情。我好像只是为责任而做，我并不习惯于这样的行动和形象。我害怕参与任何一种团体和富有进取心的活动，害怕行动，害怕被裹挟其中，害怕无休止地面对人群和各种庞大机器。有时候，我能感觉到某种具体的社会力量压迫而来，迫使你去进行二元对立的站位和叙述……4梁鸿：《中国在梁庄》，第271页。

梁鸿在乡土热情的鼓舞下，一度靠拢乡建派，参与到实际的社会改造运动中去，但这曾为其返乡提供理论支持与先导示范的实践派，很快引起她的怀疑，这体现了她特有的敏感与坚持。尤其是作为文学批评家的怀疑和批判意识，让她对集体行动保持着本能的警惕，但这也暴露了知识分子返乡的巨大矛盾，似乎他们只能独自徘徊在田野之上而无所归依。因而到了后来，梁鸿越来越明确地将自己定位在这样一个角色上，她写道：“站在梁庄的大地上，并非就意味着我们看见了梁庄，也并不意味着我们最有资格叙说梁庄。一个文本只是叙述之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梁庄’。”1梁鸿：《中国在梁庄》，“再版说明”，第261、261页。最初试图从梁庄的结构中把握乡土中国，此时梁鸿已经回退到个人化的梁庄书写上了，这和她开始创作梁庄系列小说（《梁光正的光》《神圣家族》《四象》）也有着内在联系。大约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些认为“非虚构”应具备高度整体性的批评家，也窥见“非虚构”“缺乏整体性与总体观”2这一说法，见刘大先《当代经验、民族志转向与非虚构写作》（《小说评论》2018年第5期）一文，另外，黄文倩在《“非虚构”写作的特征即局限》（《今天》第115期），潘家恩在《城乡中国的情感结构——返乡书写的兴起、衍变与张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7期）等文章中都有提及。，实际上梁鸿此时已经在回退的路上了。当梁鸿的梁庄书写被当作社会学文本时，她会强调梁庄与费孝通的江村、梁漱溟的邹平以及晏阳初的定县的区别，一再确认梁庄书写为“纯文学的”3参见梁鸿《说农民爱土地是虚妄的——梁鸿访谈录》，《创作与评论》2014年第24期。，梁鸿强调：

……我也从来不认为《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是社会学的，因为它并不客观，也并不具备科学性。我听到过很多争论。认为它们是社会学的，会批评它们（尤其是《中国在梁庄》）过于情感化，不够客观，问题不够清晰，也没有提出解决方案；而如果被作为文学文本，它们好像还不够“纯”，形式和结构有些混杂。

说实话，面对这样的歧义甚至争论，虽然有点尴尬，但也愿意由此思考一些问题。文学能够溢出文学之外，而引起一些重要的社会思考，我想，这并不是文学的羞耻。……4梁鸿：《中国在梁庄》，“再版说明”，第261、261页。

梁鸿因不满文学而“出走”梁庄，后又回归文学，梁鸿说自己经历了从“见山是山”到“见山不是山”，最后回归“见山是山”的循环，5梁鸿：《梁庄十年》，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235页。这是梁鸿乡土感知的一种上升叙事，实际上这也是乡土想象的受挫所致。从《中国在梁庄》试图以梁庄为契机，揭示乡土中国的当代处境，到《梁庄十年》以梁庄为样本记录村庄的动荡、改造、衰败与消失，以及这背后情感与文化的变动1参见梁鸿《梁庄十年》，第233页。，在这种回退中，梁鸿重新定义了自己的角色和职责，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妥协方案，即充任一个有情的旁观者，长时段记录梁庄人物的命运与情感。很明显，这样一来，梁鸿就悬置了对乡土文化的深入呈现，将自身无法进入乡村合法化了，结果不仅梁鸿未能真正理解村庄的魅力，梁庄也无法对读者产生吸引力。如果乡村书写只引起喟叹与同情，乡村的文化价值将无从揭示，其平衡都市文化的意义也就无从谈起。

宋佳仪、潘家恩在讨论梁鸿的作品时，曾有过一个值得重视的判断：“从学院内部批评学院化的知识生产是无解的。”2宋佳仪、潘家恩：《“重返”为何艰难？——论梁鸿返乡书写中的内在张力》，《南方文坛》2020年第5期。返乡者如果不在知识结构上正视学院训练本身的问题，会很难摆脱一种预设的情绪。以历史的眼光看，当前有关农村的讨论，已经从“三农问题”转移到了“乡村振兴”，围绕乡村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一些人哀叹乡村的消失，另一些则宣布“新农村”的胜利，客观上讲，乡村的经济、社会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观，生态环境的恢复也有目共睹，在这种背景下，梁庄书写的衰落叙事的根基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动摇。

“乡土中国”的费孝通方案，为人们想象乡村提供了一个超时空的村庄模板，费孝通本人就曾指出：“用微型社会学的方法去调查研究像中国这样幅员广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的社会文化，不应当不看到它的限度。”3费孝通：《江村经济》，第290页。梁鸿并非不曾意识到这一问题，但舍此之外似乎也别无框架，因之就无法摆脱这一框架的限制。最典型的便是这一框架对梁鸿乡村衰落叙事的影响。费孝通方案提供了一个具有强烈共同体色彩的村庄模型，为当前的乡村衰落叙事提供了一个很成问题的起点。以梁鸿为例，她对与童年记忆密切相关的梁庄形象投注了相当的热情，使之成为对照当下梁庄“衰落”的起点，但这个“起点”是很可疑的。梁鸿不断回顾梁庄的苦难，但如果乡村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受难史，那这个衰落叙事就存在一个根本矛盾，即究竟梁庄的黄金时代在哪里？实际上这个“黄金时代”正是费孝通方案与梁鸿温情记忆相结合的产物，它并不真正存在过。雷蒙·威廉斯在《乡村与城市》中通过向后看的方式，发现英国田园诗中存在着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即“消逝的农村经济”，这是一个怀旧的田园主义传统，认为过去的时代更快乐，一个有序的、更快乐的过去是与现在的混乱和无序相对应的。1参见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韩子满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译序”。梁鸿也并非没有意识到这可能的危险，但她并未能真正避免这一窠臼，她的怀旧倾向与社会学家讨论“村落共同体”的解体形成了一种类似于情感经验与理论的互相追认。

这并非要否定农村社会学对认识乡村的理论价值，而是试图指出其为认识乡村提供理论支撑的同时，也对把握乡村的价值造成了遮蔽，后来的社会学家虽然不断修正费孝通的理论（“半乡土中国”“新乡土中国”“后乡土中国”等层出不穷），但学科属性决定了它对理论视野外的乡土信息的漠视，在结构化、整体性以及共性的村庄属性之外，乡村还有形态各异的面目，山川地理、草木鸟兽、风俗信仰、粮蔬茶饮、交通工具、农具器物、诸匠百工，等等，这些细微之物是造成地方认同、滋生地方情感的基础，作为一种学院化了的知识，“乡土中国”的理论框架易将返乡知识分子导入形而上的乡土想象中，并引起对乡土自然与农事生产生活的严重忽视，这在知识分子返乡书写中表现得很突出。

四 大地知识：重返乡土的一种可能

“梁庄三部曲”是对梁庄——乡土中国——苦难的记录，值得注意的是，梁鸿却是以一个极为绚烂的开头进入这一现场的。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返乡途中随身带的不是诸如《黄河边的中国》这类讨论中原农村的书，而是美国博物学家亨利·贝斯顿（Henry Beston）的《遥远的房屋》。在归途的火车上，梁鸿夜中无眠，翻读这本书时产生了极大的共鸣：

……打开床头灯，看随身带的一本小书——《遥远的房屋》，这是美国自然文学作家亨利·贝斯顿于1920年在人迹罕至的科德角海滩居住一年后写的一本散文集。作者和科德角壮丽的大海、各种各样的海鸟、变幻莫测的天气、无所不在的海难亲密相处，你可以感受到他目光所及之处的丰富、细致和深深的爱意。

在这里，大自然和人类是合二为一的，“无论你本人对人类生存持何种态度，都要懂得唯有对大自然持亲近的态度才是立身之本。……羞辱大地就是羞辱人类的精神。以崇敬的姿态将你的双手像举过火焰那样举过大地。对于所有热爱大自然的人，那些对她敞开心扉的人，大地都会付出她的力量，用她自身原始生活中的勃勃生机来支撑他们”。是的，只有和大自然融为一体时，生命的意义、人类生存的本质形象才显现出来。……1梁鸿：《从梁庄出发》，《中国在梁庄》，第2~3页。

“遥远的房屋”对于此时的梁鸿来说，是极具吸引力的，她正需要这么一间坐落在大地上的更坚实的“房屋”，但与具有强烈梭罗主义色彩的贝斯顿不同的是，那间在大西洋西海岸搭建的两面向海的房屋，是典型的美式荒野精神的体现，而梁鸿心中“遥远的房屋”却是典型的乡村农舍，是农耕社会的一个标志，那也是梁鸿与亲人生活过的地方。一个是前往荒野，一个是回到乡土，这显示了梁鸿与贝斯顿的巨大差异，但在差异背后却有一个更大的共鸣，即对于现代都市生活的厌倦。贝斯顿对都市的态度是不难让雾霾中生活的梁鸿产生共鸣的：

生活在现代文明中的人所呼吸的是何等的臭气，而我们又是怎样学会来忍受污浊的空气？……如今只有被重新组合的现代人才能忍受城市的空气。……我们应当让所有的器官都敏感而充满活力。假若我们这样做的话，就绝不会建立一种侵害我们感官的文明。这种文明实际上将我们的感官侵害至深，成为恶性循环，从而导致我们原本迟钝的感官更为迟钝。2亨利·贝斯顿：《遥远的房屋》，程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45~146、“导读”第5页。

对自然和大地的热爱，对都市的厌恶情绪，都会是梁鸿对贝斯顿的书感兴趣的原因，这是二者的相似之处，但他们的区别却更能揭示梁鸿乡土书写的某些症候。贝斯顿计划在科德角生活一两周，结果却不舍离去，持续生活了一年，这种地方依恋成为《遥远的房屋》的内在精神，以至于科德角上的这间房屋在贝斯顿走后，被作为文化地标受到保护3亨利·贝斯顿的房屋在1978年2月的冬季风暴中被卷入海中。，这本书也成为美国建立科德角国家海滨公园的一大动力4亨利·贝斯顿：《遥远的房屋》，程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45~146、“导读”第5页。，梁鸿一直在努力回到乡村，却一再表示无法融入，一次接受采访，被问及退休后是否会选择回到梁庄生活，梁鸿说：

就今天这样一个乡村结构的状态来看，我觉得我是不敢回去的，因为我可能被抛掷到一个荒凉的孤岛之上，没有氛围。首先梁庄可能没有了，其次如果它还在，它是不是你最熟悉的那个梁庄？最重要的在于如果没有一种氛围，你怎么回去呢？1梁鸿：《出梁庄记》别册，台海出版社2016年版，第28页。

梁鸿没有意识到，在返乡之夜里鼓舞她投入梁庄怀抱的那本小书的作者，正是通过将自己“抛掷到一个荒凉的孤岛之上”，才获得了大地的支撑。梁鸿不能如贝斯顿那样与地方建立起牢固而持久的情感，和她的大地知识的匮乏以及对这种匮乏的后果缺少反思不无关系。《遥远的房屋》最具吸引力的，是将自己的情感与科德角的人、沙滩、鸟类、海洋、风浪、草木等一切物类联系起来，这深沉的自然情感是建立在贝斯顿的大地知识基础上的，贝斯顿的博物学训练，让他不断从荒野中捕捉到自然的神性。梁鸿从农家女蜕变成高校教师，是建立在系统的现代教育基础之上的，这是一套完全非乡土化的知识训练，因而当重新进入梁庄大地时，基于既有的知识训练（文学的与社会学的），她在纷杂的人物关系与命运中寻绎出村庄的结构，成为她认为最本质的诉求，大地上复杂的信息也被化约到结构崩溃、环境污染、市场冲击、教育问题等主题中去，《中国在梁庄》开头的《“迷失”在故乡》一节就很突出：

……沿河而行，河鸟在天空中盘旋，有时路边还有长长的沟渠，青翠的小草和各色的小野花在沟渠边蔓延，随着沟渠的形状高高低低一直延伸到蓝天深处，有着难以形容的清新与柔美。村庄掩映在路边的树木里，安静朴素，仿佛永恒……

……扒开及膝的杂草和灌木，来到我们家的老屋，我在这里整整生活了二十年。院子里同样长满了荒草，那倒塌了半边的厨房被村人当成了临时的厕所，还有家畜拱过的痕迹。正屋的屋顶上到处都是大洞，地基已经有些倾斜。哥哥前几年把这里收拾了一番，但是，因为没有人居住，很快又开始破败……1梁鸿：《中国在梁庄》，第6、9页。

梁鸿不远千里，回到心念已久的梁庄，站到属于自己的那间“遥远的房屋”面前，奇怪的是，梁鸿完全无法进入这个空间，这是一个陌生而且无名的世界：“河鸟”“青翠的小草”“各色的小野花”“路边的树木”“杂草”“灌木”，等等，这些梁庄大地上的原住民构成了一个未被命名的世界，在梁鸿面前，它们要么是风景，要么是威胁，因为未被命名，所以无从召唤起情感。这类描写在梁鸿笔下十分常见，《梁庄十年》中记录了一段故事，梁鸿到湍水边欣赏风景，一处被铁丝网围禁的桃园挡住了去路，她写道：

扒着铁丝网，我听了一会儿水哗哗流动的声音。灌木丛中，小鸟不时飞起，飞到站立在水中岛屿的白鸟旁边。那些身形修长的白鸟，在小小岛屿上闲庭信步，时而在空中滑翔，时而结伴贴着河面掠过。2梁鸿：《梁庄十年》，第129、131、131页。

因为无法走到河边，梁鸿叱责种桃人不该阻挡了去路，并和主人发生争执，好在大姐认识主人，前来解围，并向主人说：“那是我妹子，刚从北京回来，啥也不懂得，脑子有点傻，你别和她一般见识。”3梁鸿：《梁庄十年》，第129、131、131页。但梁鸿仍心有不甘，她感慨道：

……那纵横交错的小路，数不清种类的野花、野草、野树，总昭示着某种自由，某种通向自由的河流的道路，而今，它被截断了，那条河，不再是能自由到达的地方，而变成遥远的、不可及的事物。4梁鸿：《梁庄十年》，第129、131、131页。

这段情节十分耐人寻味，这是梁鸿十余年乡土书写中第一次正面写一位在土地上劳作的农民，却清晰地显示了她与农人的分歧。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梁鸿一眼便看穿了用铁丝网围起桃园背后的资本的逻辑，但对自然与土地的逻辑却相当隔膜。引用柄谷行人那句一再被引用的话：“只有在对周围外部的东西没有关心的‘内在的人’（inner man）那里，风景才能得以发现。风景乃是被无视‘外部’的人发现的。”1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5页。大约不少读者，甚至作者本人都会怀疑这句关于“风景的发现”的论断，会否适合一个强烈地想要进入村庄的作者，但仔细辨识梁鸿所展示的乡村风景，会看到她呈现的是一个未被命名的自由世界——“小鸟”“白鸟”“灌木”“野花”“野草”“野树”，正因为不必与这些对象建立关系，所以才是自由的，也才具有超越性，这和农民关注马唐草与牛羊、麻雀与小麦、蝼蛄和玉米的关系是全然不同的。2以上所列马唐草、麻雀、蝼蛄都是“梁庄”一带常见的动植物，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邓州市志》第76~77页。

梁鸿一直在表达大地与自然对她的吸引力：讨论以“乡愁”作为方法时，梁鸿谈到赋予乡村独特性的大地、山川、河流、树木、花草的重要性3梁鸿：《“70后”批评家文丛·梁鸿卷》，第16页。；在得知村庄改造中会将农民迁上楼时，梁鸿担忧的是“梁庄的人，将与泥土、植物、原野再无关系”4梁鸿：《出梁庄记》，花城出版社2013年版，第312页。；行走在梁庄，梁鸿认为自己是在“用脚步和目光丈量村庄的土地、树木、水塘与河流”5梁鸿：《中国在梁庄》，“前言”“后记”。；还因为自己的孩子有机会“接触大自然”，“和大地、阳光、植物有直接的联系”而高兴6梁鸿：《中国在梁庄》，“前言”“后记”。。梁鸿对乡村的想象有着强烈的自然情感的支撑，但大地在梁鸿笔下却是风景化的，她没有意识到地方情感有赖于捡拾散布在梁庄大地上的零散的知识，并从这些琐碎的细节中体会梁庄的个性，因为这也是作为肉身的梁庄，离开关于大地的知识地方认同将无从附丽。因此，当梁鸿认为“人们并不怎么关心这条河流”，“最关心的是所占土地的赔偿问题”7梁鸿：《梁庄十年》，第124页。，实际是她把农民的情感作了简化，人们与湍水打交道的独特方式隐藏在男人们捕鱼、勾国臣告河神等大量事件的细节中。

返乡归来目睹故园荒芜的主题在文学中是很普遍的，《诗经·豳风·东山》也是这样一个文本，不妨将其作为“返乡史”上的另一案例，与梁鸿的书写做一对比：《东山》记录了一位征战归来的士兵的情感和见闻，这位曾长期生活在乡间的人（或许就是一位农民），对身边的事物了如指掌，当久别归来面对破败的故宅，他在荒芜中辨认出自己熟悉的世界：桑野的蛾蚕、檐间的栝楼、野鹿践踏的田地、夜行的萤火幼虫、墙角的鼠妇、门前的喜蛛、土堆上的鹳鸟、柴堆上的瓜藤……这些“原住民”不曾因其荒芜之象而引起伤感，反倒给返乡者极大的慰藉（“不可畏也，伊可怀也”），对土地的熟悉构成了归来的远人从芜杂中寻绎亲切感的基础，与这些体验相反的，则是他不堪的行伍生涯与战争记忆。1关于《东山》一诗的意义，前人阐释存在诸多差异，古人大多认为此诗是周公所写，为慰劳归士之作（如朱熹、方玉润等人的观点）；今人则多认为是士兵所作，记录返乡见闻与情感（如高亨、程俊英等人的观点），这里采用今人的理解。实际上无论是乡土书写还是自然文学，风景描写与风物书写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前者将乡土世界景观化，后者则强调对象事物的地方性和情感属性。从大地知识的角度讨论进入乡土世界的方法，根本上是正视乡村的经验和农民的知识，这种知识渗透在农民的生活中，农民、木匠、铁匠、泡菜妇、阉猪匠、屠夫、草药医、风水师，包括梁庄的草木虫鱼、巫鬼丘墓、饮食民俗，等等，都能打开梁庄的一片天地，但这是现代教育系统中最缺乏的，知识分子返乡书写，倘不首先正视这一领域，将很难想象如何进入一个村庄，因而这实际上并非梁鸿的个人困境，而是绝大多数关注农村问题的写作者乃至于实践者所面临的问题。

结语 从“世界人”到“乡人”

2013年梁鸿曾到杜克大学做过短期访问，在美期间，梁鸿写成了《艰难的“重返”》一文，对自己返乡书写的缘起与困境作了交代，也对《中国在梁庄》出版后引起的关键争论作了回应，这篇文章是理解梁鸿梁庄书写的重要参考，梁鸿也很看重这篇文字。此时已属于“世界人”的梁鸿，思考的问题却是怎么成为“乡人”，如果与一个世纪前梁启超的苦恼做一对照，将是很有意味的。1900年梁启超在美国（檀香山）期间，困扰他的也是“乡人”身份，他称自己是一个“完全无缺不带杂质之乡人”，在时代风潮下不得不放弃这一身份：

曾几何时，为十九世纪世界大风潮之势力所簸荡所冲击所驱遣，乃使我不得不为国人焉，浸假将使我不得不为世界人焉。是岂十年前熊子谷（熊子谷，吾乡名也）中一童子所及料也。虽然，既生于此国，义顾不可不为国人；既生于世界，义固不可不为世界人。夫宁可逃耶？宁可避耶？又岂惟无可逃，无可避而已。既有责任，则当知之；既知责任，则当行之。为国人为世界人，盖其难哉。夫既难矣，又无可避矣。然则如何？曰：学之而已矣。……乃于今始学为国人，学为世界人。1《梁启超全集》第17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58页。

如何从“乡人”转变为“世界人”，这是梁启超、鲁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焦虑，鲁迅也表达过最担心“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2鲁迅：《随感录三十六》，《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3页。，一个世纪后却反转过来，从“世界人”回到“乡人”成为困扰不少知识分子的问题，从梁启超到梁鸿，“世界人”与“乡人”间的关系变化，是以巨大的社会变化为前提的，这是摆在当代知识分子面前的一个重大的文化命题，正如梁鸿所遭遇的，重新成为“乡人”有着超出想象的困难，在《艰难的“重返”》一文中，梁鸿也不得不作出妥协，她写道：“我终究只能，也更愿做一个旁观者。”3梁鸿：《梁庄十年》，第272页。

一定程度上，梁鸿的写作引发公众关注乡村现状的又一轮热潮，其中不乏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知识分子，最典型的便是黄灯和王磊光的返乡书写。黄灯在梁鸿执教的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访问期间完成了《大地上的亲人》，王磊光的《呼喊在风中：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也是在这热潮中受到特别关注的，这些返乡书写有几个相同点：写作者多为业余参与，利用节假日短期返乡探查或电话采访，围绕农民（农民工）的个人经历展开，未能完整观察、参与农业生活周期，农事活动、乡土日常生活多未纳入考察范围；学院中的乡土文化资源，包括乡土文学传统与农村社会学成为观察乡土借重的理论资源，在都市化、现代化背景下，农民的生命与精神的遭遇成为关注的中心问题；具有强烈的整体意识，普遍怀有从一个乡村认识中国（乡土的命运）的野心，因而村庄结构成为一种前视角，熟人社会的观点及其解体构成了一个叙事框架；在基调上，沉痛的个人悲情的表达与整体性的结构分析交汇出一幅乡村末日景象，呈现乡村社会伦理、文化、家庭结构的全面崩溃。这些乡土观察，在引起公众对乡村的关注上，是有其价值的，但也固化了对乡村的刻板印象，乡村的多样性以及蕴含在乡村的土地知识与自然人文精神，远未引起知识分子的关注，如果说美国的荒野精神是作为平衡现代化的一种精神资源受到认可的，打开这一精神资源的方式是贴近大地与万物对话，在中国，这种平衡性的文化资源蕴藏在乡村，它体现在农民生活、农事生产的细节之中。

近年来，在村庄消失的呼声下，不少作者开始自觉探索属于村庄的文学文体，并产生了一些颇有特色的作品：湖北襄阳舒飞廉的《飞廉的村庄》（修订版《草木一村》）以富于温情的笔墨，在纸上重建自己的乡村；湖南郴州作家黄孝纪在“乡土非虚构”的启发下，有意识地以郴州八公分村为对象，对本乡的动植物、民俗节庆、农具旧物、乡土食单、农事生活作了细致的记录；因乡村消失而触动写作动机的，还有浙江桐乡作家邹汉明，他的《塔鱼浜自然史》借鉴博物学名称，对村庄地理、岁时、动物、昆虫、农事等作了非常个人化的书写；汉中李汉荣的乡土自然散文，藿香结以故乡动植物为对象的《汤错草木鸟兽虫鱼疏》，都可以归到这一序列中。还包括一些成名较早、具有强烈启蒙意识的作家，也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开辟了乡土写作的新面目，如韩少功回到乡村后创作的《山南水北》，吸收了大量地方知识，阿来则从博物学和自然文学汲取资源，将乡土风物的时代遭遇引入其作品中（“山珍三部曲”）……这些作品都不同程度地显示了作者恢复“乡人”身份的文学努力。

一百年前，梁启超意识到从“乡人”变为“世界人”的艰难，提出“学之而已矣”的主张，实际是要求对原有知识结构展开反思。对于现代知识分子来说，重新成为“乡人”，发掘乡村在当前时代的文化可能，也离不开这种反思意识与学习，这既关系到如何安放个人精神的问题，也关系到乡村振兴、生态建设背景下如何激活乡村文化价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