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燊

一、引言

政治局势的波动、经济格局的变化，必会推动、影响学科的完善、专业的细化及行业的进步。反过来，学科的完善、学科的细化、行业的进步，也会对政治生态、经济水平提出相应的要求，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地缘政治、经济格局的调整。近四五十年来，全球化进程不断发展，跨国公司、跨境交易、国际化投资与结算推动着国际会计事业的深化与发展。当逆全球化、去全球化、反全球化思潮涌动时，与全球化经济贸易和货币结算相对应的国际会计业务面临巨大挑战。国际会计行业自身的发展必然会深刻影响世界经济的发展进程，国际会计标准的趋同为世界经济的互联互通提供有效的交流语言和评价标准，国际会计通用准则推行、国际会计的终极发展目标呼唤全球一体化，必将有助于建设一个开放兼容、文明互鉴的新发展格局，客观上有助于新全球化的实现。

二、全球化进程与国际会计的机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后果。”20世纪80年代开始，石油、“广场协议”进一步巩固了美元作为全球货币的地位，世界真正开启了经济全球化时代。与此同时，印度、东欧和前苏联衍生的几十个国家，以及中国陆续告别计划经济，迈入世界市场。互联网的问世，使得海量信息和巨额财富瞬间在世界范围进行交换与传递，信息共享等使全球变成“地球村”。全球资源根据市场经济规律，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重新配置，引起全球性的利益重构，甚至是权力转移。而1990年代后期，局部的金融危机、恐怖袭机，也因全球化影响到世界各个地区，产生更大范围的负面影响。G7扩容为G20，这不仅是成员数的增加，更体现为全球治理由西方经济协调机制向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共同合作的新经济协调机制转变，带来了全球治理的全覆盖和机制化。以上现象及要素先后出现、相互作用、不断变化，经济全球化体系也远未结束，仍将继续发展，将继续“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的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的交往”。

“二战”之后，跨国公司以及全球公司数量迅猛增加，贸易和资本投资日益国际化，企业跨越国境的各项经营、借贷活动不断增加。投资什么地区最为安全？投资什么领域收益回报最高？国际资本的投资者与信贷方要进行选择，必须借助各国的财务报告进行决策，寻找合适的机遇，规避投资风险。但不同国家的财务报告客观上存在一定的差异，缺少足够的可比性，难以进行方便的解读。世界经济全球化以及相关的资本市场国际化形势，必然呼唤会计采用相同或相近的会计准则，作为国际商业语言，所提供的会计信息要真实、公允、具有足够的可比性。这就需要建立一套适用于全世界范围、彼此认可的会计原则和计算方案，实现各国会计的标准化，这就是国际会计、国际会计准则推出的根本原因。

1973年6月，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日本等国的16个主要会计职业团体共同发起成立了IASC（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Committee，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其目标为“制定和发布国际会计准则，促进会计的国际协调”，1998年中国加入。2001年，IASC改组为IASB（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其目标是“本着公众的利益，制定一套高质量、易理解、可实施的全球会计准则”。即IFRS（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近些年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国际会计协调的吸引力进一步加大，据统计，2010年全球已至少有112个国家和地区要求或允许采用IFRS，越南也在2016年采用IFRS。但中国目前有自己的一套会计准则体系。有关中国会计准则与IFRS的比较与讨论是会计学界经久不衰的话题，是建立一套对标国际、立足中国的会计准则，还是全盘采用IFRS，目前尚有争论（如李晓强、姜国华等文相关论述）。

三、逆全球化思潮与国际会计面临的挑战

全球化的迅猛发展既是全球范围内的合作交流，也是全球性的竞争，更是世界轶序的扩容和世界权力的重新洗牌。与此同时，另一种潮流即逆全球化或反全球化（anti-globalization），以及稍后的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也悄然出现。究其原因，一方面全球化引起的世界范围内大规模资本、财富流动，引发马太效应，各国及地区财富更不均衡，贫富差距更加悬殊，而全球治理又遇到制度障碍，代表性与包容性不够，无法用超国家的力量去进行跨国间的财富分配，民粹主义、全球草根政治、国家主义等逆全球化的政治理念甚嚣尘上，主导了一些国家的政治走向，必然与全球精英阶层产生对抗，且通过全球范围内的“大智云移”（即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与新媒体，挑战既定秩序、规则和制度，成为新的去全球化或逆全球化力量。

另一方面，全球化带来的大范围的跨国、跨境流动，德国、法国等欧洲各国采取的移民政策、难民政策带来一系列恶果，诸如不加节制地让非基督教移民进入欧洲，西方投资者和游客进入原本比较闭塞的区域，都给原本生活在单纯民族、种族和文化圈的人，带来文化冲击和文明冲突乃至社会冲突，甚至产生难民潮、地区冲突、恐怖主义等棘手的安全问题，以及基尼指数过高、失业率增加等经济、社会问题，引发部分民众的强烈不满，部分极右势力抬头，关闭欧洲大门、逆全球化的主张渐渐大行其道，形成反全球化思潮。

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部分发达国家迁怒并提防新兴国家经济或政治，采取了闭关锁国和贸易保护主义举措。加之国家经济的垄断与反垄断、竞争与控制、地缘政治的博弈、新冷战与意识形态的差异，使得部分国家政策保护主义盛行，内顾倾向严重，掀起逆全球化思潮。2016年6月，英国举行脱欧公投，脱欧派意外险胜，使得哈贝马斯等思想家关于超民族国家的构思成为泡影。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大选中高举“美国优先”“美国第一”的口号，展现出明显的逆全球化取向，2016年11月他当选后，又采取了一系列的去全球化政策，如废除NAFTA（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北美自由贸易协议），重用鹰派人士，边境修墙、控制移民，与中国等国家大打贸易战，破坏国际贸易关系，搅乱经济秩序，这些典型的逆全球化举动，使得曾经的“地球村”观念渐行渐远。

在各种去全球化或逆全球化思潮中，世界经济低迷，复苏乏力，跨国公司、全球公司面临的不确定风险越来越大，困难重重，部分跨境交易与结算也呈现萎缩和不稳定，全球贸易一度呈急速下降趋势，“世界进出口贸易额占GDP比重从2008年的51.86%下降至2015年的44.99%，下降了6.87个百分点，相当于倒退回本世纪初的水平。”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和世界银行的报告显示，“2016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下降13%，贸易增长仅略高于1%，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表现最差的一年。”国际会计事务的拓展自然面临巨大挑战。尤其是2019年底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国际贸易和投资都受到了巨大影响，一方面除部分与卫生防疫相关的行业外，全球多数企业生产经营面临更多的风险，强制隔离、航班熔断带来的人员出入境节流、市场开发和落地艰难，全球公司与金融机构严控风险，加大审批力度，减少投资数量，“国际优先”“大海外”等理念不再提倡。企业的生存环境更加复杂，增加了财务报表中的部分项目估计的难度，其财务报告和会计处理都受到直接影响，对国际会计的业务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一些企业困难期内是否持续经营的问题，以及经营中止或者经营产生重大疑难时，如何编制财务报表的问题；有关化解企业困难的救济或纾困措施，如何在会计处理中落实进行豁免或例外，相关的国际会计准则如何一致应用问题；如何确保财务报告信息质量和透明度问题，以及成为国际会计事务的各种挑战等。

四、新全球化的呼声与国际会计的使命担当

全球化作为一股无法遏制的时代潮流，自有其发展基础和动力机制，经济全球化符合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的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的交往”，资本在全球流动更利于取得高回报，全球视域下的人才成果差异更可能取得高收入，世界范围内资源禀赋的不同更容易获得价差收益，造就了多极化平衡合作的全球化有利于各国间的资源优化配置，仍将是21世纪的发展趋势。各国想合作共赢，必然呼唤经济继续全球化。

尽管欧美各国为保护本国经济、产业与安全，采取了脱欧、退群、增加贸易壁垒等措施，部分国家在民族主义鼓动下，甚至采取修墙、严控移民等方法限制人员流动，或从政策上采取限制高科技出口、逼迫关键产品本地化以及回归战略产业等措施，力图保住其综合实力，但经济发展有其必然规律，资本流动和增值并不愿长久受其遏制。从经济发展的角度，逆全球化已对全球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发达国家也深受其害，所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实际上并不能真正实现其意图。

第四次工业革命掀起全球碳中和、碳达峰的目标下，新能源等产业的发展，推动世界经济不断增长，在此背景下，有识之士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再全球化（re-globalization）、新全球化（new globalization）等口号，不少新兴经济体国家也纷纷提出自己的解决办法。如习近平主席认为新全球化的目的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从道的层面而言，作为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领域的技术力量、行业准则代表，国际会计可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革、调节和重塑，承担相应的使命担当，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当前，多数国家和地区已经加入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者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的行列，且还在不断增加，国际会计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有关行业领袖应该在各种场合抓住机遇，积极发声，提出有益于新全球化的业界呼声，反馈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为各国的经济发展、开放和有效转型服务。全体国际会计人应该运用行业力量和专业智慧，在各种场合，通过各种方式，坚决捍卫世界自由贸易，推进多边体制，推动经济全球化，为行业进步和深度发展开拓更多的空间。

从技的层面讲，国际会计也可以在疫情及逆全球化的背景下，发挥自身专业优势，为全球经济和跨国企业做得更多，如根据《准则第9号——金融工具》，提出全球企业在计提金融工具减值时，适用预期信息损失模型，并针对环境变化而对确定预期信用损失的方法做出调整，这样可以对有关金融资产计提信用损失准备，使减值的计提更有前瞻性，为因疫情影响及去全球化所带来的风险提供一定的缓冲。再如，指导企业按照《准则第1号——财务报表列报》及其他有关国际会计准则的规定，运用国际会计理论与技术手段，指导全球企业在编制财务报表中，适当考虑各种不确定因素，确保有关会计估计使用的假设及时更新，与财务报告日企业管理层关于经营环境和经营业绩的预期相一致，确保披露信息清晰、透明、及时，满足投资者和监管部门的问询关切。

五、结语

习近平主席曾指出：“利用疫情搞‘去全球化’、搞封闭脱钩，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中国始终支持经济全球化。”国际会计追求建立一套适合于全世界的会计原则和方法，实现各国会计的标准化，与经济全球化的趋向天然同步，不谋而合。国际会计行业不应该只是被动承受全球化或去全球化带来的后果，更应该且有充分的可能，根据国际会计准则的指导，结合专业特性，指导、引领、帮助疫情下的全球企业，更好地开展经贸活动，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优化全球化治理，完善全球化规则，帮助实现公正、开放、健康、合理的新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