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杰 谭晓婷

(江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 )

在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中，“否定性”作为核心概念和灵魂，无疑具有洞悉马克思辩证法要义的核心地位。当德国知识界激烈地批评黑格尔，视其思想如敝屣时，马克思却公开表明了自己作为这位思想家的学生身份，并且梳理和推进了黑格尔的哲学遗产，其中的理论枢纽便是在辩证法中担当“活动原则”的“否定性”概念。然而，黑格尔以否定之否定阐明的是自我意识运动的辩证过程，一旦触碰到社会现实时，就暴露了其形而上学体系的内在性和抽象性——黑格尔的否定性概念只是向绝对理念的复归，将历史性统一于逻辑性之中，历史被溶解于无人身的理念世界中，沦为精神运动之产物，否定性概念所蕴含的革命性也被窒息。马克思则扬弃和超越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阐明了概念和逻辑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出发点，而是对物质生产及其交往关系的观念自觉，否定性概念正是对生活世界自身变革的理论表达。在马克思那里，否定性概念的历史性批判向度在批判资本逻辑的过程中得以彰显，辩证法才真正把握了社会现实并客观地描述了人类历史的运动过程。

自卢卡奇创立西方马克思主义始，以“否定性”为主题重释马克思的辩证法及其批判理论，就逐渐演变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种运思模式。卢卡奇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阿多诺等人都以自身哲学将马克思辩证法的否定性引向了当代。卢卡奇以“总体性”原则在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中肯定了否定性在历史发展中的意义；马尔库塞以双向度思维佐证了否定性对于革命与社会变革的关键作用；而自阿多诺创建“绝对否定”的“否定辩证法”以来，辩证法的否定性所呈现的批判维度发展到了顶峰。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的思想由于切入点的不同而各具特色，他们却都沿着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反思道路前行。尽管他们试图揭示与摆脱黑格尔辩证法的形而上学性，但事实上又不断退回到黑格尔哲学的秘密之地中了。他们将外部世界的种种现实问题抽象到思想领域中，其理论批判和抱负疏离了社会实践这一根基，无法从马克思的“原则高度”来理解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也就未能准确揭示出马克思否定性概念的现实性、革命性意蕴。因此，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否定性概念的理论旨趣，捍卫马克思辩证法的历史性批判精神，便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一个重要而紧迫的理论课题。

一、否定性：从“知性否定”到“辩证否定”

然而，脱离社会现实的思辨推理并不能获取真理，纯粹主观的否定性所建构的只不过是虚无缥缈的“思辨幻象”，这使得辩证法不能不沦为“诡辩术”。直到18世纪末，康德以先验逻辑说明了辩证矛盾的否定性——二律背反的否定性，通过确证理性中的矛盾与具有随意性的“诡辩术”加以区分。当康德以二律背反达到“否定的理性”阶段时，辩证法就从充当“诡辩工具”的职能中解放了出来。但是，“理性矛盾的真正积极的意义，在于认识一切现实之物都包含有相反的规定于自身”(1)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33页。。正如黑格尔指出的，二律背反强调的相互对立、非此即彼的绝对否定性必然会导致不可知论与怀疑论，无法实现对矛盾的化解，辩证法也只能沦为消极的辩证法。究其根源，在于这种思维方式缺少了作为活动原则的否定性的支撑，辩证法就变成了僵化的逻辑框架。“作为否定那样的否定是在与它自身的等同中反思，而不是在它的他物中、在它的非有中反思”。(2)黑格尔：《逻辑学》(下卷)，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5页。显然，黑格尔摸索出了一种新的反思——辩证否定，在对康德知性逻辑的超越之时赋予了辩证法应有的积极性质。

在黑格尔看来，辩证法不应停滞于否定的消极结果中，而是要得到肯定的积极结果，辩证法应当是肯定与否定的统一，这种统一必须通过否定之否定才能实现。在黑格尔那里，否定性是事物生命的真正力量和原则，因为正是否定性构成了推动事物自存和发展的内在动力。黑格尔由此确定了由肯定的正题、否定的反题和否定之否定的合题所构成的“正反合”完整的思维过程。黑格尔一方面发展了斯宾诺莎的命题，说明了“规定性是肯定地建立起来的否定”(3)黑格尔：《逻辑学》(上卷)，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05页。，另一方面则把康德知性思维过渡到了否定理性方面，并经由否定之否定的思维活动实现了更高的肯定，辩证法的否定性由此从抽象同一性表现为思维的具体规定——“具体同一性”。每一次否定中又孕育着下一次否定，每一次否定的结果正是从否定中产生的包含新内容的东西，而由于它在否定先前旧内容的同时也将其内容以新的形式包含于自身内，事物由此发展到更高、更新的阶段。黑格尔将这种具有发展性的否定称为“扬弃”，扬弃或辩证的否定包含三个环节：一是否定，二是在否定中保留积极因素，三是通过否定过渡到更高阶段。黑格尔正是通过否定性，将克服了消极因素的前一阶段与包含价值的新阶段联系起来，整个事物构成了一个具有内在联系、发展着的有机整体，这一整体的形成过程就是绝对精神自我完成和自我实现的过程，也就是接近真理的过程。“这个否定性是自身的否定关系的单纯之点，是一切活动——生命的和精神的自我运动——最内在的源泉，是辩证法的灵魂。”(4)黑格尔：《逻辑学》(下卷)，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543页。由此可见，黑格尔赋予了否定性概念以辩证法之推动与创造性原则的内涵。

马克思高度赞扬了黑格尔的过程性思维方式，“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页。。黑格尔辩证法的独到之处在于将万物视为一个自我运动的过程，把真理理解为具有阶段性内容的过程与全体，理解为一个自我丰富、自我完成的“圆圈”。以往形而上学仅仅是从开端处来寻找真理，而黑格尔则把对真理的追求理解为经由否定之否定实现的辩证发展过程。当黑格尔以辩证否定取代知性否定时，对于否定性的理解并没有囿于静止僵硬的逻辑概念世界中，黑格尔论证了“否定性”是理性之自我运作过程，否定之否定构成了一个范畴推动另一个范畴的运动。在马克思深入地分析社会现实的时候，他敏锐地捕捉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精髓，即否定性的强大力量，并视其为方法论根基。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虽因其“精神的公式”面貌而看似神秘，但放置于人的实践活动中则清晰可辨。“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4页。马克思依照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双重否定过程，并以经济生活为切入点建立起了社会革命批判理论。正是源于黑格尔的启发，马克思将辩证法的“否定性”概念运用于批判资本逻辑之中，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否定中揭示出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走向，并以此论证了社会革命的必然性。

当马克思以否定性概念讨论资本主义私有制时，他并不是像黑格尔那样从精神活动来说明这一过程，而是从社会现实中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这一历史趋势。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弊病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愈发显现：资本主义私有制不仅催生了作为“食利者”的资本家对工人劳动的剥夺，而且还潜在孕育着“对私有者的进一步剥夺”(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73页。，这种“剥夺者剥夺”与“剥夺剥夺者”正是资本主义自我否定的真实写照。当生产力发展到资本主义制度自身无法容纳的地步时，“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74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否定力量实现了对这种制度的批判。由此，马克思通过在对现存世界的“肯定理解”中包含了“否定理解”——对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性的认识，并以否定性建立起关于人类社会的辩证发展过程理论，这成为无产阶级解放自己的强大的思想武器。

应当说，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充分发挥了辩证法中否定性的革命批判精神，在社会现实中建立起了历史性批判方法。虽然黑格尔批判了市民社会的内在矛盾，却是以抽象思辨的方式将矛盾冲突和解于理性世界中。因此，当黑格尔在概念的自我否定中建构起“绝对同一性”的体系原则、以绝对精神的自我演绎“达到理性与现实的和解”之时，他便不可避免地遭受到了批评。这便是其后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一再攻击黑格尔的火力点。阿多诺判定当黑格尔坚持以否定之否定来同化肯定时，其否定性所体现出的恰恰是绝对肯定性。阿多诺反驳黑格尔以同一性消解非同一性来构建起“绝对同一性”的路径，主张“辩证法是一以贯之的非同一性意识，它并不预设一种立场”(9)[德]特奥多·阿多诺:《否定辩证法》，王凤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7页。。阿多诺认为当黑格尔承认否定之否定时，一切包含差异性的非同一性都被理性同一性所同化、消解了。可见，阿多诺主张真正的哲学应该是非同一性的，构建的是以绝对否定为基点的“否定辩证法”。然而，“否定辩证法”并没有从根本上祛除思辨辩证法的弊病，阿多诺一方面以“绝对否定”理念推翻否定之否定这一历史原则，实则是将辩证法“概念化”和“非历史化”了；另一方面，当阿多诺从非同一性原则出发批判黑格尔哲学之时，在寻求社会问题的解决上却又不得不退回到黑格尔思辨哲学体系之中，这种观念范围内的解救由于遮蔽了马克思资本批判的实践基础，沦为了“非批判的实证主义”。

概而言之，黑格尔的理论贡献在于以辩证否定超越了知性否定，以概念运动否定异质性、建立起同一性的普遍共相，从而确立了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形式。就此而言，黑格尔的理论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但正如阿多诺所批评的那样，黑格尔最终是以绝对同一性对一切个性与差异性进行吞噬，在思维中以否定之否定所自我确证的同一性达成绝对肯定之目的的，这种否定之否定的实质表现为精神之自我实现的过程，辩证法的否定性丧失了历史性批判向度。可见，黑格尔由否定之否定所创制的思辨圆环使其哲学具有了调和主义、非批判主义的倾向，通过否定性所批判和扬弃的不过是事物的观念形态而并未真正触及社会现实。马克思则在唯物史观的原则下对黑格尔“思辨的否定”进行了改造，在生活世界——资本主义社会中找到了其实践本性——“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4页。，使得否定之否定这一概念自觉表达了生活世界本身的变革。在马克思而言，概念是对生活世界自我变革的解释，而不是对世界的观念的解释，因而使辩证法从神秘的形态脱身出来，重新回归到了生活世界中，以“否定性”的视野建构起了历史性批判理论——历史唯物主义。

二、否定性的现实根基：生活世界

马克思重新审视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从“否定性”概念入手揭示和改造黑格尔的辩证法。我们知道，马克思的学说也是对世界的解释——对当下实践的本质构造和必然趋势的说明。因此，即便马克思激赏黑格尔对于否定性的理解，但关于何为否定性的本体论根据，马克思与黑格尔却是颠倒的。马克思关于“否定性”的研究集中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其中完成了从黑格尔思辨哲学向科学世界观的转变。促成这一转变是由于马克思重新理解了费尔巴哈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当费尔巴哈把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仅仅理解为哲学同自身的矛盾，理解为在否定神学后又肯定神学的过程时，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把基于自身并且积极地以自身为根据的肯定的东西同自称是绝对肯定的东西的那个否定的否定对立起来”(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0页。，也就是将所立足的“感性”立场同黑格尔的“思辨思维”相对立。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虽然在批判包含黑格尔哲学在内的“旧哲学”之“宗教神学”中具有伟大功绩，然而，他却忽视了黑格尔值得肯定的地方——把否定之否定视作历史的表达、在哲学高度上确立的否定性历史原则。在马克思看来，他虽然以感性直观摧毁了黑格尔思辨的“幻相”，却没有将人的现实性——历史性实践活动纳入视野之中，导致了费尔巴哈对哲学之本质、社会之本质纯直观的、僵化的认识。

马克思却捕捉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历史性，“因为黑格尔根据否定的否定所包含的肯定方面把否定的否定看成真正的和唯一的肯定的东西，而根据它所包含的否定方面把它看成一切存在的唯一真正的活动和自我实现的活动，所以他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1页。。为什么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能够为历史运动做出表达呢？因为“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做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做非对象化，看做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劳动的结果”(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5页。。这些充分说明了黑格尔辩证法中作为推动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概念的理论价值。

虽然赞扬了黑格尔以否定性确立了历史原则，但马克思同时也发现：由于黑格尔唯一承认的是抽象的精神劳动，黑格尔“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1页。，由此确立的历史原则不过是概念化的“活动”原则；以概念规范世界，对世界的观念的解释所获得的仅仅是关于历史运动的抽象表达。马克思指出了黑格尔把思辨的否定活动等同于历史运动的弊病：历史运动的主体是“自我意识”或“无人身的理性”，作为历史运动的环节——否定之否定的现实本质被意识内在性的神秘色彩所遮蔽。这种传统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由于不理解“现实的感性活动本身”，不理解一种学说和理论是对实践的本质构造和必然趋势的说明，因而不能从实践活动出发来理解历史，而将思辨理性奉为圭臬，否定环节就成了囿于纯粹思辨的内在机制。也就是说，黑格尔陷入了“逻辑预成论”的桎梏中，即逻辑的东西已经预先包含了全部历史包括未来的内容，人类的全部历史成了精神之自我展开的过程。而马克思主张生活世界是由人的实践所创造和推动形成的，世界的改变不是观念带来的，观念是用来自觉表达变革的要求，所谓否定性概念正是生活世界自身变革的自觉表达。恰如梅林所说，关于历史发展的观点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批判继承得来的重要哲学成果，“马克思承受了黑格尔哲学的这个最可贵的因素，但是他把黑格尔哲学翻转过来，使得他的出发点不再是‘纯粹思维’，而是现实这个无情的事实”(15)弗·梅林：《马克思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68页。。在黑格尔的启发下，马克思获得了“否定性”这一“能动的原则”，在将其植根于生活世界之后，唯物史观应运而生。当然，作为唯物史观阐释原则的重要支柱——“历史性”脱离不开辩证法的“否定性”，二者是一体之两面。一方面，马克思通过辩证法的否定性概念使得唯物史观的历史性得以呈现，否定性概念及其否定之否定形式来自生活世界的自我变革，否定的过程即人的实践活动的历史过程；另一方面，唯物史观的历史性反映的就是生活世界的自我否定过程，人的实践活动的过程即否定——促使现存世界发生变化的过程。

正是站在生活世界的立场上，马克思阐明了否定性不是思维体系中的“内在否定性”，而是立足于实践活动中的“自我否定性”。借用黑格尔辩证法来叙述政治经济学，在蒲鲁东那里就已开始。蒲鲁东在1846年出版的《贫困的哲学》一书中就改良主义经济理论进行了论述，马克思评价这本著作是一本“坏书”，批判蒲鲁东照搬黑格尔的辩证法来阐述政治经济学，从而把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视为经济范畴之外化实现。马克思借助对蒲鲁东的批判，揭露了黑格尔否定之否定的意识内在性的局限。马克思以讥讽的口吻说道：“对于不懂黑格尔语言的读者，我们将告诉它一个神圣的公式：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9页。，将这一公式套用于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上，“就会得出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1页。。在马克思看来，范畴体系之否定性的外化活动具有形而上学的本质，即意识之“自我活动”，这种思维方法没有领会作为事物运动之中介环节——否定性的现实本质。虽然马克思从否定性出发对于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了改造，但是，这并不代表可以像阿尔都塞那样，认为马克思辩证法的基本结构——包括否定、否定之否定与对立同一等等，全然区别于黑格尔的辩证法结构。阿尔都塞对于由否定性建构的辩证逻辑嗤之以鼻，偏激地主张：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褪去了黑格尔哲学的思辨外衣，而且在形式上否决了辩证逻辑的思维形式。因为正是这种否定之否定的框架导致了政治革命的不可能性，反对同一性的现实力量就必须反对否定之否定的辩证结构。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克思重构了辩证法的结构，以“总体性”的历史逻辑取代了“否定性”的辩证逻辑。可见，阿尔都塞将辩证逻辑与历史逻辑对立了起来，这种阐释趋向无疑是误解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真实意蕴——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因此也割裂了马克思与黑格尔辩证法否定性概念的哲学史渊源。

在辨析了黑格尔的辩证法遗产之后，马克思以“感性活动”的立场重塑了辩证法的活动原则，以此证明：社会—历史之实体性内容与其说是我们抽象把握到的，不如说这种把握是从生活世界中开显出来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正是生产实践的矛盾运动过程。具体而言：

其一，辩证否定运动的实质是生产劳动的历史。马克思认为，生活世界的否定之否定过程正是人以生产劳动不断否定与超越自我的过程。但在思辨否定性的理解中，却是疏离了生产劳动，“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页。。当黑格尔把抽象的思辨思维作为唯一最真实的东西时，就以“绝对精神”否定了现实的人的主体性。而黑格尔以自我意识的纯粹活动来诠释劳动之本质时，无疑是把人的生产劳动理解为自我意识的“生产活动”。可见，马克思抓住了黑格尔的理论缺陷——将人类生产的历史过程误认为“精神发展史”，主张人类历史是世代相继的生产劳动，在此基础上，人们建构并改变自己的物质生产方式及相应的社会制度。

其二，辩证否定运动的主体是现实的、有目的人。马克思在生活世界中对黑格尔否定性概念进行了改造。当黑格尔把否定之否定仅仅看作精神活动的环节——思维外化和扬弃自然界、人类社会的环节时，就把理念看作先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存在，把否定之否定看作理念之能动作用的发挥而遮蔽了作为主体的人的能动性。能动性的力量只能属于作为对象化过程的否定运动之主体——处于特定生产关系中的现实的人，这样的人才完成了对于现实社会的扬弃。“目的是直接的、静止的、不动的东西；不动的东西自身却能引起运动，所以它是主体。它引起运动的力量，抽象地说，就是自为存在或纯粹的否定性”(19)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3页。。可见，黑格尔强调的是一种“内在”目的性，视之为历史的目标，作为主体的人反而被边缘化为历史进程的“局外人”和“旁观者”，自我意识成了有其自身目的的实体、推动历史发展的主体。而在马克思那里，历史实质上是人的生产劳动的过程，历史发展的趋势是从事生产劳动的人的目的和意志的体现，辩证否定运动恰恰表现了人有目的的生产劳动的历史过程。

其三，辩证否定运动的载体是社会历史总体。马克思以否定性为灵魂的辩证法同时还具有总体性特征，马克思的否定性可以称为“否定性的总体性”。黑格尔通过概念的自我否定构成了一个具有“过程性”的总体——理念自我设定和自我运动的总体即绝对精神总体，其辩证法总体性的实质是“绝对精神的总体性”，否定性原则是为了完成概念的自我回溯；而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中，辩证法的总体性是“社会现实的总体性”，否定性是关于生活世界的自我否定，资本主义总体在否定性力量的推动下完成了自身运作并实现了自我否定。马克思正是将总体性置于实践基础上，从资本主义内在结构出发，依照否定之否定的原则来辩证地对资本逻辑进行总体性把握，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来揭示社会现实总体的自我否定，从而建立起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总体性批判。

可以说，马克思是以否定性概念说明生活世界的变革要求与趋势，从资本主义社会的事实中揭示出辩证法否定的矛盾运动是以处在生活世界中的人为主体。正是通过劳动对象化这一实践主体的活动，人将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在了对象之中，实现了自我确证，在改造生活世界的过程中实现着作为人的本质——自我否定、自我发展的生命本性。因此，生活世界不是如同黑格尔所言“观念规范了生活世界”，而是观念只是表达了生活世界变革的要求，变革不是观念带来的。

三、辩证否定的革命实质：历史性批判

关于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评价，人所熟知的是“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2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页。，我们还需要关注马克思接着说的，“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2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页。。这种运动形式就是展开的自否定形式——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页。。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正是依循这一理路，指明了资本主义的运动过程正是否定之否定，而辩证法“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页。，其所具有的革命性与批判性正是通过否定事物而实现的。也就是说，辩证法批判的、革命的方面就是否定性。正是在对资本逻辑的洞悉中，马克思以批判性、暂时性的视角察觉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否定，并展开了对生活世界具有原则高度的历史性批判。

欧根·杜林在评述《资本论》第一卷时指出，马克思阐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就依仗了黑格尔辩证法，而“由于缺乏较好的和较明白的方法，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不得不在这里执行助产婆的职务，因它之助，未来便从过去的腹中产生出来”(24)恩格斯:《反杜林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37页。。在这里，杜林不仅把马克思对于资本积累趋势的认识作为黑格尔否定之否定原则“助产”的结果，而且通过对否定方面的理解将马克思黑格尔化了。然而，马克思并不是将观念中的否定之否定作为考察经济生活的逻辑前提，恰恰相反，马克思从具体的经济事实中发现了资本逻辑的否定之否定过程。

从对思辨逻辑的批判性思考转向对资本逻辑的超越，奠定了马克思否定性的历史性批判基调。具体而言，资本逻辑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从社会物质生产的逻辑来看，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代表着人类物质文明的进步和飞跃；二是从社会关系的逻辑来说，资本为追求剩余价值和资本增殖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关系向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权力关系的转变。通过对这两方面的认识，马克思发现了否定性的三重表现形式：外化、异化与扬弃异化。

依循马克思，人以对象性活动——劳动改造自然界，即实现了对自然界的否定，完成了实践主体对象化之过程，此为否定的表现形式之一，即外化；然而，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考察中，马克思发现劳动外化的积极性质在私有制下发生了质的变化而呈现出消极属性，即财富的无限制追求导致了资本对劳动的“抽象统治”，劳动失去了展现人自由自觉的“外化”本质，被异化为奴役人的工具，这种异化劳动体现的是对人的本质的否定，这就是否定的表现形式之二,即异化；在对异化有了清醒认识之后，马克思认识到必须要否定异化、扬弃私有制才能够复归于人的本质，而这种扬弃必须以资本主义自身得到充分发展，最终否定自己产生新的社会制度为前提，这是否定的表现形式之三，即扬弃异化。

马克思由此阐明了否定性的表现形式，一针见血地指出：“在黑格尔那里，否定的否定不是通过否定假本质来确证真本质，而是通过否定假本质来确证假本质”(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29页。。虽然黑格尔“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20页。，但由于仅仅看到劳动外化的积极性，而没有看到异化劳动表现出的劳动的消极方面，因而否定不过是在思维中去否定“假本质”；对这种“假本质”的扬弃又回到思维世界中来确证，这种思维的否定并未真正触及到现实生活世界中的对象。由此，马克思消解了黑格尔思辨逻辑的虚妄性，看到了劳动被异化带来的两重性质，通过否定异化这一假本质来确证了人的本质这一真本质，实现了从思想否定到现实的否定的转变，这呈现出的是马克思理论中的革命性与批判性的原则高度。

在考察了异化劳动之后，马克思以“实践”作为切入点展开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批判：一是在理论层面对思辨历史哲学进行批判，说明资本逻辑中的概念和矛盾不是先验地在人的头脑中存在，而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中；二是在实践层面展开对现实社会的历史性批判，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否定是伴随“活劳动”与“死劳动”的内在矛盾而在现实中显现出来。由这一社会矛盾所带来的资本占有剩余价值的社会现实就成为马克思所批判的对象。

由于黑格尔辩证法也是以否定性为架构点建立形成，因此，黑格尔辩证法当中同样也内含着批判性。但当黑格尔将异化等同于外化即等同于绝对精神的自我外化时，黑格尔是在向绝对精神的复归中实现了对异化劳动的理念范围内的克服。虽然，黑格尔尝试通过建立“思辨科学”来摆脱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殊不知陷入了纯粹意识的陷阱——所谓思维和理性的东西在解决现实问题时所存在的局限性——意识的内在性。在黑格尔那里，概念的推演运动成为现实发展所遵循的规范，他将一切矛盾都消融在了思辨体系之中，于是，反照和植根于生活世界的理论观念摇身一变成为指导和规范现实的“真理”。而从唯物史观的立场来看，这种思维范式体现出的是理性的“僭越”：以理念世界取代现实历史的先在地位。因此，当从这种思辨理念世界出发来寻找社会批判的尺度和依据时，黑格尔就以“逻辑的泛神论”建立起了“意识革命”与“形而上学批判”，从而陷入到以理论规范世界的误区中了。正是由于觉察了黑格尔哲学的缺陷，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表现出了对于黑格尔的蔑视，他们试图返回康德重新解读马克思，这也导致了其理论的革命性、批判性向度的缺失。为了恢复在第二国际中所消弭的马克思辩证法的革命性，马尔库塞试图拯救被科技所消融的人的否定性力量。他将理论批判的矛盾对准科技异化，却用对科技的批判取代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从而没能深入到资本主义的本质，这种对工业文明与科技异化的批判也仅仅是意识形态上的批判。于是，在寻求人类救赎的解决方案上，他又回到了黑格尔那片神秘之地了，这就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立场，辩证法否定性呈现出的批判精神也由此丧失，这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共同缺陷。

立足于唯物史观，马克思阐明了由意识的内在性带来的黑格尔哲学的非批判性：“这种非批判性，这种神秘主义，既构成了现代国家制度(主要是等级制度)的一个谜，也构成了黑格尔哲学、主要是他的法哲学和宗教哲学的奥秘。”(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4页。黑格尔对于宗教、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批判，是从自我意识出发又停留在了意识领域之内，最终也不得不把自我意识尽其所能地以概念方式表述出来，提出所谓的道德批判。这种道德批判在马克思看来，正是为德国的社会制度作了意识形态的辩护，黑格尔为了迎合辩证法体系的需要而过分强调矛盾的调和，其辩证法“革命的方面就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窒息”(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1页。。换言之，黑格尔通过否定之否定说明了绝对精神之自我扬弃、自我发展的过程，把精神自我发展的自由实现作为人的自由之实现，无法触及社会现实，遑论人的自由的真正实现。遗憾的是，这种错误被法兰克福学派延续了下去，他们囿于意识形态的批判注定了这种批判作为“理想乌托邦”无法付诸实践，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首当其冲。欧美新左派对于阿多诺进行了猛烈批判，他们抨击其不仅没有从根本上祛除唯心主义的弊病，反而保留和发展了黑格尔思辨化的内核，因而并没有完成推翻和改造资本主义制度的最终使命，背离和弱化了马克思辩证法的革命批判性维度。正如新左派代表杰姆逊所批判的那样，阿多诺将辩证法“非历史化”了，否定辩证法呈现出的是一种观念上的意图式的解救。而在哈贝马斯看来，阿多诺在走向极端批判的道路上从实践退回到了理论，走向了一条虚幻的、求助于理性的道路，这已经在根本上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旨趣。

需要注意的是，因为摆脱了意识的内在性，马克思既没有照搬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也没有拘泥于费尔巴哈所沉迷的感性直观，而是从生活世界中提炼出的资本逻辑取代了“虚幻”的思辨逻辑，从而在否定资本逻辑的过程中实现了理性和现实的真正和解。在对资本主义自我否定的认识上，马克思意识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一种对抗性的社会权力关系，共产主义社会则是对这种违背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关系之否定，扬弃私有制——正是对社会关系的历史性否定，这种否定只有伴随着人的生产劳动才能够历史地实现。

或许我们可以说，在黑格尔那里，否定性在概念运动与精神自我实现的过程中丧失了自身的历史批判本性。当马克思力图把资本主义社会中矛盾的扬弃诉诸生产力的发展、关切人的现实生命时，其就在社会现实的维度上超越了黑格尔。由此可见，辩证法在马克思哲学中因其现实否定的内核而成为“批判性分析方法”。也就是说，马克思的学说的科学性在于将生活世界自我变革的否定性作为了资本主义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动力。马克思在生活世界——资本主义社会中找到了其实践本质即在生产劳动中否定自身的力量，从而使辩证法重新回归到了人类生活、社会现实中。正因为马克思将否定性概念建基于社会历史运动之上，才得以阐明了资本主义的灭亡是其在历史进程中的自我否定，也才在揭示资本逻辑瓦解的必然性中，证明了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必然趋势。

四、结语

马克思的“否定性”概念不仅促成了马克思的辩证法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超越，同时也生成了唯物史观。这个新的否定性概念为马克思揭示资本逻辑、进而对资本主义展开历史性批判发挥了重要作用。就哲学史的发展脉络而言，黑格尔的否定性概念不可否认地为马克思提供了理论来源，马克思也以批判性的眼光发现了黑格尔“否定辩证法”的秘密：黑格尔以概念的否定之否定历程解读了历史的辩证运动过程。然而，世界的改变不是观念带来的，观念只是自觉地表达世界自我否定的要求，思辨哲学的空疏性、内在性却注定了黑格尔的否定性概念仅仅是一种无法改变社会现实的纯粹思维活动。马克思的学说虽然也是对世界的解释，却不是对世界的观念的解释，而是对当下实践的本质构造和必然趋势的说明。简言之，马克思一方面在揭示社会历史之本质基础上，揭穿了黑格尔辩证法中否定性概念的思辨本性，另一方面，又为黑格尔否定运动的逻辑公式注入了现实内容，从而将资本批判上升到历史性批判的高度，最终成为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科学的思想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