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坤

在一次访谈中，林森提到同代人的叙述冲动，“据我个人观察，可能影响很多70后、80后写作的，倒不是什么经典文学，而是来自港台的流行文化——武侠小说、言情小说、武打片、流行音乐等等，在1990年代，塑造了大批中国青少年的世界观，也堆叠起了那些写作者最初的冲动。当然，很多作家更愿意谈鲁迅、沈从文，谈卡夫卡和昆德拉，好像说起金庸古龙周星驰就掉份，但不少人的作品中，这种流行文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1}作为林森的同时代人，我在他的回答里仿佛看见了自己，看见了和我们一样在1980年代出生的小镇孩子们，如何在游戏厅、TVB和通俗小说构成的文化风景里，接受了港台流行文化的最初启蒙，也形成了终身与之纠缠的现代性辩证逻辑。

这似乎是小镇人无从回避的命运。自20世纪初的新文学传统，鲁迅、沈从文、萧红、茅盾、废名、师陀……他们发现了位于城乡之间的城镇，贡献了现代与传统交叉地带的意义空间，也将价值立场趋向现代文明、情感心理惯性又偏于保守的小镇人生活，在现代性的维度里打开。于是，我们看到了鲁镇、茶侗、三月小城、芙蓉镇、断桥镇或香椿树街上那些灰色面孔的小镇人生，是如何夹在城乡的缝隙中，不断经历着各种形式的现代性劫掠。这是林森在写作之前就已经拥有的意识自觉，否则他不会有上文访谈中，关于传统与当下青年写作个人才能的私人分析，也不会有对于中国新文学谱系中的当代海边小镇“瑞溪镇”的一系列书写。

林森笔下的瑞溪镇，与那些充满水汽的南方城镇有着性格上的差异。他首先是自觉地将海岛放置于新文学的乡土写作流脉中，在广义的农耕叙述里书写海岛的生活，包括渔牧传统、人事流动，也包括社会历史大势下的文化变迁。这或许与他儿时并不直接生活在海边有关。虽然他的少年成长也在海滨一隅，但离海毕竟有段距离。也许正是这段距离产生的生活经验与心理意识，让他在视野上没有被全部的渔牧生活所收割，能够以他者的视角观察海岛生活的多维构成，看得到出海渔猎的大伯父、老苏、阿黄和庆海爹们;也看得到宰羊的老潘，看风水的石头爹，开餐馆的黑手义和生不逢时的王科运们。

也因此，乡土传统链中的海岛小镇，必然会经历现代性的一次次危机时刻。长篇小说《岛》里的吴志山，个人命运遭逢社会变局，被诬陷的十年牢狱之灾与极左政治运动的时间重叠，让他原本有期限的身体监禁，在激进革命的风潮里被无限延长。更有监牢外的家破人亡，成为他出狱后无尽的精神囚牢。更糟糕的是，自我放逐这种旧时的自戕手段也并不能让吴志山获得解脱。大规模的现代化浪潮中，他流落的荒岛被列入城市化改造计划，是想象中的“海星现代城”。于是，吊诡的事情发生了，在农耕文明形式中尚有一息选择权（相对意义层面）的吴志山，在资本现代性面前，非但连自主的死亡权都丧失了（他给自己造的洞穴坟墓，在海岛改造中被铲车全部挖塌）。更荒谬的是，资本现代性重塑了新的语境，吴志山几十年的冤屈在资本进场的一刻似乎成了“幸运”的经历，他父母双亡妻离子散的悲怆命运也被新的话语逻辑改寫成“因祸得福”的应有代偿，“老吴，据说上头专门交代了哦，你算是住在岛上的，这下小岛开发，你占了好大便宜啊。”“是哦是哦，我也听说了，说是还要赔老吴一套房子呢。哎呦，你说哦，大家都说老吴命苦，含冤几十年，可人啊，不到断气，哪知道好运马上就来啊。”{2}似乎一切都很合理，一套房子可以抵消人一生的悲苦。当个人的祸福不再与个人有关，改由时代语境的转换所决定。那么，随着老吴的悲剧变成喜剧，他的喜剧也终将换来一代人的悲剧。在1990年代以来的社会结构变迁中，这势必席卷包括叙述者老五（与老吴同音），吸毒鬼曾德华，私生子张晓峰，投机者黑鬼等不同代际、不同宗族在内的所有乡土人生。

对现代性危机的警惕让林森在小说里保持了对工具理性的审慎态度。作为1980年代生人，港台流行文化虽然一定程度上松动了高度集中的文化模式，但也将洛文塔尔式的担忧推到人们眼前。精英教育背景出身的林森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笔下1990年代以来的海岛社会危机，最致命的都来自于社会结构外部，“‘只要不吸毒就是好青年’——这是镇上流行的评判标准。白粉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流入镇子后，家破人亡屡见不鲜。在镇上人看来，赌博输钱，小事一桩;去永发嫖妓，睁只眼闭只眼就是了，反正也有腻的时候;青年人聚众打架，那也是正常嘛，只要不拿刀砍，鼻青脸肿了，擦擦药就好;但，若是吸毒，就万劫不复了。”{3}类似的表述在《关关雎鸠》《小镇》《岛》中不间断出现，外来形式引起的乡土溃败，是这些小说在“重复的美学”中一再确认的事实。

但必须要申明的是，质疑现代性并不意味着作者就认同传统的渔猎文明形态。尽管作者书写了大篇幅的海岛生活，呈现出丰富的海洋生存细节，将渔获、祭祀、迷航或海上奇观在地方志与民俗学的维度中展开。但这些都只作为他小说中渔家的世袭经验，用来组织日常生活，并不占有写作者的价值立场或情感认同。在作者的讲述里，高风险的海难依然是传统渔牧生活方式中最大的原罪，是渔家世代的不幸之源，无数海岛人家的噩梦都来自无法控制的海上风暴。海洋承载着海岛人复杂的情感体验，一方面感谢海洋的馈赠，另一方面，又恐惧海啸带来的灾难，这种敬畏间的复杂情感，随着每一轮月夜与黄昏，都会再现，“黄昏是酸楚的。通信不发达的很多年里，等待是唯一的联系方式。女人们每到黄昏，就会在岸边的木麻黄树和椰子树下遥望大海，希望铺满黄金的水面上，出现一个黑点。黑点逐渐变大，变成她们的男人以及船舱里的鱼虾。这样的等待，有等到欢喜，也有颗粒无收的失望——有时是绝望，出海的男人和那艘船，永远留在某一次风浪里了。”{4}情感的反复使黄昏的感受沉淀在无意识里，渐渐形成海岛人怨海和恋海的双重情结。这勾连起新文学乡土小说传统里古老的原型母题，贯穿起由鲁迅到莫言的文学写作。既怀恋乡土，哀悼已逝的童年与自然，又无法认同乡土的价值和思想，艰难地处于情感的摇摆之中。

这不是某个时代或某个人的问题。作为新文学以来乡土文学谱系中的难题，每代人都要面临基本问题的各种变形。就像老年老吴的问题也是青年老五的问题，他们都不堪忍受生命的重压，逃亡孤岛，将自己隔绝在社会化之外。或者伯父的旧宅拆迁后，试图重新选址再建祖屋的行动与祖辈寻觅栖息之地，形成超越时代的重复结构，都在寻找安放身体与心灵的精神家园。最普遍的遭遇或许就是老潘和他的孙子潘宏亿。在一个只要不吸毒，吃喝嫖赌都不算犯错的伦理结构里，当老潘得知孙子潘宏亿吸毒时，对方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的迷狂状态，唤醒了他自己曾经嗜赌如命的往事。老人和孙辈，生命两头隔着时代，再次遭遇了命运的同类型考验。赵汀阳在《追溯本源的方法和问题的递归性》中，以哲学社会学的视野证明了存在论境况的基本问题及其稳定性的实质。根据他的观点来看，虽然生成问题的“存在论事件”早已消失在历史的记录甚至各种形态的文化记忆之中，但基本问题的本源性注定了这是人类生存“从一开始就必然遭遇的根本问题，也是开展任何一种可能生活所无法回避的问题”，也因此，超越的方法也要到全部生活中去寻找。

从林森的现有文本看，历史和出走是他做过假设却又被证明无效的两种主要方式。他为数不少的小说都敏感于历史之谜，像《有几条路飞往木桥》《丁亥年失踪事件》《我特意去看了看那条河》《海岛奇事录》《岛》《海里岸上》等都是典型。其中，歷史的不可知与历史路径的中断形成了他历史意识的某种虚无化。《有几条路飞往木桥》里，除了父亲的遭遇本身是一重历史之谜，父亲的失语也暗示了多年前落水女人与断桥的秘密将永远被搁置在历史裂谷的侧畔，无从考证。《丁亥年失踪事件》中，面对一个人的消失，小说中所有参与叙述的人都要承担这一历史后果，在不同的叙述视角转换中，友人、弟弟、父亲和女友，所有曾经亲密的关系里，没有一个叙述者知道失踪者的消息。然而除了历史的不可知，旧的历史谜团还会产生新的谜面，作为重要叙述视角的友人，居然也是将死之人，而他的死因不详也将成为新的历史之谜，使历史的海面迷雾重重。

被斩断的历史无法提供任何可参考的路径，同样，出走也解决不了存在论境况的难题。林森小说中的出走，有少年冲动，也有成人面对绝境的主动选择。《背上竹剑去龙塘》里的小马曾怀揣侠客梦想去香港，却止步于现实里街头小混混的拳头。逃离的冲动困扰着小镇年轻的灵魂们，同篇小说里的阿龙，在父亲的失踪和母亲的哭泣里，决定去那个叫龙塘的地方。然而没有人知道那里，就像没有人相信竹剑是真正的武器一样。这样的出走，更像是一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行为。类似的还有《海岛奇事录》里临时起意的女人，她的出走更像是某个生命冲动被打开的时刻，“没这风来，没收拾东西，也没想起要出去”。相比之下，成人的出走则是主动选择，也是面临绝境的唯一破题方式。《台风》里的老王，在确认自己得了绝症、且不想继续连累养女时，他决定在台风天里走向风暴。《岛》里的老吴，接连遭遇含冤入狱家破人亡等命运的重锤后，几次走入海上风暴。最富于象征意义的大概是《海里岸上》的老苏。当航海时代彻底结束，新的生产方式取代旧的，曾经的船长老苏因为受到海水的死亡召唤（曾椰子）无法再入水。也因此，当他随新式巨轮再次深入海中腹地时，内心立即回响出海底对他召唤，那是他曾经无数次熟读的，深刻在脑海里的、命运对他的安排：“自大潭往正东，直行一更半，我的坟墓。”

行文至此，由大众文化完成的童蒙，已经在辨析现代性的过程中，完成了写作者关于伦理的判断与超越。尤其是对人文传统缺乏的深刻反思，比如《抬木人》里对老父亲拔刀相向的兄弟，那种人退化成食与性的动物，被欲望驱使的肉身生活，表现出岭南一地的蛮荒与暴力。正是通过这样判断，作者作出了基于情感立场的美学选择。除了《岛》里那些不断出现在老吴视知觉系统里的幢幢鬼火，暗示愤怒、反抗和新生的流光，他最新出版的《海里岸上》或许更可以视作一种掷地有声的态度。作为曾经的流放之地、蛮荒之地、现代性过程中的被劫掠之地，在航海时代终结以后，却收获了宝贵的先民财富，《更路经》与罗盘，这些旧时代的海上经书，是几代人与海洋达成的生死契约，因为集结了先民们的生命智慧和生存哲学，在新时代的开海仪仗中被传承下来，成为世代海岛人的守护符。正是在这样的美学表述中，写作者林森表达了他基本的情感认同和美学选择，即使困于海雾，也可以期待流光。

注释：

{1}吴佳燕、林森：《无限春风来海上》，中国作家网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1/0309/

c405057-32046721.html？isappinstalled=0

{2}林森，《岛》，十月文艺出版社，2020年10月版，第232页。

{3}林森，《小镇及其他》，济南出版社，2019年版，第15页。

{4}林森，《海里岸上》，百花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10-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