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青

一、引论

晚清白话文上承古代白话，下接“五四”后的现代白话文，其桥梁位置已逐渐成为研究者的某种共识。1898年由无锡举人裘廷梁创办的《无锡白话报》，虽非中国最早的白话报纸，却历来被学界视为“晚清白话文运动”的重要标识。裘廷梁的名文《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更被视为晚清倡导语文改革的重要宣言。这篇以文言写就的长文，正面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以语文改革作为“救亡”方案。①刊于《无锡白话报》，1898年7月，第19、20期（合刊）。此文后经《清议报全编》《北京新闻汇报》等转录选刊而为世人所重，又因进入20世纪后，语言文字改革迅速成为中国向下启蒙与革命动员的重要抓手，被深植于相关叙史脉络中，并与黄遵宪早于同治七年（1868）前后写就的诗句“我手写我口”②黄遵宪著、钱仲联笺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2页。一起，成为近代语言文字变革的方向性表述，流响颇远。

裘廷梁及其“里中同志”在办《无锡白话报》时，对“崇白话而废文言”的践行有一个特殊的方向——“以话演学”，即用语体文来转写各种“中西书籍”。这种做法后来被20世纪初各地白话报刊如《苏州白话报》《杭州白话报》《中国白话报》《京话报》等仿效，一度在清季十年间颇为流行。对照于“五四”时期的语言文字改革侧重于文学领域，这种取向在看待语言与文字之别、读写壁垒以及知识下渗策略等方面实有其异趣之处，值得重新审视。

学界对晚清白话文运动的讨论，已经累积了众多成果，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晚清下层社会的启蒙，①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河北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与“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延续性，晚清白话文的文体特征，其复杂的中西方资源、外部的推动力及官方的内部支持，②左岩：《现代白话文的孕育——晚清白话文的文体特征》，《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夏晓虹：《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官方资源》，《北京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晚清白话报刊在中国新闻传播史及近代文字改革、国语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等，③夏晓虹、王风等：《文学语言与文章体式——从晚清到“五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讨论的面向极为丰富。

然而，由于自20世纪20年代后，“崇白话而废文言”实际上已经脱出了“文学革命”的范围，落实于文教改制，最后演变成了一场彻底的文化革命，因而使得某些重要差异在整体化的历史叙述过程中变得扑朔迷离。而现有研究又大多是接榫在“五四”文学革命的叙史框架内展开的，往往陷入文白二元对立的预设中。在讨论中，时而将“白话文”简单等同于“口语”来考虑，缺乏对文体层次的深入观察与分析；又往往因为仅拘泥于文体本身而没有关注到知识层次问题，④陈平原曾注意到“文艺文”与“学术文”的差异，认为“述学文章之采用白话，很可能也是（白话文运动成功）至关重要的一步”。这实际上已隐隐触及文体与知识内容绾结的问题，但此类讨论至今并未得到深入展开。参见陈平原：《章太炎的白话述学文体》，载夏晓虹、王风等：《文学语言与文章体式》，第187—229页。未能由此进一步注意到文体与内容之间复杂的绾结及因此造成的读写壁垒的实际情况。因此，我们有必要暂时跳出“文学革命”的叙史框架，立足于史料自身提供的脉络，回到晚清白话文兴起的具体场景，去思考“事中人”对白话与白话文的理解、他们的语体转写实践及知识下渗策略等问题。顺着这一思路，本文将梳理晚清语文变革的不同取向，并在分析几个中西书籍白话转写文本的基础上，讨论这些文本如何处理读写壁垒和知识下渗问题，为思考晚清文教变革中文言与白话、文体与知识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个线索。

二、晚清文教变革的不同语文取向

中国近代通行的言文观自19世纪80年代末黄遵宪的表述开始，在戊戌维新前后经梁启超、陈子褒（荣袞）等人反复阐发，再由“五四”白话文学革命的意识形态化申说而使举国知闻，最终定型于20世纪中叶语言学家的细部研究。其主要看法是，言文在源头上是一致的：上古的书面语就是当时口语的文字记录，后世所见“言文分离”现象，乃是由于书面语被“文言文”形态固定下来，没有随着口语的发展而发展，因此人为造成了读写的壁垒，而这种壁垒又把人群区隔开来，成为文本知识纵向传播的障碍。⑤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梅祖麟：《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不过，西方当代汉语言学史的一些研究者对此却持有非常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汉语书面语与口语在最初就属于完全不同的语言表达类型。就书面语形态而言，文言与生活语言相去甚远，白话则与汉语自然口语形式高度一致。“通俗汉语的书面形式”——白话文，是迟至中古佛经翻译时期才出现的，“文言与白话作为互相竞争的两种系统在中国并存数千年，二者各自得到不同社会阶层或政治团体的支持”。⑥参见梅维恒：《佛教与东亚白话文的兴起：国语的产生》，王继红、顾满林译，载朱庆之编：《佛教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58—409页。

换言之，如果言文分离是中国语言文字与生俱来的，文言与白话只是分属不同人群的书面语形态，而不是处于进化链条的前后坐标，那么读写壁垒便不能完全化约成文白对立来考虑，并仅靠废除未与时俱进的某种文体形式来简单破除。若与知识传播联系起来观察，会发现造成壁垒的也许并不仅仅是语言文字形式本身，而且更可能在于它们与某些内容的固定搭配状态。理论上，如果不能成功改造书面语，使之适应各门类与层次的知识内容，那么，仅靠提高识字量或废弃文言，将仍无法实现标准化知识的迅速下渗。

在中国，比裘廷梁更早面对知识下渗问题的，还包括19世纪以来渐次进入中国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⑦段怀清：《“深文理”：晚清新教来华传教士与“文言”及“文言文”》，《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从19世纪10年代开始，英国伦敦会来华传教士马礼逊就在《圣经》中译的过程中，对中文文体做过一番观察。他发现中文书籍有三种文体风格：文言、白话和折中体。“四书五经”的文体“简洁”而“经典”，属于文言；大多数轻松小说是用“十分口语化的体裁”撰写的，属于白话；《三国演义》的文体风格“折中于二者之间”，属于折中体。马礼逊最终决定采用“折中体”翻译《圣经》，因为他无法忽视口语体不能保有“古代经书严谨和尊贵的气质”及“会让受过良好教育之人感到鄙俗”这两个缺点。①米怜：《新教在华传教前十年回顾》，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翻译组译，大象出版社2008版，第43—45页。无独有偶，1890年上海的第二次传教士大会分别成立了“深文理”“浅文理”“官话”三个翻译委员会，翻译了三种不同文体的《圣经》中译本。惠志道牧师（Rev.J.Wherry）在会上发言，对当时《圣经》的两个比较成熟的“浅文理”译本多有评论，认为此类译本可以兼顾读书人与普通民众对“典雅”与“易解”的不同要求。②Rev.John Wherry，“Historical Summery of the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Scriptures，”in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held at Shanghai，May 7-20，1890，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90，pp.56-58.

显然，19世纪的来华传教士们观察到中国的书写文体中存在等级秩序。使用纯口语体，会使“受过良好教育之人感到鄙俗”，而“每当中国人进行严肃的谈话时，都假装瞧不起口语化的小说作品”。不过，传教士们无意于改变文体等级秩序，他们的策略大体在于努力找到适应之道：制作适应不同文体等级的译本，如在“浅文理”译本中尽量使用两字词，不使用文言特别的语法结构等。更重要的是，经文不能过于凝练费解，因为“这将会带给讲道者和评注家大量艰辛的工作”，③米怜：《新教在华传教前十年回顾》，第44—45页。想来也必不利于教义的标准化传播。

相比之下，晚清本土白话文运动在语文改革方向上却不是“适应性”的，19世纪末裘廷梁、黄遵宪、陈子褒对语文改革都持更为激进的态度。黄遵宪在1887年成稿的《日本国志》中反复阐发了他关于语言文字于古合一的看法，认为“文字不能因时而增益，画地而施行。言有万变而文止一种，则语言与文字离矣”，④黄遵宪：《日本国志》，卷三十三《学术志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46页。而言文分离是因为书面语没有随着口语而变，遂历史地造成了读写障碍。

既然黄遵宪舍弃文言文的逻辑理由乃在于它相对于口语而言是僵死的，那么，他猛烈攻击的其实是文、白间固有的文体等级观念，即认为文言文是高雅的、白话文是俚俗的。对此，陈子褒在1897年的《俗话说》中做了类似的表述：“讲话无所谓雅俗也。人人共晓之话谓之俗，人人不晓之话谓之雅，十人得一二晓者亦谓之雅。今日所谓极雅之话，在古人当时俱俗话也。今日所谓极俗之话，在千百年后又谓之雅。”⑤陈子褒：《俗话说》，引自陈子褒：《教育遗议》，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1辑第905册，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第1页。他们显然认为，白话文应该就是对口语的忠实书面记录，并不需要另行建立基于口语的书面语，因此在表述中也没有必要刻意去区分“文”与“话”。这种言文观念隐然对汉字象形表意功能及基于视觉的书面语持否定态度，而欲彰显汉字的标音功能。既然文字应该退居到口语的记录符码位置，那文字拼音化的改革方向也就顺理成章了。晚清最后十年间出现的众多汉字切音方案，实际上便是在类似言文观念中展开的。简言之，读写壁垒就是指僵化了的文字与书面语本身。

尽管裘廷梁在语文改革方向上同样激进，但他的语文观与黄遵宪、陈子褒实则存在值得注意的差别。《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有一个明确的论述起点：国家为了自存，必须把全体民众直接动员起来，使人人都参与到寰宇竞争中，于是，每个个体相对静止的周遭世界，必须接受来自急剧变动中的共同世界的知识与讯息，如此才能被迅速动员与划一训练。在这种强烈的现实关怀下，他发现在不同人群之间存在严重的读写壁垒，因而出现了有识字的“智民”而无“智国”的悖论现象。裘廷梁敏锐地认识到知识与文体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造成读写壁垒的并不仅仅是识字问题，还有语言层次的问题，其中的关键是不同层次的语言文字与不同的知识内容绾结在一起。

对照裘廷梁“崇白话而废文言”主张的具体所指，可以较为明显地看到他与黄遵宪在语言文字观、变革诉求与实践方向上不尽相同，各有侧重。裘廷梁改革的重点在于重建以通用语为基础的书面语，而并不全在简化文字形态以快速推进民众识字率上。这种差别在“五四”以后成为不同的实践资源，促使中国近代语文改革走上了“白话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两个各有侧重的方向。⑥王风曾论及“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的“分头而起”与“合流”问题，但仍局限于“五四”以后的脉络来展开讨论，并未回溯至晚清语文观。参见王风：《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之关系》，载夏晓虹、王风等：《文学语言与文章体式》，第46—70页。

传播学者及人类学者曾观察过口头文化与书面文化的区别。他们发现，书面语与口语能表达的知识内容并不完全相同，口语表达和交流知识的模式与书面语存在很大的差别。同时，知识的传播与渗透问题，借用舒茨的概念来说，事实上是打通周遭世界与共同世界的问题，或是突破“信息茧房”的问题，这不仅涉及文字壁垒，更重要还在于如何突破知识与观念壁垒。①沃尔特·翁：《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9—88页；阿尔弗雷德·舒茨：《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游淙祺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26—289页；凯斯·R.桑斯坦：《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毕竞悦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刘永华：《清代民众识字问题的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年第2期。据此以观，文言文确实与微言大义的经典互为表里，口语则与周遭生活世界的经验血脉相连，要突破读写壁垒，实现知识下渗，将每个个体都动员到近代国家建设中来，其关键之处，确似在于如何将语言文字与不同层次的知识内容解纽与再绾结。很显然，晚清“中西书籍”的白话转写必须直接面对的就是类似层面的问题。

三、读写壁垒的层次与针对古代典籍的白话转写实践

中国近代的白话报刊渐兴于戊戌前后而大行于清末十年之间，其中有一个特殊的实践方向，即用语体文转写并连载各种“中西书籍”。实际上，早在清代中叶，朝野曾持续对康熙的《圣谕》及雍正的《圣谕广训》进行直解、注释与宣讲，此时就已经触及了文言文本的“白话转写”问题，②周振鹤撰集、顾美华校注：《〈圣谕广训〉集解与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因此，有的研究者也将《圣谕》直解视为晚清白话运动的“官方资源”之一。③夏晓虹：《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官方资源》。固然，《圣谕》及《圣谕广训》的俗语或方言直解，也会在底本文意以外添加演绎性内容、图像以助理解，或有直接向口头宣讲稿本转换的迹象，不过，由于《圣谕》的性质比较特殊，大多属于说教劝化规条，内容又较为接近日常生活世界，因此与文言书籍颇有不同。“中西书籍”的转写显然更为困难。且不论所选底本多为论学文字，并有不少涉及本土文化以外的内容，即使是“演古”，即对古代典籍的白话转写，也需要考虑跨越更多层次的读写壁垒。《女诫》的转写就明确展示了读写壁垒层次的复杂性。

东汉班昭所作的《女诫》，是古代教导女德的重要典籍，晚清曾出现多个白话注解本，对此夏晓虹曾做过讨论。④夏晓虹：《经典阐释中的文体、性别与时代——晚明与晚清的〈女诫〉白话注解》，载陈平原、张洪年主编：《中国文学学报》，2010年12月，第201—225页。有趣的是，夏文论及的晚清三个白话注解本，与当时方兴未艾的语体文变革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值得进一步讨论。

如果说，中国近代语文改革大致有文字声音化与重建书面语两个发展方向的话，那么，劳乃宣、吴稚晖与裘廷梁无疑是19、20世纪之交几个最重要的推行者。而晚清《女诫》的三个白话注解本分别出自劳乃宣次女劳纺、吴稚晖之女吴芙与裘廷梁族侄女裘毓芳，并非巧合。这除了与近代文教变革多依托地方社会旧有的人际网络而起有关以外，或也与女性在日常阅读中接触弹词、小说等语体文经验较多，更长于白话写作有关。

在这三个白话注解本中，以劳纺的《女诫浅释》成稿最早，至迟完成于她1891年出嫁之前，不过其刻本至1899年方行于世。⑤劳纺：《女诫浅释》，扫叶山房1921年石印本。今存吴芙的《女诫（吴芙俚语本）》是个稿抄本，未标注成稿年月，封面以小楷在“女诫”二字标题下书有“吴芙俚语本”五字，并注“无锡白话报馆置”。⑥吴芙：《女诫吴芙俚语本》，无锡白话报馆置，清抄本，上海图书馆藏。1898年5月20日，《无锡白话报》开始连载裘毓芳演《女诫注释》，⑦裘毓芳：《女诫注释》，《无锡白话报》1898年第2期开始连载。以吴芙《班昭女诫注释序》刊于前，此文基本上是俚语本相关文字内容的缩写，而裘毓芳《女诫注释》正文也多有与俚语本对话的内容。据此，大致可以判断无锡白话报馆的“吴芙俚语本”，应成稿于裘毓芳的连载本之前。简言之，这三个白话注解本，以劳纺的浅释本成稿最早，吴芙的俚语本次之，裘毓芳的连载本最晚。

值得注意的是，晚清这三个《女诫》白话注解本在设置释读层次方面其实存在不小的区别。其中，劳纺的《女诫浅释》的释读步骤比较简单。此书依从其父劳乃宣建议，基本按福建人陈澧（心泉）《论语话解》的做法，分段落首录班昭底本原文，次以小字浅释字词含义与用法（“疏其字义”），再以“解曰”领出本段的语体文转写文字（“次演说一通”）。据劳纺跋文交代，她转写此书原先只是为了“自箴”，并无意示人，只是在婚后经丈夫陶保廉鼓励，才出以付梓。因此，此本的目标读者并不是毫无阅读经验的人，而是受过一定教育的闺阁中人。劳纺所设想的读写障碍也就比较简单：去除“古奥”文辞，代以“俚质”之语；但求直解，“不求文饰”即可。因为，对这类既有阅读经验又远离科考的读者来讲，主要困难不过是受阅读数量、种类所限，对古奥书面语的程式化表达经验不足罢了。

裘毓芳的《女诫注释》在文言文读写壁垒层次上，设想得更为复杂一些。在班昭原文之前，注释者先以白话文1093字介绍了《女诫》的性质、作者生平贤惠事迹、文本流传原因等。具体来讲，裘毓芳的这段文字是从俚语本改写而来，主要改动之处在于先将俚语变为“官音”白话——基于通用语而非方言的口语体书面语，再补出与口语所系之日常生活世界颇有距离的知识细节如“汉和帝”“东观藏书阁”等，这类知识大多须从书籍阅读中得来，又有助于理解书面语。裘毓芳似乎认为，在字词以外，这类知识同样构成读写障碍，应及时予以清除。此外，裘毓芳的连载本也与劳纺的浅释本同样分段分层次释读：首列原文，继而集中解释字词，再以“曹大家说道”领出整段连贯的白话转写文本。只不过，在这些层次之外，裘毓芳的连载本还多出一个“裘毓芳说道”的段落，对原文进行推论演说。其基本做法是回到目标读者的日常人际关系（如夫妻、婆媳、姑嫂）场景中去说解书籍所寓的教化宗旨。

相较而言，吴芙的俚语本在这三个本子中注释的层次最为丰富，除了正文前自成段落的“篇首”七字俚语《女诫注释题辞》外，还有两段共1268字的俚语前言，一段介绍作者班昭的生平和事迹，另一段以“吴芙说道”领出《女诫》的劝读文字。而在班昭底本正文之前，吴芙解释了“序”在书籍篇章结构中的功能：“‘鄙人愚暗’起头，到‘其勖勉之’住，都是序头。每部书终先有一个序头。序是拿只部书为什么要做，做了为什么许多意思，讲讲明白，只就叫序。”这是在补充类似于由右及左、自上而下这类书籍阅读的常识了。可见吴芙设定的目标读者除了在日常生活中惯用俚语外，还可能并无多少阅读书籍的经验。

在原文之外，吴芙同样有两个基本的释读层次——训释字词和全句转写，只是做法比较特别。她训释字词的方式是将白话训词直接写在底本原词边上，用红线框住，强调文白字词间的一一对应关系；此外，另以独立段落单独解释字词训义的来历和字面意思以外的程式化表达含义，如“鄙人为什么算粗俗小气人，鄙是乡下地方，乡下地方是最粗俗最小气底地方，如今骂别人乡下人，就是嫌他粗俗小气”，“鄙人是曹大家自说自，为什么自家要算粗俗小气人，是谦虚……下头说愚暗，说不敏，说疏顽，都是谦虚”。就全句转写而言，吴芙的俚语本有“曹大家说道”和“吴芙说道”两个层次，这与裘毓芳的连载本做法基本一样。区别在于，吴芙的俚语本中“曹大家说道”所领的段落，并不仅仅是原文的白话逐句转写，而且分了字面直解和言外释意两个段落。如第一段有“曹大家说道，我年纪十岁又加四岁，十四岁底时候就搦子粪箕笤帚，来到姓曹个人家去做媳妇”，第二段就补充解释“十四岁应该直截爽快写年十四，为什么要多一个又字，要说十岁又加四岁，只个是做文章底调头，毫无别样讲究，去落了也通，安一个也弗碍”。为了让识字不多的读者明白粪箕、笤帚的意思，吴芙甚至画图予以说明。

总之，《女诫》的三个晚清白话注解本，各自设定了不同的目标读者，预计了不同的读写能力，细观作者们设置的释读层次和互异的转写方案，可以窥见晚清白话文运动的“事中人”对于言文读写壁垒的具体认识与破除方向。这其中，有一些困难是不习惯文言读写者所共通的，如：文言文相对于口语，缺失一些语法功能性结构等；某些程式化表达指向的字面外含义难以把握，如以物来代称特定的人或制度等；书面措辞的释义、使用语境需要相应知识准备才能知其脉络；古奥书面语的表达场景距离日常生活太远，无法理解。还有一些困难，则是属于完全没有书面语阅读经验者的，如识字量、书籍阅读常识等。相应地，三位女性释读者也尝试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如训释字词，将书本知识引入日常生活的场景中去读解，补充阅读书籍所必需的常识等。最后，她们提出了重要的建议：“《女诫》注释快读熟，一切道理自明白。既能学像曹大家，何必念经与念佛？再讲天文地理搭算术，已与小家之女有分别。”①吴芙：《女诫注释题辞七字俚语》，载《女诫吴芙俚语本》。破除读写壁垒，进入书籍所桥接的外部知识世界，最紧要之处便在于，要尝试突破被文言垄断的阅读内容，因此，知识下渗的关键之处便是，白话能否改写远离日常生活世界的知识内容。

四、西学书籍白话转写中的叙述策略

《无锡白话报》的内容共分为三类：演古、演今与演报。所谓“演今”，即“取中外名人撰述之已译已刻者，取泰西小说之有隽理者”以白话重演。在1898年之前，有关“西政西学”的“已译已刻”书籍大致出于1840年之后有教会背景的译印机构。值得注意的是，演者选择底本未必是译作的初版本。如《史氏新学记》原是1882年颜永京译斯宾塞《教育论》（1851）而成的《肄业要览》，后被梁启超收入1897年的《西政丛书》及汤寿潜辑的《质学丛书初集》，只是在1897年《湘学新报》连载时方改名为《史氏新学记》，《无锡白话报》参考的应是后者。这些几经转手而来的外来知识，显然距离日常生活的世界极其遥远。

书籍史研究对出版物中不断叠加的附加信息表现出日益浓厚的兴趣，这类附加文本为原作者的最初作品所无，而产生于书籍的多次刻印环节中。《无锡白话报》的白话译本在原文之上附加的信息也颇值得注意，它们一般会在第一回开篇添上一些原文所无的解题信息，出现某个类似“说书人”角色的“介绍者”视角，有时候亦会对原译本附加的序言等做白话演绎。例如，《无锡白话报》第9、10期连载李提摩太所编《列国变通兴盛记》内的三篇《俄国变通兴盛记》《日本变通兴盛记》《印度变通兴盛记》，分别改题为《俄皇彼得变法记》《日本变法记》《印度记》。其中，第一篇开篇就说“这书是《列国变通兴盛记》的第一篇，是英国人李提摩太作的”；其他两篇改题后也添加了文字说明，分别交代它们是《列国变通兴盛记》的第几篇。①《俄皇彼得变法记》（金匮裘毓芳演），《无锡白话报》1898年第 9—10、14、22、24期。第3期开始连载的《农学新法》，是侯鸿鉴针对李提摩太所译贝德礼的作品做的白话本，篇首添加了额外的解题信息：“什么叫农学？农就是种田人，讲究种田的学问，就叫农学。什么叫新法？是新出种田的法子。作这本书的是英国人，叫贝德礼，翻译这书的也是英国人，叫李提摩太。”②《农学新法》（无锡侯鸿鉴演），《无锡白话报》1898年第3、4期。第7、8期上开始连载《百年一觉》，篇首对原译者做了评论：“这部书，原叫《回头看》，乃是美国人毕拉宓做的。后来有个英国人，叫做李提摩太的，把他翻译过来，就改名《百年一觉》。当中所说的议论，都是美国百年后一切变法的事情……这演义也只就译本铺排铺排，虽不能如原书详细，那事情实在足以消闲解闷。大家如果破些功夫，把这部书看看，比看那寻常的小说，正是好着多哩。闲话少讲，言归正传，且说……”③《百年一觉》（金匮裘维鄂演），《无锡白话报》1898年第7、8期。

从第1期就开始连载的《富国策》白话本，更是对西学的一些门类做了简单定义：

话说天底下的书，不下几千万种，都是明白道理的人做出来的。有的书讲那从前的事情，有的书讲的如今的事情，也有的书讲那种田做生意做各种物件的道理，也有的书讲那天上地下各样东西的道理……就像从前西洋人做的一部书，名叫《重学》，是专门讲各样东西轻重的道理。有一部书，名叫《几何》，是专门讲各样东西大小的道理。这两部书也算做得明白的了，世上看不懂的人还很不少呢。这样看起来，要教天下念书的人都懂得那富国的道理，恐怕很不容易呢……④《富国策》（梁溪毋我室主人演），《无锡白话报》1898年第 1、2、3、5、6、12、14期。篇首“说书人”视角的出现，在读者与作者之间添了一个中介者，而前两者之间原本存在的译者角色也被强化。在知识与读者之间强化中介者的视角，而不是将其隐去，使得白话演本的读者会对原作传达的知识产生一种类似“传说”的疏离感；即使源头有些自己不能理解的东西，对于读者也感觉变得极正常，很自然会用自取所需的方式来对待它们。传教士译者曾努力要把新知识塑造成“普遍价值”的载体，这种效果在这里也大大减弱了。人们会选择自己感兴趣、对自己有用的东西以增广见闻。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叙述策略在晚清白话写作中并不少见，它们借用民众喜闻乐见的套路以达成知识下渗的目标。很明显，晚清西学书籍的白话转写，跟对古代典籍的转写一样，目标并不单纯仅在于以白话转写文言，因此，如何突破读写壁垒，特别是受众的知识接受习惯，也是必须予以考量的一个问题。

五、结语

关于近代语文变革的讨论，常被完全置于言文对立、国语-方言二元的框架下展开，而这一框架又是受到“五四”以来意识形态化的“文学革命”叙史影响而成立的，基本屏蔽了明清时期的外来实践，更忽略了言文传统在历史脉络中形成的各种复杂层次，因而未能将跨越读写壁垒的实践置于更为丰富具体的历史脉络中去考虑。但实际上，来自外部世界的知识要向下渗透，必须穿透层层壁垒。显然，仅仅在文学革命的框架下讨论，是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的。

事实上，为突破这些壁垒，晚清白话文运动提出了两个文白不并立的激进变革方向：一个朝向文字声音化的方向努力，隐然指向取消书面语而独尊口语或口语的符码书写形式；另一个则侧重于改造书面语，以口语通用语为基础脱离古奥的文言典籍传统，力图兼顾周遭世界与共同世界的知识表达。晚清中西书籍的白话转写实际上也就是新书面语创造的实践，其肯綮关节在于贴近周遭世界的新书面语能否突破文体垄断的读写壁垒，继续表述外部世界的知识，并将标准化知识引入周遭世界。晚清《女诫》的三个白话注解本及《无锡白话报》西学书籍的转写者们，就此做出了各种探索。

本文对晚清白话运动前后的各类“事中人”及其语体文转写实践的讨论，或有助于推进对明清时期横亘于不同阶层间的读写壁垒的理解，明清文化史学者曾尝试将不同阶层的文教程度模式化，其标举的主要事项为经学教育与识字能力。①姜士彬：《明清社会的信息沟通方式、阶级与意识》，徐彤译，载张聪、姚平主编：《当代汉学研究集萃·思想文化史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02—315页。本文的讨论揭示，不同阶层之间的读写壁垒不仅限于识字和经学教育，也不纯粹是语言文字的问题，还牵涉知识与观念层面及其与不同文体之间的绾结。此外，这一讨论还可能有助于推进对晚清白话文运动时代特征的认识，为深入理解文言与白话、文字与语言、文体与知识等问题提供新线索，并将由此而进一步去思考，在近代中国进入以资本化、工业化与标准化为趋势的全球知识生产、传播轨道时，人们面对着怎样的既有读写壁垒，又走向了怎样具体的破除与重建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