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

内容摘要：20世纪末，东北迎来了一场巨大的变革，《枪墓》所描绘的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从“父一代”到“子一代”的底层小人物的奋斗历程。从空间叙事学角度对小说的叙事结构与文本内涵加以分析，有助于探究作者班宇对东北巨变后社会风貌的书写以及底层小人物命运的展现。

关键词：空间叙事 东北 班宇 小人物

20世纪90年代，东北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业改革与经济调整，而作为东北经济核心城市之一的沈阳更是在这场变革的浪潮中受到了巨大影响。作为历史的亲历者，班宇在进行文学创作时自然而然地将其小说植根于东北，植根于沈阳，以“子一代”的目光对那个锈色的时代与社会进行了审视、重构与书写。空间叙事学认为，一切文学作品都无法完全脱离空间的存在进行叙事，空间对于小说具有形式与内容上的双重意义。从空间叙事学角度分析小说的叙事脉络与结构，可以进一步揭示其深层意蕴，呈现其人文关怀。

一.形式空间——“中国套盒”式结构与分形叙事

文学作品的形式空间可大致分为以下几类，分别是“中国套盒式”结构、圆圈式结构、链条式结构，此外，还存在着词典体、橘瓣式结构、拼图式结构等。[1]从总体上来看，《枪墓》采取了“中国套盒”式的叙事结构，而在局部意义上则具有分形叙事的特征。

“中国套盒”式结构，也可以称之为嵌套式结构，指的是“大故事中套小故事”的叙事模式。《枪墓》的主叙事层是从叙事者“我”的视角展开的。故事主要讲述了“我”在北京打工的所见所感，并以回忆的方式交代了之前在沈阳工作的经历与北漂的缘由，最后以“我”事业受挫离开北京，独自一人前往未知的北方结束。小说的次叙事层则出现在“我”为刘柳讲述的故事里，是以全知视角对孙程家破人亡的生活经历进行叙述。在小说中，孙程的故事与“我”的经历具有极高的象似性，“我”似乎既是在讲述以孙程为主角的一本小说，又像是在对自己的人生进行回忆，而从小说种种细节上来看，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大故事中的“我”就是小故事中的孙程。这种主次叙事层互相交织、亦真亦幻的“中国套盒”式的形式空间，无疑增加了小说的阅读审美效果。

分形叙事是龙迪勇命名的一种复杂的空间叙事模式，指“事件与事件之间仍然存在着因果联系，不过这些事件并不形成一个接一个的线性序列，而是在某个关节点上叙事的线条会产生‘分岔’（一个作为‘后果’的事件是由多个作为‘前因’的事件或事件链条所导致，而一个作为‘前因’的事件则可能导致多个‘后果’事件或事件链条），而且，在‘分岔’后的叙事线上还可能发生持续的‘分岔’现象”。[2]分形叙事具体又可分为面向“过去”的多因一果和面向“未来”的一因多果两种类型，《枪墓》所运用的主要是面向“过去”的多因一果类型。小说里，“我”前往北京的原因是双重的。首先是物质层面的生存需求，在人的幼年时期，婴儿会向亲密监护者寻求庇护，以获取安全感，当这种庇护和安全感无法获得时，婴儿就会产生焦虑情绪，这种心理认知机制作为人的原处心理机制投射于成人的世界中，成年人在失去庇护所而处于没有安全感的焦虑状态时，就会产生风险意识，进而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寻求新的庇护，以获取安全感，这也是人的行为动机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3]当“我”在动漫公司的工作前途无望时，生存危机使我产生了个体焦虑与风险意识，此时肖雯向我抛出橄榄枝，邀请“我”去北京共同创业，“我”在盘算估量后答应了肖雯的邀请去往新的地方以寻求生存保障。其次，是精神层面的释然所驱使。在次叙事层中，小说交代了“我”认出农家院户主杨树正是当年打了父亲耳光的人，杨树所带来的不仅仅是父亲的个人屈辱，更令年少的“我”感到震惊惶恐，从那时起，“我”的内心便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多年之后仇人相见，杨树未认出“我”，因此不曾设防，而“我”则计划着用父亲留下的枪报仇，“我”打死了院中的老狗，希望杨树从此活在恐惧不安中，然而，在某天晚上邂逅了一个失去妻女的中年男子之后，当“我”再次徘徊于杨树家门口，并与杨树的妻子对视时，“我”不再选择暗中逃避，而是抬头“直视院内炽烈的白光，选择进入其中，回到记忆的某个刻度里，即使他还没有完全准备好”[4]，可以说，在这一瞬间，“我”与过去的恩怨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和解，“我”脱离了仇恨的束缚，实现了精神层面的解脱与救赎。而在这之后，“我”也没有留下去的必要与可能，因此“我”离开了南郊农家院，前往北京。空间叙事学指出，世界是复杂的，因此，小说反映世界的叙事形式也是对应着的复杂结构，《枪墓》通过嵌套式结构与分形结构巧妙结合与灵活运用无疑符合空间叙事学的观念，同时，这种写作手法也使得小说具有浓厚的艺术魅力与感染力。

二.故事空间——大空间与小空间的结合

故事空间是指叙事作品中写到的那种“物理空间”，也就是事件发生的场所或者地点。《枪墓》以主人公“我”的视角对空间进行观察，并以“我”的行动轨迹为主线支撑起整篇小说的空间架构。在小说中，作者对地志空间的转移过程与人物所生活的具体空间进行了描绘，通过“大空间”与“小空间”的结合，展现了人物的个性特征、心理活动与生存状态。

1.大背景下地志空间的转移

空间与人物密切相关，当小说以某一人物的视角展开叙事时，外在空间便与人物建立了内在的联系，人物的行动带动着小说空间的改变，同时，空间的转换也成为人物生存状态变化的客观性表征。通过对小说情节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随着主人公“我”的脚步，小说的地志空间呈现出一个“东北（沈阳）—北京—东北”的转移图示，而在起始点“东北（沈阳）”上又大致呈现为“铁西—南郊”的走向。表面看，从家乡前往北京，再由北京返回家乡，这似乎是当代北漂十分常见的一种务工轨迹，但实际上，这反映了人的一种求生模式，在《枪墓》中，这条求生之路则显得更为艰难。“我”因在沈阳前途渺茫而选择只身一人来到北京打拼，出走那夜“风很大，天空沉寂而高阔，我仿佛置身荒原，在等待着冲天的火光，但在远处，却往往只是一闪，便又迅速消逝，只剩下如谜的黑暗”[4]，“我”应肖雯之约，离开沈阳，奔赴北京，看似充满前途希望，但那丝希望却如我所等待的火光一般，仅仅是“一闪”便消失不见。当北京事业受挫无法维系生活后，“我”与女友刘柳决定回老家从长计议，遂共同踏上了返回“更北的北方”的长途车，这实则是宣告“我”与刘柳走出东北的失败。然而，午夜时分“我”一个人下了车，目送女友和客车“消失在黑暗里，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我”再次孤身一人前行，“在所有人醒来之前，还有很长一段路，只能独自走完”[4]。小说结尾并没有交代“我”的具体去向，我们无法判定主人公是否会回到自己的家乡，还是选择重返北京，抑或是在另一座城市谋生，一切都是悬念，但我们可以确认的是，无论作何选择，“我”的未来就如午夜行路一般，注定充满着坎坷与黑暗，“我”的目的地，是未知的北方，“我”今后的生活，是無尽的迷惘与空幻。在这里，小说的空间转移与人物的求生轨迹是相符的，通过空间的循环式转变，底层小人物艰难的求生过程与生存状态得以窥见。

2.人物生活的具体空间

除了大的地志空间变化，小说还较为详细地刻画了人物日常生活的具体空间。“空间表征法”是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之一，人物生活的具体空间是人物形象的最佳表征，通过分析空间意象，读者可以看到生活于其中的人物的个性特点，在诸多空间意象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家宅”。法国哲学家巴什拉认为，“家宅”对人的重要性是任何空间都无法比拟的，“它是我们最初的宇宙”，“家宅中的房间”则是构成人物性格最基本的元素，通常来说，“家宅”作为人们认知世界的起点，是人的“庇护所”与“摇篮”，然而，当“家宅”中发生过许多不幸事件，承载着过多痛苦的回忆的时候，它就从“摇篮”变为了“枷锁”，束缚着人的生命，囚禁着人的心灵。[1]在《枪墓》里，作者也对“家宅”进行了较为具体的描写，通过“家宅”这一空间意象展现了人物的性格特征与生存境况。小说的次叙事层中，少年的“我”，或者说孙程位于沈阳的“家宅”是陈旧破败的，跟不上时代步伐，“周围平房均已拆完。只有他们一幢矗立在街边，从旁边的楼顶拉来一条长长的电线，在风雨里飘荡”[4]，一年之后，孙家依旧居住于平房中没有搬迁，旁边却是高楼林立，“庞大坚固，遮住全部阳光，如巨人一般，日夜俯视着这间旧屋”[4]。孙家的旧屋与旁边的高楼大厦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与冲突，实际上，这种“空间冲突”背后潜藏着人物与外在世界的冲突，少年孙程生活于这样贫穷、破旧、腐朽的与外部世界格格不入的老式“家宅”中，仿佛时代之外的边缘人，这也就形成了他性格中敏感孤僻的一面。在父亲孙少军外出，吴红出走之时，孙少军昔日的工友兼同伙为逼孙少军合作，推倒了孙家半边房屋，孙程回到家看到的就是一片残破的景象：“自己家的屋子塌掉一半，烟囱已经倒在地上”[4]，于是，孙程只能在剩下的半间屋子中居住，凛凛寒冬，屋子四处漏风，他睡不安稳，“夜晚能听到砂土下坠的沙沙声响”[4]，最后，父子二人放弃这间旧屋，在别处租房居住。可见，孙家“家宅”从一处落后破旧的空间，到坍塌不复存在，满载着孙家的种种不幸，即使偶尔有一线曙光，最終也化为了火光中的灰烬。于少年孙程而言，孙家似乎不是他“梦的摇篮”与安全的庇护所，而是他此生痛苦记忆的源头，是他精神上无法摆脱的枷锁，无论那幢“家宅”是否还存在于现实之中，它都以阴影般的存在占据着孙程心中的一部分，它就是孙程孤僻、颓靡性格的客观化表征。

小说还对“我”于“家宅”之外的生活空间有所描绘。“我”在动漫公司的办公地点并非老板之前所说的大厦，而是沈阳南郊姚千地区的一套农家院。农家院周围空旷荒凉，“人少风大，杂草疯长，空房无数，满地烧废的玉米秆，像微小的新冢，纸钱纷纷，全部渗在泥里”，除此之外，旁边还有一大片废弃的别墅区，那里满地破碎的玻璃与缠绕的电线绳索，白天用太阳能播放器循环播放《大悲咒》，晚上则传来鬼叫的声音，“无论何时，走在路上都提心吊胆”[4]，而在“我”的卧室外，紧挨着的就是废弃多年的精密仪表厂，杂草丛生，锈迹斑斑，毫无生气。可以说，“我”所工作的地点是一个与现代化城市具有一定距离感的相对封闭式空间，它仿佛停留在过去与现在的夹层时空中，既远离了曾经的繁荣的工业文明空间，又不属于当下的社会时代，凄凉、空虚、诡异便是盘旋于这一空间的主旋律。在主叙事层中，“我”作为一名“北漂”，大部分时间都住在肖雯租赁的办公室。这间办公室位于一座幽暗且寂静的小区中，通向小区的道路两侧都是平房，小区门口的喷泉设施抽掉了水，只剩下一道深深的水泥壕沟，四面的高楼里没有几户灯光，电梯中灯泡闪烁，办公室内装修的味道还没有散尽，充斥着恐怖、压抑、颓靡的气息。此外，“我”的其他活动空间也大多是相对孤立且阴暗的存在，如“我”在书店打工时曾暂住的漏水的租房;坐落于漆黑的水潭附近，门票告示简简单单地贴于门口栅栏上的酒吧;位于地下的潮湿阴冷的宾馆等等。从空间理论来看，空间是人物个性与状态的表征，而“我”所涉及的地点大部分都与外部快节奏现代化的都市具有一定的距离，“我”不是在远离城市的偏僻荒野上居住，就是在城中村地带，或是地表之下的空间徘徊，我与这些空间一样仿佛被隔离于整个社会之外。但是，尽管“我”的处境一直十分艰难，“我”却始终为了生活而努力着，除了孤僻消极的一面外，“我”同样有着坚韧顽强的特征。因此，“我”的形象并非是一元化的，而是个消极与积极融合统一的人物。

3.“书”与“枪墓”的空间意象

巴兰坦认为，家具之类的室内陈设品也是一种小型的“建筑物”，是大空间（房间）中的小空间，人们在选取空间内陈设的物件时，实际上便已经主观化地建立了与空间的内在联系，这些小空间也就成为了象征性的存在，它们不仅对人产生感觉上的影响，同时还暗示着人物的身份抱负。所以，当外在空间不足以展现人物所有的特征时，这种小的物件便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1]“书”与“枪墓”作为小空间，在小说里是具有象征意味的。“我”曾在租房中放了许多书，然而，在暖气漏水后，“那些书在锈水上漂浮，像一艘艘搁浅的船只”，当刘柳向“我”问起那些书的处理方式，“我”告知她“卖给废品收购站，一本不留”[4]。“我”一直靠文字谋生，除天赋使然外，还蕴藏着爱好和梦想于其中，书籍也因此成为“我”美好愿望的载体，然而，它们也在生活给予的劫难中消失了。但“我”并未彻底放弃，“我”一直在阅读波拉尼奥的《遥远的星辰》，这本书就是“我”当下所处空间中的小空间，它不仅暗示着我作为写手的身份，同时，它的存在也揭示了尽管“我”的处境穷困潦倒，撰稿写书沦为了单纯的谋生手段，但在“我”的潜意识里仍为曾经的喜好与理想葆有一席之地。

“枪墓”这一空间意象则指向藏枪的骨灰盒。对孙少军而言，那个印有“花好月圆”字样的月饼盒，是父亲的坟墓，也是他保护家人的工具;对儿子孙程而言，那个黑檀木制的骨灰盒，既是爷爷的坟墓，也是父亲的坟墓，同时，也承载着他复仇的潜在欲望，他对仇人的、对命运的不满与哀愤，都随着那把枪一起埋藏在层层骨灰之下，静待着点燃爆发的时刻。再次见到杨树，孙程多年来的情绪都找到了宣泄的出口，枪从“枪墓”中重见天日，他个人的反抗意识也在此苏醒，可以说，“枪墓”既是“我”对往昔痛苦记忆的埋葬地，也是“我”心中不满悲愤情绪与抗争意识的潜藏空间。

三.心理空间——时代洪流下小人物的命运

叙事作品的心理空间就是作家在创作一部叙事作品时，其心理活动（记忆、想象等）所呈现出来的某种空间特性，换言之，是作家的记忆、想象所产生的一种认知性投射。其中，“故乡”这一空间往往因其特殊的内涵与意义而深深印刻在作者的潜意识与记忆里，并在作者为进行文学创作而组织、重构意识事件的过程中，经过记忆选择被放置于文本内。[1]班宇的小说创作也是如此，作为土生土长的沈阳作家，他的许多短篇小说中都有着东北，特别是沈阳铁西区的影子。“故乡”于班宇而言，不仅意味着过去，也通往将来，那是他生存着的真切的现实空间，也是心中具有特殊性意蕴的“神圣空间”，他和自己笔下的人物一样，都“在故乡中漂泊”。通过对记忆中的空间的重构，班宇书写了东北几十年来的沧桑巨变，也展现了时代洪流下底层小人物的溃败与挣扎。

作为80后的“子一代”，班宇对铁西区繁荣的尾声是有印象的，然而在他记忆中，更多的则是兴盛过后的衰败。铁西区作为沈阳城中的重工业聚集地，曾经繁盛一时的计划型工业文明成为引导这个地域物质及精神生存状态的“原点”。制度形成城市的发展，城市的发展聚集了一群以此为业的工和民，他们上班为体制工人，下班依然在以工业体系圈围起的生活群落中为民。这种工和民角色二位一体的生存状态，在传统工业与新兴工业转型的对撞中，呈現出迅速溃败的废墟意象。[5]通过小说，我们可以窥见当时社会萧条动荡的环境氛围，就像班宇所说的那样，人们“被时代抛上、抛下”。《枪墓》表面上是讲述了作为“子一代”的逃出东北，前往另一个大都市寻求出路的故事，实际上则描绘了三代人的生存困境。小说里“我”的爷爷每日处于城区改建的巨大坍塌声中，却置若罔闻，面容严峻，去世后因家中贫困只能栖身于月饼盒内;父亲孙少军在经历了经商失败、赌博沉浮、离婚丧父等种种变故后，浪子回头试图通过个人努力改善生活，可是现实的打击却从未停止，最终他被逼无奈走上犯罪的道路，葬送了自己的生命;儿子孙程自幼体验着穷困与不安，因此，他选择走出东北，前往北京谋生，却也以失败告终，最后于深夜一个人走向未知的北方，这实际上是宣告着三代人奋斗挣扎的失败——无论是在故乡中作困兽斗，还是在异地他乡打拼，从父代到子代难以逃出生的困境。这种无处容身的痛苦似乎印证了福柯的那句话：“我们时代的焦虑与空间有着根本的关系，比之时间的关系更甚。”[7]

对于这段充斥着血锈味的记忆，班宇以一种近乎冷峻的笔调进行着叙写，然而，在他近乎客观淡然的口吻中，我们似乎仍能感受到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的流露。小说结尾，“我”在黑夜中前行，但是夜晚总要过去，黎明终会到来，人们会从睡梦里苏醒，在无尽的黑暗与迷雾中似乎仍留有一线光明，存有一丝希望。这是作者为小说注入的一点温情，亦是作者对流浪求生的小人物悲惨命运的同情、怜悯与关怀的情感体现之所在。

空间叙事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使文本分析不单纯囿于时间维度，从空间角度对班宇的小说《枪墓》进行分析，既可以通过形式空间更好地理解小说的情节架构与叙事模式，也能够通过故事空间对人物的个性特征与生存状态进行剖析。此外，心理空间的构筑使读者得以透过作者的目光认知和审视时代浪潮下小人物的生存境况与悲剧性命运，具有文学与现实的双重价值意义。

参考文献

[1]龙迪勇.空间叙事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2]鲁向黎.《荒野小站》的空间叙事——基于龙迪勇空间叙事理论[J].平顶山学院学报，2018，33（04）：27-31.

[3]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4]班宇.冬泳[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

[5]马芳芳.寻梦者的铁西老城故事——班宇小说的溃败叙事[J].当代作家评论，2019（05）：84-88.

[6]福柯.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作者单位：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