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静

由陈凯歌、徐克和林超贤三位导演联合执导的战争片《长津湖》上映后，以恢弘昂扬的场面表现和细致入微的人物刻画在中国电影市场中实现票房和口碑双丰收，并一举刷新多项国内影史纪录，成为2021年现象级电影作品。而另一部建党百年献礼影片《革命者》则将视角聚焦于革命先驱李大钊。但《革命者》并没有延续传记电影的呈现模式，而是在传记题材中融入悬疑元素和家庭伦理类型，实现叙事的见微知著，以朴实的镜头展现历史人物的喜怒哀乐忧。无论是《长津湖》的全景式场面巨制和散点式英雄塑造，还是《革命者》的具象化人物表达，均实现了将历史的真实进行现实重构从而达到影像美学的价值升华。

一、历史抒写

在当今的历史叙事传承与英雄表达创新中，将真实历史作为创作源的新主流电影如何建构电影的影像表征与历史观念互动共生的现代化，从建党百年献礼影片《革命者》和《长津湖》中可寻得镜鉴和启示。

（一）历史叙事

以革命历史题材为主要内容的新主流电影在历史叙事中体现为英雄化和宏大性，这一内容的表现正与当今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的表达相契合。相较于传统的革命历史叙事的局限，如创作视角的单一、制作技术的匮乏以及电影美学的单调，当今取材于革命历史题材的新主流电影创作处于一个更开放的环境中，其内容表现更多元，主题表达更丰富，观众的精神视野更开阔。多元化、丰富性和开阔感是建党百年献礼影片的主要特征，这些影片以人民史观重塑时代精神。影片《革命者》将历史的恢弘感与个人的人民性相融，其中浓郁的人文情怀更是深深植根于影片的核心表达。该片将李大钊的现实遭遇与曾经热血的经历进行交叉叙事，通过蒙太奇的剪辑使发生在不同时空的事件产生因果联系，并通过一系列的事件刻画出情感真挚的革命者形象。面对众多被无情压榨的煤矿工人，李大钊高呼“反抗”，为工人争取正当权益；面对无辜被杀害的报童，李大钊挺身而出讨公道，为每一个生命争取尊严；他亲自带领学生深入农村调研，为推动革命而节衣缩食；他直到最后英勇就义也大义凛然，与众人同呼“我相信”。随着情节的推进渲染，李大钊与民众的血肉关系最终达到情感的高潮。

中国电影史上从不缺乏聚焦战争历史书写的经典影片，从早期的《七七事变》《狼牙山五壮士》《上甘岭》，到新时期的《集结号》《红海行动》《八佰》和《金刚川》等，这些影片都成为历史记忆的影像重塑之典范。不同于传统主旋律电影程式化的叙事和脸谱化的人物，当今的战争历史题材电影在影像叙事的外观转型和价值传播的内核重构上实现了新突破。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希利斯·米勒认为：“叙事就是沿着一根线条向前走，任何讲述都是以不同的‘线条’去对某件事的再度表现与重新讲述。”影片《长津湖》将叙事对准被视为“开国之战”的抗美援朝战争，并通过对国家领导层、志愿军战士以及美国军方三线交叉叙事，以“全景式”的手法呈现国家领导层的决策是基于“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长远局势，表现志愿军战士为国家甘愿奔赴前线的决心和不怕牺牲的勇气，同时体现了美方军队在装备武器上的优势及对我方军队形成的压制性的影响。此外，“真实性”是《长津湖》作为一部战争历史题材影片的叙事基调，影片中全然体现“真实性”的叙事内容集中在国家领导层和美国军方在战争决策过程的文献记录式的表现中。其中，影片在表现我方领导层对长津湖作战部署时严格考究军史文献，彰显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性，更升华了历史叙事的格局。影片对美方的刻画则不同于以往的“他者”视角，而是完整呈现了美军从轰炸中朝边境、仁川登陆到长津湖溃败、兴南港逃离的全过程，近乎纪实性地重现了美军“陆战队历史上最为艰辛的磨难”———长津湖战役。影片以真实浓郁的“历史感”进行历史叙事，实现了将战争的历史记忆提取后展现为一种影像化的真实。

历史抒写不同于历史书写，“抒写”侧重抒发描写，“书写”仅注重再写。任何的历史书写都要以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为基础。但是，处于新时代的新主流电影对历史事件的表现又不能仅停留于对历史事件的机械化呈现和宏大叙事上，而应以一种情怀看待过往的历史。不论是《长津湖》将恢弘的战争与人情的战士交相呼应，还是《革命者》聚焦于人性刻画，从人物映照历史，都避免了单一再现历史事件或单纯表现革命英雄的热情有余而真情不足的叙事困境。

（二）英雄塑造

对于革命历史题材的抒写是以平凡的视角聚焦于宏大历史下的英雄人物的刻画表达，是一种既要置于历史语境中又要保持历史距离的影像文本创作。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在英雄人物塑造中侧重呈现“时势造英雄”与“英雄造时势”的理性张力，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即多元展现人物面对复杂的革命形势和险恶的战斗环境所做的选择与情感纠葛，进而从人物的情感演绎诠释其坚定的革命信仰，以更人性化的塑造抒发原型人物的真情实感，最后升华至“牺牲小我，投身大我”的家国情怀。

电影《革命者》从李大钊生命“最后的38小时”写起，最后落脚于李大钊38载短暂而辉煌的一生。全片呈现一种放射状结构，在最后的38小时内所触发的种种过往与当下形成呼应，在多种蒙太奇的剪辑中频繁交叉叙事，更丰富地表现了李大钊一生中的重要时刻，且多元地塑造了李大钊朴实的人生。影片站在凡人的视角塑造英雄，有激情、有失落、有愤怒、有无助，通过强戏剧性的情节和重感情化的写意共同叙事，深入塑造了一个充满人情味的英雄形象。影片不仅表现了革命者李大钊的领袖气质，而且深入表达了身为父亲的李大钊对于孩子的关爱。当他怀抱死于煤矿的男孩向众人询问其父母，当他抱起死于枪下的报童，当他为庆子指明人生的道路，说道：“为天下人谋幸福，才是真正的大事”，影片处处暗含李大钊于无形中影响着每个身处黑暗中的中国人。从文本的塑造到影像的呈现，《革命者》均实现了从内容到形式的多维度的平民化英雄表达，以个人的经历承载时代的命题，以更宽广的视野将新主流电影中的历史抒写与英雄塑造和现代性观念相融合，增强历史体验感，引起观者的情感共鸣。

与此同时，另一部建党百年献礼影片《长津湖》的英雄书写则呈现了英雄群像的演绎。其中，既有对中国领袖人物如毛泽东等在决策过程、战略部署以及作战指挥方面的详细演绎，又有对美国“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以及王牌部队“北极熊团”的群体形象的呈现，还有对中国志愿军战士的典型性刻画。影片以新兵伍万里的视角表现战争环境对其内心产生的巨大冲击，从触碰枪支的兴奋、初入战场的紧张，到直面死亡的恐惧、手刃敌人的勇气，最终蜕变成深感“有些枪可以不开”的人道主义战士。此外，影片还刻画了众多普通战士的人物情感。当本已退伍的老兵梅生再度重返战场时，日夜记挂的妻女成为其永恒的精神支柱；被视为“打不死的英雄”的谈子为，却道出“哪里有打不死的英雄”，只有愿意奉献的普通人；一向乐观无畏的“雷公”，在最后冲锋时刻的英勇与牺牲前的无助形成强烈反差，可见其实英雄也会害怕。《长津湖》以散点表现、精准刻画，塑造了战场上的英雄群像，实现了个人与家国命运共同体话语表达的可能性，造就了社会发展局势下不可磨灭的时代符号。

二、银幕书写

在中国电影逐步实现市场化转型的背景下，类型电影以其标准化的制作和成熟的叙事范式收获一定的票房保证，但也因固化的创作模式而广受诟病。在中国电影市场，类型电影并非一剂灵丹妙药。纵观近年较成功的电影，如《战狼2》《流浪地球》《红海行动》和《我不是药神》等，并非单纯效仿好莱坞的类型电影创作模式，而是革新了创作观念，丰富了电影语言，以及完善了工业技术。这些电影在实现与世界标准接轨的目标的同时，更重要的是通过电影媒介的传播宣扬东方形象和中国文化。无论是《红海行动》通过呈现军事行动新叙事和新类型体现出“中国和中国人与世界关系”的新表达，还是作为一部文学改编的科幻电影《流浪地球》实现了中国电影类型的新突破，表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局意识，抑或是《我不是药神》体现出的对现实主义社会题材的高度关注以及深切表达国产电影浓厚的人文关怀，这些电影作品都不是某一电影类型所能概括的，而是中国电影的银幕书写类型化的创作成果。银幕书写的类型化是极其可观的电影影像和富于可感的电影文化的融合，不仅满足了观者对视听奇观的期待，还使其获得一种潜移默化的情感共鸣。类型化的特征主要体现在新主流电影对视听语言的运用和与类型电影的结合上。

（一）视听表达营造观影氛围

视听语言是一种感性语言，是直接影响观者情绪的语言表达。电影的视听语言铸就影像形式，而影像的形式则为传递电影的内容与主题服务。正如法国著名电影理论家安德烈·巴赞所言：“要更好地理解一部影片的倾向如何，最好先理解该影片是如何表现其倾向的。”在20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一批以革命历史题材为创作源的新主流电影用极富感染力的视听语言讲述了一段段刻骨铭心的中国故事，呈现出当今时代的主流价值表达和审美创作倾向。

影片《革命者》对色调的运用更突显一种现代性的表意效果，同时为影片非线性叙事中的不同时空情境表明足够的辨识度。影片开始，狭窄的监狱被一层层铁门套牢，闭塞的空间被黑暗笼罩，零星的黄光映照下的监狱更显阴森与诡异。正如旁白所言：“一时间，天地昏黄，暗无天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终告失败了，一九二七年的四月，这是中国革命的至暗时刻。”从李大钊被拖出牢房并被狱警严厉质问为何要宣传革命，到李大钊从日本归国在码头演说民生意识问题，不同时空的情节产生了密切的关联。剧情中的一问一答彰显了李大钊致力于革命的初心与使命，监狱的昏黄与码头的亮白形成反差，表现了革命之路的艰辛与革命者的坚定。

而战争片《长津湖》则向我们展现了现代电影中音效加持所带来的强烈震撼与冲击。敌机盘旋上空的轰鸣声、坦克装甲车碾压之处的轰塌声、炮火连天振聋发聩以及总攻时的嘹亮军号和冲锋的哨音此起彼伏，共奏一曲慷慨激昂的战事之声，更为情节的发展推波助澜。在乱石滩扫射的情节中，影片用音响展现真实，以冷调渲染窒息的氛围。美军开着战斗机盘旋于上空巡逻，我军为避免暴露只得趴在乱石滩做掩护。随着敌机的轰鸣声逐渐清晰逼近，窒息感逐渐增强，再到敌机渐行渐远，突然的爆破声打破了战士们屏气凝神的神态，数人中弹，血和火光融为一体，浸染半边天，一声没发的受伤战士抵抗到了最后一刻，用血肉之躯构筑起成功的防线，令观者无不为之动容。

（二）类型演绎强化叙事情境

从主旋律电影的起步阶段，到新主流电影的鼎盛时代，国产电影彰显了从讲述一个中国故事到讲好一个中国故事的创新意识。其以人民史观的创作初心呼应电影的类型化演绎，在历史叙事中充分调动丰富的类型电影的元素，将传统的主旋律内容与类型片中的叙事元素相结合，实现新主流电影的类型化演绎。影片《革命者》将人物传记电影与悬疑叙事和情感伦理元素有机结合，呈现出多元的类型美学特征。

首先，《革命者》突出其人物传记片属性。影片以李大钊为圆心，以其生命最后的38小时为半径，以与之紧密相关的8个人为关键点，圆满地表现了革命者的一生。影片频繁运用对比蒙太奇来表现历史的真实与艺术性的虚构，亦突显了革命者的崇高与蒋介石的阴险。如开滦煤矿大罢工、南陈北李共革命等是历史真实的再现，而被感化的小偷徐三和乞丐庆子等人物则表现出艺术性的、虚构的一面，将蒋介石听《天官赐福》接玉玺与特务对共产党人大开杀戒交替剪辑，则暗喻了蒋介石的阴险和野心。影片通过真实的再现、艺术的表现以及对比呈现，多维度刻画了革命者李大钊的光辉形象。

其次，《革命者》在不同时空的交叉叙事中融入了悬疑线索的巧妙设置。尽管影片开头已表明距离李大钊行刑还有38小时，但电影依然在此期间制造了悬念，以现实情节引出回忆时空，直指李大钊“怎么牺牲”以及李大钊与张氏父子的交集等，将人物维度层层体现。影片着重表现了张作霖对是否处决李大钊的犹豫不决，这从天平两端的电报和请愿书可见端倪。随即，影片从张学良的视角追溯到十年前与李大钊的“偶遇”，展现了李大钊重情重义为百姓谋利的人物形象。这段插叙的情节既埋下伏笔，又对“绞刑”的决定留下悬念。直到蒋介石的“即行处决，以免后患”电文被放到天平上，悬念解除。影片巧妙地运用天平、时间线和叙述视角营造了悬疑氛围。

最后，《革命者》蕴藏着情感伦理元素，主要体现在李大钊与妻子赵纫兰的情感演绎上。影片从赵纫兰的视角，将曾经的温馨美好与现实的落魄潦倒通过对比蒙太奇交叉剪辑形成强烈反差。其中一段回忆是李大钊与妻子坐在草坪上看不远处的女儿嬉笑，暖黄的色调与柔和的光线交织营造出一片祥和的氛围。影像以浪漫诗意的风格表现了李大钊身为丈夫和父亲与家人在一起时的轻松愉悦，但现实中的李大钊却因段祺瑞反动军阀公然开枪致使两百余人死伤而深感无助与脆弱，他眼含热泪依偎在妻子的肩膀上。这一细腻的特写镜头将李大钊最脆弱的时刻展现得淋漓尽致，全面刻画了一个真性情的革命者。

三、结语

当下，新主流电影的历史抒写不仅关涉历史，还关照当今与未来。银幕书写不仅再现故事，而且表达意识。取材于革命历史题材的《长津湖》和《革命者》演绎真实的历史故事，塑造鲜活的英雄群像，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以独特的影像语言诉说历史，从而使历史超越叙述话语的承载，铸就新时代的新主流演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