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凡

(河北师范大学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河北石家庄 050024)

“156项工程”是新中国发展史上的重要一页，也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里程碑。项目的建设对所在城市的规划和城市化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所建成的各工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所在城市的标志，并深刻影响了城市的发展历程，塑造了共同的社会记忆。伴随着改革开放后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冲击，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环保标准提高等影响，不少“156项工程”项目面临着退城搬迁、拆除改造等压力。在工业遗产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研究“156项工程”作为城市工业遗产的保护价值，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河北省石家庄市的“国营华北制药厂”为例，分析“156项工程”项目作为城市工业遗产的历史与文化价值，并简要讨论其保护要点。

一、“156项工程”的由来

1949年1月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到当时中共中央的驻地河北省阜平县西柏坡村，与中共领导人会谈协商。会谈中，中共领导人特别强调在恢复经济和发展生产方面需要苏联给予大力帮助[1]58。刘少奇明确指出：“如果没有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共和国国家的帮助，解放后中国工业基础的建立是不可想象的，这种帮助将对我们起决定作用。”[2]为此，中共中央决定派专门代表团赴苏进行具体磋商。1949年6月至8月，刘少奇率领的中共中央代表团访问了苏联，与苏联方面达成了贷款等援助协议，并带回了一批苏联专家。此后，中苏双方开始共同研究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具体项目。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10月2日，苏联即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决定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当时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十分严峻，国际上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尖锐对立的冷战局面。美国政府对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极端敌视，采取了外交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的手段。另一方面，新中国百废待兴，工业基础极其薄弱，远不能满足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所提出的各种需求。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在依靠自身力量的同时，也需要争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尤其是苏联的援助。

1950年1月22日，毛泽东在与斯大林的第三次会谈中强调：“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合作。”[3]2月14日，中苏两国正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等。条约签订以后，周恩来就相关细节问题作出指示：“必须先从设计制图入手，然后才能提出准确而需要的定货单。”[4]28-29

自1950年至1952年初，苏联帮助设计的项目共42个，期间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项目共分为三批，第一批16个设计组是1950年毛泽东在苏联时聘请的，第二批3个设计组是朝鲜战争爆发后聘请的，最后一批是1951年聘请的。经过与苏联方面的具体磋商和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到1952年底，中苏双方陆续商定了50个重点项目。

1952年初，在周恩来和陈云的领导下，政务院财经委员会正式展开了“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同年8月编制出了《五年计划轮廓草案》。8月15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代表团以《五年计划轮廓草案》中拟定的重要工业建设项目为依据，向苏联政府提出请求。1953年5月15日，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5]199-222。内容包括：在1953年至1959年内，援助中国建设与改建91个企业。前述50个项目加上此次的91个项目，共141项。此后这141项又有变动，或合并，或取消，或增加，但仍习惯记为141项。

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方面加强了对华援助，苏联有关部门也加快了确定和落实对中国的援助项目。1954年9月，赫鲁晓夫访问中国。同年10月12日，中苏两国政府达成《对于1953年5月15日关于苏联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的议定书》[6]341-342，备忘录中又增加了15个项目。前述141项加上此次的15项，共156项，这就是通常所称的“156项工程”。实际上当时确定的项目不止156个，有研究者指出为162项[7]。这些项目具体数量有争议，但皆以“156项”为通说。例如，《人民日报》1955年4月7日发表的社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中就指出：“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8]在“156项工程”中，国营华北制药厂是其中的重要项目之一。

二、华北制药厂的建设

抗生素是人类20世纪伟大的发明之一，也是人类最重要的药物之一，在各种战争、自然灾害与日常生产生活中，以青霉素、链霉素为代表的抗生素挽救了不计其数的生命。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人口的增长与国家经济的发展，抗生素需求量也快速增加，1955年全国抗生素使用总量比1952年增长了580%[9]。新中国成立之初，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依赖进口的抗生素受到严格管制，所以发展中国自己的抗生素产业就成了当务之急。

(一)华北制药厂在“156项工程”中的确立

1950年8月，国家卫生部和轻工业部召开全国制药工业会议，会议要求首先发展抗生素、磺胺药和防治地方病、传染病用药[10]141。在此之前，1950年5月，时任上海市长陈毅曾批准筹建青霉素试验所，研究青霉素生产工艺。1952年5月，该试验所更名为“上海药品三厂”(后称“上海第三制药厂”)，次年5月正式投产，中国的抗生素工业自此起步。但是，“当时年产量只有几十公斤，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的医疗需要和抗美援朝的战争需要，而进口又为美帝国主义所封锁”[11]83。因此，筹建大型抗生素生产企业就显得特别紧迫和重要。

华北制药厂是在上述“156项工程”第二批91个项目中确立的。在1953年5月15日中苏两国签订的《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以下简称《协定》)中特别指出，援助范围包括“2个生产磺胺、盘尼西林和链霉素的医药工业企业及1个食品工业企业”[5]199-222。在该《协定》的第一号附件中，生产磺胺的企业被称为“磺胺药厂”，后来被确定为“太原制药厂”。生产盘尼西林及链霉素的企业被称为“抗菌药剂制造厂”，而食品工业企业则是“淀粉厂”。双方商定抗菌药剂制造厂年生产能力为“结晶及非结晶的盘尼西林24.5万亿单位，链霉素6.5吨”，淀粉厂年生产能力为“处理玉米30000吨”[5]219-220。抗菌药剂制造厂和淀粉厂后来被确定建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再加上之后由民主德国援建的生产药用玻璃瓶的玻璃厂，就组成了华北制药厂。

按照《协定》，苏联方面全方位负责企业的设立并开展工作，尤其对这些企业的设计，“苏联机关将根据苏联现行的基于最新科学与技术成就的专业原则进行”[5]201。还要帮助中国建立自己的工业企业设计机关，帮助这些机关完成其承担的对这些企业的技术设计和施工图的20%～30%的设计工作。苏联方面还负责供应50%～70%的设备，其余设备由中国工业制造[5]201。此外，苏联还将陆续派相关专家到中国协助这些企业的建设。

(二)华北制药厂的建设过程

在中央的统一指挥下，中苏之间的协定尚未签订，国内的相关准备工作已经启动。轻工业部从各地抽调相关人员，成立了“抗生素制造厂筹备处”，负责筹建工作。筹备处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收集和整理了与设计相关的基础资料。在比较了各地的地质、气象、水文、交通、电力等条件的基础上，最终决定将厂址定在河北省石家庄市。1953年12月31日，国家计委正式批准抗生素制造厂、淀粉厂在石家庄建设，并正式定名为“国营华北制药厂筹备处”[11]4。

依据中苏之间的有关协定，苏联方面在“156项工程”的设计、设备供应、建设施工、人员培训等方面予以不同程度的援助。抗生素厂和淀粉厂的主要设计由苏联承担，玻璃厂的主要设计由民主德国与国内有关单位共同承担，项目所需设备主要由苏联和民主德国供应。此外，苏联和民主德国还派遣了专家来华搜集设计资料，帮助建设施工。在主要设计工作基本完成后，1955年6月，淀粉厂开始动工。1956年2月和11月，抗生素厂和玻璃厂也分别动工。由于缺乏兴建大型工业企业的经验，所以在设计、施工的过程中，遇到了大量问题，在外方专家和中方干部、工人的共同努力下，淀粉厂在1957年3月基本建成，抗生素厂和玻璃厂在同年12月也基本建成，并先后通过了试车和验收。1958年6月，国营华北制药厂正式投产。

华北制药厂建成投产后，最初只生产淀粉、葡萄糖、药用玻璃瓶、青霉素、链霉素五种产品。其后产品品种迅速增加，1959年土霉素投产，1960年青霉素钠盐、红霉素碱试生产成功。至1978年，累计生产品种达57个[11]1-2。华北制药厂的生产规模也很大，据相关统计，1957年中国抗生素产量为34.62吨[10]151，而华北制药厂于1958年6月投产后，当年即生产抗生素91吨[11]1-2，为1957年全国抗生素产量的2.6倍。至1962年，华北制药厂的抗生素产量占到全国总产量的39.56%，至“调整时期”的1965年，仍占全国产量的27.94%[11]1-2。华北制药厂成为了中国最大的抗生素生产基地，它的建成投产，使得我国的青霉素、链霉素实现自给自足。

三、华北制药厂作为城市工业遗产的保护价值

“工业建设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中心，而在苏联援助下的156个工业单位的建设又是工业建设的中心。”[12]551作为新中国医药工业支柱的国营华北制药厂，在“一五”计划中迅速建成，对中国的抗生素产业的发展以及石家庄市的城市规划和建设，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华北制药厂作为城市工业遗产，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记忆，具有重要的保护价值。

(一)华北制药厂对中国抗生素产业发展的影响

自1928年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发现青霉素以来，人类就进入到了感染性疾病治疗的新时代。由于难于批量制取和提纯，因此青霉素在被发现后，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美等国对青霉素生产开展了大量研究。尤其是美国，迅速实现了青霉素的大规模工业化生产。青霉素开始成为临床用药，掀开了人类医疗事业发展的新篇章。

由于抗生素极其重要，所以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已经开始一些研究工作。国民政府中央防疫处曾在昆明进行过青霉素的试制工作，并进行了少量的生产[13]。1947年至1948年，迁回北平的中央防疫处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小型青霉素生产车间，解决了青霉素生产的一些技术瓶颈以及原料问题，试制成功小量冷冻干燥青霉素注射剂。由于科研和工业基础薄弱，直至1950年9月6日，华东人民制药公司青霉素实验所才试制成功第一批结晶青霉素样品。1953年5月，上海药品三厂开始大量生产青霉素。1955年，东北制药总厂研制成功中国第一个化学合成的抗生素——合霉素，并投入生产。1958年又生产出氯霉素。到1958年底，全国已生产的抗生素有青霉素、链霉素、土霉素、四环素、金霉素、合霉素、氯霉素等14个品种[10]171。特别是青霉素、链霉素、土霉素和四环素等四大抗生素，在中国发展早、用量大、使用范围广，对防治疾病起了重大作用。

在中国抗生素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华北制药厂起到了重要作用。据相关统计，1952年中国抗生素产量仅为0.03吨，到1957年达到34.62吨[10]151。但仍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内需，依然需要大量进口，造成抗生素价格昂贵，难以惠及千家万户。作为中国最大的抗生素生产企业，华北制药厂的建成投产，使国内的抗生素产量大大增加，生产成本也大为降低。我国的抗生素产量，得以满足国内需要，并且能出口国外。抗生素产品的价格也大幅度降低。从1959年到1969年的十年里，国家先后几次降低抗生素产品的价格，且每次的降幅都较大，有力推动了抗生素的广泛使用[11]199。

同时，华北制药厂建成后，致力于探索新技术新工艺，大大提升了中国抗生素生产的工艺和技术水平，如新原料的使用，发酵和提炼工艺的改进，新菌种的选育等等。华北制药厂的干部职工在引进的苏联技术的基础上，系统改进了发酵、提炼等工艺。苏联专家曾断言“在华北制药厂不可能开展选种工作”[11]1-2，而华北制药厂却选育出了XP-58-01青霉素新菌种，使发酵单位提高34.6%，这既是华北制药厂自己选育出的第一株菌种，也是中国选育出的第一株菌种，结束了我国不能选育菌种的历史[11]140。华北制药厂还通过研究掌握了杂交育种和原生体质融合等新技术，将青霉素杂交菌种在国内推上了大生产[11]1-2。与此同时，华北制药厂还一直积极支援其他抗生素企业的建设。总之，在中国抗生素产业的发展史上，华北制药厂占有重要地位。

(二)华北制药厂与石家庄工业化城市的规划和建设

1953年开始实施的“一五”计划的核心就是“156项工程”，是要通过这些项目的建设，“使我国能够在社会主义大工业的物资基础上改造我国国民经济的原来面貌”[14]19，即发挥重工业的引领作用，促进我国的工业化发展。为保证“156项工程”布局合理、选址得当、配套建设，我国将城市规划与工业发展同步设立为“两手抓”的顶层设计，通过发展工业化推动了城市规划工作，实现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同步协调发展。

“156项工程”的初心是为刚刚建立的共和国基础工业与国防工业打下坚实基础，因此在规划布局上综合考虑到了城市发展、国家建设、国防安全等一系列现实需求。同时，为了充分发挥规模、集聚效益，对当中不少项目采取“组团布局”的方式，即在武汉、洛阳等城市集中设立多个项目。当中，城市基础较好、区位优势明显、交通等基础条件优秀的石家庄市成为了“156项工程”布局的重点城市。华北制药厂和石家庄热电厂(初称新电厂)都落户于此，大大促进了石家庄作为新兴工业化城市的规划和建设。

“156项工程”及与其配套的限额以上工业项目的建设，为中国城市尤其是内地工业城市的规划和建设奠定了基础。由于国家的资源有限，所以“一五”期间，城市建设采取了集中力量，重点建设“156项工程”等重点工业项目所在城市的方针。由此形成了围绕“156项工程”等重大工业项目建设的工业城市建设与规划导向。1954年第一次全国城市建设会议指出：城市建设要“按照国家统一的经济计划、建设的地点和速度，采取与工业建设相适应的‘重点建设、稳步前进’的方针”[15]29，即“社会主义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必然要从属于社会主义工业的建设和发展”[16]。为了保证华北制药厂等重点项目的建设，国家对石家庄市的投资力度很大，石家庄自身的城市建设工作也以保证华北制药厂等重点项目的建设为中心。这使得石家庄迅速由一个因铁路交通而兴起的中小城市，转变成为一个新兴工业城市。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石家庄市共完成基本建设投资5.34亿元，其中工业投资3.51亿元[17]193。经济建设的发展，新兴工业基地的兴起，带动和促进了城市建设的发展。“一五”期间，由于工业、民用和文教建设的增多，市区面积扩大了18平方公里，相当于原有建设面积的1.46倍[17]214。华北制药厂等重点项目的建设过程中，国家从上海等沿海城市调来了大量专业人员，所以石家庄市的人口也迅速增加，由1953年的185952人增至1957年的376792人，五年间增加了1.04倍[18]274。可见，华北制药厂等“156项工程”重点项目的建设，极大地促进了石家庄市的发展，使其迅速发展成为一个新兴工业城市。

华北制药厂等“156项工程”项目的建设，对石家庄的城市规划也有深远影响。“156项工程”各项目所在城市确定后，“国外设计所需技术资料，包括建设区位，有关自然、经济、社会和工程技术资料等，要由城市规划部门提供。因此，城市规划被国家提上了重要的工作日程”[15]113。

1953年9月4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城市建设中几个问题的指示》，指出：“不少重要工业城市，因为没有城市总体规划，对城市发展缺乏整体布局和统一领导，已影响了工厂、住宅、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合理布置和建筑用地的正确分配”，“加强城市规划设计工作，争取尽可能迅速地拟订城市总体规划草案，报中央审查”[19]293。“156项工程”等国家重点项目的建设进度，要求加快城市规划的编制工作。1954年6月，国家召开了第一次城市建设会议。会议决定，“一五”期间城市建设必须集中力量，确保国家工业建设的中心项目所在的重点工业城市的建设。会议将全国城市进行了分类排队，并对不同城市确定了不同的建设方针。其中石家庄属于扩建城市，城市建设要随着工业建设做必要的扩建[15]29-30。此次会议还提出，完全新建的城市与工业建设项目较多的扩建城市，应在1954年完成城市总体规划设计，其中新建工业特别多的城市还要完成详细规划设计[20]235。石家庄的城市规划工作与华北制药厂等重点项目的选址工作同时进行，并且配合的较好。1953年11月初步完成了“一五”期间全市主要工厂厂区布置图及住宅区道路系统。第一次城市建设会议之后，石家庄的城市规划工作进一步加快。1954年9月完成了总体规划图，并于1955年2月被国家建委正式批准。这是石家庄市历史上第一个系统的城市规划，深刻影响了其后几十年石家庄市的城市发展道路。

“156 项”工程是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历史起点，为新中国工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156 项”工程的建设带动了一批新兴工业城市的诞生。同时，服务于工业建设的城市规划工作的开展，也为中国的城市规划事业奠定了开创性的基础。具体到石家庄市，华北制药厂等项目的建设，使石家庄由消费城市转变为生产城市，成为新兴的医药工业城市。而配合工厂选址和建设的城市规划工作，则在石家庄市的城市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三)华北制药厂的建设与中苏关系

20世纪50年代，是中国举国上下学习苏联的年代。为了完成建设一个新国家的艰巨任务，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只能向苏联获取急缺的资金、技术、设备和专业人才，并全方位地学习其制度、经验、方法、技术等等。在“一五”计划期间，通过以“156项工程”为核心的工业项目的建设，中国从苏联引入了大量机器设备、设计图纸、技术资料和各种制品生产许可证等。苏联方面还派遣了大量专家进行技术援助，并帮助中国培训专业技术人员。有学者研究指出，从1950年至1959年，中国从苏联引进的技术设备折合人民币共计73亿元[21]。而从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少奇带回第一批专家(1949年8月)到1960年7月苏联撤回全部专家前，苏联援华工作的专家总数应超过了18000人[1]338。

华北制药厂的建设得到了苏联以及民主德国在设备、人力与技术上的大力支持，其主要由苏联和民主德国承担设计并供应设备。1953年10月，苏联专家别申柴夫、普罗赫洛夫等六人，来华收集建厂资料。1954年1月，苏联方面指派食品工业部和卫生部负责组织淀粉厂和抗生素厂的设计、施工，并提供生产技术及定型设备。1954年3月，国家计委决定委托民主德国设计玻璃厂。1955年12月，苏联、民主德国相继交付三个厂的全套设计资料和施工图纸。同时苏联先后派遣了以鲍斯贝洛夫、马洛霍斯基为首的46名专家，民主德国派遣了以斯维台尔斯基为首的11名专家来厂指导设计、施工、安装、试车工作[11]4-6。苏联及民主德国的专家们做了大量工作，“解决了很多技术问题，为工程建造并顺利试车投产起到重要作用”[11]145。例如在辅助部门和生活设施的设计上，外方专家提供了修改和调整意见。如在动物场设计中，专家提出猫室和鼠房要保持必要的距离，以保证小鼠生活安定，故在设计布局上进行了调整[11]160。再如，在施工难度很大的淀粉厂机械化仓库提升塔的建设过程中，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干部工人采取了钢制活动模板的先进施工方法，使得工程顺利完成，而且“工程质量很好，验收时得到好评”[11]145。在建厂的过程中，苏联和民主德国方面还帮助培训了一批技术人员。华北制药厂选派了两批共55人前往莫斯科第二制药厂实习，此外还有去苏联别斯兰实习的19人，去民主德国实习的10人。这些人员后来都成为了基建、安装、试车、生产等各个方面的领导和骨干力量[11]146-147。可以说，华北制药厂的建成，离不开苏联及民主德国方面的大力援助。

“‘156项工程’如同一座桥梁，构建了20世纪50年代中苏两国兄弟关系的基础。”[21]没有苏联方面的援助特别是“156项工程”的迅速建设，新中国未来的工业化发展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值得指出的是，苏联援助中国，是在中苏双方平等互利的原则下进行的。苏联方面的援助固然有共产主义阵营内部国际主义援助的成分，但更多地是出于国际冷战格局、地缘政治等方面的考虑，希望维持苏联在中国乃至亚洲的影响力，保持其在世界的领导地位。同时中苏相互尊重、体谅，通过贸易方式等价交换，中国以苏联所稀缺的廉价农产品、稀有矿产资源、轻工产品等偿还债务。随着“156项工程”的实施，新中国的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权得到巩固，壮大了社会主义阵营，稳定了世界的政治格局。同时，中国偿还的债务，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苏联在二战结束之后经济困难的局面。以华北制药厂为代表的“156项工程”的建设，是中苏关系史上的重要一页。这一历史渊源，可以为新时期中俄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助益。

四、结论

“156项工程”使中国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工业基础，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同时，项目的建设也为所在城市的规划和城市化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伴随着改革开放后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冲击，受到产业结构调整、环保标准提高等影响，不少“156项工程”项目面临着退城搬迁、拆除改造等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探讨“156项工程”作为城市工业遗产的保护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华北制药厂也早已启动了搬迁工程。2008年华北制药搬迁及新工业园区建设方案被河北省政府批准后，各生产部门陆续搬迁。现在华北制药厂位于石家庄市长安区的旧厂区已基本腾退，并已经进行了一些改造和利用。厂区的俄式办公楼，是石家庄市区内保存规模最大、最完好、最具代表性的俄式建筑，2008年被列入河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华北制药厂入选第二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2021年石家庄市政府全面启动老工业城市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工作。华北制药厂作为工业遗产的价值及其保护利用路径，需要更多的学术研究支撑。

作为中国抗生素产业发展的里程碑，石家庄是工业化、城市化的重要促进者，以及中苏关系的见证者；华北制药厂的改造，应注重凸显其作为城市工业遗产的价值。华北制药厂的旧厂区是见证石家庄工业蓬勃发展的重要实物证据，能够真实反映中国抗生素产业的发展历程，也是反映石家庄城市化历程的历史载体，因而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作为扎根石家庄60余年的大型企业，华北制药厂更承载了无数的城市记忆。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工业发展和城市规划留下的城市印记，大型医药工业企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工业文明和工业文化，计划经济体制下国企建设和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移民文化、职工社区文化、城市历史记忆，都是不可多得的宝贵遗产，其稀缺性和独特性显而易见。同时，华北制药厂作为中苏两国友谊的重要象征，印证了石家庄市在中苏(中俄)关系史上的重要地位。因此，保护好其厂房、办公建筑、设备、技术资料、工艺、图纸、档案史料、口述材料等物质及非物质遗产，具有重要意义。

在华北制药厂旧厂区的改造过程中，要按照其作为工业遗产的定位，以工业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为原则，对其进行整体的保护。同时，要结合城市的发展变迁，着重突出其特定的历史内涵和场所精神，凸显其所能担负的集体记忆保护功能。总之，在改造、利用的同时，一定要重视对华北制药厂旧厂区作为城市工业遗产的保护。采取合理的保护方式，不仅可以使工业历史的文明得到传承，还可以增强城市的内涵和文化底蕴，为城市更新与活力再造提供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