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丹

(上海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上海 200040)

回顾以往，城镇化发展始终是我国战略发展部署的重要一环，而农村人居环境成为社会经济发展重要的基础。建设环境优美、美景宜人的美丽乡村，是关系农民生活幸福、乡村社会秩序稳定的长远大计。兰考县何寨村秉承着建设旅游型乡村的目标愿景，将乡村墙体公共空间改造为“一院四景”的庭院式农户，不仅美化环境，还对建构乡村秩序发挥积极作用。在田野调研的过程中，感受到农民的人居环境与过去相比有了较大的改善，但受居住环境、政府干预、规划条件、治理模式等各种条件的制约，农民的内心存在一定程度的异化现象，比如出现面对传统文化坍缩产生的焦虑情绪、对政府不信任等负面信息，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过程中仍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本文是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围绕何寨村墙体公共空间改造的现状和在实现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给村民人居环境治理带来的挑战，结合村民对乡村文化的留恋以及对未来生活的向往这一矛盾的心理过程，进行针对性的研究和剖析，试图分析何寨村村民在墙体公共空间改造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以及协调国家在场和村民主体性的关系。

一、兰考县何寨村“一院四景”打造旅游型乡村

在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旅游型乡村”成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媒介。旅游型乡村立足当地旅游产业的发展，充分利用当地的人文环境与地理优势，为外界提供休闲娱乐服务，从而带动乡村经济的发展。本文运用田野调查的方法，对兰考县何寨村进行实地考察，在村政府的引导下，村民拆掉院落围墙，为旅游型乡村建设打造“一院四景”的别致景观，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为兰考县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新思路。

(一)兰考县何寨村概况

何寨村位于兰考县城东南部，由毛雨店、卞庄，何寨、孙楼四个自然村组成，地处310国道与240国道交会处，临近兰考南站，地理位置优越。何寨村作为产业集聚试点村，毗邻以医药化工、农林产品加工、特种车辆制造为主的兰考县产业集聚区，有“七纵五横”的道路网和“七通一平”的基础设施，从空间上奠定了何寨村四通八达的区位优势。

在乡村振兴规划中，何寨村的定位是乡村振兴精品示范村。借助有利于城乡交融的区位优势，何寨村确立了“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绿色休闲农业”的发展思路，以及“以产带农”推进产业化发展的发展路径。何寨村利用万亩梨园、红薯产业等特色农业和仿古建筑一条街的资源，深挖当地民俗文化、梨文化、餐饮文化等，筹划一年一度的梨花文化节、采摘节、灯光节等活动，推动一二三产业联动发展。

在调研的过程中，对何寨村党支部书记卞启龙进行深度访谈，卞书记表示，何寨村在未来发展中计划打造“一户一品、一户一景、一户一产业”的民宿小院，实现康养产业化，同时计划引入大棚种植技术，发展农事体验，开展研学游采摘活动，发展观光、特色民宿体验等业态，打造沉浸式、体验式、教学式等多元化旅游模式，未来的何寨村将向着成为城乡融合中一道更加靓丽的风景线而努力。

(二)“一院四景”：旅游型乡村规划设想

2021年，我国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指导保障乡村振兴工作的顺利推进。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全面美化农村、优化农村环境，还要在全国开展“五拆”相关工作。所谓乡村振兴的五拆包括：拆违法建筑、拆废弃栏圈、拆围墙透绿、拆乱搭乱盖、拆违法广告。其中拆墙透绿指的是，村民在建造房屋时，在宅基地以外的地方建围墙，由于外建围墙没有正规的建筑手续，属于违章建筑。在美丽乡村建设中，何寨村作为示范村，制定了“拆墙透绿”、打造“一院四景”的工作方案，把农家小院变为菜园、果园、花园、游园。农户拆掉院墙，游客可以直接看到村民院子里的景观，包括菜园、小竹林、葡萄架等；房体上绘制各种图画，在视觉上给人以美的体验。何寨村在贯彻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将乡村墙体作为公共空间进行改造重构，改善了村民生活环境，提升了生活品质，从而实现公共空间价值，为构建美丽乡村打下坚实基础。

践行美丽乡村建设总体规划，何寨村并不是乡村墙体改造的先行者。2018年，为了提升乡村环境，兰溪市游埠镇洋港村502户村民通过拆除自家围墙、拓宽村道、增设绿化，提升乡村环境；余杭黄湖镇清波村的村民打破传统观念，将高墙大院变通透矮墙，同时政府依据每户实际情况打造特色庭院，全域景观彻底改善。

拆墙透绿为乡村旅游发展开辟了新模式，打造民宿小院使乡村旅游不仅局限在“采摘一日游”，逐步向多元化、综合化、娱乐化的旅游形态转变，何寨村通过乡村墙体公共空间改造将现代旅游业与传统村庄相结合，优化乡村产业结构，提高村民经济收入，促进城乡文化交流，打造了乡村产业振兴的新引擎。

(三)旅游型乡村与公共空间发展

2020年8月31日，按照文化和旅游部等17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意见》和《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乡村旅游发展的意见》的部署和要求，为了加快乡村旅游发展，切实发挥乡村旅游促进消费升级、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提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因地制宜、特色发展，以农为本、多元发展，丰富内涵、品质发展，共建共享、融合发展，三产融合、补齐短板”的原则，完善设施，优化乡村旅游环境，为实现乡村振兴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旅游型乡村主要依靠村落自然风光、特色产业以及人文环境，何寨村的特色产业是万亩梨园打造的梨花文化节。从1997年开始，何寨村开始种植梨树，目前村内有3000亩梨园和6000亩林场，共占地9000余亩，因而有“万亩梨园”的美誉。据惠安街道梁主任介绍，何寨村已经开展了两届梨花文化艺术节，梨花文化艺术节当天人流量能达到3万人，主要吸引周边城市游客、周边村庄村民以及乡贤企业家前来参观游览。但是，万亩梨园文化节只能满足旅客游玩的需求，游客只停留一天，乡村经济效应仍处于较低水平。何寨村在墙体公共空间改造中试图寻求乡村发展的多元化价值体系，将村民私人场域改造为公共场域的民宿小院，成为维系乡村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纽带。政府根据每家每户的实际情况设计庭院，一隅一景蕴藏了深厚淳朴的地方民俗，一间凉亭、一片葡萄架、几棵桂花树见证了浑然天成的公共空间演变，也是乡村公共空间规划设计的独有优势。据了解，在历史发展的视角下，何寨村的公共空间基于村民需求实施多次转型，每一次转型下的公共空间都体现了村民的时代追求。推动乡村墙体公共空间改造的过程中，村民积极参与并主动配合推动了“乡村想象的共同体”的落实。

二、重塑公共空间对乡村秩序建构的意义

公共空间是乡村秩序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基础条件。美丽乡村建设将村民的生活场域纳入乡村的治理规划，强调重塑公共空间对乡村秩序建构的意义。公共空间的重构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集体心理形塑的过程，对乡村秩序的建构具有独特的现实意义。

(一)建构乡村社会共同体

公共空间与乡村秩序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而公共空间内生的集体记忆对乡村秩序的影响意义深远。公共空间作用下催生的集体记忆是维系乡村秩序的基本要素，是增强乡村社会凝聚力的内生纽带。

如果没有记忆的凝聚力，我们的衣食早就分崩离析了[1]。集体记忆是村民在乡村生活中产生共识的内在延续的表征，墙院内的生活往事成为乡村文化中的一部分。集体记忆是共识的，在田野调查过程中，王奶奶提到：“我们祖祖辈辈都已经习惯有院墙的生活了，突然要拆，心里总不是滋味。”村民对院落墙体赋予的价值和记忆是一致的，这些记忆在世代祖辈对于围墙与乡村生活的意识中达成相互碰撞与融合，并被广大村民接受和认可。乡村墙体公共空间改造为村民互动提供了不同以往的共同在场情景，以一种新的场景重塑村民对乡村生活的集体记忆，形成符合乡村秩序治理的行为模式，使乡村管理与村民行为、思想之间达成一致性效果。

(二)村民共同在场情景再造

公共空间不仅是活动主体行使原来就有的各种行动权利的场所，而且还是行动主体想象并创造各种可能的行动权利的场所，以及建立各种认同关系的场所[2]。乡村墙体公共空间改造帮助村民对外产生联系，激励他们产生更多的创造力。当下乡村社会呈现出行政力量退出、传统宗族分解等现象，政府部门借助法律途径调节乡村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未能达到预期效果，仅依靠国家的行政力量治理基层的社会关系，会使村民产生抵触情绪。村民秩序需要以公共空间作为媒介，联系村民与村民、政府与村民、游客与乡村等多方力量，实现乡村共同治理，通过公共空间使村民之间营造出新型的人际传播网，增强村民凝聚力，从而打造乡村共同体。墙体空间改造前的村民处于半脱离集体状态，在田野调查中采访了村民卞叔叔，他提到：“习惯每天忙完回家关上院门，感觉这是属于自己的地方。”村民将自我情感封闭在壁垒之中，享受“私域”空间带来的小家利益而漠视公共利益，打破了以国家力量介入的公共利益逻辑下的村民与政府的互联关系。墙体空间改造使村民在“私域”与“公共领域”之间达成共同在场的情境，并在人际传播互动中对生活秩序的转变达成一致共识。

(三)提供公众舆论与乡村信息共享平台

在墙体公共空间改造之前，村民在特定的私人场域内进行舆论表达，各类信息的融通在一墙之隔环境下消减其传播透明度，政府与村民之间的传播噪音也由此产生。良好的乡村秩序来源于村民的行为动机，而积极的行为动机离不开沟通行动。墙体改造后，从公共空间的形态上呈现一种沟通交流平台，信息共享增强村民相互往来的透明度，对于维护乡村秩序具有积极作用。村民跨越出围墙的半封闭环境，“一院四景”作为公共场所为村民提供共同在场的情景，拉近了村民之间距离，达到建构美丽乡村愿景以及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除此之外，何寨村致力于打造旅游型乡村，“一院四景”作为民宿小院的亮点，使游客与村民之间形成不同类型的社会关联，这种社会关联逐渐消解内嵌于村民心中的传统村庄景象，对社会整合和维护乡村秩序稳定发挥关键作用。

三、从“私人空间”到“公共空间”村民内心的异化

在田野调研中发现，兰考县何寨村在村书记的内部动员下，有一大半村民居住的围墙已拆除，但对部分村民进行深度访谈过程中，有些人对墙体改造而导致的“私人空间”到“公共空间”转变的现实表示不满。墙体拆迁对村民日常生活交流、风俗习惯等方面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改变，从而带来一定的异质性因素，而这些因素存在着导致社会关系网络产生变化和矛盾的可能性。目前需要解决的是接受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以差异为依据去认识关系中存在的同一性与差异性的张力。

(一)乡村公共空间文化坍塌

乡土文化情怀以及对生活的想象，建立在村民以往对家庭氛围、生活经历感受的传承之上，另一方面，这些内容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更好的服务。将这些对乡土文化情怀的传承和向往看作对过去的集体记忆，它们借由生活中的仪式为媒介，在院墙内的私人空间记载许多传统的家庭生活，这些生活被村民刻印为“私”的概念，是一种隐蔽的、不公开化的象征。詹姆斯·凯瑞强调仪式是在共同的场域内，受众经由集体参与共同体验情感的历时性模式[3]。在乡村生活中，村民在完成一天的辛苦劳作后，一家人汇集在院子内闲聊，分享劳作内容、生活八卦等。另外，根据村民的描述，每年秋收的粮食习惯于在院子里晾晒，这种聚集空间是一种具有乡土文化情怀的生活仪式，是乡村社会中乐于传承和传递的主要原因。院墙内的公共性聚集场所成为一个仪式空间，作为一种媒介，其涵盖了村民休闲、农作、娱乐等多重面向的意识形态呈现。

传统时期的乡村是一个封闭、单一且同质的世界，农民的生活属于“熟人”社会[4]。传统的仪式空间早已成为村民在乡村生活中与外界交流的纽带，承载着村民精神外延的内在使命。村民在空间话语构成的“共同场域”里潜移默化地受到乡土文化的洗礼，形成了集体的价值认同，促使人们在公共空间的共享行为中一代代延续下去。但是乡村墙体公共空间改造打破了村民心中的“文化与习俗传承”，一墙之隔的变化颠覆了人们在“私人领域”中的生活模式，村容村貌虽然大幅提升，但是村民以“小我”为中心的思维模式还没有改变。因此，对待围墙拆除事件表示较为不满，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乡村公共空间的转换，实际上是乡村文化与村民对“乡村”理解的再重构，最后导致墙体公共空间在村民的观念中愈发边缘化，直至式微。

(二)对政府产生不信任

兰考县何寨村村民王兰芝说：“政府为了整体规划，三番五次来和我们家商量拆围墙，起初我们都不同意，但是时间久了，又能怎么办呢？”王大娘提到：“村支书最先拆离他们办公楼最近的村民家，拆了以后村里环境确实变好了，但是我们家的玉米没地方晒了，三轮车要停到规划的公共停车场。”通过与村民的交流沟通中感受到，大家对乡村治理中公共权力分配和秩序建构提出质疑，对村庄各主要权力主体之间模式化的互动关系表示不信任。在乡村政府和农民这一场域之中，为了建设美丽乡村展开了博弈、合作、冲突与协调。

在公共空间改造过程中，政府日益与农民之间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弱传播。乡村干部作为国家面对农民的“代言者”，而这个代言者身处于科层化的传播体制中，在自上而下的政绩考核压力下，村干部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并非“保护型”代言人，在传播的过程中忽视了农民的社会认同和主体性；加之政府基层组织可能不能及时准确地理解、传达、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导致农村双向沟通机制受阻，对乡村公共空间改造治理未达到预期的政治和社会功能。这种情况会降低村民的政治认同和参与热情，一旦与村民切身利益发生冲突，往往会产生极端的暴力倾向。

(三)面对物质空间坍缩产生焦虑情绪

之前的何寨村，每个居民拥有一个独立的院墙内部物质空间，空间内部包含多重元素，更包含着村民对“家”的概念认同和乡土认同。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推进，乡土院墙内部物质空间坍缩，导致乡土文化也受到了影响。面对环境的变化，村民内心产生焦虑情绪。

列斐伏尔提出，“城市化通过征服城市，向外扩张和内部更新；通过攻克空间，旅游和休闲攻克了作为整体的空间。”[6]6在乡村日常生活的城市化进程中，具体场所和空间的占有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影响[5]647。院落环境、自然景观、社会关系共同构成了人们的生活空间，同时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乡村的文化场域。“除非一个群体中的人数相当少，或者利用强制的手段迫使他们为了共同的利益采取行动，否则，理性的个人是不会为了共同利益而采取行动。”[6]村民重视个人的感受要超过乡村整体未来规划的美好愿景。乡村墙体公共空间改造从不同视角来看，其实是一种城市化进程对乡村公共空间的侵占，主要表现在改变居民生活习惯、扭转村民的生活习惯，导致传统乡村文化格局的转型，降低村民对乡村环境形象的认同感，使其产生了内在抗拒感和距离感。除此之外，公共空间的改变对村民的日常生活也产生了“侵占”的趋势。以往的村民生活中，大家结束一天的劳作，习惯于在自家院子这样的私密空间中进行家庭内部互动，例如摆放谷物、谈话聊天等。但是为了迎合村庄的建设和发展，村民的生活空间改变之后，大家不得不被迫改变长期的生活习惯。旅游乡村的规划成为一个进入缝隙，逐渐占据了原有的整体化空间，以及村民固守的传统乡村生活模式，重新形成新的空间关系。

四、新时代乡村善治的选择

从历史的发展逻辑来看，新时代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必然淘汰旧的社会存在，促使乡村风貌和社会形态生成诸多变化。在改变的过程中打破了村民的集体生活的内在逻辑，出现情绪上和行为上的异化现象。村民存在着既要求保存自我利益又渴望村庄发展的内在矛盾的两面性，新时代的乡村善治需要结合政府、社会、乡村基层的力量，政府的政策支持和社会的良性互动才能引导村民固有思维模式的转变。

(一)容纳村民情感的基础上建立共识

乡村墙体公共空间改造究竟是要求个性化还是公共体验？这里的个性化是客观的物质存在，公共体验是指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共振。公共领域只为个性保留，是人们唯一认为不可替代的地方[7]27。但是个性化客观物质的存在仍停留在古代社会，在新时代的乡村社会，城市化进程让这种“个性”变得难以生存。社会学家内特·塔克提出行动公共领域，他认为人们在公共领域交谈的过程中会进行着“想象的创造”[3]。言以蔽之，村民对传统文化生活的情感是建立在个性化的生活空间内，在一个家庭范围内他们共同生活、相互协作，彼此融入，但乡村墙体改造打破了这种个性化的情感需求。

为了能够加快美丽乡村建设，必须建立政府与群众之间的共识。在乡村墙体公共空间改造的同时，让村民产生建构“自我文化”的需要，让他们认为“一院四景”是属于自己的东西，在与公共领域的差异中认识自我，对“秀庭美院”的改善向政府提出个人需求。乡村善治的实现离不开群众的支持，政府在改造乡村的过程中需要村民的理解和配合，政府为村民提供沟通平台，村民为乡村建设给予帮助，双方在合理有序的协同过程中建立双方共识。

(二)实现优质的整合

传统的公共领域理论认为，进入了公共领域就意味着“生活在人们中间”[7]33；个体化理论同样指出“独居意味着群居”[9]33。从理论上可以看出，新时代的乡村并不是把村民与社会隔离成一座座孤岛，而是利用改造空间让村民融入乡村以外的社会群体中，在自我内化和对外转化的过程中蕴含着某种内在联系。

传统社会对赋予公共价值的内涵是：牺牲小我、成全大我。贝克针对个性化的社会指出，社会的再度整合的可能性在于：对旧有的社会性正在蒸发的地方，对社会进行改造[9]21，乡村公共空间改造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也是在过去的基础上创造新的社会价值，这种社会价值不主张“牺牲精神”，即牺牲个体的利益以实现公共价值。新的公共性更注重个体在自发自愿的基础上对他人的关心与帮助。

对于何寨村的村民来说，公共性的理念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村民之间的带动。在调研何寨村时，梁主任提到，“一院四景”的空间改造是先从村民中的党员开始说服动员的，然后以实际效果作为说服依据，带动村民进行墙体公共空间改造。在改造的过程中，由“党员”村民带动“群众”村民，在不伤害自身利益的前提下，以实际行动对村里的其他成员给予帮扶和关心。其次，村民意识不断提高。随着村庄环境的美化，村民的意识同样有所改变，虽然在内心深处对于墙体的拆除有诸多抱怨，但是在由“旧”到“新”的环境变化的过程中，这种情绪是必然存在的。处于新的环境中，村民习惯于将自己的三轮车停到公共车库，王奶奶也说道：“其实政府帮我们建了公共车库，就比之前停在家里方便多了。”村民的“家园意识”由私人领域扩展到公共领域，这一微小的内心变化，代表着“利他”与“自愿”心理慢慢从内心萌生。最后，利他主义的道德催生。在对村民的深度访谈中，还未发现大家的利他主义思维的产生。这就需要政府对其进行思想上的引导，让大家明白生活在一个村庄共同体中，个体更容易对他人产生责任感和同情心。

(三)坚持“中国之治”与“村民赋权”相结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社会的发展与过去相比发生了改变，国家主导力量逐渐退出了乡村治理空间，但没有一种强有力的驱动力激发乡村社会的自主性，村民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乡村自治。因此，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坚持“中国之治”，发挥基层力量的组织优势，搭建起政府与村民的互动平台，实现符合中国乡村道路的发展模式。

另外，在改造乡村公共空间的同时，也要给予村民表达权。但根据调研结果来看，村民的交流和意见表达平台数量仍然有限，尤其是由下向上的反馈机制存在不足。目前，何寨村村委会向村民宣传政策仍以“面对面”的形式为主，除了这种口头传播，村内的公共媒介只有公告栏和广播台，缺乏村民交流互动的信息平台，可以看出乡村内部普遍存在公共媒介不足的问题，在公共空间重塑的过程中需要受到政府和乡村社会的重视。如果党群关系在交流空间中出现了断层，那么村民的赋权只停留在“生存性”的层面，而非“发展性”权力。乡村需要逐步赋予和充实农民的“发展性”权力，提高其独立性和自主性，鼓励农民积极参与村庄内举行的各种活动，让个体的行动产生效果，从中获得体验感，从而融入到集体当中，将“乡土性”注入到每个村民的血液当中。

(四)乡村文化再生

乡村墙体空间的改造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一种乡村文化再生。村民逐渐对乡村营造出的文化形成认同，不断对外扩展传播并产生影响。乡村文化再生需要经过农民长期的记忆积淀形成，具有内生性和传播性，通过口语传播和人际传播等方式，使村民感受到乡村文化并打破过去的传统思维模式，习惯现有的乡村生活模式。

提到乡村文化，村民记忆中会自动搜索出乡村集市、院内家庭生活、节庆与家人团聚的欢乐景象，例如春节之际，村民习惯在院子内贴春联、放鞭炮、制作年货……这些节庆欢乐的背后承载着村民对乡村文化的情感归属。乡村墙体公共空间改造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乡村文化脱离过去的模式，形成一种意义上和形式上的再生。乡村文化再生不仅需要从外在形式上让村民感受到变化，强迫他们接受乡村的改变，而且需要从文化认知的角度对其进行不断宣传，例如举办乡村活动，加强媒体宣传，让村民切身感受到墙体公共空间改造为他们带来了美丽乡村，在宣传过程中不断凝结强烈的情感归属，逐渐对现有的乡村文化产生深厚的认同。

五、结语

乡村社会的发展处于发展阶段的探索过程，在其过程中的社会转型，即是结构和秩序的转型，也是人们内心对传统生活认知的转型。乡村墙体公共空间改造不仅呈现出城乡互补型的外在表现，还是试图弥合城乡之间差距的一种形式。在空间改造的过程中，村民无暇顾及个人“私德”与社会“公德”的统一，从生活状态和心理条件下，难以接受从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的跨越。在国家在场与村民主动性之间，只有安抚村民的波动情绪，才能体现出国家在场的重要性和意义。生活在农村且思维模式和行为逻辑存在固化现象的村民，与现代乡村治理所秉承的城乡融合的精神产生了冲突。兰考县何寨村在乡村墙体公共空间改造的同时，重视村民在改造过程中的作用，以党员干部为示范鼓励其他村民参与其中，确立村民的主体性，形成以点带面的乡村治理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