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维欣

电影《起跑线》于2017年5月在印度上映后，广受好评，并多次获得“最佳影片”的奖项。该片于2018年在中国上映，票房一度走高。影片以一对印度中产阶级夫妇费尽心思送女儿进入私立贵族学校读书为背景，映射了许多现实问题，一度引起人们的思考与共鸣。

本文将主要从教育公平和阶层固化问题出发，结合中国和印度的影视文学作品作为辅助，去探讨教育现实问题，以做到观照现实，启迪人心。

一、教育公平的滥用

（一）“择校热”的背后

主人公拉吉是一名服装店商，有着自己的工作室，虽来自不高的种族，但凭借其朴实宽厚的性格、灵活的经商头脑、周到的服务态度，成为了衣食无忧的富裕中产阶级。米塔，拉吉的妻子，是一位家庭主妇，接受过大学教育，精明而见多识广，正在为女儿皮娅的幼儿园入学发愁。拉吉和米塔夫妇已经跻身印度的富人行列，然而其成长和生活的环境是在印度的旧市街，在种姓制度森严的印度社会，他们无疑与高种姓精英格格不入，只能算是个“土财主”。于是，出于对自身命运重蹈覆辙的担心，米塔横下心决定，一定要把女儿送进德里最好的学校念书。但由于二人的种姓和工作，皮娅的入学之路异常险阻。

米塔参考《指南》杂志上评出的德里排名前五的学校，一一考察，力图让女儿赢在“起跑线”上，选择加入这一场“德里最大的竞赛——招生大战”。在这里，“起跑线”已经不仅仅是孩子的教育起点，更成为了一种父母自身社会等级地位的考量。教育已不再纯粹，它凝结了多重与“资本”挂钩的含义。在考察的学校中，有些学校甚至开在五星级酒店之中，有全空调教室、纯欧式食堂、恒温游泳池，这与传统的“教室”相去甚远，不像是教书育人的地方，而更像是上流社会维系身份和社会关系的活动场所。［1］此外，有些学校还有英式大草坪，能像骑士般策马奔腾，仿佛一比一还原了苏格兰学府。教育在这里体现出的是一种对发达国家的盲目效仿和崇拜，有着深深的殖民统治烙印，以及教育精英化思想的渗透，是一种教育不公的表现和非正确的价值导向。

米塔夫妇选定了德里文法学校，原因是这里培养出了众多工业巨头和政界人士，知名校友的照片可以挂满整一层楼梯。它象征了资本、财富、权力和地位，夫妇俩的野心也正体现在此，他们有着典型的“望女成凤”思想，渴望女儿的未来比他们现在的身份地位要高。按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来看，米塔夫妇已经实现了生理、安全和社交的需要，在自身的阶级群体中也实现了尊重的需要，但他们仍未满足，更渴望得到社会普遍认可的尊重和自我实现需要。因此他们无暇享受富足的生活，而是渴望先解决女儿的教育问题，把她送进上等学校，决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其实这归根结底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富人手里紧握更多优质资源，从而进行权力垄断，不择手段地蚕食穷人，剥夺本该属于他们的公平的权利。因此“择校热”的背后是上层制度和教育政策的问题，当然也与社会本身的经济文化相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要做到完全公平，简直是天方夜谭。

（二）人文关怀的教育

教育应该是有温度，有温情的，它培养的是人格健全的人。在夫妇俩去咨询顾问的时候，顾问给皮娅从早到晚安排得满满当当，要学习数学、游泳、礼仪、艺术、音乐。当米塔问道，“她还有没有时间休息”时，镜头摇到顾问轻蔑的脸上——她只是蹙了一下眉头，用一种不屑一顾的口吻说道：“你们来晚了，有些人在怀孕初期就来做早教了。”如此高的教育焦虑，着实让人瞠目结舌。虽然在这部喜剧片里的情节和对白蕴含着印度式的幽默和夸张，但现实中确实也不乏这样的教育内卷现象。

当拉吉问一个正在玩恐龙玩具的女孩，“霸王龙和剑龙打架谁会赢”时，小女孩不假思索地答道：“当然是霸王龙，因为它是食肉的！”如此小的女孩竟然知道弱肉强食的道理，残酷的人类丛林法则被如此过早地强加在不谙世事的小孩上，是一件多么让人害怕的事情。而另一个小男孩，能说三种语言，顾问为有这样的学生感到非常自豪。反观皮娅，在富人社区玩耍时，因为自己说印地语并且不会说英语，遭到求友之路的不顺。印地语，本是印度人使用频率最高的官方语言，可是现在他们的上层阶级，却毅然抛弃了自己的民族语言，强调所谓的“精英化”，让孩子必须说英语。英语在印度实为精英的标志性符号，会说英语意味着你所处的等级地位高，从而受尊敬的程度也就越高。只是连民族语言都抛弃了，还谈何人文温度和民族自信，这样的教育难道不只是殖民统治的后遗症，发达国家的傀儡吗?就像印度电影《印式英语》中，家庭主妇莎希通过掌握了英语，才重新赢得了家人的爱和尊重。看似喜剧结局的背后，本质上不是很残酷吗？

相比之下，贫民希亚姆的教育则显得更人文有温度。他们不仅无私地帮助拉吉一家，处处照顾他，替他出头，甚至通过碰瓷来帮助拉吉筹集学费。当他们得知并不能拿到入学名额时，他的儿子问他：“是我们不幸运吗?”希亚姆强忍泪水，安慰道：“不，没要你是他们的不幸。”虽然希亚姆习惯了用穷人的方法谋生，如通过碰瓷等带有欺骗性的不道德行为来获取钱财，但是不能否认的是，他们的心是无比善良、热忱和高尚的，他们对于自己在乎的亲朋好友是无私奉献、两肋插刀的。最后当希亚姆发现拉吉一家通过假扮穷人，窃取了本属于自己的权利时，愤怒得想去学校举报他。但当他看到皮娅纯真善良的脸庞时，他感化了。他对拉吉说：“我和你不一样，不会窃取别人的权利。”在他看来，拉吉一家假扮穷人是侵占了本属于他的权利，他理应为自己维权，为儿子而战。但若是这样，可能会毁了皮娅的一生，他无权剥夺一个无辜女孩接受教育的机会。于是，他受到了心灵的触动和良知的感化，没有去举报他。贫苦人家的教育尚且如此高尚，可以说，希亚姆的角色从头至尾都洋溢着人文关怀的温情，他才是一个杰出的教育家。

二、阶层固化的揭露

（一）子承父业的命运

拉吉的父亲经营服装店，拉吉也“子承父业”地开了服装工作室。贫民窟的好友希拉姆说：“我爸爸很穷，我爷爷很穷，我太爷爷很穷，反正就是我祖先都很穷，我来自贫困家族。”穷富阶层之间的家族内传承，社会流动的闭塞和单一，都是加深阶层鸿沟界限的利刃。而教育在人们看来，是一个能跨越阶级，实现阶层晋升的捷径，许多希望往上走的中产阶级家庭都会在教育上挤破头去寻觅出路。米塔和拉吉就是这一类人。当个人身份地位在社会中形成了一种“继承”性质，社会人员的流动性就变得缓慢乃至丧失，阶级之间界限的鸿沟也日益加深，固化便随之形成。［2］正如深秀的小说《雾中风景》里说的那样：“到了北京，我却发现，北京的姑娘都跑外国去了，因为她们一出生就在皇城根下。外地人放眼北京，北京人放眼世界。”［3］这种眼界和层次的差异着实是一道极难跨越的天堑。

贵族学校的入学条件异常苛刻，不仅需要高档社区的“学区房”，还要考察父母的职业、谈吐、衣着、教育理念，甚至英文。拉吉和米塔被淘汰下来大概率是由于他们是商人，学校认为如果父母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那么就不会注重孩子的教育。当所有的教育资源都被那一批“受过上层阶级教育”的父母垄断的时候，社会的流动和优质教育资源的普及将被垄断，贫穷人家的孩子只能“继承”到办学质量欠佳的公立学校，整个社会的运转模式就变得固化和凝滞了。更有甚者，学校的监察机构默许这种行为，就连分给25%名额给贫困学生的RTE计划，也被一些不择手段的人钻法律的空子，通过材料造假、收买监察人员和暗箱操作的方式来获取名额，与穷人抢羹，用资本的力量窃取本该属于穷人的权利。文法学校的校长，是个女仆的女儿，当年也吃过教育的苦。她跨越了“子承父业”的命运，而今却成为教育的恶魔。靠权贵敛财，蚕食富人的红利，掠夺穷人的权利，全然不顾教育初心。学校已经再也不是育人的摇篮，而是吃人的血馒头、阶层巩固的工具。这些直面教育黑暗面的电影，将父母的痛,以一种戏谑而轻快的节奏勾画出来。而阶级固化，是引来中产阶级焦虑的根源所在。

（二）中产阶级的焦虑

影片中拉吉得知下层阶级的店员乔图的女儿通过拿到《教育权法案》（Right To Education Act，简称RTE）那25%的贫困生名额进入了上等学校，他的第一反应是“那我们就没权力了吗？我们的孩子就不配受到良好的教育吗？”这句话道出了中产阶级父母的心声。他们处在一个极为尴尬的位置：不缺钱，但以商业致富的人，在印度属于“吠舍”种姓，财富并不能让他们抹去高种姓精英的优越感和对他们的排斥感。因而他们的教育焦虑，并非是毫无缘由的。米塔重复了四次“若皮娅不能进入好学校”的预设，最终指向的都是“她去吸毒”。她悲观的设想在剧中起到了一种让人啼笑皆非的、过度杞人忧天的喜剧效果，但从中也无形地反映出中产阶级的普遍教育焦虑：孩子若得不到好学校的正面引导，就会步入歧途。她对公立学校的办学质量和学习氛围充满失望，甚至从自己的教育经历中已经对公立学校产生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了。此外，米塔的焦虑不只限于皮娅的入学问题，更是表现在方方面面，比如出门前，在气温炎热的德里，会给孩子穿厚厚的衣服，抹防晒，戴头盔，玩滑梯时会给滑梯擦消毒水等。她的重度神经敏感行为表面上是一个母亲对孩子的关怀，实则是对孩子的极度控制和依赖。

无独有偶，电视剧《三十而已》中作为中产阶级精英女性的顾佳，为了儿子的入学也是不惜代价，放下了所有尊严。她为了让儿子读上海最好的幼儿园，不惜贷款住进高档小区，在儿子面试失利后，想尽各种办法找人脉和关系。中产阶级的前半生是通过竭尽全力才获得现有的财富和地位，而后半生也并不能因此一劳永逸。因为他们还需要像父辈那样，为子女操劳，不允许自己停止焦虑和“内卷”。这就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困境。

三、自我救赎的结局

拉吉通过假扮穷人、伪造材料的手段蒙骗了教职人员的眼睛，取到了入学资格。但在贫民窟的生活使得他良心发现，他通过匿名捐赠公立学校和在校庆表演上的自我揭露，实现了其对现实不公的控诉和自我内心的救赎。检举自己瞒天过海的恶行，重则可以将自己送进监狱，但他还是选择了直面自身的丑陋，去向校长自首。然而没想到，校长对这种情况早就习以为常，她的处理方式跟往常一样娴熟，那就是直接把皮娅的档案转成普通学生。校长不仅忘却了教育初心，甚至忘却了曾经受过的被校园欺凌的伤害，“现在不同了，巴特拉先生，我的那些同学们为了他们孩子的入学，愿意为我做任何事。”她考虑的只是如何不择手段地从中渔利。作为中产阶级，拉吉知道这样揭露一个幕后操纵者，以个人的力量无疑是杯水车薪，但是不管有没有人愿意认可他的发言，有没有人为他鼓掌，有没有人愿意真正改变，他都义无反顾地做了。拉吉最后实现了自我救赎，为结局勾画了一幅美丽的蓝图，但最后他能改变的又有哪些呢？真的很有限。毕竟这部电影，只是一种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结合，并不足以摇撼上层建筑。

它不像印度电影《印度合伙人》那样，取材自真实事件，最后终于撼动了人们心中的成见，实现了印度的“卫生巾”革命；也不像另一部印度电影《厕所英雄》那样，掀起了一场“清洁印度运动”。它只是短暂地溅起了水花，给予了观众一场“心理按摩”，深刻反省了社会性的灾难和人心的泯灭，但是它的局限性也很明显，那就是连人物设置都跳不出类型化、平面化的弊端。这也是印度电影对待现实问题的一贯态度：只揭示问题、点到即止，不解决问题，不呼吁斗争。［4］但印度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至少给予了我们深刻的启示：做好一部电影一是要有直面丑陋现实的勇气，二是要有讲好故事的能力，三是要有启迪心灵引发思考的作用。

印度近年来引进中国的电影几乎都大获好评，事实上其冗长的叙述，事无巨细的铺垫和交代，娱乐化的大段歌舞，天马行空的奇特想象，都显示着其电影制造业都并非特别完美。但就是这种充满民族风格的影片，敢于直指社会矛头的现实主义题材，以及“接地气”的内容，击中了几乎每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痛点，具有深广的现实意义，发人深省，引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