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新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7)

毛泽东在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延安讲话》)对中国现代文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著作。这部著作把文艺与当时以民族独立为主要目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联系起来，第一次明确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文艺的性质、意义与价值的看法，充分体现出毛泽东重构中国现代性——“革命的现代性”的逻辑。“一方面，‘革命的现代性’在理论谱系上仍从属于现代性的一般逻辑，毛泽东始终高度重视中国社会主义的工业化与现代化基础，从理论与实践方面展开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独立探索，并从思想观念上进行现代化的启蒙与革新，因而代表了对前现代意识的变革与超越；另一方面，‘革命的现代性’试图通过革命的手段弥补现代性进步意识退化的弊端，对资本现代性的弊病保持高度警惕的理论姿态，从而展开一种反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另类现代性’探索性实践”(1)张明：《“革命的现代性”：毛泽东重构中国现代性的双重维度》，《现代哲学》2018年第5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延安讲话》通过凸显文艺所具有的反映现实、预言未来的文化实践功能，为在美学层面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指明了方向。从全球现代性体系的建立与发展来看，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延安讲话》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把文艺纳入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历史进程，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反思了五四运动以后源自西方的现代性观念以及相应的文学观念，以“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两个问题为中心，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并发展真理，在文化层面成功建构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方案。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来看，《延安讲话》直面以欧美为主导的现代性的一般逻辑，既在文艺创作与批评等具体实践层面确立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观念，又在具体界定“人民大众”内涵的基础上开始提出反映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的人民美学理论。

一、中国现代性的文化探索与双重面向

关于中国现代性问题的讨论，最早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主要形成了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二难悖论”等观点。《申报月刊》在1933年7月发行的创刊周年纪念特大号“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中指出：“须知今后中国，若于生产方面，再不赶快顺着‘现代化’的方向进展，不特无以‘足兵’，抑且无以‘足食’。我们整个的民族，将难逃渐归淘汰，万劫不复的厄运。”(2)《编者之言》，《申报月刊》1933年第2卷第7号。这份专辑还指出，中国要走现代化道路，就要对国民经济进行改造，不断提高工业化水平和生产力水平(3)李圣五：《对于中国现代化的感想：六中国现代化的条件与方式》，《申报月刊》1933年第2卷第7号。。但是，它并没有深入讨论现代化道路的选择问题，更没有涉及如何改造经济并提高生产力的问题。这也充分说明，中国的现代化以及与之相应的现代性问题非常复杂，既是“书斋里的学问”，又是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从历史境遇来看，中国现代性是全球现代性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既具有晚于欧美国家的“后发”特点，又体现出不是从中国社会内部生长出来的“外生”特点。“现代性对中国的冲击采取了两种方式，这样也就对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秩序提出了两类虽然不同但又互相密切联系的问题。第一类是外部的力量与问题，即西方与日本的冲击提出了中国在新的国际环境中维护民族主权的能力问题。第二类则是内部的，即如何克服帝国秩序崩溃的潜势，以及在这种秩序被毁灭之后如何解决内部无政府状态这种新形势下的分裂势力(比如军阀们建立割据政体的努力)，以及在旧的秩序消失之后如何建立一种新的有生命力的秩序”(4)S.艾森斯塔德：《传统、变革与现代性——对中国经验的反思》，孙立平译，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1090页。。中国要在文化、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实现现代性转型，必须在充分理解和把握现代性的内在矛盾的基础上，首先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然后通过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实现国家富强。

中华民族在解决历史与现实、内部与外部的多重难题的过程中，逐步接受具有现代性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断将其与中国的基本国情相结合。“自进入世界范围的现代化以来，中国的民族性始终处于焦虑状态，西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大都没有赋予中国民族性以现代意义，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遇的种种折磨与屈辱，也不断动摇着国人对民族认同的自信心。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野内，正如无产阶级只要具有反抗意识并付之于行动，就一定会成为先进的社会主体，处于被压迫的民族，通过阶级的或民族的自觉也会完成向现代民族性的转换。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主要发生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东方马克思主义则把这一矛盾进一步拓展到西方资本主义与非西方落后国家的矛盾，并在这一矛盾中将西方资本主义本质化为帝国主义”(5)邹诗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的建构》，赵剑英、庞元正主编：《马克思哲学与中国现代性建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66页。。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提出了根据经济身份区分人群的阶级理论。在全球现代性体系中，这一理论被用来分析东西方国家之间的对抗关系，指明“现代的”欧美国家不断剥削和压迫“前现代的”中国。“后发”的中华民族只有在文化层面完成现代性启蒙，使阶级意识充分反映个人要求并促进其全面发展，才能在寻求民族独立与解放的过程中成功改变落后面貌，真正实现较为全面的现代性转型。“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6)《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1页。。马克思主义在为中国现代性建构提供理论助力的同时，也不断实现其自身的中国化。在中华民族追求独立、解放与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相互激励、相互促进的关系。

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必须以中国的基本国情为前提，这与欧美现代性的发生与发展存在明显区别。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过程中，不但准确把握了欧洲社会的历史与现状，而且通过了解东方社会的情况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对人类解放进程的影响。马克思详细分析了资本主义现代生产方式对瓦解以中国为代表的封建社会发挥的革命作用，但是也明确指出英国等西方列强的入侵是造成古老的中国更加贫穷落后的真正原因。“英国的仁慈强迫中国进行正式的鸦片贸易，用大炮轰开了万里长城，以武力打开了天朝同尘世往来的大门，金属货币流通中才发生这种急剧的转变”(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73页。。在这种情况下，中华民族通过不断激发变革与开放的民族精神，努力反抗由欧美国家主导并且强制中国接受的现代性方案，在推动中国积极摆脱各种封闭、落后的前现代意识的同时，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性所引发的各种弊病保持高度警惕。“现代性的复杂性集中表现在它直接的政治产物——民族主义问题上，民族主义展示了既可成为现代化的推动力，又能抵制和克服现代性的因素的希望。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既是现代主义的又是反现代主义的。它试图通过创造一种新的政治来改造中国，但是，只有源于前现代的历史遗产而将民族的特性铸就出来，它才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而这些历史遗产又似乎和现代性及现代化的要求相冲突。但是不论在什么情况下，这样做的目标并不是回到或逃避前现代的过去，而是创造一种新的未来，民族则是服务于这个未来的媒介。在确定了这一使命的情况下，民族主义也强调现代性的集体经验优先于特殊的个人经验以及阶级和群体的经验”(8)阿里夫·德里克：《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邓正来译，阿里夫·德里克等主编：《毛泽东思想的批判性透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4页。。

从中国现代性建构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揭示了“先进”的欧美国家与“落后”的中国之间的矛盾，成为中华民族进入全球现代性体系的重要思想资源。“毛泽东的分析方法中还包含了一种综合的视野，即将中国社会各阶级与革命的关系放置在帝国主义时代的世界性关系——亦即‘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这一独特社会性质——之中加以考察的视野。这一分析方法与马克思的结构式的分析方式是一致的，但区别在于：马克思是通过对英国的理想化分析建立有关阶级的结构分析的，而毛泽东则是在一种全球性的、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关系中阐述中国革命与阶级政治的动力和方向。离开这一世界性的视野，中国革命者很难将农民置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地位之上；离开这一独特的对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概括，毛泽东也不可能清晰地界定国际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民族资产阶级(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小资产阶级(自耕农、手工业者主和小知识阶层)、半无产阶级(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产业无产阶级、游民无产者(失地农民和失业工人)等等范畴”(9)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28页。。毛泽东充分运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深入分析了中国的革命形势，既对处于不同社会发展程度的中国与西方进行了合理比较，也通过分析不同社会阶层在中国革命中的立场与态度，为准确理解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提供理论依据。同时，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特殊——一般——特殊”的基本原则，着眼于处于全球现代性体系中的中国的特殊性，既强调中国应该接受现代性的一般逻辑，努力争取民族独立并改变贫穷落后的社会面貌，又清醒地意识到中国与欧美关系以及中国国情的“特殊性”。

正是基于中国现代性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的内在张力，毛泽东在充分把握马克思主义“改变世界”的理论精髓的基础上，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致力于中国现代性建构的革命文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10)《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4页。鉴于中国政治与经济的特殊性，中国既有帝国主义文化与半封建文化，也有反映新的政治与经济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11)《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8页。。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一新文化既“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又崇尚科学精神，“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还通过“民主”的方式为“工农劳苦民众服务”(12)《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6、707、708页。。新民主主义文化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继承传统历史话语并吸收西方现代性话语，立足于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提出服从于并服务于人民大众的中国现代性建构方案。同时，为了保证这一方案的实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必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采取工农联盟的形式，这也成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学说。“中国现代化思想运动的一大特色在于它始终是从文化层次来探讨中国出路问题”，“40年代初，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也是作为说明中国政治和中国文化的动向问题而提出来的，文中以很大篇幅论述中国的文化革命问题”(13)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396、397页。。

1942年，毛泽东把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论述深化到文艺领域，强调文艺创作与批评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表现方式和基本内容，通过确立“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原则努力在文化层面建构“革命的现代性”。尼克·奈特指出，《新民主主义论》将文化与政治、经济并列，三者共同构成更有利于分析中国具体国情的“三分法”。“在毛泽东的用法里，‘反映’的概念暗含了在文化范畴中政治的积极介入”，“能够有效地服务于自身阶级利益的文化，是有组织影响能力的政治的一种功能”(14)尼克·奈特：《再思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探索》，闫方洁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34、135页。。新民主主义文化之所以能够有效介入现实，不断推动革命发展，是因为革命是中国现代性方案的本质特征与必由之路，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在证明革命合法性的同时也成为其追求的最终目标。“革命”与“现代性”构成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两翼”驱动，新民主主义文化通过“革命”瓦解占统治地位的政治与经济，推动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在《延安讲话》中，毛泽东认为文艺批评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发挥革命作用的重要路径，必须坚持“政治标准第一”，其目的是充分检验作家及其作品是否受大众欢迎，是否对大众有益。“但是我们的批评又是坚持原则立场的，对于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和反共的观点的文艺作品必须给以严格的批判和驳斥；因为这些所谓文艺，其动机，其效果，都是破坏团结抗日的。按着艺术标准来说，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这种分别，当然也要看社会效果”(15)《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8-869页。。《延安讲话》改变了受西方现代性思想影响的中国现代文艺的发展历程，在努力实现现代文艺的民族化、革命化的过程中，开始建构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现代性方案。

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革命面向

《延安讲话》是毛泽东根据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与延安文艺界在1940年前后的具体情况，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文艺创作与批评所作的具体分析。毛泽东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先后阅读了《资本论》、《反杜林论》等大量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还阅读了西洛可夫等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等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以及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著作。“毛泽东当时读《反杜林论》，比较重视有关唯物辩证法的论述，这正是他当时比较缺乏的理论工具”(16)陈晋：《毛泽东阅读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71-72页。。毛泽东在阅读这些经典理论著作时，把哲学理论与革命实践相结合，写出了准确把握中国革命形势的《实践论》、《矛盾论》等重要理论著作。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17)《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2页。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深入分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目标等问题，也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思考了中国现代文艺的发展。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大量满怀理想主义的知识青年奔赴延安，积极投身民族解放的革命事业。但是，他们都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情怀与明显的个人主义色彩。周立波从1940年到1942年在鲁迅艺术文学院连续开设“西方文学大师名著选读”讲座，讲授高尔基、普希金、托尔斯泰、巴尔扎克、梅里美等作家的作品，主要探讨这些作品中包含的幻想与现实、想象与历史之间的张力关系，强调共产主义运动能够超越民族藩篱，实现国际大团结。这类把国际主义与民族解放并置的文化探索凸显了现代性的一般逻辑，虽然也强调民族解放问题，但是却忽视了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

对此，我们可以首先从瞿秋白对新“白话”的分析入手来展开讨论。瞿秋白在20世纪20年代详细分析了新“白话”问题，认为具有现代性特点的新“白话”脱离了中国的具体国情。在他看来，新兴的“白话”机械地吸收古文文法、欧美文法与日文文法，成为中外语言元素拼凑在一起的混合物，完全脱离普通大众的日常言语习惯，使革命文艺无法充分表达世界与民族、文化传统与阶级意识等新内容。他指出，“文艺战线上的革命斗争，直到现在，还只限于反对欧化的知识青年之中的种种反动派的影响；而在劳动群众之中去反对一切地主资产阶级反动文艺的斗争，差不多还没有开始。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意识，要去争取劳动民众，要去打击和肃清地主资产阶级的影响，在文艺上就必须开展一个新的文化革命的剧烈的斗争。这就必须去研究大众现在读着的是些什么，大众现在对于生活和社会的认识是什么样的，大众现在读得懂的并且读惯的是什么东西，大众在社会斗争之中需要什么样的文艺作品。总之，是要用劳动群众自己的言语，针对着劳动群众实际生活里所需要答覆的一切问题，去创造革命的大众文艺，在这个过程之中，去完成劳动民众的文学革命，造成劳动民众的文学的言语”(18)瞿秋白：《瞿秋白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90页。。新“白话”应该是便于普通大众接受和理解的“普通话”，是由城市无产阶级“容纳许多地方的土话，消磨各种土话的偏僻性质，并且接受外国的字眼，创造着现代科学艺术以及政治的新的术语”(19)瞿秋白：《瞿秋白选集》，第493页。。瞿秋白的这一分析指明，新“白话”虽然是中外各种语言元素的混合，但是脱离了大众的语言实际，无法对新民主主义革命产生实际影响。与瞿秋白这一关于语言的论述更进一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的基础上强调，文艺创作与批评必须直面革命，有效解决“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两个问题。

首先，《延安讲话》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则，厘清文艺工作与革命工作之间的具体关系。毛泽东在1938年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20)《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随着延安整风的不断深入，毛泽东在1942年4月初先后约见萧军、欧阳山、草明等作家，在4月1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中提出以集体名义“召集延安文艺界座谈会，拟就作家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作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交换意见”(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74页。。随后，毛泽东在5月2日发表的《延安讲话》“引言”中分别讨论了“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学习问题”。不过，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结论问题，毛泽东在5月21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指出：“延安文艺界中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浓厚。现在很多作品描写的是小资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同情。鲁迅的《阿Q正传》是同情工农的，与延安文艺界不同。必须整顿文风，必须达到文艺与群众结合。”(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81页。最初拟定的议题与后来的讨论和总结既存在连续性，也存在细微的表述差异。“在这个看似简单的文字表述变化中，其实蕴藏着延安文艺运动转向的关键性历史玄机，这就是将文艺问题彻底纳入无产阶级革命工作语境，纳入延安政治文化语境”(23)高杰：《延安文艺座谈会纪实》，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00页。。

其次，《延安讲话》根据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阐明人民大众是推动革命发展的主体。《延安讲话》把“文艺是为什么人”看作“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因为文艺必须直面受压迫、受剥削的人，使他们感奋，积极团结起来投身于抗日战争。毛泽东在提出文艺“为群众”服务的基础上指出：“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24)《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5-856页。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阶段，“人民”的内涵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而出现过微调，但是“人民”既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又具有重要的政治属性。马克思指出，人“不是抽象概念，而是作为现实的、活生生的、特殊的个人”(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5页。，“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1页。。《延安讲话》关于人民大众内涵的界定，为文艺工作者切实有效地投身革命事业指明了方向。文艺要真正实现为人民群众服务，文艺工作者就“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27)《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7页。。这也成为进一步分析文艺“如何为群众”服务的必要前提。

最后，《延安讲话》从普及与提高、统一战线与文艺批评等方面论述了文艺介入革命的具体途径，指明文艺创作与批评应该坚持革命导向与追求。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理论详细分析了普及与提高、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建立与文艺批评的基本标准等问题，同时他的这些分析都是以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为基础的。“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28)《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9页。。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看，生活是文艺的“唯一源泉”。“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29)《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0页。。这一分析成为文艺的革命面向的理论前提，既要求作家在坚持党性原则的基础上加工并改造生活，又充分证明建立文艺界统一战线并确立正确的文艺批评标准的重要意义。为建立巩固的抗日统一战线，党的文艺工作必须把主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从党的同情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到一切赞成抗日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文艺家)团结起来”(30)《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7页。。文艺批评必须“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但是反对只强调艺术或过分凸显政治的片面倾向，坚持政治和艺术相统一，内容和形式相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31)《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9-870页。。

《延安讲话》体现了毛泽东对文艺的革命面向的重视与探索，但在思想、理论与方法等层面又超出文艺理论的范围，成为党的理论建设与思想建设的重要文献。“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是，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左翼知识分子都接受和遵循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及其讲话的精神，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谨小慎微或希望更为接近中国共产党的政府与权力，而主要是因为他们充分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政治思想逻辑。中国左翼知识分子的骨子里都流淌着民族主义的鲜血，他们都希望建立一个独立、统一、强大、民主、自由和现代化的民族国家。他们在五四运动期间就接受了来自西方启蒙思想的现代化观念。然而，在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成为左翼知识分子时，他们批判资本主义并明确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一立场开始与他们一度非常赞同的来自西方的现代化观念相抵牾。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及其讲话提出的新的政治思想与文化的突出特点是建立与西方模式完全不同的全新的现代中国政府、经济和文化，也就是由党组织建立的统一、独立、强大和现代化的民族国家。他们的目标既要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又要实现现代化，这是20世纪中国政治不断追求的两个伟大而又存在矛盾的目标”(32)Qian Liqun，“The Cultural a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Mao Zedong’s Talks at the Yan’an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Dylan Suher，trans.，David Der-Wei Wang，ed.，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Cambridge & London：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7，p.498.这段话由笔者翻译。。1840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曾误认为由发达的技术、经济等构成的西方现代性具有普遍意义，中国只要向西方学习就能摆脱“焦虑状态”。但是，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所带来的基本共识是，中国之所以处于“焦虑状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方国家强调现代性的一般逻辑，反对现代性的地方性与特殊性。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不断高涨的民族情绪使毛泽东重新审视“世界与中国”的关系，指明文艺创作与批评的独特现代性面向。

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现代性面向

中华民族在建构现代性的探索中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其他现代性理论，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除了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看到希望，也意识到马克思主义能为中国现代性建构提供带有本民族色彩的具体选择。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前后开始对西方充满幻灭感，逐步认识到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以俄为师”是一条充满希望的道路。“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人都想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一条新道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因此大家都要来讨论研究俄国”(33)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248页。。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是儒家的入世思想。这一思想追求“修齐治平”的超越自我、变革社会的道德理想，但也存在与现实人生脱节、对生命体会肤浅等问题。“马克思则在区分经济、政治与文化等社会领域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社会要素及其辩证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从而直接确立和阐释了组织化的社会构成系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和弘扬，则直接带来了当代中国面向现代性社会的观念变革与制度建构”(34)邹诗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的建构》，赵剑英、庞元正主编：《马克思哲学与中国现代性建构》，第368-369页。。中国传统的道德理想是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形态，既受到存在明显不平等关系的经济与政治的制约，又通过“经夫妇”、“厚人伦”等道德教化观念掩盖其背后隐藏的不平等关系，存在一定的虚假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从社会经济活动及其关系入手分析中国传统社会形态，以社会政治经济批判取代传统的道德理想，在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多个层面全面推动中华民族的现代性转型。

《延安讲话》通过强调文艺创作与批评的革命面向，将其与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问题联系起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第一次直面这一问题的成功实践。但是，有论者指出，《延安讲话》的发表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论著的翻译有直接关系。“把列宁党的文学观念确立为‘真理’、‘权威’话语的位置，使其成为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理论依据，是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开始的。为了配合这次座谈会的召开，党的机关报《解放日报》‘决定将与此会有关材料及各作家的意见，择要续刊于此，以供参考与讨论。’他们为此选择刊发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博古根据俄文版本全文翻译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博古在‘译者的话’中指出‘在目前，当我们正在整顿三风，讨论文艺上的若干问题时，这论文对我们当有极重大的意义。特译出全文，以供研讨。’也非常明显地点明了译介此文的目的。事实确也如此，从毛泽东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可以看出，他不仅直接引用了列宁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事业的一部分’、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的观点，而且还将其视为不证自明的真理，以之作为自己整篇报告展开的立论依据”(35)杜吉刚、周平远：《抗战时期中国化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译介》，《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13年第1期。。从列宁著作发表的时间与《延安讲话》的一些表述来看，这一看法似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从现代性面向的角度来看，《延安讲话》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化的经典文本。

毛泽东通过把作为“立场和方法”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历史传统相结合，使中国现代性的建构采取相应的民族形式，这在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形成有效替代的同时，也在文化层面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36)《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8页。。毛泽东强调“活”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并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除了面向现实，还要剔除古代文化的糟粕，吸收其民主精华。“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37)《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8页。，要引导人民群众向前看。在此基础上，《延安讲话》指出，文艺创作与批评既要面向现实，更要继承历史，是现实性与历史性的有效统一。文艺工作者“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38)《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1页。。作家除了坚持“从群众来，到群众去”的创作原则，还要继承和借鉴中国古代与外国的优秀作品。“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39)《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0页。。《延安讲话》立足于现代性的“向前看”的一般逻辑，既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又通过对历史的强调为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开辟出有别于欧美现代性的质性空间。

《延安讲话》除了阐明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历史维度，还清楚地指明文艺工作者在推动中国现代性建构过程中应该秉持的态度。毛泽东指出，从上海亭子间到延安的作家经历了两个时代并面对不同的社会环境。“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合，要为群众服务，需要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许多痛苦，许多磨擦，但是只要大家有决心，这些要求是能够达到的”(40)《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7页。。到达延安的作家要明确把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努力在情感与思想层面真正理解、认同和融入工农兵群众。作家要真正实现这种转变，就要认真了解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与审美情趣。“我们的文学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墙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通讯文学。我们的戏剧专门家应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小剧团。我们的音乐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歌唱。我们的美术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美术”(41)《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3-864页。。文艺还必须坚持政治性与真实性、动机与效果两个层面的统一：就前者而言，文艺“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就后者而言，“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42)《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6、868页。。文艺创作与批评必须直面仍然处于前现代的人民群众的“情感结构”，将现代性观念落实到日常生活层面。这种革命文化实践在促使人民群众有效认同现代性观念的同时，也有力推动了中国现代性的建构。

《延安讲话》发表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了探索“革命的现代性”逻辑的建构，一方面全面梳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关于文艺问题的具体论述，努力建构体现中国现代性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又强调文艺的意识形态性、典型性、阶级性等特点，努力根据中国革命形势采取相应的文艺创作与批评观念。在1940年前后，欧阳凡海、周扬和楼适夷先后编译了三部各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其中，欧阳凡海在1939年编译的《马·恩科学的文学论》中指出：“就是到了现在，现实主义还不敢说自己已经有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了，这正是现实主义的文艺理论所取的理论上的态度。因为现在已经不是把文艺装入什么框子里去的问题了，现在的问题是切切实实从实际现象的分析着手，我们希望从许许多多复杂的、实际现象的研究中，达于体系的完成，却决不想先有了体系再去套复杂的文艺现象。”(43)欧阳凡海编译：《马·恩科学的文学论》，重庆：读书出版社，1939年，第81页。与此不同，周扬在1944年选编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充分贯彻了《延安讲话》的基本精神。他在“序言”中指出：“贯彻全书的一个中心思想是：文艺从群众中来，必须到群众中去。这同时也就是毛泽东同志讲话的中心思想，而他的更大贡献是在最正确最完全地解决了文艺如何到群众中去的问题。”(44)周扬编：《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北京：作家出版社，1984年，“序言”，第1-2页。这部著作根据“意识形态的文艺”、“文艺的特质”、“文艺与阶级”、“无产阶级文艺”与“作家、批评家”五个主题选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的具体论述，并指出：“在它们中间却贯串着立场方法上的完全一致：最科学的历史观点与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之结合。”(45)周扬编：《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第1页。《延安讲话》开始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建设的指导原则，在遵循“革命的现代性”逻辑的同时，也为中国现代文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建设相呼应的是，《延安讲话》促进了革命文艺的发展，使不同背景与经历的作家创作出一批在内容与形式等方面“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的文艺作品。在这些作品中，赵树理1943年创作的《小二黑结婚》运用通俗、生动的语言塑造了“三仙姑”、“二诸葛”等一批栩栩如生的农村人物形象，成为以大众化、革命化的艺术形式实践全新文学观念的典型代表。从《小二黑结婚》描写的年轻人追求婚姻自由的主题来看，赵树理既深受反对封建迷信、追求个人自由等现代性观念的影响，又将这类主题从作为现代性象征的城市移植到处于前现代的农村，成功实现了现代性的一般逻辑与农村人物、乡土观念、民族形式的有机结合，有效改变了中国现代文艺的表现内容与叙事模式。从这部小说的结局来看，“共产主义的行政权力的介入是必要的，但其暴力手段只能针对存在腐败的官僚主义者；对‘老脑筋’的农民而言，革命权威在处理农村事务时只能发挥类似于道德法庭一样的作用”，“由此来看，各种启蒙观念要在农村落地生根，不能以抽象的真理观或普遍原则的面目出现，而应该发挥疗救和恢复的作用，这也是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等压迫性权力所不具备的”(46)Hui Jiang，“The Genesis of Peasant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David Der-Wei Wang，ed.，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p.503.这段话由笔者翻译。。与以赵树理为代表的来自解放区的作家不同，来自亭子间、国统区的作家需要重新思考以往走过的文学道路，从思想与生活多个方面解决创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周立波认为，他们深受外国文学的影响，存在“洋八股”的创作倾向。“小说和诗，除了少数杰出的创作以外，大都是模仿代替了创造”，“但是学习决不是止于模仿，我们要添加自己的新的进去，这叫做创造”(47)周立波：《周立波文集》第5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285页。。受《延安讲话》的影响，他们立足于新的创作立场，通过细致地描写工农生活积极推动“革命的现代性”的建构。

《延安讲话》通过强调现代文艺的革命面向并对历史与文化进行现代性重构，实现了“革命”与“现代性”的有机结合。这一“革命的现代性”的逻辑既是在现代性的一般逻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又根据中国的基本国情对其实现超越。在20世纪上半叶，“革命”才是历史发展的方向与动力的“现代”观念几成共识。“对中国来说，似乎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摆脱传统的耻辱，一跃进入现代之途”(48)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64页。。《延安讲话》正是从“世界中的中国”的角度深入分析中国的革命形势与未来，基于中国的基本国情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建构方案。“由于现代性的概念既包含对过去的激进批评，也包含对变化和未来价值的无限推崇，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现代人喜欢把‘先锋’这个有点牵强的比喻用于包括文学、艺术和政治等的各个领域”(49)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顾爱彬、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03页。。求新、求变是现代性的一般逻辑的重要构成部分和具体表现，也使不断走向未来的现代性充满革命性、反思性和地方性等特点。《延安讲话》在充分把握现代文艺的基本特点的基础上，从文艺创作与批评角度阐明“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两个原则性问题，既具体指明文艺的接受主体与描写对象，又强调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以及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重要性。《延安讲话》把文艺的革命面向与现代性面向联系起来，使两者协同发展，共同对历史、社会与价值观念等进行整体变革，顺利完成从前现代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同时，这一理论探索既改变了中国自近代以来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总是被动挨打的艰难处境，也有效规避了西方以资本逻辑为中心的现代性方案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还吹响了未来走向社会主义并开展大规模现代化建设的号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