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艳梅

当今社会，互联网成为信息时代的新兴通讯工具，使得我们能够随时随地接收到海量信息。大街小巷到处是疾驰而过的快递小哥，他们风尘仆仆地把物品送到寻常百姓家。往事越千年，“千里眼”“顺风耳”曾经是我们遥不可及的梦想;即使一封普通的家书，也很难做到朝发夕至，因此有“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之说。

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我国古代老百姓之间除了口头传递信息之外，主要通过书信来传递信息。飞鸽传书、鸿雁传书、鱼传尺素都是古代传递书信的代称。根据写信的不同材料，书信还有“札”“函”“笺”“尺素”“书简”“尺犊”等名称。我国古代最初把信书写在木板上。寄信则用两块刻有凹凸槽形的木板，下面一块写上书信的内容，上面一块写上收信人和寄信人姓名地址，两块木板相合后用绳捆扎，打结处，加上封志盖印，就成了一封完整的书信。人们外出给家人写信报平安，就用刀刻在竹片上，叫“刻竹报平安”，到后来，把平安家信引申为“竹报平安”。《晋书》就记述了西晋文学家陆机用犬送家书的典故，这是私人用犬送信的最早文字记载。因此，后人用“黄犬音”代称书信。

家人折断门前柳，翘首企盼平安语。我国古代书信传递的速度比较慢，因此私人通信比较困难。根据20世纪60年代新疆出土的“唐代赵义深家书”上的记载，农历九月初五就从吐鲁番出发，十二月初三才送到洛阳。吐鲁番和洛阳相距大约6000里，用时接近3个月，平均每天才走60多里路。

在没有文字和交通工具之前，我国古人就采取以物示意的方式进行通信联系。比如，在行军打仗的时候，白天用军旗，不同颜色代表不同方位，挥舞不同颜色的军旗代表了不同的阵型;短兵相接的时候，通过声音来传达命令，擂鼓进军、鸣金收兵。

明代才开始出现民营的、商业性质的“民信局”。民信局代人寄递信件、包裹、汇兑银钱，用“酒力”“酒资”的名义收取费用。到了明末清初，又有了武侠小说中经常出现的镖局。镖局起初专门为票号押送银子，后来也为有钱人运送信件首饰和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

中国古代驿的起点是京城，以京城为轴心，辐射全国各地，形成了四通八达的邮驿网络。邮驿是我国古代政府为传递文书、接待使客、转运物资而设立的通信和交通组织，主要由马和人力以分程接力的方式来完成。在平时，邮驿是传达政令、沟通中央与地方及地方间联系的纽带;在战时，它是飞报军情、指挥作战的有力工具。

据《周礼》记载，周王朝中设置了“行夫”官职，主管邮驿、物流。“行夫掌邦国传遽之小事美恶而无礼者。凡其使也，必以旌节，虽道有难，而不时必达。”也就是说，虽然路不好走，我们还是会尽快送达。春秋战国时期，我国战火纷飞，“马传”是当时最快的方式。近距离的用“单骑”直达，长距离就会采用“接力”的方式。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统一货币和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秦始皇设置的“十里一亭”，除了管理当地治安，在交通干线上的“亭”还有公文通信功能，称为“邮亭”。汉高祖刘邦就出身泗上亭长。当时，亭长就是专管缉捕盗贼，兼管邮驿事务的官员。

汉代时，规定“凡驿三十里一置”，驿道四通八达，可以直抵偏远的边疆。这对于大一统的王朝而言，设在全国的驿站数量非常惊人。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正是因为隋炀帝役使了大量民力开凿了京杭大运河，隋唐的时候才出现了水上邮驿。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唐代的邮驿制度非常完备。在唐玄宗时期，全国大约有1600多个驿站，从事邮驿的人有2万多。在没有冰袋没有空运的唐代，统治者为了自己的口舌之欲，甚至利用邮驿把岭南的荔枝和山东的螃蟹运送到长安。杜牧的《过华清宫绝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描述了唐明皇为杨贵妃从长安到四川涪陵专设驿站，以接力的方式昼夜驰驿运送新鲜荔枝的故事。

宋代的公文运送形式主要有步递、马递和急脚递。据说，急脚递只用于战争时期，速度最快。比急脚递更快的，是金字牌急脚递，专门递转皇帝下达的紧急军务。金字牌就是朱漆的木牌，上面刻有金色大字“御前文字，不能入铺”。岳飞在抗金前线接到的十二道金牌，就是这种金字牌。

元代定都北京后，最高统治者十分重视大都和全国各地的联系。元世祖忽必烈首创“急递铺”，皇帝以此来了解和掌握广袤国土上的情况。元朝政府在东北部分地区还因地制宜设置了狗驿，最早使用犬邮。这是因为东北地区多冰雪，居民普遍使用雪橇，并以此作为在冰雪上拖拉滑行的主要交通工具。

明代海上交通较之前朝更加发达。太监郑和奉旨率领庞大的船队七次下西洋，开辟了中外海上交通邮路。在明代永乐以前，我国古代邮驿都是官邮，所谓“非公事不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档案馆收藏了一张明代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驿符，上面写道：“皇帝圣旨， 公差人员经过驿分，持此符验，方许应付马匹。如无此符擅便给驿，各驿官吏执法徇情应付者，俱各治以重罪。宜令准此。”驿符相当于今天的通行证，有驿符的公差才可以换马，管理非常严格。

李自成曾经在陕西延安府的驿站做了四年驿卒，主要任务就是给官府送公文。明末裁撤数万驿卒，李自成因为丢失过公文被裁撤。李自成走投无路，被迫由驿卒揭竿而起逆袭成了“李闯王”。

清代的邮驿分为“铺递”“驿递”两类。“铺递”是铺夫、铺兵步行送递公文。“驿递”是骑马，除送公文外，还兼有护送官物和官差的任务。清代还出现了“火票”。四川省档案馆收藏了一张宣统元年（1909年）陆军部的“火票”。拿着“火票”，驿站才会接待。说是“火票”，强调的是传递的公文十分紧急，急速如火。

1972年，嘉峪关魏晋墓中出土的画像砖上，画着一个驿使，骑在飞奔的马上，一手持缰绳一手举着文书，急行传递，生动再现了当时邮驿的状况。国家博物馆中也有铜牌，上面写着“火急驰马”四个西夏文字，这是当时西夏驿使传递紧急文书的证件。

驿站和驿城的主要功能是军卒果腹、换马的歇脚地。我国古代通信从商代早期的传递信息活动到清朝末年“裁驿归邮”，历经3000多年。随着近代邮政的出现和电报的使用，很多驿站和驿道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位于河北省怀来县境内的鸡鸣驿，有着500多年的历史，是我国仅存的一座保留比较完好的驿城，现在已经成为旅游胜地。

在没有文字和交通工具之前，我国古人就采取以物示意的方式进行通信联系。比如，在行军打仗的时候，白天用军旗，不同颜色代表不同方位，挥舞不同颜色的军旗代表了不同的陣型;短兵相接的时候，通过声音来传达命令，擂鼓进军、鸣金收兵。

西周时期，我国利用烽火台的“烽火狼烟”传递军事信息，是世界上独有创造。当时在军事要塞和通达边疆的交通要道上，每隔一定的距离，就设置一个烽火台。当敌人来犯的时候，就点燃烽火，其他烽火台看到后，就会相继举火，很快就能传达到很远的地方。各路诸侯只要见到烽火，就会派兵前来援助。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周幽王燃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周时期烽火通信的情形。当然，古代利用“烽火狼烟”传递军事信息，也有不足之处。因为“烽火狼烟”不能详细上传下达敌情和作战命令，尤其是不能传递官府文书。

在南北朝，风筝曾经被作为通信求救的工具。根据历史记载，梁武帝时，一个名叫简文的人曾经制作风筝，飞向空中向外部告急，结果却因风筝被射落而败，导致梁武帝饿死。

我国古代最快的通信方式就是八百里加急，这需要马不停蹄地日夜赶路，丝毫不得懈怠，甚至连人的吃喝也全在马上。“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以清君侧的名义在范阳起兵反唐。当时唐玄宗和杨贵妃正在华清宫鸳鸯戏水，两地两隔近3000里，六天之内唐玄宗就接到了安禄山反叛的信息。这个信息的传递速度达到每天500里，离不开驿站的功劳。

小说和戏曲里经常出现的“流星飞马来报”“流星探马报到”等戏词，来源于唐朝著名的边塞诗人岑参的《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他写道：“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既描述了唐朝的驿站数量很多，也描述了驿骑的速度很快。

在我国古代战争中，军事情报的保密性和传递方式，历来是军事指挥官高度重视的工作。使用公文直接传递信息，容易泄露秘密。派人口头传达，不但容易误传，也有泄密的可能。因为传信的人万一被敌方俘获，在严刑拷打下，容易叛变泄密。因此，很多时候需要用密码来传递信息。

我国军事密码的创始人是商代的姜子牙。姜子牙创造的军事密码是阴符和阴书。其中阴符共有八种，每种阴符代表一定的军事情况。而阴书就是一封军事信件。传送情报时让三个人分别拿着一部分去送，只有三个人都到齐了，才能得到完整的军事情报。

北宋时期，战争频仍，契丹、西夏不断兴兵侵犯。为了提高通信的安全性，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曾公亮研究出了一种简便易行的军用通信密码表。这个军用通信密码表记载在他撰写的《武经总要》中。曾公亮把部队行军打仗的各种术语和各种情况，设计了40种。需要传递军事情报时，就用一首约定好的五言八句的律诗作为载体，五言八句的律诗要正好40个不重复的字。使用五言律诗作为密码本，可以说是中国特色。

人类使用密码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巴比伦人的泥板文字。古埃及人、古罗马人、古阿拉伯人……几乎世界历史上所有的文明都使用过密码。顺便一提的是，影视剧中，土匪接头的“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等诸多暗语，并不是密码。虽然这些暗语可以发挥一定的“密码”功能，但从严格意义上说，它们只是“口令”而非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