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增辉

(河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80)

近年来，逆全球化潮流、俄乌冲突这类重大事件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人类和平发展面临重大挑战，西方文明面对人类的发展困境束手无策。在中西文明对比及中国崛起的背景之下，中华文化重新焕发出生机，对解除当代文明困境呈现出越发显著的启示意义。但随着中国崛起进程的不断加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围堵打压也愈演愈烈，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也面临诸多阻力。为此，剖析当代人类文明的发展困境及中国文化的当代价值，全面分析中国文化传播的阻碍因素并寻求破解之道，成为推进中国文化传播并提高中国文化传播力必须思考的重大课题。

一、当代人类的发展困境与西方文化的局限性

当下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困境是逆全球化、安全关切及文化冲突，这三个方面相互纠缠相互作用，成为当下国际局势趋于动荡的根源。而作为世界重要力量的西方国家不仅无力解决这些问题，而且还为这些混乱推波助澜，甚至成为混乱的直接制造者，一定意义上表明西方文化自身已经无力解决当代人类的发展难题，必须从西方文明之外寻求文化资源。

全球化的倒退始于2016年英国脱欧，其后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美国尝试与中国进行贸易脱钩。2020年以来的新冠疫情大幅降低了全球经济活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拖累了全球化进程。2022年2月开始的俄乌战争进一步对全球供应链造成破坏，尤其造成原油价格及粮食价格的飞涨，并正在造成不可预料的结果。这几个事件都在加速逆全球化，核心事件则是中美贸易摩擦。逆全球化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是中美国力消长打破了西方文明占据优势的总体格局，尤其是威胁到美国的霸权地位，因此引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警觉，造成2018年以来以美中贸易战为标志的逆全球化潮流。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借助对外贸易的东风一日千里，直至成长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可谓全球化最大的赢家。美国认为贸易自由不仅没有为美国带来利益，反而造成了自身的产业空心化，并形成了对中国产品的严重依赖，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挥舞关税大棒，企图与中国进行经济脱钩，并全面打压中国的产业升级，意在将中国牢牢按压在世界廉价商品供应者的位置，以保持其全球经济霸权。为平衡中国力量的上升带来的所谓威胁，美国不断加大对台独势力的支持，同时组建美、日、印、澳这样的准军事同盟及其他各类小圈子，对中国进行全面的围堵和打压。因此，中美力量的消长是美国逆全球化行为的根本原因，这又与双方战略互信的不断弱化及文化冲突联系在一起，形成中美之间越发紧张的国家关系，成为当代国际局势恶化的重要样本。

当下的逆全球化潮流源于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的特质，即实力原则、利益原则及文化一元化。18世纪以来，西方在工业文明的加持之下，以资本为后盾，以武力为前导，所向披靡，建立了广阔的殖民地，确立了西方文明的优势地位。殖民地的扩张史也是西方殖民者以武力对弱小族群的征服史，体现了近代西方文明赤祼祼的强者通吃的实力原则及丛林法则。与此同时，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利益争夺成为西方文明的核心，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唯利是图、明争暗斗、相互出卖的种种丑剧有力地表现出西方文明的特性。进入21世纪，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美国的霸权地位不断受到冲击，为维护自身利益，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上台之后退出了许多国际组织，抛弃了曾经的承诺及国际责任。在与中国的关系中，也置世贸组织条款于不顾，悍然发起贸易战，完全没有了契约精神和规则意识，其唯我独尊、我行我素、我赢你输的霸道作风是西方文明利益至上特点的极端表现。在整个人类已经联成一个命运共同体的今天，这种行径不仅会损害各方利益，而且会破坏世界经济的稳定运行，甚至危及世界和平。

西方文明作为基督教文明，历史上长期政教合一，宗教对社会生活的渗透无孔不入，这使得西方文明形成一元化的思维方式及强烈的排他性。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明建立起相对其他文明的压倒性优势，更强化了西方文明的优越感及改造世界的强烈信念。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民主自由为借口，粗暴干涉他国内政，甚至推翻一国政权。这种一元化思维成为美国霸权主义的固有心态，也成为美国发动一系列战争的重要文化因素。近年来，美国组建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圈子围堵中国，同样以价值观为幌子，将中国制度文化视为另类，极尽排挤打压造谣诬蔑之能事，表现出根深蒂固的一元化的文化惯性，成为当代国际社会动荡不安的重要因素。

与逆全球化潮流相伴而行的，是近年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的不断抬头，诸如俄罗斯对前苏联版图及世界地位的怀念、印度的大国梦想以及土耳其对大突厥斯坦联盟的追求等等。在以苏联解体为标志的人类理想主义落潮之后，后发的民族国家纷纷退回到自身的历史文化中寻求精神支柱，企图复制历史辉煌，追求民族利益的最大化，有的国家不惜牺牲其他国家利益，甚至不惜破坏国际准则，俄乌冲突正是民族主义兴起并不断失控的标志性事件，它与大国之间的安全关切纠缠在一起，加剧了地区与全球动荡，为人类的和平发展蒙上了阴影。

二、中国文化的当代价值

相比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则表现出很强的道德性、包容性及以天下体系观照和处理国家关系的宏大视野，这些特性经过现代转化，更有利于维护国际契约及互惠互利、和平发展的国家关系，有着突出的当代价值。

中国文化重义而不重利，注重道德追求，讳言物质利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儒家观念深入人心。在过去的两千多年中，中央王朝在处理与藩属国的关系时，以怀柔远人为主要目标，而不是追逐物质利益。虽然这种观念植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小农生产方式，有其时代局限性，但就人类长远发展而言，仍有其现代价值。西方人的口头禅是国家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种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起来的价值观念与中国传统道德观念格格不入，任何受到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人都会对这类观念有一种不自觉的排斥。中国文化始终强调道德至上，以道相交，追求精神的相契，甚至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西方资本主义的发达虽然有益于实现社会繁荣，却容易以利相交，利尽而散，造成无体止的冲突与动乱。美国对库尔德人的态度便典型体现出西方文化利益至上、以利相交的特点，库尔德人在美国打击伊斯兰国时为美军冲锋陷阵，立下汗马功劳，但在2020年土耳其军进攻库尔德人时，美国军队却悄悄离开，将库尔德人完全置于土耳其人的打击之下，其背信弃义的行径让库尔德人愤怒不已。西方资本主义利益至上的文化价值在现代社会已经成为动荡之源，不得不反思并加以扬弃。作为中国文化主体的儒家文化渊源于传统宗法社会，其根本目的便是寻求处理宗族内部复杂的伦理关系，忠与孝作为儒文化的两大关键词同时也是传统社会的两大精神支柱，培养起中国人以忠诚为核心的民族品格，这种品格虽然带有宗法文化色彩，但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完全可以转化为对市场契约的恪守，过去的中国商家强调“童叟无欺”一定意义上便是这种忠诚品格的体现。反倒是口口声声强调契约的西方文明常常为了一己之私而违背契约精神，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上台后提出美国优先的口号，把保障和实现美国利益作为优先目标，悍然发动各类贸易战，同时发起种种退群之举，成为国际社会各类契约最大的破坏者。

不同于西方国家以基督教为精神本元的一元文化，中国文化海纳百川，历来强调和而不同，儒释道三教合一不仅形成了中国文化多元一维的文化特性，而且形成了中国文化对其他文化相当大的包容性。古代佛教流入中土，受到士子的顶礼膜拜，并在中国开花散叶，蔚成大宗大派，成为中国文化包容性的有力证明。近代西学东渐，虽然初期遭到保守派的抵制，但终究如大江东注，不可阻挡，以自然科学为主体的西学很快被中国人全面接受，并成为现代中国教育的主体内容。中国政府尊重各国主权，不干涉别国内政，其实也反映了对其他民族文化独立性的尊重，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包容精神。这种包容性可以极大地避免美国学者亨廷顿所谓的文明的冲突，实现不同民族的和平共处。即便有的文化的确有其落后性，在中国文化看来，也不能强加于人，进行所谓的民主化改造，而必须尊重其自身的历史进程。这是中国文化对当代国际社会的重要价值。

上述之外，在当下世界局势风云激荡的年代，最值得重视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处理国家关系的天下体系。历史上的中国处理国家关系并非像现代民族国家一样，用清晰的边界进行定义，而是从文化角度定义，即所谓的“夷夏之辨”。中央王朝居于中原为华夏正统，夷人居于周边为需要接受教化的民族，夷夏之间是一个模糊的边界，因为它在不断变化，如果接受了中央王朝的文化，那就不再是夷，而进入了夏的范围，中国的边界或者说文明的边界是在华夏文化的教化与同化中不断扩张的，文明没有边界。基于这种“以夏变夷”的文化立场，中央王朝并不是用孤立的政治单元来看待国家关系的，而是采用了“天下体系”这样的文化观念来看待国家关系，即管子所谓“以天下为天下”[1]16，或老子所谓“以天下观天下”[2]273，这就意味着“必须以高于并且大于国家的视野去理解世界政治，以世界为尺度去定义政治秩序和政治合法性”[3]3。天下体系观将整个天下视为一体，国家之间的纷争是天下内部的纷争，它所追求的是普天下的利益，而不是某个国家的利益。因此，任何纷争都应以服从天下利益为旨归。中国传统的天下体系理论与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具有历史的同源性，对更加合理地处理现代国家关系、维护世界和平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受到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从来不是将利益放在首位，而是始终坚持道义至上，在对外关系中追求公平正义，言行一致地维护世界和平，始终主张互惠互利、合作共赢。中国的外交政策浸润着中国文化的道德基因，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是中国文化最集中最有力的表现，它使当代中国成为世界和平的有力捍卫者和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贡献者，这也是中国文化在当代的重要价值。中国政府应该让外国人懂得，中国的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政治理念并非权宜之计，而是植根于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中国的外交政策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文化的政治表现。周恩来总理当年在万隆会议上提出的求同存异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事实上都是中国文化的产物，昭示着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将中国的外交政策与中国的历史文化联系起来进行解读，让国际社会认识到中国的现实源自中国的历史，才能坚定对中国各项政策的信心，也才能为中国文化传播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阻碍中国文化传播的因素

当下的中国面对西方世界，严重缺少话语权，中国的基本价值观念远未被国际社会所真正认可和接受，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还面临着历史、现实及文化等诸多障碍。同时，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歪曲性报道以及对中国的造谣诬蔑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阻力。

自《马可·波罗游记》流行于西方，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悠久文明赞叹不已，17、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对中国的道德与法律推崇备至，称“中国人最深刻了解、最精心培育、最致力完善的东西是道德和法律”[4]249。“假如有过一个国家，在这里生命、荣誉和财产都得到了法律的保护，那么，这就是中华帝国”[4]508。但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西方社会对中华文明的好感一落千丈。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遣专使乔治·马嘎尔尼出使中国，借为乾隆祝寿之机，请求两国互市互商，结果遭到清王朝的断然拒绝。经过此次出访，马嘎尔尼对中国人的冷漠、缺乏人道关怀和公共观念大为惊愕，对中国文明的好感和敬意荡然无存，他后来成为主张用武力“教训”清廷的主战派。鸦片战争前后，越来越多的传教士、商人、使者、军人向西方社会提供了关于满清王朝的各类负面信息，中国在欧洲人心目中的地位急转直下，欧洲许多著名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家一改以往赞美中国的论调，转而举起了批判的大旗。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中认为当时的中国政体是一种奴役人民的暴政：“一种奴隶的思想统治着亚洲；而且从来没有离开过亚洲。在那个地方的一切历史里，是连一段表现自由精神的记录都不可能找到的。那里，除了极端的奴役外，我们将永远看不见任何其他东西。”[5]278-279黑格尔说：“中国虽然有各个朝代之间的更替和转变，但却始终没有什么变化，不过是一个王权代替了另外一个王权而已。”[6]219-220鸦片战争后，大量西方人涌入中国，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封闭、落后、愚昧、肮脏的中国，这与他们心目中的文明上国判若云泥，当时的传教士大多这样描述中国：“中华文明在腐朽、罪恶和偶像崇拜的沉沦中渐渐失去了它的绚丽光彩。”[7]25长辫子、小脚女人、烟枪、狎妓等构成了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直接印象，中国彻底从天朝上国、礼仪之邦变成了衰落的帝国和未开化的蛮族。

基于近代以来的历史原因，西方对中国的负面印象根深蒂固，愚昧落后几乎成为西方世界对中国的集体无意识，兼以20世纪长期的冷战造成中国与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隔阂，加剧了西方对中国的偏见与敌视。即便改革开放之后的今天，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仍然停留在19世纪，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并没有与时俱进，仍然延续着陈旧话语，传递着陈旧观念，呈现出固执的傲慢与偏见。作为一种不同于欧洲的文明，中国并没有沿袭西方的故辙，其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及所建立的制度体系与西方社会迥然有别。正因为这样，中国的崛起对西方社会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使之形成焦虑、恐惧、防范交织杂陈的心态，加剧了对中国文化的排斥。

在中美搏弈的大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出于遏制中国的战略目标及意识形态偏见，在新冠疫情、俄乌战争以及新疆、西藏、香港、台湾等涉及中国内政及国家安全问题上极尽抹黑造谣之能事，不断编造人权谎言，甚至不惜炮制“新疆正在发生种族灭绝”“新疆存在强制劳动”等谣言，全然不顾事实真相。 自2019年末新冠疫情首先在中国爆发以来，西方社会首先是隔岸观火，冷嘲热讽。而在新冠疫情向世界蔓延，西方国家纷纷沦为重灾区之后，其对中国的态度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即将病毒传播的责任推向中国，甚至向中国提出巨额赔偿的无理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为推卸防疫不力的责任，更是对中国恶意栽赃，大泼污水，故意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可谓居心险恶。在西方政客的鼓噪之下，西方社会对华人乃至亚洲人的歧视与仇恨与日俱增，美国针对华人的恶性暴力事件成倍增加，华人及亚裔群体成为美国种族主义者宣泄其其负面情绪的替罪羊。虽然华人属于美国公民，但种族主义者仍然将其视为中国人，其对华人的仇恨实则源于对中国的仇恨。同时，西方社会抹黑中国的抗疫成就，将中国的抗疫政策与国家体制联系起来进行攻击，肆意干涉中国内政，呈现出赤祼祼的强权霸道作派。

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中国政府对俄乌战争所持的中立立场同样加剧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敌视心理。面对中俄传统友好关系，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肆意揣测，恶意造谣，诬蔑中国为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并以经济制裁对中国进行恫吓，客观上加剧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偏见。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国家的目标非常明确，他们就是要以民主、自由、人权等为幌子，对中国发动舆论战、信息战，幻想在国际舆论中“搞臭中国”，为美国遏制中国的大战略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的发达，域外媒体又开始抓住中国国内网民的极端言论无限放大，肆意丑化中国形象。在俄乌冲突发生后，国内少数网友在网络平台上发布调侃言论，被一些别有用心者翻译成乌克兰语在域外传播，对中乌关系和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此前，国内舆论场与海外舆论场基本处于相对隔绝状态，彼此的关联和影响极为有限，西方媒体出于对中国媒体的不信任，较少关注和采信中方信息。随着中美对抗的加剧，海外舆论对中国网络信息的关注度日益上升，国内外舆论的联动效应日益增强。研究数据显示，微信和微博等平台每天上传的海量信息已经成为外媒涉华报道中越来越多的引用来源，2022年3月以来网上出现的以抹黑和污蔑中国的“大翻译运动”便成为这种联动效应的突出案例。值得注意的是，“大翻译运动”正由初始的零散化逐步走向组织化、系统化，由单一的英语扩大为韩文、日文等多个语种，其翻译的内容不仅来自微信、微博、抖音等自媒体，还有B站、小红书、知乎、豆瓣等年轻人喜欢浏览的互联网社区，甚至扩展到视频弹幕。这类中文网络信息一经翻译为他者语言，意义的传递就已失控，从而面临被人恶意编码和解码的风险。在中美对抗的背景下，“大翻译运动”刻意选择中文网络中的极端言论，并断章取义地加以放大，极力丑化中国族群形象，这显然不利于中国文化的域外传播。

四、中国文化传播的新思路

当代人类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复兴造成东西方地缘政治力量的此长彼消，进而造成以逆全球化为标志的世界贸易格局的全面倒退，而俄乌冲突更加剧了世界局势的动荡，严重危及人类的和平发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仅无力解决这些难题，反而为之火上浇油，推波助澜，凸显出西方文明的局限性。空前严峻的国际形势既对中国文化传播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为此，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谋划操作。

(一)构建文化价值引导力

一种文化要能获得世界性传播，并能得到广泛的认可与接受，必须在于它能够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能够引领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如果不具备这一特征，那么这种文化的传播将很难成功。而要判断中国文化是否具有价值引领性，则必须首先观察中国文化有无能力回应世界发展大势及国际社会的重大关切，并给予正确的引导。因此，价值引导力的建构可谓中国文化传播的关键，如果不在这一方面集中发力，只是从传统文化中搬弄一些名词术语，进行空洞的口号式宣传，则中国文化的传播便很难获得根本性成效。

如前所论，当下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呈现为三条主线，即贸易关系的逆全球化浪潮、不同政治单元战略互信丧失而产生的重大安全危机、不同民族基于历史及现实原因而形成的文化冲突，中美贸易战、俄乌冲突及西方与阿拉伯世界的宗教矛盾成为上述三条主线的集中表现。三条主线所关联的矛盾累加、纠缠在一起，造成当代世界的分裂、动荡与战争，严重危及人类的和平发展进程。面对种种危机，西方国家无法提出有效的应对策略，为维护霸权及自身利益，它们在各个方面挑动矛盾，加剧争端，成为国际冲突的直接制造者和相关因素。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理应为国际和平做出贡献。中国政府在不同场合的发言明确表达了中国对各类国际问题的立场和观点，也体现了中国文化理念，尤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中国文化非常醒目的标识。但总体来看，中国政府及社会各界对中国文化价值的传播手段还非常有限，传播力还非常薄弱，没有构建起与中国大国地位相匹配的中国文化价值的国际引导力。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有着宝贵的文化资源，对更好地处理现代国际关系有着重要的启示，是我国打造文化传播力的重要凭借。为此，就需要在对当下的国际局势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深入系统的理论提炼，建构中华文化核心价值体系。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和而不同、民胞物与、天下大同等理念具有不同于西方文化的民族性和普适性，对当代国际社会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国家与国家、文化与文化关系提供了更开阔的思路及更光明的前景，从而具有一定的时代引领性，完全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现代化改造，构建中华文化核心价值体系。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理念，超越了具有浓重强权政治色彩的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指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这一理念既有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又有新时代的发展，是中国文化话语现代转换的成功范例，为构建中华文化价值引导力提供了重要参考，值得深入研究。

(二)主体间性理论与对传播对象的研究

从传播学角度而言，传播就是信息的流动过程，传播是不同信息的交流、沟通与共享的过程，传播者与接受者处于动态的信息交流过程，互为主体或主体间性。主体间性反映的是主体与主体间的共在，主体既是以主体间的方式存在，其本质又是个体性的，主体间性就是个性的共在。按照主体间性理论，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每个人或国家作为现实的存在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既是认知的施动者又是认知的对象，具有主客体的二重性。在现实存在中，主体与客体间的关系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它要以主体间的关系为中介，包括文化、语言、社会关系的中介来实现对客体的认知。因此，主体间性比主体性更根本。主体间性的认识论哲学对传播学理论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传播过程实际上是传播者与接受者两个主体间的对话，要实现双方的交流，达成传播效果，就必须保证双方话语具有相通的价值视域，传播者必须了解接受者的话语体系，用对方熟知的话语传播信息，从而实现对话与交流。如果自说自话，毫不顾及对方的反应及理解程度，则所谓的传播无异于对牛弹琴。我国长期以来的文化传播不研究受众的价值系统及文化心理，单方面阐述自己的立场观点，结果不仅不能达成沟通效果，反而造成对方的反感、排斥甚至厌恶。比如对台湾问题，西方世界认为台湾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甚至是一个国家，而我国媒体总是强调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拥有对台湾无可争辩的主权。这当然是不错的，但我国媒体很少研究为什么西方世界不是从主权角度，而是从价值角度看待台湾问题，为什么大陆媒体长期的宣传并没有起到效果或效果甚微。没有深入研究对方的话语体系及文化心理，就不可能采取针对性的传播策略。

除了深入研究传播对象的话语体系及文化心理，还需要分清对象。除去极度顽固的反华分子，大部分西方政客仍然是可以沟通交流的对象，他们许多人并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及现实，其反华言论多是一种盲目的跟风之举，但只要让他们对中国历史文化有较多的了解，那么这些人仍然可能改变态度，对我国政府的台湾政策持一种同情的理解。西方普通民众大多是被西方反华势力蒙蔽裹挟的对象，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是说明中国的真相，只要客观表现中国的真实状况，就是对西方诋毁的有力回击。只有让西方民众了解到中国的现实状况，才谈得上认同和接受中国文化。

(三)提高网络语言的运用能力

在当今的技术与网络时代，语言的多元化趋势更加突出，通过综合语言的变异及网络技术进行更细致的生活化传播应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形态。

网络语言的传播符号不再限于文字，而是包括图像、字母、数字、表情包、音频及视频在内的多种媒介。它不再追求经典语言的规范性，也不追求永恒性，而追求即时的关注与当下的火爆。网络语言之多元化首先在于其形象化。与字母文字相比，汉语是表意文字，天然与图像关系密切，在网络多媒体时代，曾经的劣势正成为难得的优势，汉字更适应图像语言崛起的潮流，许多汉字可以被改造变形，形成诸多别具一格的表意形象，以简洁的形式表达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在网络时代，汉字可以凭借其强大的表意功能与变形能力高效率地进行中文信息的传播，对各类敏感事件做出回应，甚至渗入外国人的生活，更深刻地影响他们对中国的认知，甚至改变他们对中国的态度。

毫无疑问，当下人类正经历一场网络语言革命，这种革命的最终结果是造成交流的平等与公正，作者与读者、教化与接受的界限趋于模糊，话语权力逐渐被消解。无论在传统话语体系中居于何种地位，言语者都可以表达自己，传递某种文化信息，并得到受众的有效反馈。所以，网络话语在逐渐剥离以往的外围因素，而以纯粹的文化内涵接受受众的审视，其本身的合理性与否也将得到公正的评价。以李子柒为代表的自媒体对中国传统生活场景的细节化描述引起了海外无数网民的浓厚兴趣，取得了巨大成功。它突破了西方话语权力的壁垒，直接面对海外受众，以真实的细节呈现出中华文化的巨大魅力，同时将西方话语优势消解于无形。

正因为如此，处于话语弱势的中国可以充分利用多元化的网络语言高效地表达自己，并必然能够得到积极的反馈。比如，关于中国基建的各类短视频往往瞬间爆红网络，国外网友对中国基建取得的伟大成就惊叹不已，表达了由衷的羡慕之情。中国文化的魅力首先在于现实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没有欣欣向荣、富有魅力的当代中国，中国文化就不可能具有吸引力，中国文化价值引导力的构建也就无从谈起。当西方普通民众了解现实中国的真相时，无论西方媒体如何造谣抹黑也无济于事。因此，网络技术正在极大地消解传统话语权，拉平话语强者与话语弱者的历史差距，这对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乃至构建自己的话语权无疑是极为有利的条件。

中国的崛起必然伴随着文化的崛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是全方位的复兴，包括文化的世界性传播及全球影响力。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理应为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困境贡献智慧与方案，中华文化的优秀遗产理应得到全人类的认知与分享。这就需要我们认清世界大势，坚定信心，积极有为，通过文化传播最大限度地消除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对我们的误解与敌意，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