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慧玉 叶忱璨

（1. 浙江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杭州 310058；2. 浙江大学 管理学院，杭州 310058）

语言生态学概念最早由Haugen提出，他将语言生态（language ecology）定义为语言及其所在环境之间的交互关系。他认为，就语言而言，环境指的是把语言当作信号来使用的社会环境，而只有当语言使用者存在时，语言才有意义， 因此，语言环境中部分是心理意义上的环境，部分是社会意义上的环境。von Humboldt持有类似的观点，他尝试用能量的概念解释语言，认为只有结合外界环境中的自然、文化、想法和观念等，语言才能够被理解。随着应用语言学的兴起，Halliday的观点对语言生态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框架分析语言尤其是话语如何通过诸如物种类别、物种生长、物种破坏、环境污染之类的概念来建构和解构与生态相关的现实问题，将语言分析与用于现实生态世界的话语建构联系起来。以他的观点为基础，社会语言学与话语分析融入生态领域并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成为语言生态学（ecolinguistics）复杂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不难发现，Haugen和Halliday所代表的两种主要范式在定义上即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而由此引发的核心概念、研究边界和研究范式争议一直困扰着这一领域，甚至制约着其持续发展，其中“语言生态学”与“生态语言学”这两个概念的混淆使用便是最直观的体现。本文认为，对语言生态学进行广义与狭义的区分是澄清争议的关键。因此，本文尝试对二者进行区分并聚焦后者，尝试回答：语言生态学的概念及边界争议主要体现在何处？国外狭义的语言生态学进展如何？如何实现未来研究的突破？具体而言，首先运用可视化文献分析软件Citespace对国外语言生态学文献进行梳理，以此具体核实领域界限模糊的情况，同时对文献进行手动分类，作为界定广义与狭义语言生态学的基础，并进一步回顾狭义语言生态学的重要国外文献，围绕所提炼的核心研究主题展开系统述评，最后针对现有研究的局限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

一、基于Citespace分析与文献分类的初步发现

（一） Citespace文献可视化分析

本文采用的Citespace（5.3.R3版本）是美国陈超美教授开发的可视化软件，广泛用于可视化分析和研究热点知识图谱的绘制。Citespace可以根据文献共被引关系、通过自动选取关键词或短语产生聚类(cluster)标识，从而归纳研究聚焦点，每一聚类可被视为一个联系相对紧密的研究领域。

本文数据来源是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以语言生态学相关关键词进行主题词检索，表达式为TS=(“language ecology” OR “linguistic ecology” OR“ecology of language” OR “ecological linguistics”OR “ecolinguistics” OR “language ecosystem” OR“linguistic ecosystem”)，时间跨度不限，截止最后检索日期2021年5月20日，得到316篇文献，完整的文献数据包含文献全文本与引用的参考文献。

本文首先采用聚类分析方法绘制语言生态学研究核心领域知识图谱。由于1998年以前的文献数量十分有限，本研究将Citespace时间设置为“1998—2021”，以1年为一个时间切片，在“Term Source”中选择“Title”“Abstract”“Author Keywords(DE)”和“Keywords Plus(ID)”；“Term Type”中选择“Noun Phrases”；“Node Types”中 选 择 “Terms”“Keyword”和“Reference”；“Pruning”中选择“Minimum Spanning Tree”和“Pruning Sliced Networks”；其他参数不变。软件自动处理数据后，选择“Label clusters with title terms”，得到9个共被引文献网络聚类（聚类0～8），如图1所示。不难发现，图中出现的关键词跨越多个学科，关联度不高，这说明聚类内节点联系十分松散，聚类内节点的主题关联性较弱。结合文献梳理不难推测，图1中之所以出现关联度低、甚至很难有所关联的聚类（如light和其他聚类），主要是因为语言生态学领域主流范式之间差异过大，难以较为紧密地囊括在同一体系内。

图1 国外语言生态学期刊论文的研究热点共现知识图谱（1998−2021年）

我们在知识图谱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了关键词分析，手动筛除部分中心词，如language、ecolinguistics、linguistics等，发现出现了诸如politics、eye tracking、design、criminalization、media space、culture等与语言关联疏远并且彼此之间也不存在显现关联的关键词。为了排除系统误差的影响，本文采用了Citespace不同的算法和标签方式，但得到的关键词结果均存在关联度低的现象。这一结果再次暴露出语言生态学领域研究对象不一致、研究主题分布过于松散的问题。显然，这与学术界目前语言生态学边界划分模糊，对“语言生态”“生态语言”“环境语言学”等概念混淆不清直接相关。

（二） 关于语言生态学概念及边界的争议

Citespace分析中呈现出来的概念混淆、边界模糊问题，在已有学者的争议性探讨中亦有所体现。尽管Haugen和Halliday所代表的两种主要范式都以语言和生态作为核心关键词，构成目前语言生态学的主体，但不难判断，二者在研究对象、研究路径与理论基础上存在显著差异，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语言生态学长期处于理论框架、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不清晰的状态。部分学者认为语言的生态其实就是语境的隐喻说法，而部分学者认为应该把人类社会视为一个有机的系统，语言的生态指的是人们所处的环境以及其中各种因素之间的互动。作为新时期语言生态学最重要的学者之一，Fill讨论了“生态”的隐喻与非隐喻意义，认为前者是指语言所处的环境，而后者指语言在环境改善或恶化问题中起到的作用，这与两大主流范式相对应。Fill & Steffenson和Steffensen & Fill进一步总结出当前语言生态学研究的四种思路，即：具有象征意义的生态学、自然生态学、社会文化生态学和认知生态学。 Do Couto则将已有研究总结为三种看待语言与生态关系的方式，其中第一种是具有隐喻意义的生态学；第二种是心理意义上的生态学，与理性主义哲学类似；第三种与Fill & Steffenson和Steffensen & Fill所说的社会文化生态学很相似，是生态话语分析产生的原因。同时，Do Couto倾向于扩大“生态”的定义使得语言生态学成为可以涵盖所有语言学研究的“超级科学”，认为不用去讨论研究范式，因为语言生态学是“社会科学和心理科学的大平台”。而Fill & Steffenson和Steffensen &Fill则认为，与其就两种范式不断争辩，不如通过统一的生态语言科学来解决问题。

这些争议表明，目前语言生态学可能存在缺乏系统性、概念与边界模糊的问题。部分学者提出学术界应当把语言生态学和其他尚不明晰的领域区分开来，确定研究领域的边界与范围。Efremov甚至直接质疑，认为当前语言生态学缺少原始研究对象、研究材料及研究目标，研究方法不完善，难以被视作一门完整的科学。可见，这一问题不仅引发学者们的质疑，而且已经成为领域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三） 文献分类梳理

为了进一步明确Citespace以及已有研究争议中呈现出来的问题，我们对所搜集的316篇文献根据文章主题和中心思想对典型文献进行了分类整理。文献主要为期刊论文，包括少量书评与重要的会议论文等。分类整理结果见图2。

图2 文献分类情况

如图2 所示，已有文献可以分为三大类，即：语言生态研究、生态话语分析与其他。这与Alexander和Stibbe的分类相吻合。他们将已有的语言生态学研究分为生态话语分析（the analysis of ecological discourse）和隐喻性语言生态分析(the metaphorical language ecology)。他们指出，语言生态学研究不应局限于环境文本分析，也不仅仅是一种关于语言联系的隐喻性的思考方式，而应该是对话语的生态学分析（ecological analysis of discourse）。基于对已有文献的梳理，我们认为，这一观点实际上指的是广义上的语言生态学，同时包括语言的生态研究与生态话语分析；但是，语言生态研究和生态话语分析有着本质的区别。语言生态学旨在类比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语言本身及其演变，其研究的重点在于语言，聚焦语言的发展变化、环境对语言的影响等；而生态话语分析的本质研究对象并非语言，最终研究的也并不是语言问题，而是生态问题，话语与语言只是研究工具和方法，是对语言学方法的跨学科运用，在本质上是自然生态研究。因此，从狭义上来说，语言生态学主要指的是语言的生态研究。

在已有文献中，生态话语分析和环境分析不在少数。其中Arran Stibbe的著作《语言生态学：语言，生态及我们赖以生存的故事》（影响广泛，有4篇书评。该书始终以自然生态为主要研究对象，认为语言生态学的最终目的在于探究如何使用语言来保护生态系统及其中的物种。此外，Potts等使用有关美国卡崔娜飓风的新闻语料库对生态文本进行分析，同样是以主要篇幅对自然环境问题进行研究。Kacerauskas对可持续发展主题下的环境话语进行分析，认为语言生态学中的生态指的是自然生态，并且只有当人类活动开始威胁到人类和自然环境本身时才成为问题。本文认为，尽管这些文献以语言生态学为标题或关键词，但是本质上并不是研究语言，只能视为广义上的语言生态学研究。正如广义的语言经济学不仅包括人力资本框架下的语言经济问题研究、对语言本身的经济学分析，还包括经济学的修辞研究，但狭义的语言经济学研究只包括前二者。这是因为语言经济（economics of language）与经济语言（language of economics）存在显著的差异，若生硬地将二者捆绑在一起，只能使得该领域的主题更加松散，框架更缺乏系统性。语言生态研究（ecology of language）和生态言语研究（language of ecology）目前的状况同样如此。Pennycook指出，语言学家常常在使语言越来越具体化的过程中曲解了其研究对象。诸多学者把生态文本分析当作语言生态学研究，便存在这一问题。Cowley更是直接提出，语言生态学未能蓬勃发展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其对于“应用”的执着，即从最初期开始，环境就被视作话语及研究的核心主题。因此，本文认为，界定狭义的语言生态学研究并对其进行综述，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此外，还有部分研究虽然冠以“语言生态”关键词，但内容上只在个别处稍带提及语言生态或相关概念，且在主题上只与语言生态有些微关联，如偏远地区居民的身份变化、媒体对交流行为的影响、计算机语言调试、教学方法、环境新闻等。显然，这些文献实际上并未着力探讨语言生态问题，却把语言生态学作为关键词，还能够继续被其他学者引用，这进一步说明了语言生态学概念及学科边界还不够明确，模糊度很高。

二、狭义语言生态学的研究进展及述评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狭义的语言生态学应当聚焦探讨“语言的生态”（ecology of language）及其相关问题。据此，该领域目前呈现出语言演变、语言濒危现象及保护、主导语言、双语及多语现象、语言多样性等主要议题。

（一） 语言演变与语言生态

作为语言生态学中最核心的研究主题之一，语言演变研究观察、刻画语言生态的变化与演进，并剖析这些演变的前端影响因素与后端作用机制，除了直接探讨语言的演化（language evolution）外，还包括语言传播（language dispersal）、语言接触（language contact）、语 言 标 准 化（language normalization/standardization）、语 言 复 兴（language revitalization）、语言生命力（language vitality）等研究，如表1所示。

表1 语言演变代表性研究

生态学视角下的语言演化研究尝试基于生态学理论与框架，从新的视角解释人类语言的演进机制、驱动因素以及人类在语言和文化学习等方面出现的适应性问题。Buckley和Steele认为，现存的几种模型都表明人类的语言能力受到强烈的正面选择压力。他们通过回顾语言进化社会模型，提出三个极端变量，分别关注人类生活史策略（hominin life history strategy）、配偶竞争强化（intensified mate competition）和群体规模增大（increased group sizes）这三个因素对语言演进的影响。他们指出，在庞大的核心社会群体中，激烈的配偶竞争和附属关系管理都不是语言演变的主要驱动因素。因此，从考古的角度来说，人类生活史策略和人类语言适应的共同演化是值得重点研究的问题。

语言接触是推动语言产生演变的重要原因，研究两种语言群体相互接触的生态状况可以更好地理解语言的差异与演进。Adamou发现罗姆语（Romani）和土耳其语（Turkish）两种语言形成了“稳定的混合语种”（a fused lect），而波马克语（Pomak）和土耳其语两种语言的相互接触与影响导致了使用者语言习惯的变化。研究表明，孤立言语社区及非常见的其他语言最有可能产生借用，但不会对语言产生进一步的重大影响，而在具有长期双语传统的紧密语言社区，基于商业目的推动儿童双语则可能会催生更复杂的混合语言类型。Jaspers和Van Hoof聚焦探讨了佛兰德人混合使用荷兰语“tussentaal”时的言语习惯，指出语言特征是在特定使用环境中形成的，而混合荷兰语的出现并非语言标准上的冲突，而是通过混合语重新定义了语言的适用限度。这是语言去标准化的典型案例，从后标准化的视角来看，标准化和母语化并不是相互抵消，而是相互适应。Sewell和Chan聚焦网络港式英语（Kongish），这是英语和粤语融合的产物。Kongish的出现揭示了后现代情境下语言的使用情况，其产生与计算机媒介的出现、语言−身份认同关系以及动态多语生态密切相关。他们通过比较网络港式英语（Kongish）和香港英语（Hong Kong English）发现，寻找代表“本地身份”的统一语言符号往往效果有限，这是因为在现代社会，国籍、身份和语言使用之间的关联越来越难以预测。

在语言的演变过程中，国家或地区的语言政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语言标准化的影响尤为突出。Kulikova和Brusenskaya分析了社会环境演进带来的俄语环境危机，认为在信息与通讯技术的影响下，现代俄语的规范性空间已被改造。信息技术不仅推动了大众文化发展与全球化进程，而且作为语言表达潜能的催化剂，导致了诸多新语言体裁的形成，部分体裁甚至牺牲了伦理、语言规范及环境规律，以求交际便利。作者指出，稳定的语言规范是语言生态健康的重要标志，而语言生态健康是保护民族认同的重要条件，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指出的是，语言的演进还受到诸多非语言因素的影响。Whitman尝试解释农业（尤其是水稻农业）对日语、朝鲜语、汉语等东北亚语系生态的影响，发现语言的传播规律符合农业从山东半岛周边地区向北部和东部扩散的假设。

（二） 语言濒危现象及保护与语言生态

语言濒危现象及保护（language endangerment& conservation/ maintenance）是语言生态研究中的重要议题，该议题下主要包括对少数语种（language minority）、濒 危 语 言（endangered language）、语 言 保 护（language conservation/maintenance）的探讨，如表2所示。有关语言濒危及保护方面的研究大多具有独特的情境或地域色彩，即讨论某个特定语种的生存状况、保护情况及影响因素。

表2 语言濒危现象及保护代表性研究

其中，诸多研究将濒危语言保护与意识形态相结合。Tosco在研究全球语言濒危现象时提出，经验数据和逻辑推理清楚地表明整合与统一是国家建设的先决条件之一，而这种整合可能会影响语言多样性。Ndhlovu通过研究非洲少数语种的生存情况指出，传统语言使用概念把语言使用视作正式规划和政策干预的衍生品，自下而上的语言规划并不能有效地减少少数语种面临的风险。对此，学者提出，必须通过恰当的政策话语帮助少数语种在官方语言政策下寻找到相应的发展空间。

Sercombe通过研究本南语在文莱的生存状况，总结出少数语种可能面临的生存困难，包括：学校往往使用主流语言作为教学语言；少数语种在学校环境之外的作用有限；少数语种的介绍较少；少数语种的使用不被鼓励等。这些都造成了本南语发展滞缓的现象。作者建议从学校教育着手，通过官方承认该语言、提供培训等方式促进其发展，进而推动本南族当地人力资源潜力的挖掘。

Echeverri和Cruz通过分析濒危语种诺努亚语（Nonuya）的语言生态，对“恢复”（濒危语言）一词的含义进行了深入思考。他们提到，有些人希望恢复语言是为了让这种语言再次成为生活领域口头及书面交流的工具。然而，该案例展示了一种语言在复杂的语言生态中如何能够持续占据一个专门的“市场”，并与其他“市场”相互作用。这类濒危语种几乎没有能力成为日常交流的手段，也没有能力与其他语言竞争，但鉴于其在政治及身份认同上的意义，又确实具有竞争的可能。复兴濒危语种不仅可以提高该特定语言的声望，还可以激发年轻人和孩子了解和学习该语言的兴趣。

除此之外，Noro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从“日裔加拿大人”群体出发，探讨在身份认同上拥有混合民族语言遗产的人群如何保护日语语言遗产，指出：尽管一些人认为民族语言是其民族身份的关键因素，但另外一些人则把注意力转移到所属民族的非语言符号上。因此他提出，要想充分把握语言在构建民族认同中的作用，需要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待民族认同。

（三） 主导语言与语言生态

如表3所示，语言生态视角下的诸多主导语言（language majority）研究聚焦英语作为主导语言的现象，或刻画特定情境下的主导情况，或阐释产生该现象的原因，或指出英语主导背后的语言及社会不平等问题，并对此提出质疑。

表3 主导语言代表性研究

有关主导语言的研究大多对主导语言现象及相关的意识形态进行辩证分析，对英语霸权的质疑与批判十分突出。Doiz等指出国际化是英语语言霸权的主要推动力之一，认为在新的多语环境下，双语大学必须在实施语言政策的同时维护本土语言和文化的发展，这样能够促使更多群体在英语主导环境下平等获益。Kuteeva和McGrath发现瑞士学术界存在较为明显的英语主导情况，但是在研究和出版过程中也存在多语实践。英语逐渐成为学术通用语的现象与使用者受到的专业训练和学术实践有关，也与相关的学术要求密不可分。他们认为，英语在学术界的主导地位可以并应该受到质疑。

部分研究尝试基于实证数据分析个体或社群对部分主导语言的态度。Kubota和McKay对一个日本社区的语言态度进行民族志研究，调查该地居民如何看待、参与当地的语言多样性实践。研究发现，尽管提升国际视野是英语教学的重要目的，但英语教学背后的象征性殖民主义使当地人难以完全认同语言及民族的多样性。因此，教师和学生需要培养批判性语言意识，以理解、挑战不平等权力关系，这种关系不仅存在于语言和文化中，而且在种族、性别、阶级及其他社会类别中广泛存在。他们的研究表明，英语作为多元社区通用语的作用值得质疑。

与英语备受批判的通用语地位不同，人们对部分地区通用语的态度往往相当积极。Wildsmith-Cromarty和Conduah的研究分析了大学生和移民群体对南非高等教育机构引入斯瓦希里语的态度。斯瓦希里语是一种潜在的通用语，基本上所有个体及组织对南非引入该语言都表示支持。研究表明，一种语言能否成为通用语与跨文化交流以及人们对某种文化的切身体验密切相关，因为这些因素直接影响使用者自身的身份认同以及对语言的理解。该研究表明，主导语言的区域实用性是其成为通用语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充要条件，与语言相关的社会、文化、历史因素也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四） 双语及多语现象与语言生态

与主导语言研究多聚焦英语等通用语言相反，语言生态学视角下的双语及多语现象研究关注多（双）语社群、多（双）语使用、多（双）语变革等对社会语言生态的影响，涉及语言身份认知、语言政策与规划、语言地位等因素（见表4）。

表4 双语及多语现象代表性研究

双语及多语现象在不同情境、群体及地区的语言生态中均有体现。Wyman讨论了双语现象在年轻群体中的影响因素，特别指出，年轻人的文化和态度对本土语言具有消极作用时，会导致语言资源分配不均的恶性循环，最终导致本土语言的濒危状况。在语言提示濒危的早期阶段，鼓励年轻人与同伴分享故事可以加强他们与社区及地方双语的联系。与此同时，年轻人面对本土语言丧失主导语言地位的情况时，会产生一定的不安全感。Siemund等调查了300名新加坡大学生的语言背景和社会背景，尝试刻画新加坡的多语文化图景。整体而言，学生大多拥有双语或三语背景，并对英语及其各自的母语持有积极态度。学生对新加坡式英语（Singlish）普遍持有积极的态度，认为这是新加坡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因此标准化英语占支配地位的可能性较小。新加坡的多语语言生态有利于保存现有语言档案、维护本土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虚拟世界或网络世界的多语生态。Thorne等讨论了多人在线游戏形成的复杂符号生态，特别关注游戏中第二语言的使用及发展状况。他们认为，语言接触和定向交流对语言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参与者进行的文本阅读和相关动作序列形成了复杂的自适应系统，这些系统根据直接目标导向活动的偶然性实现自动重组。换言之，与目标关联越紧密的语料受到的重视越多，参与者对相关语言的习得也更快。类似地，Van Lier在他的著作中提到了“可供性（Affordance）”这一概念，将其定义为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即可供性影响环境支持或抑制有机体的行为。按照可供性理论，虚拟世界中与任务直接相关的语料可被视为“语言产生的原材料”，因此参与者在参与游戏时的二语习得，更接近自然语言习得。这些研究以网络游戏这一特殊、新颖的虚拟领域为研究情境，为信息时代的语言生态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经验。在现代社会，对于许多人来说，在线互动是语言社交化的主要背景，也是书面交流的重要形式，因此，虚拟世界、互联网等新兴情境中的语言生态研究日益重要。

双语或多语现象研究本质上反映了语言多样性状况，多个研究涉及语言多样性这一核心词，但语言生态领域对此进行专门探讨的文献并不多。Mace和Pagel指出，在北美，纬度越高的地方语言的种类越多，同一语言的使用范围也越大。尽管有较多的语言学家尝试将语言多样性与生态多样性相关联或进行类比，但Halliday指出，把语言多样性对于文化、社会的重要性与生物多样性对于环境、生态的重要性进行类比是具有争议的。Hornberger也指出，生态学视角下的多语现象研究应该推动尽可能多的语言在多语环境中开放观念、拓宽使用空间。

三、已有研究不足及未来研究展望

如上所述，国外的狭义语言生态学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凸显出来的研究热点为未来研究奠定了基础并指明了方向。但同时也必须指出的是，已有研究在多个方面存在明显的局限，亟待未来研究改善。

首先，从领域研究边界来看，当前的语言生态学研究存在边界模糊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领域的发展。事实上，领域边界的争议一直存在，有关“是否隐喻”的持续辩论便是最佳证明。Steffensen和Fill15]在总结语言生态学研究的发展与思路时明确指出，该领域存在“语言生态”与“环境语言”混淆的情况，这与本文的观点不谋而合。由于当前领域边界模糊，并且涉及多学科交叉，部分研究对语言生态的关注仅停留在概念层面，部分研究甚至滥用概念，这些现象势必不利于领域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尝试对广义与狭义的语言生态学研究进行初步界定，旨在以抛砖引玉的方式引发学界对领域边界问题的深入思考，逐步明晰领域的研究边界与重点，为领域的长远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第二，从研究思路来看，狭义的语言生态学研究尽管借用生态之名，但大多数停留在生态隐喻层面，与生态学理论及研究思路的结合十分有限。Kravchenko指出，已有语言生态学研究在认识论与方法论上看法不一致，提出应该在生物学认识的基础上把语言视作社会这一特殊生命系统的组织模式。本文基本认同这一观点。我们认为，针对语言生态相关问题的研究，应当充分结合生态学中成熟的概念及模型，细致刻画语言的生态现象并深入剖析语言与生态之间的相互关系。事实上，少数已有研究在这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索。Mace和Pagel结合生态学的研究思路将语言数量、语言密度等语言概念与地理纬度、种域范围、陆地及海洋物种数量等生态学概念相匹配，发现随着纬度的升高，物种数量减少，语言密度减少，种域范围增大，领土数量增加，即不同纬度的人类语言群数量的变化与生境多样性的变化一致。这种真正跨学科的思路探索对语言生态学研究十分重要。Kaplan和Baldauf基于已有语言政策与规划现实及研究总结出四个语言与政治、社会、生态环境互动的模型，尽管这些模型仍然存在有待完善之处，如未能包含部分关键因素、对所选因素的考量过于简单等，但这些模型真正将语言及其规划看作生态系统，并将该系统作为大环境的一部分，同时尝试纳入生态学中的时空因素，对于后续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第三，从研究内容来看，当前的狭义语言生态学研究大多集中探讨语言生态的前端影响因素，往往忽略语言及其生态的后端影响机制，而考虑到语言与所在环境的双向互动关系，后者同样重要。当前研究尤其关注社会环境对语言演变的影响，这是语言学界长期以语言因素为研究核心的自然结果。随着语言生态学领域的不断完善与发展，我们不能忽视语言与环境双向互动的另一面；更重要的是，从长时间来看，语言与所在环境很可能存在复杂的协同演进关系，这意味着探讨语言因素对环境因素的影响不仅能够填补已有研究的忽略之处，而且对于更深入地理解语言本身及其生态的演进具有重要意义。此外，随着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与广泛运用，虚拟语言生态（virtual linguistic ecology）研究值得关注。目前，除了Thorne等讨论了网络游戏中的语言、符号环境以外，鲜有文献涉及这一领域。作为一个完整的跨学科领域，语言生态学研究应当围绕语言与生态的互动关系实现研究内容与视角的多元化。

最后，语言生态学研究在方法上有待创新，研究方法的系统性与规范性有待加强。狭义的语言生态学可以看作是传统语言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跨学科拓展的产物，在研究范式与方法上自然承袭了传统语言学。诸多已有研究基于少量的例证进行理论探讨，在研究方法上缺乏规范性与系统性；尽管部分研究尝试基于实地调研进行较为规范的案例研究，但仍然存在主观性过强的问题，研究发现的普适性受到质疑。Uryu在研究跨文化交流的生态环境时采用了量化统计与质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这是对相对规范实证研究范式的积极运用，值得后续研究借鉴。已有的理论探讨与案例研究已经为本领域积累了一定的基础，加强量化研究方法的运用是推动该领域进一步发展的必经之路。与此同时，未来研究在方法上同样应当重视对生态学成熟方法的情景化借鉴，以此逐步完善本领域的方法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