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宏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在当代中国史学史研究中,以“某某史学”的命名方式来研究或称呼一个史学家的史学思想或史学成就,已不乏先例。譬如期刊论文中,就经常可以看到郭沫若史学、陈寅恪史学、侯外庐史学、刘大年史学等提法。但是,在这些研究中,所谓郭沫若史学、陈寅恪史学云云,并不是作为一个特定的概念提出来的,而是一般性地讨论这些史学大家的史学思想、理念、成就或学术风格,而不是将其抽象为一个概念作以探讨。类似欧洲“兰克史学”这样有确定思想内涵的概念,中国学术界似乎还没有提炼出来。本文提出“刘泽华史学”,并将其作为一个具有确定思想内涵的概念进行研究,是一次尝试。

一、构成个体化史学形态的基本要素

我们先来讨论一下相关的学理性问题,即如何才能确立一个“某某史学”概念。如果不是一般性地称呼一个人的史学思想,而是把一个人的史学研究作为一个具有确定意义的史学形态去看待,而抽象为一个明确的史学概念,那么这个指称个体化史学形态概念的“某某史学”,应该具有什么条件呢? 实际上,并非任何一个有成就的历史学家,其学术成就或学术思想,都可以抽象为一个具有学术个性的史学概念。笔者以为,能够被抽象为一个确定的史学概念的史学家,其史学研究,可以构成一个具有个性化特色的学术形态,从而使其与一般的史学家相区别。此类学术概念的提出,是用以指称一个特定的学术形态的。一般来说,独具特色的学术形态,最主要的是具有建立在完整学术体系之上的学术个性。这种具有完整学术体系的学术个性,大体上是由以下诸种因素来支撑的。

(一)有独特的历史观作为学术形态的理论支撑。历史观在史学家的主体意识结构中居于核心地位,是史学家史学思想的灵魂。一个史学家对历史发展整体的成体系的看法,对所有重大历史现象的历史态度,评价历史事物的学术立场,都受其历史观支配。所以,在历史观方面的差异,是造成史学家学术个性的最核心的因素。一个有重大学术建树、可以开门立派、构成独特史学研究形态的史学家,必定有其独特的历史观。

(二)有独特的方法论体系。对于一个完整的史学研究形态来说,历史观与方法论是支撑它的两大基本要素。历史观决定着这种学术形态观察历史的思想方向,其选题和研究的深度、它所形成的系统的学术观点,都由此而决定;而方法论则是其达到独特的历史认识的基本途径,如何在历史观的指导下深入历史的深层,发现历史的本质,挖掘历史的内在意蕴,是需要有符合其特定研究对象的方法论来决定的。中外史学史上,很多重要的史学流派或独树一帜的史学家,都是以其特色鲜明的方法论为标志的。

(三)个性鲜明的学术理念。每个史学家都有自己的学术理念,但大部分史学家的理念有其类同性,而有些史学家则是因其持有不同的学术理念,或者把一种共同的理念个性化而闻名的。譬如德国近代著名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以秉持客观主义理念而驰名,形成了独具特色而影响深远的客观主义史学,被人抽象为一个特定的史学概念“兰克史学”。而在兰克之前或同时代人中,抑或在中外史学史上,主张历史学的客观性,是一个普遍的史学观念,以客观的态度看待历史或研究历史,是普遍的学术理念,而兰克则在这一普遍性的理念上,增加了个性化,他不是一般性地强调对待历史的客观态度,而是强调了一种“价值中立”的学术立场①杨晶、卓立:《近代西方史学三种客观主义观念辨异》,《历史教学问题》,2018年第6期。,从而使其强调的客观主义理念具有了个性特色。

(四)特色鲜明的学术风格。比起历史观、方法论和学术理念来说,学术风格这个问题有点抽象,但其表现却是非常具象和形象,是可以被人感知的东西。一个史学家的学术风格,是其史学实践所表现出来的个性化特征,是由史学家的社会阅历、情感倾向、性格气质、思维个性、勇气胆识等诸多因素所凝结出来的个性自我,是史学家建树特色史学、成就其史学个性的最鲜明的特征。所以,学术风格是构成个体化史学形态诸因素中最具个性化的要素。

构成一种个体化史学形态的要素有很多,对这一问题的考察,不同的学者会侧重不同的方面,但以上四点或许是其最基本的方面,是大家有可能共同认可的要素。一个史学家的史学研究是否可以抽象为一个有价值的史学概念,具备称为“某某史学”的资格,大概可以从这四个方面去考察。

二、观察中国历史的“王权主义历史观”

和同时代的其他中国史学家相比,刘泽华史学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他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历史观。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学术界最顽强的标志,能够和国际学术界相区别的,就是中国学者都奉行一个历史观,即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刘泽华也相信并坚持唯物史观,并且是以唯物史观指导其研究实践的。但是,刘泽华独立思考的思维品质,则使他在将唯物主义历史观运用于观察中国历史的史学实践中,发现了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从而形成了对整体中国历史本质的独特理解。人们现在所了解的“王权主义历史观”,实际上是刘泽华运用马克思的历史观点观察中国历史的产物。

刘泽华形成自己“王权主义历史观”的思想轨迹,应该追溯到1973年。据他本人回忆,在1973年编写《中国古代史稿》时,他明确提出了战国时期普遍实行“授田制”②刘泽华:《八十自述——走在思考的路上》,三联书店,2017年,第360—361页。,这个观点很快在1975年湖北江陵出土的秦简中得到证实。于是,他写出《论战国时期“授田”制下的“公民”》一文,发表在《南开学报》1978年第2期上,系统阐述战国时期的“授田制”。刘泽华曾说:“‘授田制’这个大的制度是鄙人最早发现的,现在涉及学术史的文章都承认我是最早揭橥授田制的。授田制的意义在于,它奠定了国家对农民控制的模式。”③刘泽华,李振宏:《学派·学术个性·中国史观——关于“王权主义学派”问题的对话》,《南国学术》,2014年第3期。他对自己发现“授田制”极为重视,多次和笔者谈到这个问题,甚至也希望我对此有所评论。如他说:“你的60年评述,如果有制度方面内容,我建议把‘授田制’写进去。”④李振宏:《关于王权主义学派的通信》,《南开史学》,2020年第2期。刘先生在和我的通信中,从2010年到2012年有三次谈到他关于授田制的发现。他这里说的“60年评述”,指的是我后来发表在《历史学评论》第一卷上的《六十年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思想进程》一文。在很长时间里,我都不很理解刘泽华为什么那么看重这个问题,因为我认为在授田制的问题上,并不反映多么重大的学术思想问题。在最近的研究中,我豁然开朗,其实,这个问题正是刘泽华全部思想的发源地,虽然他本人没有明确地解释过这个问题,没有直接把自己关于王权主义的思想和授田制的发现联系在一起。

授田制是封建国家通过授田而和“公民”建立起一种经济关系,通过授田把农民控制起来。授田制说明,经济关系是国家权力创造出来的,农民的被控制,表面看是由于有了授田这种经济关系,但这种经济关系是被国家权力所创造,于是决定“公民”被控制的最终因素不是经济关系,而是国家权力,是不受任何限制的国家权力! 大概就是这样一种没有被明确提示出来的潜意识,一直萦绕在刘泽华的脑海中。他可能终其一生都没有明确意识到正是这种潜意识,使他念念不忘关于“战国授田制”的发现的确是重大的发现。

1978年,刘泽华和王连升合写《论秦始皇的功过是非》,感到秦的统一,也是政治的力量在发挥作用。他指出“经济上的兼并运动决定着统一”。“秦能够统一的因素很多,但它能够严格地按照军功爵和公爵进行赏罚,是诸种因素的基础”①刘泽华,王连升:《论秦始皇的是非功过》,《历史研究》,1979年第3期。。“兼并运动”一词在《八十自述》中他自注“武力兼并”,而军功爵制则是“国家不断进行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基本形式”。可以说,作者这时候已经明确感觉到秦的统一主要的是一种权力支配经济运动的表现。刘泽华这种有别于经济决定论的认识,逐渐明确为“君主专制帝国是政治支配经济运动的产物”的思想。1981年,他发表《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形成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一文,得出了如下明确结论:“君主集权制与其说是某种形式的土地占有关系(国有或私有)要求的产物,毋宁说是权力支配经济,主要是支配分配的产物。权力的大小与分配的多寡成正比,所以人们都拼命地追逐权力。封建统一与君主集权就是在这种追逐权力的斗争中形成的。”②刘泽华,王连升:《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形成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4期。以该文为标志,刘泽华关于政治权力支配社会的思想就基本成型了。“权力支配经济”是一个旗帜鲜明的结论。

紧接着,刘泽华在关于中国地主阶级形成问题的研究中,“政治权力支配社会”的思想愈加明晰起来。当时学界多认为中国第一代地主是经由土地买卖产生的,而刘泽华则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出发,得出“特权支配经济”的结论,认为中国地主阶级的产生是政治暴力的产物。“第一代封建地主主要是通过政治暴力方式产生的”,“他们中的多数不是通过经济手段发家的,主要是靠政治”,“如果说春秋战国已进入封建社会,那么封建地主中的多数显然不是沿着土地买卖的道路产生的,主要是通过武力争夺和政治分配方式形成的”③刘泽华:《论中国封建地主产生与再生道路及其生态特点》,《学术月刊》,1984年第2期。。他明确指出:“超经济的方式造就了第一代封建地主”④刘泽华:《从春秋战国封建主的形成看政治的决定作用》,《历史研究》,1986年第6期。。从战国授田制、秦统一到中国地主阶级的产生,对这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考察的结果,使刘泽华感到,经济关系的基础作用在逐步退居次要的地位,而一个“超经济强制”的东西,在发挥着时时处处支配一切的作用。这使他想起马克思关于“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的论断,推动他总结出观察中国历史的一个总体性的历史观点:“王权支配社会”。

2001年,刘泽华谈到他的历史观的形成和理论依据时,明确指出是受到马克思“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的论断的影响,这句话对他认识中国传统社会“起了提纲挈领的指导作用”,“我稍加变通,把‘行政权力’变成‘王权’二字。我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特点是‘王权支配社会’。与‘王权’意义相同的还有‘君权’‘皇权’‘封建君主专制’等等”⑤刘泽华:《王权主义概论》,《锦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马克思的原话是:“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8页。。由此可见,刘泽华“王权支配社会”这一整体性历史观的形成,既以中国历史的具体实情为事实依据,又受到马克思相关论断的启迪而促成,有充分的理论依据。这使刘泽华对自己的理论发现具有充分的自信,遂将其运用于对中国历史的系统观察之中。

刘泽华将这一思想运用于观察中国古代社会,发现封建社会的这一特征,在中国古代历史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古代政治权力支配着社会的一切方面,支配着社会的资源、资料和财富,支配着农、工、商业和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支配着一切社会成员的得失荣辱甚至生死。在这里,从物到人,从躯体到灵魂,都程度不同地听凭政治权力的驱使。”⑥刘泽华,汪茂和,王兰仲:《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258页。他感到,这已经不是一个一般性的超经济强制的问题,而是政治权力(王权)占据了历史的中心,是整个社会运转、历史运动的基础,“考察中国古代历史,不可不留意政治权力在古代社会中的这种特殊位置与作用”⑦刘泽华,汪茂和,王兰仲:《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2页。。于是,在经过大量具体的实证研究之后,他把“政治权力支配社会”这一观察中国历史的整体性的基本观点,提升到历史观的高度,并最终提炼出一个“王权主义”概念。

刘泽华的王权主义历史观逐步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前期。当时,刘先生对战国、秦汉时期的阶级、身份及后来封建地主生存条件等进行了深入探究,“在经济上证明了居于社会主导地位的阶级和阶层,主要是权力分配的产物,特别是那些官僚地主,主要是靠权力来维系的……至于政治制度上的特点,史学界公认是君主专制体制。基于上述理由,我得出了‘王权支配社会’的结论”⑧刘泽华,汪茂和,王兰仲:《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再版序”,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

王权主义是中国历史的本质特征,如此看待中国历史就是“王权主义历史观”,这是刘泽华沿着唯物史观思路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独立发现。1998年,刘泽华在一篇论文中,集中表述了自己的王权主义历史观。他认为王权是武力争夺的结果,这种靠武力建立起来的王权社会,其总体特征不是经济力量决定权力分配,而是权力分配决定社会经济分配。由于中国历史的特点,用经济关系去解释社会现象,固然有意义,但用王权去解释传统社会,则更为具体和恰当,因为“在社会结构诸多因素中,王权体系同时又是一种社会结构,并在社会的诸种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在社会诸种权力中,王权是最高的权力;在日常的社会运转中,王权起着枢纽作用;社会与政治动荡的结局,最终还是回复到王权秩序;王权崇拜是思想文化的核心,而‘王道’则是社会理性、道德、正义、公正的体现,等等”①刘泽华:《王权主义:中国文化的历史定位》,《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

这种“王权主义”的中国史观一经形成,便在刘泽华及其弟子们的史学研究实践中得到反复证明,并被学界所接受。2010年,学界在讨论秦至清末社会形态问题时,基本形成了一种共识:“在秦至清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与现代社会不同,权力因素和文化因素的作用要大于经济因素……自秦商鞅变法之后,国家权力就成为中国古代的决定性因素,不是社会塑造国家权力,而是国家权力塑造了整个社会。”②《〈文史哲〉杂志举办“秦至清末:中国社会形态问题”高端学术论坛》,《文史哲》,2010年第4期。这个“不是社会塑造国家权力,而是国家权力塑造了整个社会”的共识,就是对刘泽华王权主义历史观的学术投票。刘泽华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在中国学界独树一帜,就是因为他提出了王权主义历史观,这是他整个史学成就和史学思想的主题和灵魂。

三、认识中国思想史的“阴阳组合结构”方法论

刘泽华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在该领域研究中,他提出了“阴阳组合结构”的分析方法,而这一分析方法也是从马克思“在矛盾中陈述历史”的思想方法演化而来。

马克思在1853年9月3日致恩格斯的信中,提到“真理通过论战而确立,历史事实从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286页。。刘泽华非常重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并将之用于观察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具体的矛盾现象,发现了中国古代思想史中普遍存在着看似矛盾却相耦合的命题,像道高于君与君道同体、天下为公与王有天下、尊君与罪君、民本与君本、等级与均平、纳谏与独断等。刘泽华发现,这些看似矛盾的命题,实际上是一对矛盾的组合体,是一种组合式的存在。中国思想史中的命题,往往都是这样的组合存在,很少有将一个单一的命题作无限制推演,任何一个命题都有一个相对应的命题来对之进行限定或修正。中国思想史上的这种奇特现象,刘先生命名为“阴阳组合结构”。在这种结构中,维护君主专制的命题为阳,是主命题;批评、限制君主专制的命题为阴,是副命题。副命题是对主命题的矫正和缓冲、补充和完善,是为着修复主命题的脆性而提出的,副命题是主命题的附属物。主辅命题阴阳结合,刚柔并济,共同构成王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完整体系,以实现君主专制的思想使命。

“阴阳组合结构”方法论思想的形成,也有一个不断摸索的过程。在写成于1986年、发表于1987年的《王权主义的刚柔结构与政治意识》一文中,刘泽华提出了“刚柔互补状态”这一概念,所谓“王权主义的绝对化理论与调节理论有机地融为一体,呈现出一种刚柔互补状态”。此后他又使用过“刚柔结构”“阴阳结构”“主辅组合命题”等概念。刘先生在给笔者的信中说:“‘刚柔结构’是‘阴阳组合结构’的最初表述。‘阴阳组合结构’还有吕思勉、冯友兰等等‘混沌’说的因素,矛盾说的因素,张分田的因素,更主要的是马克思说的‘在矛盾中陈述历史’的启发。应该说我一直在想如何把‘在矛盾中陈述历史’具体化,这是一种具体化的尝试吧。由此我对精华糟粕二分法也是怀疑的,在我看来都是‘结构’性的存在,分不开。”④李振宏:《关于王权主义学派的通信》,《南开史学》,2020年第2期。

刘泽华坦言“在矛盾中陈述历史”的思想,是受马克思的启发,或者说它本来就是马克思的一个提法。其实,马克思的原意并没有把“历史事实从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看作是多么重要的方法论,因为在马克思看来,这只是连小学生都知道的常识。而刘先生却紧紧抓住这句话所蕴含的伟大思想,把它变成一个观察中国思想史现象的思想方法,并活化到了自己的研究实践中,使自己的思想史研究有了特色鲜明的方法论。

刘先生的“阴阳组合结构”说,是从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历史实际中抽象出来的,而反过来则成为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种观察方法,具有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笔者曾指出,刘泽华的“阴阳组合结构”说,“既突出了王权主义的思想主题,又凸显了中国古代思想复杂而圆润的中庸特点,对于认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复杂现象,的确是一个很好的解释工具,一种逻辑清晰的方法论思想,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①李振宏:《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王权主义学派》,《文史哲》,2013年第4期。。但是,在现实的学术研究中,现代新儒家及一些国学研究者们,大肆渲染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民主性因素,实际上是被思想史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不懂得古代阴阳组合的思想史事实及其属性,犯了幼稚或偏执的错误。

“阴阳组合结构”是刘泽华的一大发现,也是观察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思想方法。这是刘先生对中国史学研究的重大贡献,也因此使其个体化史学形态的形成具有了方法论支撑。

有了这样的方法论指导,就可以使我们在中国传统思想史研究中廓清许多迷雾。譬如,自古以来,中国的传统文人、儒家学者,都喜欢谈论“道高于君”。古代文人以此清高,近世学者则以此论证“道”对君主权力的限制和规范,否定中国古代有绝对君主专制。其实,这完全是不懂得中国古代传统思想的组合机构属性。刘泽华指出,“道高于君与君主体道”就是一个阴阳结构,不能孤立地只看一个方面。他认为“道高于君”“从道不从君”与“君主体道”“王、道同体”“道出于王”是一个组合命题的两面。“先秦诸子把圣人、君子视为道之原,同时又认为先王、圣王也是道之原……这一理论为王与道一体化,以及道源于王铺平了道路……在中国的历史上,人们尽管可以把道捧上天,但一遇到‘圣旨’,它就得乖乖让路。在漫长的年代里,帝王既要搞朕即国家,又要搞朕即道”②刘泽华:《传统政治思维的阴阳组合结构》,《南开学报》,2006年第5期。。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这样,它一面讲“道高于君”,一面讲君就是道,“君道同体”“道出于王”,许多历史文献中都有这样的思想表达。如《管子·君臣上》:“道也者,万物之要也。为人君者,执要而待之。”《管子·正世》:“圣人者,明于治乱之道,习于人事之始终也。”《韩非子·主道》:“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新书·大政下》:“君也者,道之所出也。”《春秋繁露·王道》:“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等等。这种“道高于君”与“道出于君”的组合,其核心还是在后者。“道出于君”就是要君控天下,“道高于君”多少矫正一下个别君王的偏差,以保障皇权更好地控制天下,二者都围绕着皇权做文章,以至于最后干脆说“无王道可也,不可无天子”,儒者绕来绕去的核心目的就是这个。两千年来,中国文人一直没有跳出这样的思维怪圈。这就是刘泽华所言“道、王相对二分与合二而一是有机组合关系,同时也形成一种思维范式,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都没有从这种范式中走出来”③刘泽华:《传统政治思维的阴阳组合结构》,《南开学报》,2006年第5期。。用“阴阳组合结构”作为方法论,观察中国古代传统思想,很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四、参与现实、干预现实的学术理念

刘泽华对学术有着很个性化的看法和理解。他始终认为,史学研究不是纯粹的学术问题,或者说学术本来就是现实的人类活动的一部分,现实性是学术的基本属性,强烈的现实关怀,应该是历史学家的基本品格;积极参与现实的历史运动,应该是历史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1989年,刘泽华在《求是》发文指出:“史学家应先把对时代的关切感、责任感与使命感作为研究工作的第一动力。”④刘泽华:《历史学要关注民族与人类的命运》,《求是》,1989年第2期。如何实践参与现实、干预现实的学术理念,刘泽华着重提出两点,一是强调历史学界应该积极开展关于现当代史的研究,呼吁大力开展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史、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史、新中国成立以后历史的研究。二是开展与当代社会重大问题相关的历史研究,譬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战争与和平、进步与公正、革命与改革、平等与效率、文明与野蛮、道德与强制、文化交流与冲突、社会主义发展与多元化等。

2013年,他又发文重申自己的这一学术主张,并对历史学家参与现代史研究提出几点希望:拒绝禁区,打破沉闷区;走出“原理”和“唯上”思维的限制;改变事情发生在中国、研究者主要在域外的现象;“定论”不能规范历史,只是一种历史认识;除认识对象外,争鸣不应有前提。为了鼓励人们积极参与现代史研究,在这篇文章中,刘泽华还对几十年来学界反复争论的历史研究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发表了极为精辟的看法。他认为,政治与学术根本无法彻底分开,因为一切领域都是学术探索的对象,政治必然也在其中,“如果一定要把政治和学术分开,政治就会变成一块神秘的土地,变成超对象的不可知的东西,变成中世纪的神堂”。在刘泽华看来,人类社会的历史错综复杂,政治与其他事物交织在一起,无法剥离。如果硬要剥离出来,那“整个社会科学就会变得残缺不全,不成体统”。由此他指出:“政治,一方面应充分保证认识的自由,另一方面又对各种认识进行选择,这种选择应该像到商店里买东西那样,不买的并非无用的,更无权毁弃。所以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应该是自由认识与自由选择的关系。”①刘泽华:《再说历史学要关注民族与人类的命运》,《史学月刊》,2013年第5期。关注现实,参与现实,是刘泽华史学研究的坚定理念。这样的学术理念,决定了他的学术方向和研究课题的选择。他在追溯自己的研究道路的时候曾说过,他从事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与反思封建主义余毒和“文化大革命”有极大关系,他说:“专制权力支配中国社会有二三千年的历史,其影响是相当广泛的,它不仅形成了一套体制,也形成了一种文化心态。我们要从这种体制和心态中走出来,不是一蹴而就的……我的研究目的之一就是为解析中国的“国情”,并说明我们现实中封建主义的由来。”②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集·总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页。他还说:“中国的君主专制主义像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影响还广泛存在。我的‘价值’和‘意义’之一就是想对它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以便从中走出来。”③刘泽华:《困惑与思索》,载《我的史学观》,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26页。

当然,保持这样的学术理念,在中国学界也不乏其人,只不过是,刘泽华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特别鲜明。刘泽华强烈的现实关怀以及其论著的现实性受到一些人的非议,但他不为所动。在一次学术访谈中,访谈者问他把批判封建主义当作研究政治思想史的目的之一,这是不是违背了学术独立的原则,有理念先行的实用主义的毛病,刘先生明确回答,他的学术研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不要思想的纯学术,而是要给人们照照镜子。“有人说,从我著述中看到了某些现在的东西,能有这种感受,可谓得吾心矣! 有人说是影射,平心而论,不能直言的环境,影射便是必要的一种表达方式。”④刘泽华,范思:《治史观念与方法经验琐谈:刘泽华教授访谈录》,《历史教学问题》,2006年第2期。

他甚至不惜承担影射这种“恶名”。当然,他对影射有自己的解说。在他看来,“影射”是一种弱者的无奈。他认为史学应该干预现实,影响现实,而当历史学家被剥夺了这样的权利的时候,使用“影射”手法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是被人逼出来的。当然,这样的所谓“影射”,并不同于御用史学之影射,这是出于历史学家的独立思考,是历史学家从自己对现实政治冷静观察的结果,是历史学家独立人格的表现。刘先生认为,政治不能剥夺历史学家干预现实的权利,当历史研究的正当表达受到限制的时候,“影射”就是一种选择。无论如何,历史学家必须要参与到现实的历史运动中去。20世纪70年代末,刘先生轰动史坛的三篇文章⑤刘泽华:《打碎枷锁 解放史学:评“四人帮”的所谓“史学革命”》,《历史研究》,1978年第8期;刘泽华,王连升:《论秦始皇的是非功过》,《历史研究》,1979年第2期;刘泽华,王连升:《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教学与研究》,1979年第2期。,即使在今天读来仍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其中都渗透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现实批判精神。

2005年,刘泽华在一篇“序”文里坦言自己不是“心地阴郁的恨世者”,也不是“否定传统文化的虚无主义者”,更不是“专意要跟伟大传统过不去”,相反,他热爱这个国家以及它所创造的一切伟大而美好的东西。“只是,我强调的是,在开始大规模的新文化建设时,我们还有太多的基础性清理工作要做。我爱我们的国家,爱我们的民族,所以要对她衰颓的经络痛下针砭,对她久疴的病灶厉加刀钜。我希望她保持对现实的警觉,通过自我批判维持日进日新的健康机能,而不是在自我粉饰的辉煌里沉溺不返。”⑥刘泽华:《王权与社会: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序”,崇文书局,2005年。刘泽华强烈的现实关怀,深深地感染了史学界,成为史学参与现实的一面旗帜。虽然不少学者都持同样的史学理念,但就现实性品格的鲜明及执着,则很少有人能够企及。刘泽华史学的独特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一理念的深刻和鲜明所铸就的。

五、特色鲜明的学术风格

刘泽华的学术风格主要有三个方面来铸就:批判性思维、本土性话语以及思考与表达的勇气和锋芒。

批判性思维是学术的本质属性,是学术属性之一般,这本不应该成为某一个学者的风格,如果没有批判性,任何所谓学问都不配称其为学术。学术的本质就是批判,没有批判就没有创新,就没有学术的发展。但是,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政治特色,使现代中国学术在这方面显得黯而不彰。而刘泽华则不同,他的所有研究,几乎都是批判性思维的成果。刘泽华自言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目的“就是为解析中国的‘国情’,并说明我们现实中封建主义的由来”⑦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集·总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页。。他说:“我不排除‘我’的因素和目的,也不排除‘理念’先行,不贯彻某种‘理念’的历史认识几乎是不存在的。我所写的东西表达的是我的一种认识。‘文革’以及前后那么多的封建主义,不全是新冒出来的,很多是中国历史的延续,对此不应袖手旁观和熟视无睹。”⑧刘泽华,范思:《治史观念与方法经验琐谈:刘泽华教授访谈录》,《历史教学问题》,2006年第2期。正是这样明确的目的性,使其研究具有了强烈的现实批判意义。

使用本土话语,是刘泽华史学研究的一大特色。刘泽华是一个思想家,其学术具有强烈的思辨色彩,但他却很少使用哲学化的语言,很少使用五颜六色的西方理论术语,其理论表达多是从中国固有的文化系统中摄取概念词语,表现出一种本土化的语言风格。就笔者所知,刘泽华使用过的主要学术术语有:王权主义、君主专制主义、阴阳组合结构、刚柔结构、国家权力、行政权力、专制权力支配社会、封建主义、政治思想、政治哲学、政治文化、政治文明、政治思维、政治因素、政治意识、政治理性、文化政治化、政治文化化、思想与社会互动、天人合一、天王合一、君权神授、圣人、圣王、圣化、王权崇拜、圣人崇拜、权威崇拜、崇圣观念、三纲五常、共性人格、王道理想、内圣外王、政教合一、道高于君、君道同体、得道而王、从道不从君、尊君、罪君、政治道德化、道德至上、天下为公、王有天下、君本、民本、君为民主、民惟邦本、忠孝观念、均平、纳谏、五独观念、君主独占、君主独尊、君主独一、君主独操、决事独断、君尊臣卑、教化、愚民、经学、主奴综合性、主奴综合人格、主奴性格、臣民政治心态、诸子共识、经学思维,等等。这些术语有些是传统文献中固有的,有些是从传统文化中提炼出来的,大多带有本土语言的固有气息。本土化语言构成了刘泽华史学研究的一大特色。

刘泽华的学术勇气,也为学界所公认。从某种程度上说,要建树一种有价值的学术思想,往往“勇气”比“思想”更重要。很多学者不能有所成就,缺乏的不是思想的能力,而是无所顾忌的胆魄和勇气。而刘泽华是大家公认有胆略和勇气的学者。年届七十时的刘泽华,在回顾20世纪70年代末他那影响甚巨的三篇论文时说:“就我而言,1978年写的《打碎枷锁,解放史学》《评秦始皇的功过是非》《论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等文章是‘走出来’的关键一步。这几篇文章在当时史学界应该说颇有点‘轰动’效应,特别是论‘动力’一文,对神圣的‘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说提出了质疑,不能说没有点‘叛逆’的意味,以至史学界的大人物在几年以后‘反精神污染’时还大加痛斥。现在看来这已不算什么,可是在当时确实是一个严重‘问题’! 又如评秦始皇的文章发表后,有多封读者来信,从政治上进行猛烈的批评,指责是‘砍旗’行为。是不是‘砍旗’姑且不论,从秦始皇当时的确是一个具有神圣性的禁区看,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也很明确,就是闯闯这个禁区。”①刘泽华:《我和中国政治思想史》,刘泽华,张分田等著:《思想的门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论》,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9页。这样的学术勇气,在当代学者中能有几人呢?

六、确立“刘泽华史学”概念的价值和意义

创设王权主义的历史观,使其学术研究有了独立的思想内涵;创设在矛盾中陈述历史的“阴阳组合结构”方法论,找到了把握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基本途径;参与现实、干预现实的治学理念,以保障学术研究的正确方向;个性鲜明的学术风格,使其学术具有强烈的个性化特征。这四者的融合,成就了“刘泽华史学”这个高度个性化的个体化史学形态,使其在当代史学中独树一帜。有鉴于此,我们相信,在当今学界,提出“刘泽华史学”概念,确立这样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不仅有充分的逻辑依据,而且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首先,刘泽华史学的确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刘泽华提出的中国史观,所建构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论体系,所揭櫫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诸多重要命题,涉及许多重要的理论范畴,辐射了相当广泛的研究领域,所以,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研究前景。笔者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王权主义学派》一文的“余论”部分,对王权主义历史观的理论前景,它在理论方面的拓展性以及研究实践方面的方法论意义,有简短讨论,可供参阅。这里,仅就刘泽华史学的方法论问题,他的“阴阳组合结构”的方法论效应,略作铺展。

在最近的传统文化研究中,有人要赋予“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以近代意义,非历史地将其纳入民主思想的范畴,从中发掘出民治、民有、民享的现代民主价值,甚至认为,在这一思想命题中“折射出一种民主的政治诉求”②胡发贵:《“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中国古代民主观念的滥觞》,《东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其实,这就是忽略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阴阳组合结构”问题,忽略了这一命题的另一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不是孤立存在的思想命题,而是和“王有天下”共出于一个组合结构之中,二者组成一对思想范畴。在先秦文献中,“王有天下”的思想资料并不贫乏,譬如《诗经·小雅·北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礼记·坊记》:“故天子四海之内无客礼,莫敢为主焉。”《礼记·礼运》:“君者所养也,非养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荀子·王霸》:“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不仅如此,“王有天下”还是更为普遍更为广泛且更具实质性意义的观念。笔者在以往的论文中已经考察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实质性意义③李振宏:《秦至清皇权专制社会说的经济史论证》,《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在那篇论文中,我们看到,这句诗话不仅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最为深厚的社会观念,且已经由观念转化为铁一般的事实,皇帝独占全天下社会财富,独占控制天下的所有权力,已经不是诗歌的夸张,而是实实在在的社会存在。这里可以用得着管子的一句话:“明王之所操者六:生之,杀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此六柄者,王之所操也。”①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第909页。连臣民的生死、贫富、贵贱都完全操持的君王,还有什么不能支配的呢? 这样的天下,如何能理解为“天下人之天下”呢? 它充其量也只能是在“王有天下”的思想体系中,在某种可能的条件下,起一点对于帝王的规劝作用而已,是“王有天下”思想体系中的一个副命题。正是刘泽华的“阴阳组合结构”方法论,帮助我们认清其“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的思想本质,否则,我们将滑入非历史主义的泥潭。

其次,提出“刘泽华史学”概念并展开研究,有助于推动当代中国史学的个性化发展。纵观人类的文化史、思想史、科学史,任何思想或学术的推进,在源头和原创性上说,都是个体性创造的成果,个性化是学术的本质属性之一。但中国现代学术却非常缺乏个性化的研究,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课题层面,都存在大量的雷同和重复。个性化的薄弱,是中国学术的软肋,而且还看不到改变的趋势。

学术缺乏个性化的状况是需要改变,且是可以改变的。在这个问题上,在一般性的认识中,存在一些偏差。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学术的最大特色,是我们有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而这一点被误认为是造成学术缺乏个性化的重要原因。应该说,这样的认识是有讨论的余地的。因为在刘泽华史学研究中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指导,并没有抹杀其学术创造力,反倒是他的重大学术建树都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保持着深刻的思想联系。他的“王权主义历史观”,是受马克思“行政权力支配社会”启发;他的“阴阳组合结构”论,是马克思“在矛盾中陈述历史”的逻辑延伸;他的批判性思维,也来自马克思关于辩证法的本质“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论断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2页。;刘泽华自己也毫不掩饰地说“马克思主义在我心中”③刘泽华,范思:《治史观念与方法经验琐谈:刘泽华教授访谈录》,《历史教学问题》,2006年第2期。。如果我们能够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对待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完全可以给历史学家焕发学术创造力提供强大的思想武器。笔者认为,学习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关键是掌握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精髓,用科学的方法论思想改善历史学家的思维素质,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变成研究历史问题的出发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思想方法、从经济必然性角度看待社会历史进程的思想方法、从历史联系性角度观察问题的历史主义方法和相互作用方法论,是唯物史观理论体系中最本质最重要的方法论,这四个层面的方法论思想,是需要化到历史学家思维中从而变成思维习惯的历史思维要素。

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又走出史学研究的独特道路,个性鲜明的“刘泽华史学”极具示范意义。所以,提出“刘泽华史学”概念,推进“刘泽华史学”研究,对于中国史学的个性化发展,对于史学研究的开拓和繁荣,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