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 力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尾崎秀实(1901—1944)是日本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既是著名的记者与中国问题评论家，也是“佐尔格事件”的主角之一。同时，他的生平与思想也包含许多复杂的问题，有待研究者深入探讨。尾崎秀实生前始终关心着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战后，中国学界也一直知道这位战争时代的“日本同志”的存在。可是长期以来，中国学界对尾崎的研究十分缺乏。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日本近现代史研究的进展，关伟(1)关伟：《评抗日战争时期的尾崎秀实》，《大连近代史研究》第3卷，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8—48页。、徐静波(2)徐静波：《尾崎秀实与上海》，《外国问题研究》2012年第2期；同：《尾崎秀实的中国研究和中国认识》，《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王中忱(3)王中忱：《佐尔格—尾崎秀实事件的叙述与档案解密的政治——以1940—1950年代日文文献的初步检证》，《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赵京华(4)赵京华：《社会革命与亚洲改造的大视野——尾崎秀实的现代中国论》，《开放时代》2018年第2期。等学者分别从尾崎秀实与亚细亚主义、尾崎秀实的中国体验与中国研究、“佐尔格事件”的叙述与尾崎秀实的历史评价问题等不同角度对有关问题进行了研究，我国学术界的尾崎秀实研究已经迎来一个比较繁荣的时期。不过，尾崎秀实毕竟是日本近代史上的思想人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日本学术界对其的相关研究已有深厚的积累，为进一步发展我国的尾崎秀实研究，有必要梳理有关研究的历史状况，在此基础上展望今后的研究课题。

一、“爱国主义”与革命思想(1940—1960年代)

在日本法西斯统治时期，学术界百花凋敝，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等思想潮流受到镇压。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后，知识分子终于又获得了发言的机会，他们一方面批判战争时代日本社会的道德沦丧和思想的非理性，另一方面也对战争时代知识分子的无所作为感到耻辱与悔恨；同时，他们也提倡爱国的精神，试图发掘日本思想中的批判理性，以恢复民族的自信，建设民主新日本(5)小熊英二：《“民主”と“愛国”——戦後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と公共性》，東京：新曜社，2002年，第67—103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尾崎秀实在战争时期坚持地下反战活动，最后被捕牺牲的事迹就得以广泛流传。他在狱中写给妻子和女儿的书信被集结为《爱如流星》(《愛情はふる星のごとく》)一书出版，成为畅销书。在当时的舆论看来，尾崎不仅是一位共产主义革命家，也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一位比自以为是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和狂热的爱国主义分子更加深沉、更加真实地热爱自己祖国的人。毕竟，那些叫嚣热爱日本的人，实际上却把日本引向了灾难，然而尾崎却是极少数足够明智、足够独立并且有足够勇气，与他们对抗到底的人之一”(6)约翰·W.道尔：《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胡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165页。。因此，阐发这种与极端民族主义相区别的“真正的爱国主义”也就自然成为这一时期学界、知识界尾崎秀实论的中心主题。

这一时期，尾崎秀实的生前友人和一些与“佐尔格事件”有关系的人士都积极组织纪念尾崎的活动，发表了许多带有回忆性质的文章，阐发“爱国主义”主题。尾崎生前的友人、社会运动家松本慎一的《日本帝国主义与尾崎秀实》一文针对右翼分子所谓尾崎“卖国”的指控，认为尾崎为苏联从事情报活动，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是真正的爱国行为，在黑暗的法西斯统治时代，只有国际主义者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松本并号召日本人继承尾崎的精神，投入当前“民主人民战线”的斗争(7)松本慎一：《日本帝国主義と尾崎秀実》，《世界》1946年12号。收入尾崎秀樹編：《回想の尾崎秀実》，東京：勁草書房，1979年，第22—31頁。。律师竹内金太郎在思想上是一位右翼“国粹主义”者，但他为尾崎的“忧国”精神所感动，在“佐尔格事件”的审判中自愿担任了尾崎的辩护律师。战后初期，他写了题为《站在尾崎秀实审判的辩护席上》的文章。他主张，尾崎虽然向苏俄谍报员佐尔格报告了自己关于政局的见解，但其内容大多不过是众所周知的政局信息和尾崎自己对局势发展的意见，并不是什么国家机密。尾崎的政治活动是为了反对军部独裁，其精神是“忧国之至情”(8)竹内金太郎：《尾崎秀実の裁判の弁護に立ちて》，尾崎秀樹編：《回想の尾崎秀実》，第135—147頁。。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尾崎秀实的“爱国主义”精神超越左右立场的区别，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可。1946年，导演黑泽明摄制的电影《我对青春无悔》上映，影片中因从事地下反战活动被捕入狱的“野毛隆吉”一角，就是以尾崎秀实为原型塑造的。

战后初期，尾崎秀实的生前友人曾计划编纂尾崎的传记，但由于种种原因，计划停滞不前。尾崎的友人之一、和平运动家风间道太郎遂决定独自搜集有关文献，写作传记，于1959年出版了《一个叛逆者——尾崎秀实的生涯》(9)風間道太郎：《ある反逆——尾崎秀実の生涯》，東京：至誠堂，1959年。，该书后来又大幅补充，成为《尾崎秀实传》(10)風間道太郎：《尾崎秀実伝》，東京：法政大学出版局，1968年。。该书首次详细叙述了尾崎秀实的生平，考察了其思想形成和走上革命道路的心路历程，其中不少信息来自作者本人的回忆和尾崎生前亲朋好友的口述，弥足珍贵。在思想上，该书论述了尾崎对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抵抗，对中国革命胜利的期待，也揭示了其早年民族主义的“国士”情结，以及在被捕后审判过程中尾崎的复杂心境等，塑造了他既充满矛盾又满腔赤诚，为祖国未来和世界和平不惜牺牲生命的“爱国者”、革命家形象。本书的出版在尾崎秀实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在这部出色的传记的影响之下，著名戏剧作家木下顺二写作了戏剧《叫作奥托的日本人》(1963)。该剧以尾崎秀实、佐尔格、史沫特莱等人在上海和东京的革命活动为题材，通过剧中佐尔格和尾崎之间的思想冲突，建构了一种对比关系，即佐尔格是完全意义上的国际共产主义者，是没有祖国、贯彻国际主义的人；而“奥托”(即尾崎秀实)则一方面信奉共产主义，从事地下活动，另一方面也自觉地参与日本的高层政治，企图改变日本的现状，其行动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矛盾统一(11)木下順二：《オットと呼ばれる日本人》，東京：筑摩書房，1963年。。该剧上演后大受欢迎，风间道太郎笔下充满内心矛盾的“爱国者”形象通过木下顺二的戏剧在大众传媒中广泛传播。

战后初期，尾崎秀实反法西斯战士与“爱国者”的形象深入人心。左翼知识分子塑造、赞美这一历史形象，不仅是为了纪念尾崎，也是要批判战争年代日本法西斯的黑暗统治，号召民众参加战后的社会变革。因此，这一历史形象也遭到部分右翼势力的攻击。在太平洋战争时期，“皇道派”军人、一部分议会政治家等在日本法西斯的内部纷争中落败的失意政客，为了打击当权势力，捏造了军部“统制派”“革新官僚”等法西斯当权势力是“赤色分子”“苏联特工”的阴谋论。1945年2月，前首相近卫文麿还将这种阴谋论写成奏折即所谓“近卫上奏文”，上奏给天皇(12)古川隆久：《近衛文麿》，東京：吉川弘文館，2015年，第220—223頁。。1949年，随着中国革命的进展和美苏冷战的开始，美国占领当局逐步转变占领政策，打击左翼力量，扶持保守势力。在这一背景下，占领当局利用美国掌握的“佐尔格事件”档案，于1949年2月炮制了《威洛比报告》，将“佐尔格事件”说成是“远东的苏联间谍事件”“共产主义阴谋活动”(13)王中忱：《佐尔格—尾崎秀实事件的叙述与档案解密的政治——以1940—1950年代日文文献的初步检证》，第13—16页。。1950年，右翼政客三田村武夫出版《战争与共产主义——昭和政治秘录》一书，该书全面继承了“近卫上奏文”的阴谋史观，将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形成和发动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都说成是“共产国际”指挥下的“赤色分子”为了实现所谓“战败革命”而制造的阴谋，而这一惊天阴谋的核心人物就是尾崎秀实。三田村武夫并用这种阴谋论随意地解释尾崎的言论和政治活动，把他说成导致日本扩大战争的罪魁祸首(14)三田村武夫：《戦争と共産主義——昭和政治秘録》，東京：民主政治普及会，1950年。。尽管三田村的观点近于被害妄想，没有任何客观证据的支持，但是他的观点既为右翼势力推卸了战争责任，同时又污名化了共产主义运动，符合战后日本依附于美国主导的反共势力的冷战政治框架，因此受到保守势力的欢迎。此后，日本右翼势力不断宣传这种阴谋史观。冷战结束以后，伴随着日本政治的右倾化，其影响力进一步增大，也影响了尾崎秀实在日本社会舆论中的形象。

另一方面，随着1955年以后日本政治体制的安定化，1950年以后日本共产党以“反美”和“爱国”为旗帜的革命战略遭遇挫折。知识界不仅开始怀疑日本共产党的权威，也开始反思1930年代以来日本共产主义运动挫折的历史经验。在这一背景下，一些研究者开始越过“爱国”与“反法西斯”的标签，探讨作为革命者的尾崎秀实的思想与行动的内涵。著名思想家鹤见俊辅及其领导的民间学术团体“思想的科学研究会”自1953年以来一直致力于关于“转向”问题的研究。“转向”是指日本法西斯统治时期，进步知识分子在天皇制政府的压力下放弃思想立场的现象，而鹤见等人将其意义扩展为战争前后所有知识分子在权力压力下思想立场发生转变的现象，以反省战争前后日本思想史的经验教训，追求自立的“主体性”的形成(15)鶴見俊輔：《転向の共同研究について》，思想の科学研究会編：《共同研究 転向(上巻)》、東京：平凡社，1959年，第1—9頁。。1959—1963年，“思想的科学研究会”推出了三卷本的《共同研究 转向》，在“中卷”的“翼赞运动的设计者——近卫文麿”一章中，鹤见俊辅深入探讨了尾崎秀实的革命思想。鹤见发现，尽管尾崎是一位共产主义者，却没有参加日本共产党，反而在“大政翼赞会”等战争时期的国家主义运动中活动。鹤见认为，这表明尾崎没有接受日本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天皇制”的革命纲领，而是自己选择了一条将“一君万民”的天皇制思想彻底化，以实现社会制度民主化的变革路线，这是一种表面上“转向”但实际上仍然摸索社会变革的“伪装转向”。鹤见又指出，虽然这种“伪装转向”意识在当时普遍存在，但在全面侵华战争时期已经沦为知识分子说服自己服从于天皇制国家的思想工具，尾崎成为实际上“唯一真正意义上的伪装转向者”，陷入孤立(16)鶴見俊輔：《翼賛運動の設計者——近衛文麿》，思想の科学研究会編：《共同研究 転向(中巻)》，東京：平凡社，1960年，第82頁。。尽管如此，鹤见也认为，尾崎秀实的性格中具有一种“柔性的哲学”，他并没有将共产主义理念绝对化，而是保持了对社会、对他者的共情能力，这使他不同于其他“转向”的知识分子，能够实现“完全”的“伪装转向”(17)鶴見俊輔：《翼賛運動の設計者——近衛文麿》，思想の科学研究会編：《共同研究 転向(中巻)》，第86—90頁。。虽然人们普遍认为尾崎秀实是一位秘密的共产主义革命家，但鹤见俊辅以“转向”概念为中心的分析，在尾崎研究史上首次深入探讨了尾崎秀实革命思想的内涵，同时他将尾崎秀实的思想性格与日本共产党的“非转向”思想相对比，也是对日本共产党教条主义思想性格的批判。

著名文学评论家尾崎秀树是尾崎秀实同父异母的弟弟，他从小跟随父亲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长大，与尾崎秀实很少交流，但“佐尔格事件”发生后，尾崎一家受到社会的排挤和迫害，给少年时代的尾崎秀树留下了痛苦的回忆。日本战败以后，尾崎秀树和其他在台日本人一样被遣返回日本。战后，他一直关心尾崎秀实的事迹，于1963年出版了《佐尔格事件——尾崎秀实的理想和挫折》一书。此书叙述了尾崎秀实的生平、思想形成的过程和“佐尔格事件”的前因后果。尾崎秀树以尾崎秀实在狱中的供述为依据，认为尾崎秀实战争时期关于“东亚新秩序”的主张，其真实内涵是改变日本帝国主义体制，与苏联和革命中国相联合，最终完成世界革命。尾崎秀树形容这是一种革命“乌托邦”思想，还认为近卫文麿在“近卫上奏文”中阐述的阴谋论表明了统治阶级对尾崎秀实革命思想的恐惧(18)尾崎秀樹：《ゾルゲ事件——尾崎秀実の理想と挫折》，東京：中央公論社，1963年，第154—175頁。。同时期，尾崎秀树还在《革命与传说——变革与乌托邦》一文中比较佐尔格与尾崎秀实的革命思想，认为佐尔格忠实于列宁的“让本国政府失败”的“战败革命”思想，致力于让纳粹德国战败；而尾崎秀实的革命思想企图实现日本社会体制的内部改造，与佐尔格有微妙的区别(19)尾崎秀樹：《革命―伝説——変革と“ユートピア”》，《思想の科学》1963年第4号。。与鹤见俊辅的研究相比，尾崎秀树的观点更具作为亲属的感情色彩，缺乏历史深度，但都超越了抽象的“革命家”符号，探索了尾崎秀实思想世界中“革命”的具体内涵。

战后初期，日本学术界和媒体中出现的尾崎秀实形象以“爱国主义”与“反战”为中心，体现了日本战败以后日本知识界、文化界对战争的反思和对新的国家认同的探寻。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知识界屈服于日本法西斯的淫威，没有进行真正的抵抗；日本共产党因其脱离日本社会实际的教条主义方针，没有得到民众的支持。因此，战后初期，尾崎秀实在艰难条件下坚持反战斗争的事迹和他信仰共产主义又抱有强烈的爱国感情的“爱国者”形象显得弥足珍贵，得以超越知识分子思想立场的分歧，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同；也在冷战秩序形成过程中，遭到美国主导下的保守言论的攻击。但是这种形象本身来自尾崎秀实生前友人和“佐尔格事件”有关人士的回忆，还没有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的范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战后初期的政治动荡结束，学术界对战争历史和知识分子经验的反思不断深入，尾崎秀实的传记也得以出版，对尾崎秀实生平和思想的研究由此超越政治符号的阶段，开始进入实证历史研究和学理分析的轨道。

二、“国际主义”与中国认识(1970—1980年代)

1960年安保斗争以后，日本社会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战后初期的贫困和社会动荡远去，日本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消失。在战后初期，“爱国主义”曾经是左翼知识分子批判反动势力和对美依附的思想武器，但在日本成为经济大国的背景下，民族主义理念失去了批判意义，成为大众消费社会的保守意识，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则批判战后左派的“爱国”理念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提倡“世界革命”，要求反思曾经日本帝国主义对亚洲的殖民统治(20)小熊英二：《“民主”と“愛国”——戦後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と公共性》，第569—574頁。。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自然出现了对战后初期“爱国主义”的尾崎秀实形象的质疑。1969年，中西功发表了《尾崎秀实论》，批判了战后流行的尾崎秀实形象。中西功认为，一些学者阐释的所谓尾崎的“爱国主义”，实际上是基于对尾崎被捕以后在狱中留下的一些违心言论的过度解读，歪曲了尾崎思想的真实面貌。中西功还认为，尾崎所谓的“东亚协同体论”或“日本革命”的思想，只是为了在战时体制下从事反战反法西斯活动的一种伪装，尾崎本人的真实思想则完全贯彻了共产国际七大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路线，是反对战争、保卫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国际共产主义思想(21)中西功：《尾崎秀実論》，《世界》1969年第4—6号。收入前揭《回想の尾崎秀実》，第53—95頁。。1975年，石堂清伦发表了《另一个尾崎秀实——关于“民族主义者”转向的依据》《尾崎秀实“转向”了吗》，他不仅质疑所谓尾崎有“民族主义倾向”的观点，还进一步认为，早在战争时期“佐尔格事件”审判的过程中，尾崎秀实的朋友们为了营救尾崎，就已经制造了尾崎是“爱国者”，其行为是出于“忧国”，与“国际主义者”、苏联间谍佐尔格有本质区别的主张，他们把这种主张强加给狱中的尾崎秀实，并放弃营救佐尔格的努力。石堂清伦认为，围绕尾崎秀实形象的这种日本民族主义叙事需要批判和反省(22)石堂清倫：《もう一人の尾崎秀実——“民族主義者”転向の論拠について》，《現代の眼》1975年第4号；同：《尾崎秀実は“転向”したのか》，《潮》1975年第1号。两文均收入石堂清倫：《異端の視点——変革と人間と》，東京：勁草書房，1987年，第104—124頁。。值得注意的是，中西功和尾崎秀实一样，也曾经在战争时期从事反战地下情报工作，是尾崎秀实的战友；石堂清伦战争时期曾在满铁调查部工作，与尾崎秀实相识。他们的主张无疑基于他们战争时期的经验，但他们并未在战后初期，而是在这一时期表达了他们对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尾崎秀实形象的批判，这反映出时代思潮的变化。

1960年代日本社会秩序的安定化，使许多知识分子开始把目光转向外部，中苏论战、美国介入越战等事件，唤起了人们对“亚洲”和现代中国问题的关注。1963年，著名思想家竹内好编选的思想文献选集“现代日本思想大系”《亚细亚主义》卷出版，其中收入了尾崎秀实的论文《“东亚协同体”的理念及其成立的客观基础》和狱中审讯记录的选段。在选集导言《日本的亚细亚主义》中，竹内好区分了作为日本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大东亚共荣圈”等伪“亚细亚主义”和追求与中、韩等国的平等联合的所谓“良质”的“亚细亚主义”，并认为在大正中期以后日本思想左右分裂的条件下，尾崎秀实是唯一试图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亚细亚主义间“架桥”的人，但他“出现太晚，思想也在孤独中告终”(23)竹内好：《日本のアジア主義》，收入竹内好：《日本とアジア》，東京：筑摩書房，1993年，339頁。。竹内好的见解起初并未引起尾崎秀实研究者们的重视，但随着时代变化，“亚洲”和中国问题开始成为尾崎秀实研究的焦点。如左翼评论家菅孝行在1977年出版的《反昭和思想论》中就认为尾崎秀实思想和实践的“现代意义”在于其“亚洲体验”。菅孝行认为，战后日本左翼思想具有“锁国性”，视野局限于日本内部，缺乏越过国境的力量，而尾崎秀实在上海等地与中国革命建立了联系，产生了对中国革命的深刻理解；同时菅孝行也认为，尾崎秀实的“东亚协同体论”构想存在缺陷，一是对日本帝国主义自身缺乏批判，二是对苏联主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消极面认识不足，因此不能认识到中国革命如何超越了苏联经验。菅孝行对尾崎秀实思想的这两点批评分别受到竹内好关于“亚细亚主义”两面性的观点和中苏论战的影响(24)菅孝行：《中国認識と“東亜新秩序”》，《第三文明》1974年第3号；同：《“国賊”の思想·“奴隷”のことば》、《第三文明》1974年第7号。两文均收入菅孝行：《反昭和思想論——十五年戦争期の思想潮流をめぐって》，東京：れんが書房新社，1977年，第181—224頁。。

中苏论战发生以后，日本学术界更加关注中国革命的独特性。1970年代，尾崎秀实作为中国问题评论家乃至中国革命胜利“预言家”的角色受到学者的关注。中国近代史研究者野泽丰的论文《尾崎秀实的学问——关于与“中国统一化”论战的关联》从尾崎秀实有关“中国统一化论战”的论述入手，讨论了尾崎秀实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民族解放运动等问题的见解(25)野沢豊：《尾崎秀実の学問——“中国統一化”論争との関連において》，《現代と思想》第28号，1977年6月。。日本殖民地史研究者浅田乔二的论文《尾崎秀实的中国论——以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中国史的研究方法为中心》也研究了尾崎有关中国社会性质、民族解放运动和中国革命论等问题的观点(26)浅田喬二：《尾崎秀実の中国論——日本帝国主義の中国支配史の研究方法をめぐって》，《駒沢大学経済学論集》第11卷第1号，1979年6月。。不过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研究的观点尚未脱离苏俄式马列主义观点的窠臼。而1977年至1979年劲草书房出版的五卷本《尾崎秀实著作集》各卷所附的“解说”，则更多受到竹内好所重视的中国革命独特性和“亚洲”视角的影响。如桥川文三的《尾崎秀实与中国——未被继承的遗产》引用战争时期著名思想家中江丑吉对尾崎的批评，针对中江指责尾崎“写得太多了”，桥川文三认为这表明尾崎秀实思想的预见性及其孤独，即便中江丑吉这样卓越的思想家也不能理解；另外，桥川文三又将尾崎与1930年代活跃的中国问题研究者铃江言一比较，认为铃江言一的《孙文传》是对中国革命的“孙中山时代”的总结，而尾崎的著作则是在书写中国革命的“鲁迅—毛泽东时代”。桥川文三还赞扬尾崎打破了日本知识分子的“锁国性”，面向日本人召唤了“世界革命”这一“幽灵”(27)橋川文三：《尾崎秀実と中国——継がれざる遺産》，《尾崎秀実著作集》第一卷，東京：勁草書房，1977年，第354—364頁。。野村浩一的《尾崎秀实与中国》则批评浅田乔二等研究者关注尾崎秀实中国研究的“科学方法”的见解，认为尾崎中国认识的特质并不在于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结构的“科学”论述，而在于关注现实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动态”，并认识到中国革命具有“自己解放自己”的特点，而不是服从于外来的所谓“规律”或者纲领；野村浩一还认为中日战争爆发以后，尾崎秀实一直在其日本立场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之间挣扎，他试图以中国问题为视角，展望日本社会变革与“世界革命”。可见，野村浩一支持竹内好关于尾崎属于所谓“良质的亚细亚主义”思想传统的见解(28)野村浩一：《尾崎秀実と中国》，《尾崎秀実著作集》第二卷，東京：勁草書房，1977年，第379—395頁。。

1960年成立的日本通商产业省下属研究机关“亚洲经济研究所”，其组织与研究人员部分源自战争时期的满铁调查部。该机构推动了一些关于战前日本亚洲研究的历史的研究项目：1980—1981年度研究计划“战前日本的中国研究”以“尾崎秀实的中国研究”为主题，其成果作为亚洲经济研究所“研究丛书”的一册出版。论集《尾崎秀实的中国研究》收录了多位著名学者的研究成果，其中一些论文仍然继续关注“科学”的中国社会论的问题。中国农业问题专家山本秀夫的论文《战前日本的中国社会认识——以尾崎秀实的见解为中心》指出，尾崎秀实尽管采用了中国共产党提倡的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观点，但同样也非常关注日本学者所强调的“中国社会发展长期停滞”问题，在支持“亚细亚生产方式论”观点的同时，又认为所谓“治水社会”的理论过度夸大了水利问题，而强调应当重视农村共同体和官僚阶级的作用(29)山本秀夫：《戦前日本の中国社会認識——特に尾崎秀実の見解を中心として》，今井清一、藤井昇三編：《尾崎秀実の中国研究》，東京：アジア経済研究所，1983年，第3—23頁。。浅田乔二的论文《尾崎秀实的中国农业论》则延续作者之前的研究思路，从农业问题的角度进一步分析尾崎秀实关于中国社会“半封建性”的认识，指出尾崎认识到中国农业经济所具有的土地的地主所有、生产关系的半封建性、农业经营的零碎性等半封建特征。浅田乔二并进一步研究了尾崎有关“东亚协同体论”的论文，指出他把农业革命和民族解放的结合当作解决东亚问题的根本，从而揭示尾崎秀实“东亚协同体论”所蕴含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意义(30)浅田喬二：《尾崎秀実の中国農業論》，《尾崎秀実の中国研究》，第141—160頁。。

论集中的其他一些论文则延续竹内好以来的问题意识，关注尾崎秀实的中国体验和他如何认识中国革命的独特性的问题。著名鲁迅研究专家丸山昇的《在上海时期的尾崎秀实的周围——补遗性的备忘录》记述了1930年前后上海左翼文坛的状况和当时尾崎参与左翼文艺运动的一些活动(31)丸山昇：《上海における尾崎秀実の周辺——補遺的覚え書》，《尾崎秀実の中国研究》，第57—79頁。。中村义的《西安事变与日本的应对——尾崎秀实的周围》比较尾崎秀实的西安事变评论和当时日本政界、知识界对西安事变的认识和应对，强调尾崎言论对当时日本中国认识的批判意义(32)中村義：《西安事件と日本の対応——尾崎秀実の周辺》，《尾崎秀実の中国研究》，第81—106頁。。今井骏的《关于尾崎秀实的“中国认识的深化”——以中国革命观的视角转变为中心的考察》认为，1936年以前，尾崎秀实片面否定南京政府主导的中国政治统一进程，主张中国苏维埃革命的胜利前景；而1936—1937年间，尾崎观察中国社会的视角发生转变，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把握为多个内在矛盾相互关联的动态过程，这表明了尾崎秀实中国革命观的成熟(33)今井駿：《尾崎秀実における“中国認識の深化”について——中国革命観の視角転換をめぐる一考察》，《尾崎秀実の中国研究》，第107—140頁。。小林弘二的《关于尾崎秀实中国论的继承——从尾崎秀实到竹内好》则认为，竹内好的中国革命是中国的自我革命，以及提倡以中国革命为参照建构自主的日本民族主义等主张是对尾崎秀实中国革命论的一种继承(34)小林弘二：《尾崎秀実の中国論の継承について——尾崎秀実から竹内好へ》，《尾崎秀実の中国研究》，第205—230頁。。

在这两种研究视角之外，论集《尾崎秀实的中国研究》中还出现了另一种研究动向，那就是不再以中国社会的“科学认识”或者中国革命的“主体性”等宏大的思想课题为中心，而是以史料读解和客观主义的“实证”史学姿态重新探讨一些问题。这种倾向主要体现在历史学者的研究中，反映出1970年代的日本历史学界中马克思主义史学衰落、实证主义史学开始占据主流的趋势。今井清一是知名的左翼历史学家，也是尾崎秀实的女儿尾崎杨子的丈夫，但他的论文《尾崎秀实的政治、外交论中的民众和民族问题》还是非常平实地概观了尾崎秀实的评论活动及其与战时日本政治、外交局势的关系(35)今井清一：《尾崎秀実の政治·外交論における民衆と民族の問題》，《尾崎秀実の中国研究》，第25—56頁。。山田辰雄的《尾崎秀实的国民政府论》考察了尾崎秀实有关南京国民政府的评论，指出尾崎重视南京政府对金融资本和欧美列强的依附性，因此对南京政府的评价非常负面。山田辰雄认为，这些评论有一定的客观性，但缺乏从南京国民政府内部主体的条件如领导层、意识形态、政治行为模式等方面的具体分析，反映出某种左翼立场的偏见(36)山田辰雄：《尾崎秀実の国民政府論》，《尾崎秀実の中国研究》，第161—176頁。。藤井昇三的《尾崎秀实的日中战争观——以民族运动、“东亚新秩序”论、汪兆铭工作为中心》注意到尾崎秀实的中日战争论在1938年前后因言论环境和政局变化而发生的微妙变化，并认为尾崎最初积极评价汪精卫投日，后来又认为汪“实力不足”，只能成为“民族运动的逆流”(37)藤井昇三：《尾崎秀実の日中戦争観——民族運動·“東亜新秩序”論·汪兆銘工作を中心に》，《尾崎秀実の中国研究》，第177—203頁。。这些论文都基于对战争时期尾崎秀实著作的详细解读，从而展现出之前研究未能探究的尾崎战争时期思想言论的复杂性。1980年前后正值日本学术思想的转折时期，《尾崎秀实的中国研究》所收论文不仅反映了日本学界尾崎秀实研究的成果，也体现学术界问题意识的变化。

1970—198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战后初期流行的左翼民族主义思潮受到质疑，在尾崎秀实研究中也出现了批判带有日本民族主义色彩的“爱国主义”叙事、主张“国际主义”理念的观点。同时，由于中苏论战、越战升级等东亚冷战格局的剧变，思想界关注“亚洲”和中国革命独特性等话题引起学界对尾崎秀实中国认识的关注，其中又有关注“科学”的中国社会形态论和关注“民族运动”、中国革命独特性两种不同视角。到1980年代初，一方面1960年代形成的问题意识仍在延续，另一方面已经出现淡化意识形态、注重史料实证的研究动向。

三、实证史学与“战时变革”(1990年代至今)

冷战结束前后，日本思想界也发生很大变化。战后曾经长期影响日本学术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和左翼思想影响力衰落，鼓吹日本优越论的右翼民族主义沉渣泛起，与此同时，欧美各国流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以“现代思想”的名义传入日本，受到不满足于传统左翼思想也不愿意支持右翼民族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广泛欢迎(38)仲正昌樹：《集中講義！日本の現代思想 ポストモダンとは何だったのか》，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会，2006年，第10頁。。在历史学界，标榜“去意识形态”的实证主义历史学占据主流，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历史理论。

田中悦子是专门以尾崎秀实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者，在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尾崎秀实的研究论文。她的研究明显受到以东京大学教授伊藤隆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历史学派的影响。1970—1980年代，伊藤隆不仅整理了很多日本近代史史料，也提出了其所谓的“革新派”论。他反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日本法西斯主义”论，主张1920—1940年代的日本政治经历了一个“革新”势力战胜“保守现状”势力，建立战时体制的过程(39)伊藤隆：《昭和政治史研究への一視角》，收入伊藤隆：《昭和期の政治》，東京：山川出版社，1983年，第4—30頁。。伊藤隆的观点对日本近代史研究影响很大，田中悦子的尾崎秀实研究，其基本问题意识也是将尾崎作为“革新派”人士来把握。《昭和九—十年的尾崎秀实——以初期评论为中心》一文全面考察了尾崎1934—1935年的时事评论，指出尾崎对中共革命、国民政府的动向、围绕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列强博弈等问题的关注，并比较尾崎对国民政府的否定性评价和对汪精卫个人的积极评价，认为尾崎的思想中存在左翼意识形态的“教条”和现实主义思考之间的紧张(40)田中悦子：《昭和九—十年の尾崎秀実——初期評論をめぐって》，《日本歴史》1987年第3号。。《尾崎秀实的中国形势分析——以与昭和十二—十三年的国民再编成运动的关系为视角》则认为，1938年前后尾崎秀实的中日战争观发生很大变化，从论证战争扩大的危险、暗示和平的必要性转向积极主张战争的正面意义。田中悦子认为，这种变化与尾崎参与了近卫文麿内阁主导的“国民再组织”运动有关。近卫内阁的一些政策，使尾崎认为改造日本社会的时机已到，并认为有必要在中国沦陷区拿出所谓“建设成果”，以促进日本国内的改革。尾崎成为近卫内阁顾问后，更积极参与所谓“新体制运动”，并对汪精卫的所谓“和平运动”表示期待，最终形成志在变革东亚社会的“东亚协同体”构想(41)田中悦子：《尾崎秀実の中国情勢の分析——昭和十二—十三年国民再編成運動との関連から》，《日本歴史》1994年第10号。。《尾崎秀实的汪兆铭工作观——以昭和十四年—十六年中国情势观为中心》则主张尾崎秀实对汪精卫集团的活动抱有相当积极的期待，希望它能够解决中国社会的土地问题、对“和平工作”起到积极作用等(42)田中悦子：《尾崎秀実の汪兆銘工作観——昭和十四年—十六年中国情勢観をめぐって》，《日本歴史》1997年第9号。。《上海时代的尾崎秀实——以“上海特电”为中心》考察了尾崎秀实早年在上海从事新闻报道的情况，并探讨了其新闻工作与情报工作的关系(43)田中悦子：《上海時代の尾崎秀実——“上海特電”を中心に》，《日本歴史》1998年第10号。。一方面，田中悦子对原始资料的挖掘和使用大大超越了以往的研究，其揭示的尾崎思想的形象更为复杂。但另一方面，田中悦子的研究并非真正在意识形态上“客观中立”，而是基于伊藤隆所提倡的“革新派”史观，即将1930年代左右两翼的思想运动都看作对既存的国内、国际秩序的反抗，在这种视角下，分析尾崎秀实战争时期支持战争的言论是不是为了“革命”的一种伪装，似乎就没有意义了。这种历史观所包含的历史修正主义内涵，无疑是需要我们进一步分析商榷的。

伊藤隆所主张的“革新派”史观，在提出时曾遭到进步历史学者的批判。如江口圭一认为，伊藤隆的主张使人们无法了解战争是由谁发动，又是由谁扩大的，实际是历史研究的“一种退化”(44)江口圭一：《敗戦後の“日本ファシズム”研究》，歴史科学協議会編：《歴史科学大系第十二巻 “日本ファシズム”論》，東京：校倉書房，1977年，315頁。。但由于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停滞和社会思潮的变化，1990年代，左翼历史学内部出现了一种内涵与“革新派”史观类似的现代史解释，即“总体战体制论”。这一理论认为，战争时期的日本发生了“战时体制”的变革，实施了社会政策制度改革，实现了阶层平等化、社会均质化和国家对社会的高强度统合，形成了现代型的“系统社会”，战后日本的发展也是在这一体制的延长线上(45)山之内靖：《戦時動員体制の比較史的考察——今日の日本を理解するために》，收入山之内靖：《日本の社会科学とヴェーバー体験》，東京：筑摩書房，第98—124頁。。这一理论最初由社会学家山之内靖提出，旨在批判现代日本社会仍然是高度统合、压抑差异的“体系社会”，具有思辨意味和文明批判色彩。但在其影响下，历史学家雨宫昭一发掘战争时期和战后初期日本政治中的“革新”潮流和“协同主义”，赞扬战时“革新”对战后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46)雨宮昭一：《戦時戦後体制論》，東京：岩波書店，1997年。，从而实质上美化了日本法西斯主义和战时体制。但由于雨宫的观点打着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旗号，受到不少“进步”历史学者的欢迎。在其影响下，思想史学者米谷匡史将战争时代的日本思想作为“战时变革”思想来把握(47)米谷匡史：《戦時期日本の社会思想——現代化と戦時変革》，《思想》1997年12号。。以此为基础，米谷匡史编辑了《尾崎秀实评论集——日中战争时期的东亚》，并撰写编者“解说”，其中认为尾崎秀实是代表性的战争时期“革新左派”的思想家，在认识中国革命进展的同时，在“总体战状况”中看到日本社会变革的契机，从而展望中日两国以“战时变革”为中心的“连带”(48)米谷匡史：《解説》，米谷匡史編：《尾崎秀実時評集——日中戦争期の東アジア》，東京：平凡社，2004年，第439—475頁。。这样，米谷匡史就通过“战时变革”的理论混淆了日本帝国主义“东亚社会论”等侵略思想与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思想间的界限，通过赞扬尾崎秀实的“革命”思想，客观上美化了战时日本的思想。但同时这种观点也提醒我们注意尾崎秀实战时言论与当时日本思想界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联系，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受米谷匡史的影响，也有学者试图发掘侵华战争时期沦陷区知识分子对尾崎秀实“东亚协同体论”的“呼应”，但“发现”不多(49)胆紅：《尾崎秀実——“東亜協同体”論のゆくえ》，米原謙、長妻三佐雄編：《ナショナリズムの時代精神——幕末から冷戦後まで》，東京：萌書房，2009年，第235—261頁。。不难看出，围绕“战时变革”的思想讨论虽然标榜“亚洲”视角，实际上不过是日本知识分子的自我满足。

苏联解体以后，伴随着许多档案文献的公开和东西学术交流的开展，“佐尔格事件”的研究有很大进展。在日本学术界，也有白井久也(50)白井久也：《ゾルゲ事件の謎を解く——国際諜報団の内幕》，東京：社会評論社，2008年。、渡部富哉(51)渡部富哉：《偽りの烙印——伊藤律·スパイ説の崩壊》，東京：五月書房，1993年。、加藤哲郎(52)加藤哲郎：《ゾルゲ事件——覆された神話》，東京：平凡社，2014年。等学者积极推动“佐尔格事件”的国际研究。这些研究基于新发掘的苏联史料，发掘出与佐尔格谍报团有关的1930年代苏联情报工作和国际谍报战的宏大历史图景，也逐步揭示出战前日本特高机关查获佐尔格谍报团的过程。但是，新发掘资料中关于尾崎秀实的信息非常有限，相关的研究加深了我们对尾崎秀实情报工作背景的了解，但并不能大幅度深化对尾崎秀实思想与行动的认识。白井久也的《理查德·佐尔格的谍报活动与尾崎秀实所发挥的作用》(53)白井久也：《リヒアルト·ゾルゲの諜報活動と尾崎秀実の果たした役割》，白井久也編：《国際スパイ·ゾルゲの世界戦争と革命》，東京：社会評論社，2003年，第12—26頁。与渡部富哉的《以尾崎秀实为轴心的佐尔格事件与中共谍报团事件——他们曾反对侵略战争并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而斗争》(54)渡部富哉：《尾崎秀実を軸としたゾルゲ事件と中共諜報団事件——彼らは侵略戦争に反対し中国革命の勝利のために闘った》，白井久也编：《国際スパイ·ゾルゲの世界戦争と革命》，第27—51頁。都基于佐尔格事件研究的进展，强调尾崎秀实为佐尔格谍报团情报工作乃至国际反法西斯斗争所做的贡献，但并没有回应既有研究所探讨的尾崎秀实战争时期思想活动的复杂性问题。

在1990年代日本学界流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中，通过分析“话语”来“解构”近代以来的历史叙述的解构主义方法十分盛行。子安宣邦是将这一方法运用于日本思想史研究的代表，其研究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在《对事变转换的战斗知性的证言——读尾崎秀实的“东亚协同体”论》一文中，子安宣邦试图“解构”战后有关尾崎的“话语”，认为尾崎秀实的友人、研究者们所主张的诸如“公开身份”与“国际间谍”的矛盾、日本认同与国际共产主义的张力等尾崎形象中的“分裂”，均是接受了日本政府将尾崎秀实作为间谍处决这一前提所产生的错误话语。在此基础上，子安宣邦解读尾崎秀实的“东亚协同体论”，认为“东亚协同体论”是尾崎在日军占领武汉中日战争发生“转换”之际，试图提出东亚区域世界的建构问题，以响应中国革命、推动日本社会变革的主张(55)子安宣邦：《〈事変〉転換への戦闘的知性の証言——尾崎秀実“東亜協同体”論を読む》，收入子安宣邦：《日本人は中国をどう語ってきたか》，東京：青土社，2012年，第131—150頁。。子安宣邦对“东亚协同体论”的解读，实际上与他所批评的所谓“分裂”的尾崎秀实研究并无根本区别，当然也没有真正解决尾崎秀实通过美化侵华战争提出社会变革构想这一矛盾。

冷战结束以后，一方面，日本学术界左翼思想衰落，实证主义历史学取代左翼史学主导日本近代史研究，实证主义史学关于1930年代日本历史的“革新派”理论也影响了尾崎秀实研究。另一方面，日本学术思想界后现代主义思潮盛行，出现了“解构”既有尾崎秀实研究话语的尝试，同时“总体战体制”理论影响尾崎秀实研究，与“革新派”理论产生共鸣。近年来，尾崎秀实是追求“战时变革”的“革新左派”思想家的见解已成为学界的通行观点。在所谓批判“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体制”的话语表层背后，这一观点存在美化战时体制，实质上将日本的战争责任相对化、暧昧化的问题，也就回避了尾崎秀实思想行动中所存在的客观矛盾。对此，日本学界缺乏必要的反省。

结 语

战后初期，与尾崎秀实有关的话语经历了从政治符号走向学术研究的过程。起初，有关尾崎的话语大多来自尾崎生前的朋友或特定政治立场的发言者，这些人之所以谈论尾崎秀实，目的不在于探究其生平与思想的实际，而在于通过谈论尾崎来表明自己在战后初期动荡政治环境中的位置，并动员读者参与政治。在这种语境中，尾崎秀实是一个有关“爱国”与“反叛”的符号，也是一种确立社会变革“主体性”的号召。经过十余年的时光，当战后初期的社会变革时代开始远去时，尾崎秀实的生平与思想才开始真正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但即便如此，尾崎秀实研究也始终无法成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实证”课题。这不是说一般意义上历史研究客观性的局限，而是说尾崎秀实的人生凝聚了国际共产主义、谍报活动、中国革命、“近卫新体制”等众多重大和相互矛盾的课题，他总是不断地对现实的课题提出“形势”的思考，却没有机会提示关于他自身的种种谜题的答案。

因此，尾崎秀实的研究者总是不得不先预设一定的立场和研究前提，既要对战争时期的日本历史、中国革命以及整个20世纪世界史的重大问题持有一定的立场，又要对尾崎在其中的立场和态度做出某种假设。这些立场和研究前提当然不可能从文献中“客观”地推出，必然与特定的思想立场有关。反之，尾崎秀实所包含的问题性，也在战后日本的各个时期吸引不同思想立场的学者提出自己的见解，使得尾崎秀实研究的发展与战后社会思潮的变迁高度相关。没有日本思想界对中国革命和“亚洲”的关注，不会产生众多有关尾崎秀实与中国革命的讨论；而如果没有经济高速发展以后日本社会思潮的保守化，也不会产生将尾崎作为“革新派”的一员来考察的“实证”研究。今日占据日本学界主流的“战时变革”论，无疑也是后冷战时代日本思想界批判新自由主义、提倡东亚区域主义等思想动向的体现。

也正因为如此，日本之外的研究视角，对于进一步发展尾崎秀实研究十分重要。对于中国学者而言，在回顾日本学界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以下三个方面的课题值得探究：第一，从1970年代日本学界集中讨论有关“尾崎秀实与中国”的问题以来，已经过约半个世纪，其间中国现代史、中国现代思想史的有关研究经历了大幅度更新，中国学者有必要从今天的研究状况重新审视尾崎秀实的中国社会认识、中国革命观等有关问题。第二，战后日本左翼学者高度评价尾崎秀实的反战谍报活动和革命思想，有意无意地掩盖、忽视尾崎秀实正当化侵华战争的言论；与之相反，近年来的“战时变革”论者通过高度评价尾崎秀实的“战时变革”思想来美化战时体制，这两种见解都不能直面尾崎秀实革命思想、中国革命观和战争观、日本社会观之间的矛盾，这种回避又与日本学界未能彻底反思日本知识分子的战争责任有关。中国学者有必要分析尾崎秀实战时言论的问题性，从而进一步加深对日本知识分子战争责任问题的把握。第三，尾崎秀实作为1930年代活跃的日本左翼知识分子，其生存样态和思想变迁都反映出同时代日本左翼知识分子的特性，中国学者在吸收日本学界有关成果的基础上，有必要跳出日本视角的藩篱，从中日比较乃至全球性的比较视野分析其特质，从而将尾崎秀实研究推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