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敬 斌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网络时代，纷纭繁复的社会思潮中，民粹主义通常以网络民粹主义的身份出场，其一路高歌猛进，社会影响力居高不下，成为值得关注的重要思潮之一。网络民粹主义并未形成系统化的理论体系，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价值立场和态度倾向，为人们利益诉求的表达和负面情绪的宣泄提供了出口，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主化的进程。但网络民粹主义并非民意的完全真实表达，在思潮的演化过程中也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诸多网络热点事件中，网络民粹主义大有裹挟民意解构党和政府权威之势，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的和谐稳定造成了威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问题值得高度重视。”(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6页。网络民粹主义治理是意识形态安全工作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一隅。鉴于网络民粹主义主要以制造话语、掀起舆论的惯用手段活跃于网络空间，将网络民粹主义视为话语实践，从微观话语的视角解读网络民粹主义，探究网络民粹主义的话语运作规律以及治理路向是引导网络民粹主义正向发展的现实议题。

一、网络民粹主义的存在样态论析

从理论上看，学术界关于民粹主义的内涵界定莫衷一是，但总体来说，不外乎将民粹主义视为一种社会思潮、政治运动以及政治策略等，且多数学者倾向于将其看作一种社会思潮。之所以很难对民粹主义形成共识性的解释框架，很大原因是民粹主义本身的内涵极其易变，且常常与其他社会思潮形成合流之势。虽然不能就民粹主义给出一个精确性的定义，但还是能够概括出它的总体特点，即单纯强调平民价值的极端平民化立场。从实践角度出发，民粹主义诞生于19世纪下半叶的东欧和北美，随后广泛传播到世界各地，成为现代政治舞台上的“幽灵”，在全球范围内发挥着自身的影响力。目前来看，“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瑞典等欧美国家以及波兰、土耳其等新兴市场国家，民粹主义以思潮、政党、精英、运动等诸多形态出现和发展”(2)程春华、张艳娇、王兰兰：《当前西方民粹主义研究述评：概念、类型与特征》，《国外理论动态》2020年第1期，第96页。。诸如英国脱欧以及特朗普上台等都是民粹主义从中作祟的结果。20世纪初，自民粹主义传入中国以来，就对中国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因不符合制度要求和国情土壤始终未在现实场域掀起大的波澜，这一状况直到互联网的出现才发生了改变。

纵览历史全局，科学技术的创新始终是社会进步和政治变革的巨大推动力。在网络技术的赋权下，人们能够突破时空限制，在相对轻松和自由的环境中，迅速及时地进行互动交流，整个世界都处于互联互通的信息巨网之中。互联网的出现重构了既有的政治生态，打破了传统的执政方式，民粹主义也由此找到了全新的栖居空间。由于网络空间自由、开放以及匿名的特征高度契合了民粹主义崇尚平等的思想主张，民粹主义迅速与网络技术衍化融合，改变自身的存在方式，形成了当代中国的民粹主义形态，即以互联网为媒介并且频繁发生于网络空间的网络民粹主义。在网络力量的加持下，较之传统民粹主义，网络民粹主义的波及范围和影响力度都要更加强大。实质上说，网络民粹主义是网络技术与民粹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是民粹主义在网络空间的延伸和变种，既具有传统民粹主义的普遍性特点，同时也兼具网络空间所赋予的特殊性品格，其内在本质未产生革命性变化，表现形式与存在样态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如保罗·塔格特所言：“民粹主义是一种阵发性的、反政治的、空心化的、打着危机旗号的变色龙。民粹主义不仅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出现，而且以不同的形式出现。”(3)保罗·塔格特：《民粹主义》，袁明旭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页。古今中外的民粹主义都以各自的方式存在着，对存在样态的深度挖掘是解开民粹主义密码的钥匙。反观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多伴随着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潜伏在网络舆论当中，以网络话语的形式发挥着对民众的动员作用。

网络民粹主义的暴发是间歇性的，通常以网络群体性事件为导火索。人类社会进入网络时代以来，网络空间成为社会矛盾的聚集地和社会情绪的宣泄场，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网络群体性事件背后大多都隐藏着民粹主义的潜流。而且，在当代中国，网络民粹主义并未在现实社会中形成一股独立的政治思潮，大部分情况下都是附着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出现。这些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议题各异，涵盖社会不公、个人维权、官员腐败等，利益诉求多于政治诉求。通过社交媒体进行诉求表达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网络民主的进步，但是客观来看，这些事件的发起目的截然不同，不仅仅是“弱势群体”的无助求援，也不乏网络推手的恶意营销。一定程度上，这些网络群体性事件为网络民粹主义披上了外衣，嘈杂的网络声音之中理性与非理性并存，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极易被卷入其中人云亦云，部分网民动辄以“人民代表”的身份肆意发表个人看法甚至一些主观偏见，更有网民对当事人进行“人肉搜索”并施加侮辱谩骂等人身攻击，网络谣言、网络暴力以及网络审判等混乱和失序的现象时有发生。

网络民粹主义的演变依附于网络舆论，在舆论大潮的聚合中主导舆论走向。公平正义是人类永恒的价值追求，然而，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还远未建立起来，当普通民众遭受不公正的待遇时便需要一个维权的通道和说理的地方。由于现实生活中的诉求表达渠道不畅，部分网民便诉诸网络曝光这种成本低廉且效果明显的方式寻求网络舆论的支持。网络民粹主义在网络群体事件中发挥作用主要就是通过主导网络舆论的方式进行的，对网络舆论的主导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是依靠对热点事件的报道、评论、点赞以及转发等媒体互动形式，抛出引导性的论调，引起网络围观，实现网络动员。这些引导性论调的抛出者包括草根倾向的精英群体、网络意见领袖、自媒体公众号以及社会大众。在“圈层化”的网络传播中，仅仅因为观点的新奇和犀利迎合了网民的猎奇心理就能吸引大批的追随者和拥护者，从而造成围观效应，主导舆论的走向。然而，这些观点和论调是正面积极的还是负面消极的，是理性客观的还是盲目随意的，都是不能确定且不可控制的。一旦消极负面的非理性观点占据了舆论的上风，就会有淹没事实真相的可能，也会有发生网络舆情的风险。作为普通的网民群体，或是出于意见一致的支持，抑或是盲目的相信，都在不知不觉中充当了网络民粹主义背后的推波助澜者。

网络民粹主义以网络话语的形式存在，通过话语用力量感召和吸引网民。话语是文本符号和价值主张的统一体，表面上看是用于语言表达的工具，实际上是知识与权力共谋形成的支配性力量。话语符号是否具有权威性、感召力和吸引力意味着能否牢牢掌握话语权。尤其是在虚拟的符号化网络世界，赢得话语符号的解释权就能够抢占网络阵地的重要先机。网络舆论在形态上表现为话语表达的集合，网络舆论中那些吸引眼球的言论往往能够迅速引发高度关注，成为左右舆论的重要话语资源。网络民粹主义没有代表机构也没有特定的拥护者，但是却有着鲜明的口号和诉求。“谁能够制造话语狂欢，谁就是网络民粹主义的领袖。”(4)郭小安、朱梦莹：《网络民粹主义的话语特征及动员逻辑》，《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第80页。网络民粹主义正是以网络话语的形式存在于网络空间中，借助符号表意、文本建构等生产出特定的话语，依靠话语实践传递出价值诉求和利益关系。目前来看，网络民粹主义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话语模式。在具体的网络群体事件发生后，网络民粹主义便选取合适的时机将话语系统嵌入其中，生产话语并进行包装，将事件引向民粹主义者的话语框架，从而左右舆论的风向并影响公众的判断。

二、网络民粹主义的运作模式揭露

“网络民粹主义虽然是民粹主义在网络空间的拓展和延伸，但又非互联网与民粹主义的简单叠加，其背后还有更为复杂的重构与演变发展机理。”(5)贾立政、王妍卓：《网络民粹主义的形成机理和抬头原因》，《人民论坛》2021年第35期，第48页。网络民粹主义不但以网络话语的样态存在，且已经形成了套路化的运作模式，依托话语运作在实践中发挥作用。透过对网络民粹主义话语运作模式的深入探讨，就能揭示出网络民粹主义话语背后隐匿的逻辑陷阱和价值冲突，从而脱掉网络民粹主义的话语外衣，抽丝剥茧一般揭露出网络民粹主义的真实面貌，进而把握网络民粹主义的整体图景、生成机理和演进态势，为网络民粹主义的治理提供遵循。

(一)网络民粹主义的话语叙事风格

网络民粹主义最为鲜明的话语叙事风格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话语立场。话语立场显示出说话者的利益代表性以及态度倾向，回答的是“为谁说话”的问题。毫无疑问，网络民粹主义强调平民和精英之间的对立，坚持站在平民的立场上说话，主张表达广大普通平民的意志，将精英预设为既得利益阶层，营造出平民与精英水火不容的态势。这里的平民是一个抽象同质的统一体概念，并没有特定的内涵和外延。在具体的事件中，谁是相对的弱势群体谁就代表平民。因而，网络民粹主义者的平民立场是极其狭隘的，实质上是以多数人利益损害少数人利益。现实生活中，民粹主义者始终坚持官与民的对立、富与穷的对立等。并且，网络民粹主义主张的这种二元对立是刻意营造的，在它的话语系统中存在极强的对抗性，首要关心的不是“谁是我们的朋友”，总是先抛出“谁是我们的敌人”。对此，保罗·塔格特指出，“哪些是人民，哪些不是人民，在实践中民粹主义者更容易确定后者”(6)保罗·塔格特：《民粹主义》，第127页。。事实上，平民与精英并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二者同样都对社会的正常运转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即便两者之间确有对立和冲突，也并非民粹主义者所描绘的那般不堪入目。网络民粹主义话语叙事中，“高贵者最卑贱，卑贱者最高贵”的话语立场进一步锐化了阶级冲突与对立，撕裂了社会共识，极其不利于社会和谐与稳定。

情绪先在的煽动性语境也是网络民粹主义进行话语叙事的一贯风格。当前，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后真相时代，是非曲直的判断依据不再是客观理性的事实真相，而是感性主观的极端情绪。“哪里有普遍的怨恨情绪，哪里就有民粹主义。”(7)Edward Shiles，“The torment of secrecy：The background and consequences of american security policies”，London：Heinemann，1956，pp.101.改革开放以来，底层民众的相对剥夺感致使当下中国社会积累起失望、焦虑、怨恨等社会情绪，这些负面情绪潜藏在不满者的内心深处，为网络民粹主义的爆发埋下了火种。网络民粹主义正是利用了这一点，通过悲情叙事刻意渲染，将弱者的悲惨形象赤裸裸地展现在公众面前，不遗余力地唤起公众的愤怒、怨恨和悲痛等情绪。由此，吐槽、嘲讽、谩骂、诅咒和抹黑等极端的情绪性话语充斥网络空间。激发个体的负面情绪还不是网络民粹主义的主要叙事策略，更为重要的是利用情绪的感染性扩散负面情绪。“一个被群体情绪传染的人会感觉到自己前所未有的强大。他的行动完全听凭于另一种陌生的力量，此时他心里笼罩着一种悲怆的情绪。这种感情让他表现得完全像是另一个人。”(8)伊丽莎白·诺尔-诺伊曼：《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社会的皮肤》，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96—98页。网络群体事件当中，勒庞所说的无意识的群体心理占据了上风，在盲目从众的心态驱使下，“乌合之众”会默契地相互印证，于是负面情绪持续发酵并迅速蔓延，肆无忌惮地在网络空间泼洒，形成一股强大的民粹主义潮流。在非理性情绪的支配下，网民对信息的接收和理解通常是选择性过滤的，只要是符合主观意愿的信息很容易就能激起认同感和参与热情。网络民粹主义这种情绪先在的煽动性语境迎合了“后真相时代”非理性的意见表达，造成群体极化效应，愈发彰显的社会情绪发酵特点淹没了个人的主见和事实的真相。

网络民粹主义的话语叙事风格还包括戏谑反讽的伪装性话语表达方式。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意识形态在社会上占据了主导地位，且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度也在逐步攀升，挤压了非理性社会思潮的生存空间，迫使非理性社会思潮努力寻找生存之道。就网络民粹主义而言，习惯从网络群体事件当中提炼出某些符号，形成幽默反讽、戏谑恶搞的网络话语进行自我表达，网络流行语、网络段子、网络歌曲以及网络视频等都是常见的载体。巴赫金的“狂欢”理论意在“官方世界的彼岸建立起的完全‘颠倒的世界’，这是平民大众的世界。这种生活打破了阶级、财产、门第、职位、等级、年龄、身份、性别的区分与界限，人们平等而亲昵地交往 、对话与游戏，尽情狂欢，对一切神圣物和日常生活的正常逻辑予以颠倒、亵渎、嘲弄、戏耍 、贬低 、歪曲与戏仿”(9)胡春阳：《网络：自由及其想象——以巴赫金狂欢理论为视角》，《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116页。。网络世界无疑就是巴赫金所描绘的第二世界，网络民粹主义者在这样的世界里凭借话语符号进行集体性的网络狂欢。这种戏谑反讽的伪装性话语表达方式适应了当前中国娱乐化的网络生态，契合了广大网民的心理需求，最大限度地吸引了受众的关注度，加快了传播的速度和范围。同时，降低了议题的敏感度，打消了人们对政治参与和价值关涉的顾虑，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受到网络民粹主义的洗脑。实际上，似是而非的网络话语背后传递出网络民粹主义特定的诉求和主张，无形中弱化了主流话语认同，甚至有一部分被沉淀下来，融入集体记忆当中，持续性影响公众认知，其危害性值得警惕。

(二)网络民粹主义的话语生产策略

网络民粹主义最擅长的话语生产策略是标签化话语生产，即根据不同身份的群体生产标签化的口号性话语。“网络空间民意往往表现出强烈的盲从，那是对于事实的高度符号化反应”(10)陈龙：《网络民粹主义的话语垄断策略》，《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第159页。，任何社会事件只要与“官”“警”“富”“公知”等扯上关系，网络民粹主义就会利用印在国人骨子里的刻板印象，条件反射式地对热点事件的牵涉主体贴上“富二代”“官二代”之类的标签，冠以“砖家”“叫兽”等污名化的称谓，并将此次事件主体的所作所为推演到整个群体身上，“为富不仁”“为官必贪”的群体形象便树立起来。而处在社会底层的弱势一方，则具有先天的道德优势，即便行为失范也情有可原。所有的口诛笔伐和喊打喊杀与事实真相无关，一切只在于涉事人物身上贴着的标签。这种标签化话语生产方式使还不知情的网民在了解事件时容易进入预设的认知模式，从而进入到网络民粹主义所期待的话语框架中，成为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个体。将具体个案转化为普遍现象是标签化话语生产的显著特点，这种标签化话语生产方式是一种简单粗暴的扣帽子、划阵营的做法，割裂了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

网络民粹主义的话语生产策略还包括勾连式话语生产，即将个别的社会事件与社会矛盾相联系提炼出相应的话语。民粹主义声称誓死捍卫底层大众和弱势群体的利益，认为现存的政府并不能有效地管理社会，只有绝对化的直接民主才能够保障平民的权利。现实的制度化参与渠道不畅，而网络民粹主义的要义是网络技术赋权于普通民众，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推动了表达的平权化，网络空间表达的平权化为民粹主义政治主张的实现提供了支撑，互联网由此成为弱势群体展示伤痕和抱团取暖的地方。面对出现的社会热点事件，网络民粹主义习惯借题发挥，总是想方设法将问题的原因归结于现行的制度和政策，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和政府等公权力，将偶然发生的个人利益问题扩大为政治问题，默默地为实现直接民主的诉求做出努力。进行问题高度的上升和问题严重程度的夸大是勾连式话语生产的显著特点，这种勾连式话语生产方式消解着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程度，冲击着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网络民粹主义的另一话语生产策略是批判性话语生产，即总是试图以否定、批判和解构的语言形式对事件做出评价。网络民粹主义的批判性话语生产方式活跃在时代舞台上，表现为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激进的革命性。变革时期，社会矛盾叠加是不可避免的，对社会上的丑陋现象进行谴责批评也是无可厚非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现代化的进程。然而，在网络民粹主义阴影的笼罩下，一股泛批判化的浪潮袭来，泛批判化倾向表现为单纯为了批判而批判，习惯性地放大社会阴暗面并传递负能量，忽视事件的具体背景以及党和政府为解决问题所做出的努力。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中的不合理之处加剧了民粹主义者对政府的信任危机，网络民粹主义对于来自官方渠道和权威人士的发声总是直觉性地质疑和否定，整个网络舆论总体上带有很多偏激和负面的色彩。总而言之，网络民粹主义批判性的话语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民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自信，对维护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了威胁。

(三)网络民粹主义的话语运作方式

网络民粹主义的话语运作方式是强势且野蛮的，内在蕴含着“听我说”以及“我说的是对的”“别人说的都不对”的运作逻辑。具体来说，就是想方设法建构话语框架，将事件导入预设的话语模式，并进行广泛的话语动员，营造围观效应，与此同时，极力压制其他不同的声音，将自身的影响力发挥到极致。

网络民粹主义的首要任务是进行话语渲染，凭借话术技巧博取公众眼球。并非每一个网络群体性事件都能自然而然地进入到网络民粹主义预设的话语框架中，对此，网络民粹主义要进行话语包装，按照美化平民阶层并妖魔化精英阶层的话语逻辑以及固定的话语生产策略，编造出完整的故事，传达出极端平民化的话语立场，尽量使事件贴合网络民粹主义的主题。为进行话语渲染，网络民粹主义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人肉搜索、爆料和谣言建构等都是其常用手段，致使虚假消息和错误观点大行其道。在网络意见的博弈之中，其制胜的法宝就在于吸引公众的眼球，造成围观效应。为满足公众的好奇心，赢得公众关注度，制造戏剧化的反转情节也是网络民粹主义进行话语渲染的惯用伎俩。出于明确的话语渲染目的，网络民粹主义所讲述的故事真假难辨，为事实真相蒙上了一层纱，干扰了公众的辨识力和判断力。

网络民粹主义在演化过程中不断开展话语动员，挟持民意主导网络舆论的走向。网络民粹主义在建构好议题之后便需要充分发挥议题的引导作用，持续性开展话语动员，鼓励普通民众同流合污。简而言之，就是在网络空间带节奏，通过各种方式造势起势，努力将事情闹大，造成舆论压力。各种自媒体竞相为网络民粹主义的话语动员助力，热点事件的进展被持续跟踪和直播，诉求和思维相近的群体会迅速交换意见达成共识，为网络民粹主义的演化积聚能量。网络空间的意见表达通常是非理性的，很容易就会汇入民粹主义的洪流，一旦民意聚集起来，便像洪水猛兽一般势不可挡，官方的意见和真理的声音都会被吞没，剩下的只是群氓的呐喊。随着法治化进程的推进，司法公正愈发成为人们关注的重要话题，网络民粹主义的话语动员作用在进行舆论审判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网络民粹主义凭借各种猜想对事件进行预审判，期望审判结果符合公众预期，如若不然，便会质疑司法公正。在集体声讨中，事实本身和法律规范都黯然失色，一切都让位于“弱者无罪”的话语立场。网络民粹主义就是这样不断将民意导入精心设计的话语框架之中，达到挟持民意控制舆论的效果。

网络民粹主义的终极目标是谋求话语霸权，与主流话语相抗衡。民粹主义要发挥作用，最为核心的一点是要汇聚起民众的力量。纵然网络空间为民意的汇聚提供了平台，殊不知，网络空间碎片化和解构化的特点并不利于达成强有力的共识。在众多网络热点社会事件中，舆论的反转现象也时有发生，不同声音的博弈不断影响着事件的走向。为此，网络民粹主义善于率先站在道德和舆论的制高点上对事件进行评判，代表平民一方的草根阶层凭借人多势众往往能够在话语霸权争夺中取得压倒性优势，一旦舆论热潮形成，任何异质性的意见都不允许存在。网络民粹主义不断对持不同意见的观点进行攻击和打压，多数异见往往由于寡不敌众的舆论态势陷入沉默的螺旋之中。此时，官方主流话语也站在了民粹式话语的对立面，成为民粹主义斗争的对象。官方主流话语在洪水猛兽般的民粹式言论面前很难有招架之力。在一些网络群体事件中，民众宁愿相信小道消息也不相信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消息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尤其是在推荐算法技术的支持下，民众越来越按照兴趣和喜好去选择信息，长期沉浸在网络民粹主义炮制的“话语茧房”之中，便失去了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自然而然就会对官方话语进行屏蔽。党同伐异的话语垄断操作使得网络民粹主义话语超越了主流话语的框架，赢得了话语霸权，裂解了主流话语的权威。

三、网络民粹主义的治理路向选择

凭借欺骗性的话语运作模式，网络民粹主义俨然已经成为一股辐射力强大的社会思潮，深刻影响着意识形态的整体格局。在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领域内，网络民粹主义治理成为亟待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网络民粹主义“中心稀薄”的特点为消解这一思潮造成了障碍，但是网络民粹主义以话语形式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发挥作用的特质却为治理这一思潮创造了契机。立足于话语维度，从话语立场、话语生产、话语斗争、话语主体和话语生态等路向逐个进击，方能提高网络民粹主义治理的有效性。

(一)撼动网络民粹主义的话语立场

二元对立的话语立场是网络民粹主义叙事的根本逻辑，话语的生产以及话语的运作都是围绕着这个根本逻辑展开的。话语维度的网络民粹主义治理最根本的就是要撼动网络民粹主义的话语立场。网络民粹主义之所以激进地陷入二元对立话语立场的怪圈，根源于现实社会中的固有矛盾。当官方主流话语的描述与社会现实之间不相符合时，网络民粹主义便乘虚而入。互联网之父温顿·瑟夫曾言，“互联网好比是一面镜子，反映出我们的社会。我们若不喜欢镜中所见的映像，问题不在于去矫正镜子；我们必须纠正社会”(11)陶鹏：《对网络民粹主义的审视与治理思考》，《理论导刊》2013年第9期，第12页。。纵然网络民粹主义是民粹主义在网络空间的镜像，但仍然摆脱不了传统民粹主义的窠臼，它产生的根源依然是现实社会中的固有矛盾。基于此，网络民粹主义的治理有效与否，从根本上取决于能否有效解决现实社会中的矛盾冲突，最为紧要的应该是从源头出发，撼动网络民粹主义二元对立的话语立场。

一方面，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7页。，民众乐于加入到网络民粹主义话语制造的大潮中，原因就在于自身的利益诉求没有得到充分满足。网络民粹主义坚持做平民大众的“代言人”，然而，处于社会转型期，在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中，平民大众恰好是利益相对受损的一方。要治理网络民粹主义，就要想方设法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话语是思想的上层建筑的重要内容，要在话语博弈中赢得赋权就必须要有相应的物质基础作为支撑。因此，要大力发展经济，夯实物质基础，让发展成果更普遍地惠及广大群众，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安全感和获得感。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当前的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人们的利益诉求不再单纯体现为基本的温饱问题，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也更加强烈。这充分反映出人民群众利益诉求的多元多样，映射到网络民粹主义的话语博弈中，内在要求增加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机会，回应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同时巩固一元主导和多元并存的意识形态格局，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

另一方面，持续推动社会公平正义。网络民粹主义的话语立场蕴含着“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朴素平等意识。相较于个体的利益诉求满足不充分，比较层面的相对剥夺感是导向网络民粹主义更致命的因素。“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可逾越。”(13)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页。利益固化的藩篱还未打破，持续拉大的贫富差距还未弥合，底层人民群众的民生问题还未得到妥善解决，凡此种种都在拷问着社会的公平正义，给网络民粹主义以可乘之机。只有构建一个更加平等公正的社会，解决民众的心理失衡问题，才能从根基上撼动网络民粹主义的话语立场。民众的心理剥夺感一方面来自于物质层面的不平衡，为此，要完善分配制度，努力缩小城乡以及区域之间的资源分配差距和居民贫富差距，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确保底层民众的基本生活；另一方面来自于对精英阶层掌握较多话语资源的不信任，为此，要畅通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保证普通民众说话的权利，做到政府信息的公开透明，消除民众对政府的猜忌心理。

(二)干涉网络民粹主义的话语生产

网络民粹主义通过源源不断的话语生产制造出表达网络民粹主义主张的话语符号，内蕴诉求主张的话语符号集合在一起，就形成了网络民粹主义干涉舆论的具体形态。网络民粹主义的话语生产方式呈现出简单化、对立化和极端化的特点，为网络民粹主义垄断式的话语运作提供了符号资源。因而，话语维度的网络民粹主义治理应该首先聚焦话语生产，干涉网络民粹主义的话语生产方式。话语是价值主张和符号表达的统一体，网络民粹主义的话语生产正是从话语内容和话语形式两个维度展开的。对网络民粹主义话语生产方式的干涉也应该从这两个方面入手。

一方面，引领网络民粹主义的话语内容生产。话语内容传递出话语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属性，决定着话语的性质和方向。对网络民粹主义话语生产的干涉更为重要的方面是对话语内容生产的引领，主要指通过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度，对冲网络民粹主义的消极影响。其一，主流意识形态是官方意志的体现，遵循从上到下的传播逻辑，少数精英分子的创制造成了普通民众无理由的排斥。对此，要让普通民众参与到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创制过程中，尽可能表达出普通民众的诉求，推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大众化，在话语的共建共享中消除民众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隔阂。其二，意识形态领域从来都是多元多变的，在这个“人人都有麦克风”“万物皆可媒”的时代，无法限制不同声音的存在，主流意识形态的真理性不可避免地会被网络民粹主义等极具迷惑性的错误思潮所遮蔽。为此，主流意识形态要加大对社会现实的解释力度，彰显出自身的科学性，并及时揭露网络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实质，对出现的网络民粹主义倾向进行引导，防止利益问题演化为政治风险。

另一方面，裂解网络民粹主义的话语形式生产。话语形式生产旨在从技术层面对话语内容进行符号表达，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可变性。如果说话语内容生产的引领是话语生产方式干涉中更为基本的方面，那么话语生产形式的裂解则是更为直接的途径，主要指消解网络民粹主义话语表达方式的优势。作为一种话语实践，网络民粹主义话语属于网络话语的具体表现形式。裂解网络民粹主义的话语形式生产，关键是要处理好官方话语和网络话语之间的关系，保持两者之间的适度张力。一方面，释放官方话语的亲和力。官方话语对待网络话语的态度决定了民众是否会亲近官方话语。为此，主流话语应放低姿态，理性呵护大众话语，形成和谐共生的话语局面。另一方面，降低网络话语的吸引力。网络话语是发生在网络空间的大众话语形态，话语生产的主要来源是网民群体的自发创造，草根戏谑和幽默反讽是其主要特点，由此也得到普通大众的偏爱。熟知网络话语融入网络空间的入场券，为此，在不改变话语内核的前提下，官方话语应主动吸纳网络话语中合理的表达形式，拿来网络话语的优势为我所用，降低网络话语对民众的吸引力。

(三)解构网络民粹主义的话语霸权

网络民粹主义话语功能的发挥最终是通过夺取话语霸权实现的，夺得了话语霸权意味着网络民粹主义在话语场域内占据了压倒性优势，拥有对议题的主动建构权和绝对解释权。要打破网络民粹主义的话语霸权，就需要积极开展话语斗争，在网络舆论中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网络民粹主义对话语霸权的争夺不是有组织、有计划和有目的的政治行为，而是一种由社会事件触发的底层民众的应激反应。因而，在与网络民粹主义的话语对抗中，常态化的预防和过程性的引导都是必不可少的。

一方面，塑造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网络民粹主义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民意的应激性自发表达，若等到网络民粹主义爆发之后再治理就很容易陷入手忙脚乱的被动境地。相反，将治理工作做在平时更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是一个躁动不安、个性张扬、情绪喷薄的时代，网络民粹主义思潮汇聚的过程中，无直接相关利益者的非理性情绪助推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归根结底是底层民众的相对剥夺感在起作用。根据认知心理学的原理，相对剥夺感的产生并不完全取决于客观存在的社会不公现象，个体对社会不公现象的主观态度和情绪体验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基于此，塑造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对防止网络民粹主义发生是至关重要的。为应对网络民粹主义的消极叙事手法，主流媒体要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原则，经常性向普通民众传递社会上的正能量，形塑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共建更加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同时要转变底层民众的“弱者心态”，解决其燃眉之急，廓清其错误认识，疏导其负面情绪，争取赢得底层民众的情感支持。

另一方面，积极开展话语斗争。基于不断的发展演变和深刻的社会根源，网络民粹主义治理是一项任重道远的任务，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试图短期内将其根除是几乎不可能的。要做好网络民粹主义间歇性出没的准备，提高与网络民粹主义开展话语斗争的能力。在网络群体性事件爆发之后，官方媒体要及时到位，第一时间还原事实真相，抢占舆论高地，将网络民粹主义的苗头扼杀在摇篮之中。一旦网络民粹主义的潮流开始汇聚，官方媒体应该积极寻找网络民粹主义的话语破绽和叙事陷阱，建构起更具对抗性的话语框架，压制网络民粹主义的声音，在话语斗争中牢牢掌握舆论主导权。

(四)规制网络民粹主义的话语主体

网民群体是网络空间中进行话语表达的行为主体，其一言一行牵动着整个网络空间的话语图景。网络民粹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主要取决于网民群体的参与和介入，鲜有学者和政客发表民粹主义言论。作为网络民粹主义生发的主导性因素，网民群体理性与否决定着网络民粹主义的出现频率和扩散程度。因而，话语维度的网络民粹主义治理要聚焦于网民群体这个话语言说主体，加强网络监管，净化网络空间。由于网民群体规模庞大且个体差异巨大，在网民群体的约束方面，要坚持自律和他律的统一，外在的网络立法压力和内在的网民自律动力都不可或缺。

一方面，加强网络立法，有效监管网络空间。塞缪尔·亨廷顿指出，“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类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14)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页。。在网络虚拟空间内，网民对言论自由权利的争取格外积极，冲动且盲目的网络民粹主义极大地破坏了网络空间的秩序。比起现实社会，网络虚拟空间的秩序维护更为重要也更有难度，原因在于网民法治观念的淡薄以及网络法律体系的不够完善。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网络民粹主义的治理自然应该顺应法治化趋势，规范网络空间的话语秩序。为此，一是要建立现代法治观念。“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要加强网络空间的普法力度，营造出崇尚法治、遵守法度的氛围，打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网络民粹主义无处遁形。二是要推进网络立法进程。出台关于网络话语的法律法规，完善网络法律法规体系，做到有法可依，同时加大对法律的贯彻执行力度，对发布不当言论和散布谣言的行为主体给予严厉的惩罚。

另一方面，加强网民自律，促进网民理性发声。网络民粹主义主要弥散于网民群体当中。目前来看，网民群体的文化素养参差不齐，且学历水平较低的青年行为主体占多数，在铺天盖地的网络信息面前很容易陷入民粹主义的话语圈套，对生活现状的不满使他们很容易沦为网络民粹主义的附庸。加之，隐匿的身份导致网民群体的非理性表达更加恣意妄为，网络空间呈现出众声喧哗的状态。据此，提高网民群体的理性程度、促进网民理性发声是扼制网络民粹主义迅速蔓延的重要方面。随着主体意识的觉醒，对于部分网民群体的规制而言，柔性的自律引导比强制的法律约束更加奏效，况且对网民群体规制的理想状态就是要实现网民的高度自律。为实现这一目标，要着重提高网民的媒介素养，增强网民对民粹化话语的辨别能力，引导网民有序化参与到网络舆论之中；要培养网民的公共精神，提高网民对于网络空间是公共空间的认识，培养网民在舆论表达中的责任认知，引导网民自觉在法律规范允许和社会公德接纳的前提下理性发声。

(五)涵养网络民粹主义的话语生态

“话语作为人与人沟通的言语行为，本身是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15)冯刚、龙波宇：《大学生网络话语的文化分析》，《思想理论教育》2018年第6期，第79页。网络民粹主义的话语实践不仅反映出网络文化的特征，同时也在建构着网络文化。话语生态就是指话语存在的文化条件及其内在规定性。网络文化是多主体共同创造的自下而上的大众文化，与网络民粹主义的阶层立场一致，成为网络民粹主义话语存在的文化条件。作为网络民粹主义生发的总体语境，如果网络文化是健康向上的，就会浸润整个网络空间，涵养清朗的话语生态，铲除网络民粹主义话语存在的文化土壤。话语维度的网络民粹主义治理内在蕴含着打造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营造和谐的话语生态。当前，网络文化呈现出媚俗趋利以及娱乐至上等异化现象，为网络民粹主义话语的运作提供便利，和谐话语生态的营造内在要求扭转网络文化的异化现象。

一方面，消解网络文化媚俗趋利的特点。当下的网络文化逐步暴露出其资本运作的逻辑本质，商业化的逐利本性使原本给人以精神享受的网络文化沦为物质化的庸俗文化。对于一些网络媒体尤其是自媒体来说，首要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吸引更多的目光，依靠粉丝和流量谋取利益。粗制滥造的文化产品收买了大批以消费享受为主要目的的网民，网络色情等灰色产业阻碍了网络文化的健康有序发展，以低级趣味追逐市场逻辑的特点迎合了大众的私欲，导致网络文化成为网络民粹主义孕育的温床。应该说，媚俗趋利特点的形成既是商业操控使然，也是网民群体主动迎合的结果。改变这一状况，要从供给侧加强网络文化生产监管，规范网络文化产业发展，强调网络文化产业的社会效益，增强网络文化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提供更加优质的网络文化产品和服务，放大网络文化产品的文化内涵和育人功能，推动网络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从需求侧提高网民群体的审美情趣，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积极引导网络文化消费，抵御消费主义思潮对网民群体的侵蚀。

另一方面，转变网络文化娱乐至上的取向。尼尔·波兹曼认为，“娱乐是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不管是什么内容，也不管采取什么视角，电视上的一切都是为了给我们提供娱乐。”(16)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北京：中信集团出版社，2015年，第106页。网络技术的迭代更新催生了空前丰富的娱乐方式，强化了文化的娱乐功能。当下的网络文化显示出与后现代娱乐主义相结合的特征，呈现出“泛娱乐化”的倾向，一切都可以渗入娱乐元素，娱乐成为网络文化的核心主题。网络文化这种娱乐至上的取向为网络民粹主义话语的伪装性话语表达方式提供了庇护，网罗了大批以消遣娱乐为目的的民粹主义拥护者。突破这一困境，要加强对网络文化的管理，净化网络文化的内容，对危及网络文化健康的娱乐化信息进行过滤和封堵，确保网络文化健康有序发展。受制于网络文化隐蔽性和渗透性的属性，想要进行及时有效的监控是有一定难度的，需要形成政府、互联网企业、新闻媒体行业以及网民群体的多主体协同共治格局，才能最大限度地转变网络文化的娱乐至上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