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中义

(1.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2.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40)

没有“仰视”，何来“平视”

面对钱锺书(1910—1998，下简称钱)这座“文化昆仑”(1)参阅李明生、王培元编：《文化昆仑(钱锺书其人其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该怎样称呼，才既具学术史含量，又无甚争议？后学祈愿海内外追认钱是“伟大学者暨思想家”(2)参阅高渊、夏中义：《钱锺书：被神化与被低估的》，《解放日报》，2020年12月1日首席专版。，这很难不诱发学界一串诘问：何谓“伟大学者”？它与“著名学者”界限何在？尊称钱是“思想家”的理据又是什么？这怕须著书十几万言才得表白。但若像王元化(1920—2008)称钱“是一个博闻强识的人”“没有人比他读书更多了”(3)吴琦幸：《王元化晚年谈话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27页。，或像余英时(1930—2021)“郑重指出，默存先生是中国古典文化在20世纪最高的结晶之一。他的逝世象征了中国古典文化和20世纪同时终结”(4)余英时：《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李明生、王培元编：《文化昆仑(钱锺书其人其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197页。，大概全世界都没异议。因为稍知钱的博学高华的人皆惊叹其“著作等身”绝非一个形容词，而已分明成为你不得不“仰视”的学养高度暨学思峰值。

复旦教授王水照(下简称王)是对“仰视—平视”领悟颇深的亲历者之一。王1960年北大毕业就参与中科院文研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唐诗选》注释，在钱身边亲承音旨近四十年。其晚境追忆豪贤时常被提示“平视”，“不要因‘仰视’而影响论析的客观性、科学性”(5)王水照：《钱锺书的学术人生》，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3页。或“评价大师不要陈义过高，也不能谬托知己”(6)王水照：《钱锺书的学术人生》，第308页。(朱维铮语)。但作为有切己经验的诚实学者，王对所谓“仰视”所体会到的，又远较旁白者“复杂”。他坦陈：“我不能花两个星期温一遍《十三经注疏》；不能看过宋人三百多家别集，一一做过笔记；不能读遍晚清别集(钱基博《〈读清人集别录〉小序》中言：‘余父子集部之学’可与钱大昕史学‘后先照映’)；不能按照图书馆书架一整排一整排地海量阅读；更不能留下多达四十几卷的手稿集……仅此数端，‘仰视’视角自然形成。装作‘平视’甚或‘俯视’，不是太不自然了吗？”(7)王水照：《钱锺书的学术人生》，第3页。

其实在请益钱师的日常语境，王未必始终“仰视”，尤其是在一再听到钱谦称“我有兴趣的是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8)王水照：《钱锺书的学术人生》，第112页。之时。但某种洁白的学术良知又显然在不时地自我警醒，不论与钱师有多亲切(“粘合得太紧”)，王又从骨子里认定“对钱先生留下来的学术遗产，我们又很难真正地贴近，很难真正洞悉他的底蕴”：

钱先生留下来的著作，绝大部分都是传统形式，《谈艺录》是诗话，《宋诗选注》是选本，《管锥编》是笔记。他的论文，从《旧文四篇》到《七缀集》，也与一般的学院派论文不在一个路数。虽然著作形式是传统的，但它们的内容却完全是新的，完全是用现代人的眼光对古今中外文学现象、文学资料的梳理、分析与阐发。在这些著作中，《手稿集》的形式是碎片式的，其内容及意义“所指”是不确定的，“能指”更是多意域、多向度的，怎样去接近钱先生创造的学术世界和达到的学术境界，是我们面对的重要问题。(9)王水照：《钱锺书的学术人生》，第308页。

这就意味着，在与钱师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仰视”抑或“平视”，王比旁人体味到的纠结实谓更真实且深挚。一方面，他经常耳闻钱戏称己学是“片言只语”“鸡零狗碎的小东西”(10)王水照：《钱锺书的学术人生》，第112页。，钱著也确凿“没有给出一个现成的作为独立之‘学’的理论体系”(11)王水照：《钱锺书的学术人生》，第7页。，这诚然须“平视”。但另一方面，王又同样确凿地看到“在他的著作中，精彩纷呈却散见各处，注重于具体文艺事实却莫不‘理在事中’，只有经过条理化和理论化的认真梳理和概括，才能加深体认和领悟，也才能去更深广的范围内发挥其作用”(12)王水照：《钱锺书的学术人生》，第7页。。简言之，令王纠结不已的焦虑是在：一方面，研读钱著“人们确实能感受到其中存在着统一的理论、概念、规律和法则，存在着一个互相‘打通’、印证生发、充满活泼生机的体系”；但另一方面，“感受不是科学研究，我无力说个明白”(13)王水照：《钱锺书的学术人生》，第7页。。这无疑表征20世纪80年代绵延至今的钱学研究“缺乏整体性、系统性”(14)王水照：《钱锺书的学术人生》，第112页。。然让人感动的是，王极具责任感，他竟为钱学研究未尽如人意而“愧悚不已”(15)王水照：《钱锺书的学术人生》，第7页。。这无意间又在警示学界，大凡矢志攀援“文化昆仑”的后学，“高山仰之”，还真非抬头“仰视”不可。

旨在实证的学案研究本须将人物“平视”为对象，而无须“仰视”为偶像。这很像天文学家借望远镜观测日蚀月蚀，哪怕天象再神妙诡谲，他也不宜吟诵“我是天狗，我把日吞了，我把月吞了”，因为诉诸冷静知性的科学考察，其本性是屏蔽情思夸饰的。但问题又出在，当映入你视野的那个人物太沉雄幽峭且云遮雾障，并远远地高出学界视平线，故你若不老老实实地先“仰视”其海拔顶点，再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去接近对象，又怎么可能“平视”？故为了最终赢取“平视”钱学的资格，研究者皆须虚怀若谷乃至敬畏地学会“仰视”钱学。做钱学研究，究其质，迹近做人，而不是做小额生意，这里容不得讨价还价，更不许沽名钓誉，所谓“弯道超车”，实谓“欺世诬圣”(戴震语)。

没有“仰视”，何来“平视”？钱学论域中任何有学术史含量的“平视”，甚少不是以研究者对钱学的长期“仰视”为前提的。也因此，不以“仰视”为前提的“平视”恐是“伪平视”，症候有两：要么是无理据地将钱学置于与他同等的凡庸平面；要么是出格地将自己虚拟成与钱学一般卓绝的学思顶峰。如上所述，当是就钱学研究“全局”(16)王水照：《钱锺书的学术人生》，第7页。而言。但不以“仰视”打底的“平视”是“伪平视”作为定律，即使落到本文“诗分唐宋”的专题框架，也依然有效。这就是说，围绕“诗分唐宋”一案，若不具“仰视”式谦卑，不能蠹虫般朴拙地对相关钱著作编年史细读(从1933年《中国文学小史序论》、1948年《谈艺录》，经1958年《宋诗选注》读到1979年《管锥编》四卷)，便草率地、一言以蔽之地将钱的“诗分唐宋”“平视”成与袁枚(1716—1798)“诗分唐宋”无异，这也就很难不沦为“伪平视”自欺欺人。殊不知袁枚“诗分唐宋”作为批评史关键词，其原义固然值得溯源，然钱的“诗分唐宋”作为其古典诗学今释的重头戏，无论逻辑构成还是历史视野皆远非袁枚《随园诗话》《续诗品》可轻言比拟。

本文还将见证，只须不折不扣地沿着钱著所预设的，从“分之界”→“分之径”→“分之悖”→“分之鉴”诸台阶去循序“仰视”，最终不仅可“平视”其“诗分唐宋”说究竟何谓，且还可“平视”钱在古典论域的角色自期，怕未必是他谦称的“我有兴趣的是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更靠谱的“自述”应是“我的原始兴趣所在是文学作品；具体作品引起了一些问题，导使我去探讨文艺理论和文艺史”——这就是说，钱未必满足于在古典论域当一个擅长趣味评判的鉴赏家，而是更期许自己能成为“对美的事物有兴趣，也发生了对理论的兴趣”(17)钱锺书：《作为美学家的自述》(1989年)，《写在人生边上 人生边上的边上 石语》，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204页。的美学家。

分之界：“丰神情韵”与“筋骨思理”

“分之界”是仰视钱的“诗分唐宋”说须立足的第一台阶。

钱始述“分之界”尚年轻，系1949年前的事。相关著述主要有两种：一是1933年《中国文学小史序论》(18)钱锺书：《中国文学小史序论》，《写在人生的边上 人生边上的边上 石语》，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92—109页。，连载于《国风半月刊》第八卷第八、十一期(时23岁，刚从清华外文系本科毕业)；二是1939年动笔、1942年脱稿的《谈艺录》，此书系诗话体，1948年初版目录所列标题计九十有一，赫然榜首即《诗分唐宋》(19)钱锺书：《诗分唐宋》，《谈艺录》补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5页。，可窥此论题在钱的心中分量之重(时29岁，刚履新国立蓝田师院教授。28岁应聘西南联大清华教授)。钱在“而立之年”前敢写《诗分唐宋》，诚非“初生之犊不怕虎”故不惮天高地厚，而是他早熟读《随园诗话》《续诗品》，颇知袁枚在“分之界”这一层面高见几何。不妨列三要点，来辨析钱与袁枚孰厚孰薄。

要点一，“正向立论”。

身份证上的报名照为何须免冠正面、五官清晰，而不是印一个黑乎乎的后脑勺？为了有效立判——“你是谁”，而非多此一举——“你不是谁”。对“诗分唐宋”的“分之界”给出界定，也宜“正向立论”，不宜“逆向驳论”，因为就表述效果而言，“是”比“不是”更具逻辑确定性。以此为视角，来比较钱与袁枚(下简称袁)界定“分之界”时谁棋高一着，也就不失理据。《随园诗话》卷六第十九：“诗分唐、宋，至今人犹恪守。却不知诗者，人之性情；唐、宋者，帝王之国号。人之性情，岂因国号而转移哉？”(20)袁枚：《随园诗话》，王英志校注，南京：南京出版社，2020年，第124页。这表明两点：一、袁不认同“诗分唐宋”之分界即“国号”(朝代)之分界；二、袁是“逆向驳论”说唐宋诗分界“不是”朝代之分界，而未“正向立论”说将唐宋诗分开的界限究竟“是”什么。钱所以更胜一筹，他是左右开弓：一方面，他熟识“随园论诗，深非分朝代，划时期之说”(21)钱锺书：《谈艺录》补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14页。，所以也不弃“逆向驳论”，说“曰唐曰宋，岂仅指时代(chronological epithet)”(22)钱锺书：《中国文学小史序论》，《写在人生的边上 人生边上的边上 石语》，第97页。，故“不必尽与朝政国事之治乱盛衰吻合”(23)钱锺书：《诗分唐宋》，《谈艺录》补订本，第2页。；另一方面，又紧扣“正向立论”，说诗分唐宋是受制于“体之得失，视乎格调(style)，属形式者也”，它迹近司空图《诗品》之“品性，品格之谓”，是在鉴赏学层面指称诗的“体貌悬殊、风格迥异”(24)钱锺书：《中国文学小史序论》，《写在人生的边上 人生边上的边上 石语》，第96—97页。。当钱这般着眼于审美论，将“分之界”定义为区划诗性样态的“格调”尺度时，他不仅在价值上将沈德潜“格调”所含的“正格定调”之俗儒教旨(25)沈德潜：《诗说晬语卷上》，《清诗话》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523页。全颠覆了，且在诗学上将“格调”确定为“风格异调”后，也就高屋建瓴地把他另些言论也豁然贯通了。比如，他说“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因为“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灵，则宋人之有唐音者”(26)钱锺书：《诗分唐宋》，《谈艺录》补订本，第2页。；又如，他说抄宋诗“盖抄宋诗之诗，非抄宋人之诗”，这与“杨万里《江西宗派诗序》云：‘诗江西也，非人江西也’”(27)钱锺书：《中国文学小史序论》，《写在人生的边上 人生边上的边上 石语》，第97页。如出一辙。

要点二，“精微拟容”。

“拟容”，原出《文心雕龙》比兴第三十六赞曰：“拟容取心”(28)参阅《文心雕龙注释》，周振甫注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95页。，意谓欲艺术地喻示诗人性情，其关键是须营构喻象来生动地感应其创作动机。“营构喻象”谓“拟容”，“感应动机”谓“取心”。用“精微拟容”来表征钱优于袁的要点二，是说这对古今才人虽皆认同唐音宋调酷似中华诗性脸上的两种容颜，但在学理“拟容”方面，袁流于肤廓，不若钱“精微”。《随园诗话》卷七第四六：

余尝铸香炉，合金、银、铜三品而火化焉。炉成后，金与银化，银与铜化，两物可合为一；惟金与铜，则各自凝结；如君子小人不相入也。因之，有悟于诗文之理。八家之文，三唐之诗，金、银也。不掺和铜、锡，所以品贵。宋、元以后诗文，则金、银、铜、锡，无所不掺，字面欠雅驯，逐为耳食者所摒，并其本质之金、银而薄之，可惜也！(29)袁枚：《随园诗话》，王英志校注，第142页。

可鉴袁大体是用“浑含”“刻露”来标识其对唐音宋调的两种体味：唐诗宛若金、银不搀铜、锡，故意兴“浑含”；宋诗因杂掺金、银、铜、锡，故思理“刻露”。但懂辩证法的袁又不主张“徒在浑含、刻露处分唐宋；则不知《三百篇》中，浑含固多，刻露者亦复不少”。(30)袁枚：《随园诗话》，王英志校注，第142页。

甚巧，《谈艺录》有“丰神情韵”“筋骨思理”这对词语，可用来与袁的“含浑”“刻露”做超时空呼应，这诚若韩愈祭文所叹“事有旷世而相感者”矣。(31)参阅钱锺书：《管锥编》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56页。但就“精微拟容”而言，又可谓“长江后浪推前浪，后浪或比前浪强”。钱“拟容”唐宋诗的迥异“格调”：“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32)钱锺书：《诗分唐宋》，《谈艺录》补订本，第2页。或许是怕有人会将钱如此绘声绘色、颇具性分质感的“断代言诗”又误读成“朝代之别”，故钱又表白他这番“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33)钱锺书：《诗分唐宋》，《谈艺录》补订本，第2页。而已。接着，钱又特地引德国席勒亦“谓诗不外两宗：古之诗真朴出自然，今之诗刻露见心思：一称其德，一称其巧”，也因此，中西诗史皆不乏“有古人而为今之诗者，有今人而为古之诗者，且有一人之身搀合今古者”(34)钱锺书：《诗分唐宋》，《谈艺录》补订本，第2—3页。。这也就意味着：

诗区唐宋，与席勒之诗分古今，此物此志。后见吴雨僧先生宓《艮斋诗草序》，亦持是说。夫人禀性，各有偏至。发为声诗，高明者近唐，沈潜者近宋，有不期而然者。故自宋以来，历元、明、清，才人辈出，而所作不能出唐宋之范围，皆可分唐宋之畛域。唐以前之汉、魏、六期，虽浑而未划，蕴而不发，亦未尝不可此例之。(35)钱锺书：《诗分唐宋》，《谈艺录》补订本，第3页。

更见慧骨深功的是，钱还将唐宋诗的“格调”变奏置于个体生命的不同时段来做审美体认：“一生之中，少年才气发扬，遂为唐体，晚节思虑深沉，乃染宋调。若木之明，崦嵫之景，心光既异，心声亦以先后不侔。”(36)钱锺书：《诗分唐宋》，《谈艺录》补订本，第4页。堪称幽邃精微矣。

要点三，“因文知世”。

论述唐宋诗之分界就像擂台：若曰在“正向立论”“精微拟容”这两回合，袁与钱尚有拳路往来，其落差是在“多少”或“良莠”之间；那么，在“因文知世”这回合，则唯见钱挥洒方遒、有我无他，袁已缺席。

根子仍得到学界“惯性思维”中去找。因为惯于将文学史形同于“题材—主题”史这一主流定式，很容易让学界青睐文学史的“断代分期”，继而顺势将有别于“题材—主题”史(写什么)的“形式—格调”史(怎么写)也粗糙地纳入“断代分期”，将“唐宋诗分界”误判给“朝代之别”。钱1933年曾昭示学界，他不认同从国史鼎革所诱发的“民族心理”断层，无条件地推出“朝代之别”对“唐宋诗分界”具有强制性的因果律。因为这已不是“因文知世”，而是“因世求文”，有机械反映论之嫌。由于“因文知世”作为钱“分之界”要点三的学思含金量颇丰，非潜心咀嚼再三，恐难得正解，故大段引文值矣——

吾国易代之际，均事兵战，丧乱弘多，朝野颠覆，茫茫浩劫，玉石昆冈，惘惘生存，丘山华屋。当此之时，人奋于武，未暇修文，词章亦以少少衰息矣。天下既定于一，民得休息，久乱得治，久分得合，相与燕忻其私，而在上者又往往欲润色鸿业，增饰承平，此时之民族心理，别成一段落，所谓兴朝(“centuryof hope”)气象，与叔季(Fin de Siécle)性情，迥乎不同，而遗老逸民，富于故国之思者，身世飘零之感，宇宙摇落之悲，百端交集，发为诗文，哀愤之思，惨苦风霜，憔悴之音，托于环玦；苞稂黍离之什，旨乱而词隐，别拓一新境地。赵翼《题梅村集》所云：“国家不幸诗人幸，说到沧桑语便工”，文学之于鼎革有关，断然可识矣。(37)钱锺书：《中国文学小史序论》，《写在人生的边上 人生边上的边上 石语》，第98页。

如上所述，表明钱不讳言“文学与鼎革”之间有因果关系。然钱又声明“惟历史现象之有因果为一事，历史现象中孰为因孰为果复是一事，前者可以推而信之，后者必得验而识之”；且在下页又重申“吾侪可信历史现象之有因果关系，而不能断言其某为因某为果，浑二事而一之，未之思耳！”(38)钱锺书：《中国文学小史序论》，《写在人生的边上 人生边上的边上 石语》，第98—99页。，将此宏大哲思落到鉴赏论的微观“格调”平台，钱“苦于篇幅狭短”，又以极凝练的笔触写了这段他最想说的“硁硁之愚”(肺腑之言)：

窃谓当因文知世，不宜因世而求文；因世以求文，鲜有不强别因果者矣！……且文学演变，自有脉络可寻。……忆史家G.M.Trevelyan：Clio：A Muse文集中曾言历史现象，往往因同果异，不归一律；同一饥馑也，或则使人革命，或则使人待毙。此亦不揣其本之说。饥馑之外，当有无数适逢其会之人情世事(Variables)，或隐或显，相克相生，互为函系(function)，故非仅果异，实由因殊，特微茫繁赜，史家无以尽识其貌同心异之处耳。每见文学史作者，固执社会造因之说，以普通之社会状况解释特殊之文学风格，以某种文学之产生胥由于某时某地；其臆必目论，固置不言，而同时同地，往往有风格绝然不同之文学，使造因止于时地而已，则将何以解此歧出耶？盖时地而外，必有无量数影响势力，为一人之所独具，而非流辈之所共被焉。故不欲言因果则已，若欲言之，则必详搜博讨，而岂可以时地二字草草了之哉！由前之说，则妄谈因果，乖存疑之诫，是为多事；由后之说，则既言因果，而不求详密完备，又过省事矣。鄙见以为不如以文学之风格、思想之型式，与夫政治制度、社会状态，皆视为某种时代精神之表现，平行四出，异辙同源，彼此之间，初无先因后果之连谊，而相为映射阐发，正可由以窥见此种时代精神之特征；较之社会造因之说，似稍谨慎(略见拙作《旁观者》)，又有进者，时势身世不过能解释何以而有某种作品，至某种作品之何以为佳为劣，则非时势身世之所能解答，作品之发生，与作品之价值，绝然两事；感遇发为文章，才力定其造诣，文章之造作，系乎感遇也，文章之造诣，不系乎感遇也，此所以同一题目之作而美恶时复相径庭也。(39)钱锺书：《中国文学小史序论》，《写在人生的边上 人生边上的边上 石语》，第99—100页。

若非逐字逐句地辑录，谁敢说这段因“格调”生发又逸出“格调”、融铸了文史哲的700字美文，著者竟是一位初出茅庐的本科生？继而，谁又敢信那个二十年后倾倒大陆学界、几令所有学者膝盖变软的域外权威理论，其虚妄内核其实早被这位清华学子揭得没了面子？末了，则是谁愿信钱在80岁“自述”的他是因文学鉴赏驱动才去探源文艺学暨批评史的“美学家”，实际上，钱在23岁时已做得很漂亮了。一座迟早将横空出世的“文化昆仑”，在青春期已高耸得让人须仰视才见。叹世间隔膜久矣，视而不见。

分之径：以“文字、才学、议论”为诗

“分之径”，是仰视钱“诗分唐宋”说须拾级的第二台阶。

钱自觉追溯宋诗从唐诗母腹分娩而出，有“以‘文字、才学、议论’为诗”这三路径，始于1955年(时45岁)，忆其年轻时论述“分之界”已恍若隔世，故钱“太息交游秋后叶，枝头曾见绿成荫”(40)钱锺书：《向觉明达属题Legouis与Cazamian合著英国文学史》(1956年)之三，《槐聚诗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18页。也自在情理中。钱撰“分之径”的名著当数《宋诗选注》1958年初版。欲评判此书的学术价值，不外两个视角：一是着眼于钱著写作史(微观)；二是回到清代围绕“诗分唐宋”而铺陈的批评史现场(宏观)，再来考辨钱的批评史贡献何在。

关于视角一，钱曾两次简述《宋诗选注》之缘起。一是1981年钱接受香港友人的访谈：“这部选注是文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已故郑振铎先生要我干的。因为我曾蒙他的同乡前辈陈衍(石遗)先生等的过奖，(他)就有了一个印象，以为我喜欢宋诗。”(41)钱锺书：《香港版〈宋诗选注〉前言》(1988年)，《宋诗选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478页。二是1988年钱为香港版《宋诗选注》撰前言时的补白：“文学研究所成立时，我原是外国文学组的成员。郑先生以所长而兼任中国古代文学组组长，把我‘借调’过去，从此一‘借’不复还，一‘调’不再动。”(42)钱锺书：《香港版〈宋诗选注〉前言》(1988年)，《宋诗选注》，第479页。由此不难听出钱当年奉命撰书时的无奈。“碧海掣鲸闲此年，只教疏凿别清浑。”(43)钱锺书：《赴鄂道中》(1957年)之二，《槐聚诗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19页。诗人本系清华—牛津出身的资深专家，其角色理应到外国文学论域去“碧海掣鲸”，怎能让他钻故纸堆晨书暝写、疏凿清浊呢？这是众所周知的史实一角。学术史还有另一角也颇真实：钱后来“单干”此书仍甚投入，“花了两年工夫”，硬在不适合做学术的“大气压下”“自作聪明”(44)钱锺书：《香港版〈宋诗选注〉前言》(1988年)，《宋诗选注》，第479页。地将奉命之作写成了学术名著，这又缘何？谜底拟到其旧体诗去找：“且借余明邻壁凿，敢违流俗别蹊行。”(45)钱锺书：《龙榆生寄示端午漫成绝句，即追和其去年秋夕见杯韵》(1959年)，《槐聚诗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21页。这首七律是提示宜将此书写作置于当年时势去考察，这也就意味着钱须在那堵将国史隔出异质时空的墙上凿一洞孔，才可让1948年版《谈艺录》“诗分唐宋”的学术之光(此谓“余明”)，能穿越屏障而顺势推演出1958版《宋诗选注》。这就是说，从《谈艺录》到《宋诗选注》，其实埋着一条内在理路：若曰前者是从“分之界”来对唐音宋调这两种“格调”给出诗学“拟容”，那么后者则是追问且追踪唐音的“丰神情韵”是怎样生出了宋调的“筋骨思理”。“诗分唐宋”的那个“分”，在《谈艺录》属“静态区划”，在《宋诗选注》已演化为“动态分娩”。这在当年学界，恐是谁也不敢想，更没胆气兼才气去做的创意暨创举。“谁也不敢想”，此谓“流俗”；钱敢想敢做，则谓“别蹊”。为何“谁也不敢想”？因为受制于苏联理论模式，当偌大学界几乎言必称“文学是对现实的形象再现”或“文学史是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史”，谁又能像钱那样沉潜于形式演化史，钻到唐诗母腹去采样宋诗赖以受孕的诗性基因呢？

再看视角二。颇具深致的是，若钱在1955—1957年间，未能将“诗分唐宋”说从《谈艺录》“分之界”推进到《宋诗选注》“分之径”，那么，叶燮(1627—1703)论“才、胆、识、力”，赵翼(1727—1814)论韩愈、苏轼、黄庭坚诸案的清代诗学，怕不免像深居故宫的稀世珍宝，国人大多艳慕其传说，未必能零距离地目眩其皇室贵气，更遑论真识其艺术史价值而生“现代文创”灵感。但问题是，当钱将“诗分唐宋”说推演到当世乍看属独行侠之旅，然若将其轨迹衍射到清代批评史呢，居然发生奇迹了：曾几何时，那群只被学院派当作古文献来检索、以期填塞其教材框架的清学先贤，仿佛长眠地下甚久又兀地还魂一般，他们嗅到的《宋诗选注》所弥散的诗学灵气，实在是先贤于17世纪《原诗》、18世纪《瓯北诗话》曾滚烫地涤荡且喷薄过的故国诗心。于是不得不承认，若只以晚近七十年的当代为参照，钱的“诗分唐宋”说委实古僻得像苍穹掉下的飞来峰；但若引进晚近四百年的大“批评史”视野，则不仅叶燮、赵翼留在国故棋盘上的诗话残谱会像围棋中的“僵尸流”一般被激活成胜负手，并且钱的“诗分唐宋”说也因有清学龙脉为根，更可鉴钱这座“文化昆仑”所以凛然而让人肃然起敬，是因为他确有吐纳古今之雄风。

由此放飞想象，称晚近四百年的大“批评史”未必不存在一条冠名“诗分唐宋”说的时光赛道，叶燮、赵翼、钱锺书被选中在玩诗学接力，并非搞笑。

让叶燮跑第一棒不无理由。叶燮辈分高，比赵翼长一百岁，长钱锺书近两百岁。更关键的是，其《原诗》襟怀宏阔、快意高论，谈诗动辄上下三千年(自《三百篇》而汉，经魏、六朝、三唐，历宋、元、明直抵清初)，纵论诗史千古唯一不变者即一“变”字，大言“诗有源又有流，有本必达末；又有因流而溯源，循末而返本”；换言之，“则盛而必至于衰，又必自衰而复盛，非在前者之必居于盛，后者必居于衰也”(46)叶燮：《原诗》卷一(内篇上)，《清诗话》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565页。。这皆表征叶燮跑“诗分唐宋”说第一棒委实恰当，因为他旨在反复古、反模拟、主导发展是硬道理的“正变”说，简直就是为解释“诗分唐宋”而量身定制。钱著《宋诗选注》所探究的唐音怎样分娩出宋调，其总体路数甚契叶燮“正变”说。

叶燮不仅有宏论“经纬天地”，他更微言诗人的“才、胆、识、力”，深信诗史赖以“正变”的内驱力是植根于天才诗人的“心之神明”(47)叶燮：《原诗》卷二(内篇下)，《清诗话》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579页。。叶燮对批评史的大贡献莫过于他甄别“天才与庸众”所持的“存在论”尺度。简言之，叶燮认为天才所以拔萃于庸众，是因为天才不屑媚俗“人言是则是之，人言非则非之。夫非必谓人言之不可凭也，而彼先不能得我心之是非而是非之，又安能知人言之是非而是非之也？”(48)叶燮：《原诗》卷二(内篇下)，《清诗话》下册，第579—580页。这就意味着天才者若“以著作自命，将进退古人，次第前哲，必具有只眼，而后泰然有自居之地。倘议论是非，聋瞀于中心，而随世人之影响而附会之，终日以其言语笔墨为人使令驱役，不亦愚乎？且有不自以为愚，施愚成妄，妄以生骄，而愚甚焉。原其患，始于无识不能取舍之故也”(49)叶燮：《原诗》卷二(内篇下)，《清诗话》下册，第580页。。叶燮说“因无识，故无胆”，“吾故曰：无胆则笔墨畏缩。胆既诎矣，才何由而得伸乎？”(50)叶燮：《原诗》卷二(内篇下)，《清诗话》下册，第581页。那么，何谓“才”呢？叶燮曰：“夫人之所不能知，而惟我有才触知之；于人之所不能言，而惟我有才能言之，纵其心思之氤氲磅礴，上下纵横，凡六合以内外，皆不得而囿之。以是措而为文辞，而至理存焉，万事凖焉，深情托焉，是之谓有才。”(51)叶燮：《原诗》卷二(内篇下)，《清诗话》下册，第581页。旋即，他又将其“天才观”落到历代哲贤身上去印证：

吾尝观古之才人，合诗与文而论之，如左丘明、司马迁、贾谊、李白、杜甫、韩愈、苏轼之徒，天地万物皆递开辟于其笔端，无有不可举，无有不能胜，前不必有所承，后不必有所继，而各有其愉快，如是之才，必有其力以载之。惟力大而才能坚，故至坚而不可摧也。历千百代而不朽者以此。(52)叶燮：《原诗》卷二(内篇下)，《清诗话》下册，第582页。

叶燮夸耀历代豪贤可谓痛快淋漓，然终究未将豪贤特别是韩愈、苏轼的“才、胆、识、力”细深地坐实为他们直接驱动“诗分唐宋”时的“文字、才学、议论”诸路径，也属实。但批评史的诡异又体现为：正是叶燮《原诗》拙于细说的地方，偏偏成了百年后赵翼《瓯北诗话》最意气风发的讲坛。故让赵翼跑“诗分唐宋”说第二棒，几近天意。

同样是赞赏韩愈(及苏轼)的“才、胆、识、力”，也认同叶燮所谓有识方有胆、才、力，“识”是驱动诗人“胆、才、力”的引擎，然赵翼的别具慧眼更呈示为：当叶燮无意有意地将天才之“识”通解为“有别于坊间庸众”的“我不是”时，赵翼更透彻地将天才之“识”置于人格自圣高度，当仁不让地预识“我就是”当世那位能名垂千古的人物。这很接近钱锺书所界定的杨万里式的“别才”，即指“宿世渐熏而今生顿见之解悟”的天生“遗传”之才。(53)钱锺书：《谈艺录》补订本，第99页。且读赵翼对韩愈诗案的精彩论述如下。

论述一，韩愈(768—824)何以能成为史上“不分轩轾”(54)赵翼：《瓯北诗话校注》，江守义、李成玉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56页。地称颂“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调张籍》)的始作俑者？赵翼是从两方面来解读的。先谈客观背景，李白(701—763)、杜甫(712—770)是盛唐人，李生前自知诗名“震爆一世”，杜虽自负地置己于“自《风》《骚》以及汉、魏、六朝诸才子”之列，“无不悉其才力而默相比较，自觉己与白之才，实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还是未免害羞，自嫌“美名人不及”(55)赵翼：《瓯北诗话校注》，江守义、李成玉校注，第56页。(《赠高适》)，不及李白那般名动山河。转眼中唐，韩愈终于忍不住并尊李杜，扼腕浩叹“远追甫白感至諴”(《酬卢之夫》)，或“近怜李杜无检束，烂漫长醉多文词”(56)赵翼：《瓯北诗话校注》，江守义、李成玉校注，第56页。(《感春》)。其主观动因之一，在赵翼眼中，当时韩愈太想让朝野能将他与其所心折的孟郊(字东野)，也被比肩推举为“中唐版”李杜，谁知人家漠然未觉，韩索性快人快语赠诗孟郊自我标榜：“昔年曾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吾与东野生竝世，如何复蹑二人踪？……我愿化为云，东野化为龙。”(57)赵翼：《瓯北诗话校注》，江守义、李成玉校注，第82页。(《醉留在野》)豪贤无忌，自信满满，脱口而出，倒也可爱。

论述二，韩愈(字昌黎)为何这般无顾忌地张扬“韩孟并称”呢？若借唐人骆宾王言，拟“衒才扬己”；若用左翼规训，属“顽强地表现自我”；让赵翼自己来说，约“逞己意”(58)赵翼：《瓯北诗话校注》，江守义、李成玉校注，第60页。三字耳。其实，“逞己意”并无“原罪”之嫌，不就是对严羽“诗者，吟咏性情”(59)严羽：《沧浪诗话校释》，郭绍虞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26页。的“重金属版”么？“己意”即“性情”，“逞”是在“吟咏”时飙高音，不一味温婉谦恭而已。或许赵翼本意即此。赵说：“盖昌黎本好为奇崛矞皇，而东野盤空硬语，妥帖排奡，趣尚略同，才力又相等，一旦相遇，遂不觉胶之投漆，相得无间，宜其倾倒之至也。”(60)赵翼：《瓯北诗话校注》，江守义、李成玉校注，第82页。随即赵以联句为例来论证：“凡昌黎与东野联句，必字字争胜，不肯稍让；与他人联句，则平易近人。可知昌黎之于东野，实有资其相长之功。宋人疑联句诗多系韩改孟，黄山谷则谓韩何能改孟，乃孟改韩耳，此语虽未免过当，要之二人工力悉敌，实未易优劣。昌黎作《双鸟诗》，喻己与东野一鸣，而万物皆不敢出声。东野诗亦云：‘诗骨耸东野，诗涛涌退之。’居然旗鼓相当，不复谦让。至今果韩、孟竝称。盖二人各自忖其才兮所至，而预定声价矣。”(61)赵翼：《瓯北诗话校注》，江守义、李成玉校注，第82—83页。赵这段评议，得让人联想棋王对弈或老戏骨联袂登台飙对手戏，皆打鸡血一般亢奋，行话叫“享受过程”。也可谓是马斯洛“生命高峰体验”水平的“主体间性”。

论述三，当韩愈“平生所心摹力追者，惟李、杜二公”(62)赵翼：《瓯北诗话校注》，江守义、李成玉校注，第80页。，即念念不忘自己系“何等人物”，那么他每逢独吟或酬唱若不把自己“逼上梁山”，怕舍此不足以令诗骨高耸、诗涛汹涌，这岂非太为难或苛责自己么？赵咀嚼韩诗所尝到的滋味即此。赵这般体恤韩的独到动机：“顾李、杜之前，未有李、杜；故二公才气横恣，各开生面，遂独有千古。至昌黎时，李、杜已在前，纵极力变化，终不能再辟一径。”(63)赵翼：《瓯北诗话校注》，江守义、李成玉校注，第80页。这咋办？赵一眼看透韩的内心：“惟少陵奇险处，尚有可推广，故一眼觑定，欲从此辟山开道，自成一家。此昌黎注意所在也。”(64)赵翼：《瓯北诗话校注》，江守义、李成玉校注，第80页。于是，大凡“少陵才思所到，偶然得之”的别具心裁处，也就被韩顺手拿来“专以此求胜，故时见斧凿痕迹”(65)赵翼：《瓯北诗话校注》，江守义、李成玉校注，第80页。——亦即为了能在唐诗堡垒砸出几多缺口，韩拼命地左冲右突，只要能表征他“不同凡响”，其“筋骨思理”哪怕“刻露”到秀肌肉般僵硬(谓宋调)，哪怕将“丰神情韵”之“浑含”(此谓唐音)全舍弃，韩也无所谓。从这一角度也印证所谓宋诗，其实确是“钱锺书所说宋体之诗”，并非“宋人之诗”，因为在唐音乐团率先拨响宋调的不和谐的韩愈本是唐人非宋人。

记得《沧浪诗话》当年指责江西宗派(从黄庭坚到陈师道)割席唐音的过错是“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66)严羽：《沧浪诗话校释》，郭绍虞校释，第26页。，却未说清为何“以文字、才学、议论为诗”，就会搅混唐诗这锅粥。严羽在13世纪落下的这块议论空缺，过五百年，到18世纪赵翼那儿始见填补。其实绩是夯实了韩愈在借“文字”“才学”路径初探“诗分唐宋”时，其功过究竟几何。

比如“以文字为诗”样式之一，是“盘空硬语”，赵当承认韩诗力豪健，其“思语俱奇，真未经人道”(67)赵翼：《瓯北诗话校注》，江守义、李成玉校注，第87页。所达到的偏激程度，远比杜甫“语不惊人誓不休”厉害得多。例如韩诗《竹簟》中“倒身甘寝百疾愈，却愿天日恒炎曦”，便是“盘空硬语”，硬得谁也吃不消。赵按：“谓因竹簟可爱，转愿天不退暑，而长卧此也。此已不免过火；然思力所至，宁过毋不及，所谓矢在弦上，不得不发也。”(68)赵翼：《瓯北诗话校注》，江守义、李成玉校注，第87页。若说好话，这叫“大才无所不办”(69)赵翼：《瓯北诗话校注》，江守义、李成玉校注，第88页。；若说实话，这未免是无端抛掷豪气，有点无聊。又如韩将其诗语创新设定为“务为前人所未有”，其“《南山诗》内铺列春夏秋冬四时之景；《月蚀诗》内铺列东西南北四方之神；《谴疟鬼》诗内历数医师、炙师、诅师、符师是也。又如《南山诗》连用数十‘或’字；《双鸟诗》连用‘不停两鸟鸣’四句；《杂诗》四首内一首连用五‘鸣’字；《赠别元十八》诗连用四‘何’字：皆有意出奇，另增一格”(70)赵翼：《瓯北诗话校注》，江守义、李成玉校注，第95—96页。恐已走向反面，倒胃口。

这般看来，韩诗之被诟病，并非因其“才学”不大，而是倒在“才学”太大，剑走偏锋，反受其累。赵对此看得极准：“昌黎诗中律诗最少。五律尚有长篇及与同人唱和之作，七律则全集仅十二首。”这又为何？症结就在韩“才力雄厚，惟古诗足以驰骤，一束于格式声病，即难展其所长，故不肯多作”(71)赵翼：《瓯北诗话校注》，江守义、李成玉校注，第101页。。

赵翼实诚，对历代巨匠在“诗分唐宋”一案的孰功孰过颇开诚布公，不溢美，不文过饰非，不为尊者讳。读赵对韩愈突破唐音时的大刀阔斧，至少可悟严羽在南宋为何对江西宗派离诗性的渐行渐远气得义愤填膺？根子怕在江西宗派比韩愈走得更远更离谱，故严羽忍无可忍。然赵又颇具辨析力，他看到“诗分唐宋”之旅虽多波折，但也并非只付昂贵学费，而未见喜人创获。在论述苏轼创新“博喻”一题时，赵翼显然极赞赏“才学”对“诗分唐宋”所生发的审美演进效能，其文采独步千古。也正是这一点，似又成了标识钱锺书从赵手中接过了“诗分唐宋”说之第三棒，因为在评价苏轼“博喻”时，钱与赵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苏轼《百步洪》第一首写水波冲泻的四句“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不愧为宋诗“博喻”之典范，因为它像辉映千秋之明珠同样闪灼了赵、钱的慧眼。赵脱口赞曰：“形容水流迅驶，连用七喻，实古所未有。”(72)赵翼：《瓯北诗话校注》，江守义、李成玉校注，第183页。钱也真像接棒者，将赵内心对苏轼“博喻”很想说、然未说尽的话说了出来。钱著《宋诗选注》是从“诗学界定”“诗史比较”角度来论述的。着眼于诗学角度，钱将“博喻”界定为“比喻的丰富、新鲜和贴切”，“一连串把五花八门的形象来表达一件事物的一个方面或一种状态。这种描写和衬托的方法仿佛是采用了旧小说里讲的‘车轮战法’，连一接二地搞得那件事物应接不暇、本相毕现，降伏在诗人的笔下”，这在西方经典中被称为“莎士比亚式的比喻”。这正是苏轼“风格上的大特色”(73)钱锺书：《宋诗选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99—100页。之所在。着眼于诗史角度，钱则俯瞰——

在中国诗歌里，《诗经》每每有这种写法，像《国风》的《柏舟》连用镜、石、席三个形象来跟心情参照，《小雅》的《斯干》连说“如跂斯翼，如矢其棘，如鸟斯革，如翚斯飞”来形容建筑物线条的整齐挺耸。唐代算韩愈的诗里这类比喻最多，例如《送无本师》先有“蛟龙弄角牙”等八句四个比喻来讲诗胆的泼辣，又有“蜂蝉碎锦缬”等四句四个比喻来讲诗才的秀拔，或像《峋嵝山》里“科斗拳身韮倒披”等两句四个比喻来讲字体的奇怪。(皆不如苏轼《百步洪》一般——引者)错综利落，衬得《诗经》和韩愈的例子都呆板滞钝了。(74)钱锺书：《宋诗选注》，第100页。

这又“不约而同”，然“有约在先”似的与赵翼说到一块去了。赵谓苏轼《百步洪》式的博喻“虽随笔所至，自成创句，所谓‘风引水上，自然成文’”，其“句法之奇，自古未有，然老横莫有敢议其拙率者，可见其才大，无所不可也”(75)赵翼：《瓯北诗话校注》，江守义、李成玉校注，第184页。。这用钱的语式来转述，亦即“苏轼所一再声明的，作文该像‘行云流水’或‘泉源涌地’那样的自在活泼，可是同时候很谨严地‘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李白以后，古代大约没有人赶得上苏轼这种‘豪放’”(76)钱锺书：《宋诗选注》，第99页。。

赵、钱面对苏轼博喻既然“所见略同”，当不讳言彼此是“大同小异”“同中有异”或“和而不同，异而相容”。具体而论，则须落到对博喻的“来龙—去脉”关系之考辨上来细说。“来龙”，是指对“博喻”的微观发生学探询，追问苏轼“博喻”与其绝代“才学”的因果关联究竟何谓；“去脉”，则将受制于绝代“才学”的苏轼“博喻”(形式创新符号)置于宏观诗艺演化框架去考察，以期显微知著地印证由苏轼“才学”所孕育的“博喻”胎儿是怎样从唐音的母腹分娩而出，且与“文字”“议论”携手而最终独立为一代新风之宋调的。

解会“诗分唐宋”之学者，当知赵在探幽“博喻”对苏轼“才学”的发生学依赖方面，用力甚深。赵是距今三百年的古贤，当不详“发生学”作为一种学案研究方法，旨在沉潜于对象心灵去探询其创意赖以生成的直接心因(内驱力)，但这并不阻碍赵仍能凭其天才敏锐地直觉到“博喻”奇葩何以能惊艳于中华诗史。这就是说，本属宋代散文家所讲究的“博喻”(77)钱锺书：《宋诗选注》，第99页。，到了苏轼手里所以能蔚然而成“诗分唐宋”的霓虹之桥，答案只有一个：其根基是夯在苏轼的绝代“才学”深处。《瓯北诗话》卷五专论“苏东坡诗”，其开篇便模拟自问自答：从唐音堡垒打开“以文为诗”之宋调缺口的始作俑者明明是韩愈，为何“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赵曰：“今试平心读之，大概才思横溢，触处生春，胸中书卷繁富，又足以供其左旋右抽，无不如志。其尤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78)赵翼：《瓯北诗话校注》，江守义、李成玉校注，第168页。

《瓯北诗话》在另些页码更将苏轼“才学”推崇为天降大任于斯人的一骑绝尘：“其绝人处在于议论英爽，笔锋精锐，举重若轻，读之似不甚用力，而力已透十分，此天才也。”(79)赵翼：《瓯北诗话校注》，江守义、李成玉校注，第171页。若以苏轼诗来“夫子自道”其才学，亦即“当其下笔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题王维吴道子画》)，抑或“觉来为笔不经意，神妙独到秋毫颠”(《题道子画》)(80)赵翼：《瓯北诗话校注》，江守义、李成玉校注，第171—172页。。或问，苏轼“才学”何以能宛若诗风，“其妙处在乎心地空明，自然流出，一似全不著力，而自然沁人心脾”(81)赵翼：《瓯北诗话校注》，江守义、李成玉校注，第173页。呢？赵的答案是：因苏轼“才学”实在浩瀚得心连广宇，就其博极群书而言，“坡公熟于《庄》《列》诸子及汉、魏、晋、唐诸史，故随所遇，辄有典故以供其援引，此非临时检书者所能办也”，“安得不叹为天人也”(82)赵翼：《瓯北诗话校注》，江守义、李成玉校注，第178—180页。。

钱锺书无疑会认同赵将苏轼“博喻”归咎为其“才学”所蕴之思路——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也，“腹有诗书”即“才学”，“气自华”即“博喻”。苏轼“才学”之于“博喻”的因果律，历历在目。《宋诗选注》注解苏轼“博喻”时，也曾引了《礼记》“不学博依，不能安诗”八字，“郑玄注：‘博依’，广譬喻也”；且引亚里士多德《诗学》名言，“比喻是天才的标识”(83)钱锺书：《宋诗选注》，第102页注释7。。其路子与赵释“博喻”如出一辙。但钱从赵手中接过“才学(博喻)”这第三棒后，其功夫并不像赵倾心于考量苏轼博喻之微观来龙(如何制约于“才学”)；相反，钱是更想考察苏轼博喻所表征的“才学”之宏观去脉，即作为“诗分唐宋”时的一条典型路径(“以才学为诗”)携手黄庭坚(“以文字为诗”)接续策动宋调对唐音的“断脐”式分离时，各自在诗史留下的功过、得失究竟孰是孰非，有个经得起后世咀嚼的“大判断”。与此“大判断”相比，无论“以文字入诗”，还是“以才学入诗”，抑或“以议论入诗”，在钱那儿皆属“小结裹”(84)钱锺书：《宋诗选注》序(1957年6月)，《宋诗选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1页。。虽然如上“大判断”，又须通过对唐宋诗人(从韩愈到苏轼、黄庭坚、杨万里等)无数实验性“小结裹”的累层式透视方能叠出。这才是《宋诗选注》最想肩负的学术史使命。有意于此论题者，拟细读《宋诗选注》序第二节(因引文过长，略)。

分之悖：“热铛翻饼”的二度偏至

“分之悖”，是仰视钱“诗分唐宋”说须跋涉的第三台阶。

“诗分唐宋”说，可谓纵贯钱的古典今释之始终的诗学聚集，钱做古典今释的时间有多悠长，其“诗分唐宋”说之内涵开掘也就有多深厚，陪了钱大半辈子。《谈艺录》开篇“诗分唐宋”重点落在“分之界”，时钱29岁。《宋诗选注》意在形式演化，选择性(非全方位)还原宋调从唐音母腹的分娩样式，重点落在“分之径”，时钱45—47岁。《管锥编》顺着《谈艺录》《宋诗选注》的既定路向，视界转弘阔，俯瞰批评史自北宋、南宋乃至清初，何以六百年陷于诉讼“诗分唐宋”之迷宫？其毛病是在“热铛翻饼”式的二度偏至，重点落在“分之悖”，时钱62—65岁，人近古稀矣。

“热铛翻饼”作为意象出自《管锥编》，原系钱用来劝喻训诂者切忌对古词语遽玩文辞倒置之游戏，虽则“主谋”洵即“谋主”，“公相”不失为“相公”，但“主事”绝非“事主”，“公主”迥异“主公”，无须争议矣。“匹似‘东西’之于‘西东’，‘风流’之于‘流风’，‘云雨’之于‘雨云’，‘日月’之于‘月日’，‘大老’‘中人’‘小妻’之于‘老大’‘人中’‘妻小’，均未可如热铛翻饼。”(85)钱锺书：《管锥编》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582页。钱大概未想到，若挪“热铛翻饼”来讽喻批评史从北宋到南宋再到清初，缠绕“诗分唐宋”所交错的“矫枉过正”→“再矫枉过正”，六百年间颠三倒四没完没了的二度偏正，或许是太形象不过了。

权且将古诗想象成一块面饼搁到滚烫的平底锅上烤。先是北宋黄庭坚(1045—1105，下简称黄)嫌唐音(丰神情韵)不足以表现其满腹经纶所散发的书卷气，他自期像杜甫、韩愈也有独创之“自家语”，然又须“无一字无来历”，于是他发明了这套手法：“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这用严羽的话即“以文字为诗”；若意译成白话，则谓黄“长于点化前人辞语，善于借用前人佳句，炼字炼句，出奇制胜”(86)《〈黄庭坚诗集注〉校点说明》，《黄庭坚诗集注》第一册，刘尚荣校点，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2页。。史传黄这番独树一帜的写法颇令历代注家瞩目(因有用武之地)，并在大宋诗坛也大红大紫不已，不仅吸粉无数，黄被推举为“苏门四学士”之首，且最终被尊为江西诗派的开山祖师。这里暂不议黄如此掉书袋地“以文字为诗”有否疏离“诗者，吟诵情性也”(87)严羽：《沧浪诗话校释》，郭绍虞校释，第26页。的底线之嫌，只需提及严羽执笔《沧浪诗话》是在1233年，距黄庭坚故世已近一百三十年，仍见江西宗派在诗坛自娱自嗨得目空一切，这当会让血气方刚的严羽拍案而起，对江西诗派当头棒喝，说“有下劣诗魔入其肺腑之间”(88)严羽：《沧浪诗话校释》，郭绍虞校释，第1页。，全系“野狐外道，蒙蔽其真识，不可救药，终不悟也”(89)严羽：《沧浪诗话校释》，郭绍虞校释，第12页。。想必也不难体会严羽的义愤，世上有哪块“吟诵情性”的饼子经得起江西宗派这般任性、长达百余年“以文字为诗”的烟熏火燎，不烤成一撮焦糊才怪。

以黄为偶像的江西宗派从北宋到南宋，对唐音做如此长时段且张狂的诗艺偏至，颇让心仪诗性的钱锺书瞧不起。实证甚多。《谈艺录》紧接着开篇“诗分唐宋”后的第二篇“黄山谷诗补注……[附说一]山谷钩章摘句”，竟未说黄诗一个好字，仅揭老底：

山谷熟于《世说》，为作诗渔猎之资，此宋人之公言也。魏泰《临汉隐居诗话》云：“黄庭坚喜作诗得名，好用南朝人语，专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缀集而成诗。”沈作哲《寓简》卷八云：“黄鲁直离《庄子》《世说》一步不得。”方回《桐江集》卷五《刘元晖诗评》云：“黄专用经史雅言，晋松清谈、《世说》中不要紧字，融液为诗。”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二十九《跋山谷手录杂事墨迹》，略谓所录皆汉晋间事，预储为诗文材料；昔在《永乐大典》中见山谷《建章录》，正类此。按《山谷老人刀笔》卷三《答曹荀龙》云：“要读左氏、前《汉书》精密。其佳句善事，皆当经心，略知某处可用，则下笔时源源而来。”宋无名氏《南窗纪读》谓黄鲁直作小简始专集取古人才语以叙事，朱弁《曲洧旧闻》卷九论宋人尺牍，亦谓山谷于集取古人才语以叙事。……山谷狐穴之诗，兔园之册，无可讳言。(90)钱锺书：《谈艺录》补订本，第22—23页。

若不注释“狐穴之诗、兔园之册”，又怕愧对钱著的原汁原味。“狐穴之诗”，典出元代周达观《诚斋杂记》“唐末有乔子旷者，能诗，喜用僻事，时人谓之狐穴诗人”，后因以“狐穴”喻僻典。“兔园之册”，则典出《兔园册府》三十卷，唐代李恽令其幕佐所编，引经史为训注而编纂的、仿应科目策的自设问对，五代时流行民间，为村塾读本、乡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诵也，家藏一本，大多贱之。清初钱谦益谓之坊间腐儒在私塾以语其乡人子弟之通俗教程，严复则斥之“谬种流传”。

未细读《谈艺录》者恐想不到，与苏轼并称为北宋大家的山谷诗在钱眼中竟甚不堪，更想不到此不堪还顺延到了《宋诗选注》，此书不讳言宋诗四大家是苏(轼)、黄(庭坚)、杨(万里)、陆(游)，但最后落到选篇上，苏诗选18首，杨诗选10首，陆诗选27首，黄诗只选3首(91)参阅钱锺书：《宋诗选注》目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4—5、9—10、10—11、6—7页。。这不仅与黄诗在通编文学史教材所享有的显著地位太不相称，也与黄诗所传世的浩瀚篇幅悬若霄壤。这诚然不是说钱丝毫不晓黄诗不乏佳作或文学史界点赞他“立意新颖，章法细密，风格奇峭，匠心独立”(92)《〈黄庭坚诗集注〉点校说明》，第2页。，而是更着意于“诗分唐宋”这一千古视野来做宏观评估。黄所领衔的江西宗派“以文字为诗”给诗史所铸成的负面性百年偏至不容小觑，这总得让某历史人物来背锅，黄也就“责无旁贷”。

于是，怎样看“以文字为诗”在“诗分唐宋”中的角色效应，也就成了不宜回避的问题。症结或在，须在逻辑上弄清“以文字为诗”(着重号系引者所加，下同)，未必无条件等同“以文字成诗”。这用《谈艺录》的说法，即：“‘持其情志’，可以为诗；而未必成诗也”(93)钱锺书：《谈艺录》补订本，第40页。以及“盖吟体百变，而吟情一贯”(94)钱锺书：《谈艺录》补订本，第30页。。请咀嚼如上两个“情”及两个“诗”。两个“情”：拟将“情可为诗”之“情”叫作“情1”，“吟情一贯”之“情”叫作“情2”。因着眼于创作论，“情1”，实谓尚待诗人吟诵的“素材”，它拟“为”诗，尚未“成”诗，“为”“成”此皆动词，就时态而言，“为”系“未完成时”，“成”系“完成时”或“正在进行时”。也因此，“情2”实谓已被诗人吟诵的“题材”，它是已完成或正在被完成的作品。循此思路，再看两个“诗”：“情可为诗”之“诗”拟称“诗1”，“未必成诗”之“诗”拟称“诗2”，也就顺水推舟，且进而将“诗1”归为“诗艺”，将“诗2”归为“诗性”，也就无大碍。因为“诗艺”作为吟诵(写作)行为，与它最终能否生发迷人的“诗性”魅力毕竟是两回事。这颇类似经济学上的“产品”“商品”概念，在日常视野中可指同一物品，但只有在市场卖得动的物品才无愧“商品”，相反，卖不动的物品则只能下架，退回厂家，因它是无竞争力的“产品”。

这般辨析钱的诗学词语，好处何在？好处有两。一是确信钱青年时已辨力不凡，故须特别慎对文言写成的《谈艺录》，当它在同一字行接连跳出“情”“诗”这样的关键词，只有极小心地甄别同一字眼在不同语境中的别种含义，才会规避将钱著读成一笔糊涂账。二是这般“思不厌精”“辨不厌细”“十目一行”(95)钱锺书：《管锥编》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229页。地从同一“情”“诗”析出它在不同语境的别义，将有助后学从中觅得破解山谷“以文字为诗”现象的密钥。

黄山谷为何“以文字为诗”来介入“诗分唐宋”？这里宜挪用钱的“两种情性”说。钱在比较明代“公安”“竟陵”的诗论取向时说，“情”即“性情”(含“性灵”)，拟分两种：一曰“公安派所言性灵”颇近“鄙夫鄙妇市井猥媟之谈耳”，故用“鄙夫鄙妇”一语“可讥公安派”；二曰“君子之性情”绝非市井琐屑，故若将“鄙夫鄙妇”四字落在竟陵派头上“殊不切当”(96)钱锺书：《谈艺录》补订本，第104页。。这就是说，严羽定义的“诗者，吟咏情性也”中的“情性”(性情)，在钱眼中是被区划为“世俗型”“君子型”两块，区隔彼此的边界是饶有“书卷气”，所谓“必有灵心，然后可以读书”(97)钱锺书：《谈艺录》补订本，第104页。是也。偏偏黄山谷就是北宋熟读经史子集、尤嗜《庄子》《世说》的君子型诗人。当黄自珍自恋其饱学满腹不想掩抑时，他就忍不住“始自出己意以为诗”(98)严羽：《沧浪诗话校释》，郭绍虞校释，第26页。(严羽语)。此即古人所谓“自逞”。这转换成现代语式，即黄要顽强地表现自己的卓尔不群或横空出世。这就导致唐以前诗史所储备的常规常识，在他看来，要么不够用，要么不适用了。于是，黄就琢磨或“折腾”出了一套“以文字为诗”之技法。他颇自以为得计，信众也络绎百年不绝，其致命伤则是“掉书袋”。《宋诗选注》对黄“无一字无来历”的“掉书袋”癖很不客气，直言“钟嵘早就反对的这种‘贵用事’‘殆同书抄’的形式主义”，是“在‘点铁成金’的黄庭坚的诗里登峰造极。‘读书多’的人或者看得出他句句都是把‘古人陈言’点铁成金，明白他讲些什么；‘读书少’的人只觉得碰头绊脚无非古典成语，仿佛眼睛里搁了金沙铁屑，张都张不开，别想看东西了”(99)钱锺书：《宋诗选注》，第155—156页。。

仿佛是在证明钱对黄的点评有多英明，掀开中华书局版《黄庭坚诗集注》皇皇五卷触目开篇《古诗二首上苏子瞻》其一，扑面而来的，就是那种让普通读者“眼睛里搁了金沙铁屑”似的难堪。这当然不是嫌黄对其落难的师尊不够心诚，而是说按黄这般刻意地“以文字为诗”，除却苏轼读着无大障碍(100)苏轼《报山谷书》：“《古风》二首，托物引类，得古诗人之风。”见《黄庭坚诗集注》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47页。，若刊刻流布朝野，恐绝大多数人将喊头晕，因为若不仰赖宋人任渊对此五古十六句诗的逐字逐句的注释，估计连通篇语义都很难顺下来。这与其说是诗性审美，毋宁说已转为知性训诂乃至机械爬梳了。其旨意未必奥涩，毛病乃出在黄将“掉书袋”当旗帜挥舞不已，仅首联“江梅有佳实，托根桃李场”两句，就用典甚多。先是“江梅”意象，系杜甫有《江梅》诗“欲发照江梅”；“佳实”一词，典出北宋吴淑《事类·梅赋》“亦果中之嘉实”；“托根桃李场”，则在仿效《文选·古诗》句式“冉冉孤生竹，结根太山阿”。鉴于“桃李场”是在婉讽朝廷名利场，本不适宜“江梅”独立不阿，于是也犹有第三、四句“桃李终不言，朝露借恩光”。意谓“桃李”所以不愿赞美“江梅”，是因为东坡见嫉于当世，唯有宋神宗不无知遇之恩。其间，“桃李”意象是叠用了《汉书·李广传》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与《文选·乐府》的“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101)参阅《黄庭坚诗集注》卷一，第47—48页。。此诗下面还有十二句待笺释，除非是让山谷来现身释诗，否则生怕谁都会觉得很不爽，很滞黏，很烦。《宋诗选注》有一段大白话，看来是说出了古今读者的心里话：

黄庭坚有着着实实的意思，也喜欢说教发议论；不管意思如何平凡，议论怎样迂腐，只要读者了解他用的那些古典成语，就会确切知道他的心思。所以他的诗给人的印象是生硬晦涩，语言不够透明，仿佛冬天的玻璃窗蒙上一层水汽，冻成一片冰花。黄庭坚曾经把道听途说的艺术批评比于“隔帘听琵琶”，这句话正可以形容他自己的诗。读者知道他诗里确有意思，可是给他的语言像帘子般的障隔住了，弄得咫尺千里，闻声不见面。正像《文心雕龙·隐秀》篇所说：“晦塞为深，虽奥非隐”；这种“耐人思索”是费解，不是含蓄。(102)钱锺书：《宋诗选注》，第156页。

能否说黄之背锅，全系“以文字为诗”闯的祸？此命题是否站得住，最好再追问：东坡也屡涉“以文字为诗”，《沧浪诗话》为何就不打东坡板子？赵翼曾忆东坡轶事，说明“以文字为诗”虽有“掉书袋”之嫌，但也切忌不分青红皂白将“掉书袋”一棍子打死，终究“掉书袋”也有掉得好坏之别。苏胜于黄的优点之一，就在苏确有非凡功夫能将“书袋”掉得天衣无缝(化“刻露”为“含浑”)，仿佛不曾“掉书袋”一般。《瓯北诗话》卷五：

孔常父来访，坡适宴客，遣人邀孔同饮，孔已上马驰去；明日有诗来，坡和之云：“岂复见吾横气机，遣人追君君绝驰。”则用《庄子》季咸相壶子，壶子曰：“是殆见吾横气机也。明日又来见，立未定，自失而去，使列子追之不及。”壶子曰：“已失矣，吾勿及矣”。此又与常父驰去，追之不及相似也。(103)赵翼：《瓯北诗话校注》，江守义，李成玉校注，第180页。

东坡用典用得切已如许，形同“掉书袋”掉入化境，信口道着，凿痕泯矣。赵翼感慨：“自非博极群书，足供驱使，岂能左右逢源若是？想见坡公读书，真有过目不忘之资，安得不叹为天人也”(104)赵翼：《瓯北诗话校注》，江守义，李成玉校注，第180页。。熟读《瓯北诗话》卷五的人，不会忘却赵赞叹东坡天才确凿满纸皆是，大凡坡公眼手所到处，无不春意生焉。比如遇成语佳对，“坡公尤妙于剪裁，虽工巧而不落纤佻，由其才分之大也”(105)赵翼：《瓯北诗话校注》，江守义，李成玉校注，第176页。；又如“即使事处，亦随其意之所欲出，而无牵合之迹”(106)赵翼：《瓯北诗话校注》，江守义，李成玉校注，第174页。。也因为坡公“笔之灵”是受制于“学之富”(107)赵翼：《瓯北诗话校注》，江守义，李成玉校注，第177页。，“学之富”又被其诗才玩得像“游戏”，故被山谷弄得味同嚼蜡的“以文字为诗”，到了坡公笔下又潇洒地反转成“风趣涌发，忍俊不禁也”(108)赵翼：《瓯北诗话校注》，江守义，李成玉校注，第187页。。《瓯北诗话》载：“孔毅父集古人句成诗赠坡，坡答曰：‘天边鸿鹄不易得，便令作对随家鸡。’又云：‘路旁拾得半段枪，何必开炉铸矛戟。’又云：‘不如默诵千万言，左抽右取谈笑足。’”(109)赵翼：《瓯北诗话校注》，江守义，李成玉校注，第186页。

由此可见，黄所以背锅，与其说他不慎“以文字为诗”几近玩火，毋宁说他才学未卓绝得像苏能玩出“以文字成诗”。这“为”“成”一字之差，无疑坐实了《谈艺录》所谓“情可为诗，而未必成诗”及“艺之成败，系乎才也”(110)钱锺书：《谈艺录》补订本，第30页。，不啻警策。这就是说，黄“以文字为诗”参与“诗分唐宋”固然始自其才学“不凡”(与俗世相比)，但他做不到“以文字成诗”却缘于才学稍逊“非凡”(与苏轼相比)。于是，也就可悟《谈艺录》为何要将“才学”拆成“才—学”二字来解，不仅激赏严羽所谓“别才非学，而必学以极其至也”，并放言若某人“天资太俗，虽学也无用”(111)钱锺书：《谈艺录》补订本，第103—104页。。谜底全在钱眼中的“才—学”关系恰似“刀背—锋刃”，一俟落到诗艺层面，“予尝妄言：诗之情韵气脉须厚实，如刀之有背也，而思理语意必须锐易，如刀之有锋也。锋不利，则不能入物；背不厚，则其入物也不深”(112)钱锺书：《谈艺录》补订本，第134页。。以此为标尺，便可测量东坡所以能“以文字成诗”，正缘其才高学渊如刀背厚重，故其思理语意锐易且蕴藉；相比较，山谷所以未将“以文字为诗”升华为“以文字成诗”，也正缘其才不若东坡横溢如海，其学不若东坡幽深如渊，故只能名居师门之下，“正缘刃薄锋利而背不厚耳”(113)钱锺书：《谈艺录》补订本，第134页。。

综上所述，重中之要，也就须推崇一个“才”字。此才，即“能文”(114)参阅夏中义：《释“能文”：钱锺书的诗性本位论——“古典文论的现代转换”之范例》，《南方文坛》2021年第2期。之才，它能维系“诗艺”不论怎样历经“吟体百变”，最终乃永褒“吟情一贯”之“诗性”不堕。这就意味着，此才酷似一个巨人的神奇之胃，无论纳入此胃的“原型”元素为何物(人物、事物、文物、景物、动物、植物、矿物、掌故、典故、史书、学问、文辞，通称“素材”)，它们皆能被这“能文”之胃所消化或解体为颗粒、碎片，再神秘地被创意所召唤，而重组成新的、饱含作者个性、极具“造型”魅力的艳魄诗魂(通称“题材”)。若搁到“素材—题材”论域来讲“能文”之才，则《谈艺录》又强调检测此才之高下，只须看作者在将原型“素材”形变或涵变为造型“题材”过程中，能否真正做到像盐溶于水体匿味存，“庶几水中之盐味”，而不是让残留在“造型”的“原型”元素未融入艺术整体，令读者看着如“眼里之金屑”(115)钱锺书：《谈艺录》补订本，第24页。此书第508页，曾引清代吴修龄《围炉诗话》卷一云：“意喻之米，文则炊而为饭，诗则酿而为酒。饭不变米形，酒则尽变。噉饭则饱，饮酒则醉。”钱以此婉讽梅尧臣“以文为诗，尚不足方米煮成粥，只是汤泡干饭，遑语于酒乎”。一般难熬。这就无甚“诗性”可言。也正在这节骨眼上，黄庭坚“以文字为诗”把诗写得像磕在读者“眼里之金屑”不忍卒读，江西宗派的徒子徒孙又在黄身后流播此风百年，这就活像是把从《诗经》到唐音所层积的诗艺之饼置于山谷的热锅上去忍受百年煎熬，无疑走极端走得太远。原先黄“以文字为诗”之初衷，未必不是想探索“诗分唐宋”的新路子，谁知矫枉过正、过犹不及，一朝僭越了唐音所饱濡的“诗所以为诗”的“诗性”底线，“以文字为诗”再打“诗分唐宋”的“诗艺”招牌，在严羽看来，也就黯然得不值钱了。

眼界甚高的钱从不吝啬他对严羽的青睐，毕竟《沧浪诗话》自1322年就壮士断臂般地挽住了江西宗派鲸吞唐音的百年狂澜。所以称“断臂”，是说严羽曾忘情于江西营垒，后又从旧营垒突围，反戈一击得铿锵惊世。惜严羽在坚守唐音的“诗性”底线时也走了极端，因为他宣布中华诗史的唯一正道是“当以盛唐为法”(116)严羽：《沧浪诗话校释》，郭绍虞校释，第27页。，这就未免因噎废食，因山谷“以文字为诗”有损诗性，而将东坡、放翁显然有功于“诗分唐宋”的“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也悬置了。想必严羽未曾深思，若中华诗史真像朝野流言所谓“好诗已被唐人写完”，那么能让后世玩味不已的瑰宝怕也只剩李白、杜甫、王维的唐音情韵，而没了苏轼、陆游、范成大的宋调思理。这也就形同地球只热了赤道的茂密雨林，而冷了极地冰雪，不免炎凉过甚。终究谁都知道，若地球只有赤道缺了极地，地球也就不再是丰满、浑圆之地球。中华诗史这颗星球，首先也宜由唐音、宋调这两大半球汇合才算大体浑成。否则，钱在1957年付梓《宋诗选注》，竭力从形式演化角度去系统勘探宋调怎样从唐音的母腹分娩而出(117)参阅夏中义：《反映论与钱锺书〈宋诗选注〉——辞别苏联理论模式的第三种方式》，《文艺研究》，2016年第11期，第41—50页。，也就没了理由。

于是，中古批评史走到“诗分唐宋”这一岔口，也就像一对分道扬镳的游子，左冲右突得忘了回家的路——皆选择了走极端，皆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结果皆走向反面，撞了南墙仍一头雾水。此即所谓“分之悖”。悖者，背反也，无出路也。具体而论，是山谷“以文字为诗”，未必不是想吟出有别于唐音的新调子，不料因火气过猛，竟将“诗所以为诗”的“诗性”嗓门也唱破了。这在钱的“格调说”看来，显然有悖其诗学的“风格异调”，反倒掉到沟里“破格跑调”了。无独有偶，严羽《沧浪诗话》本是为捍卫“诗性”底线而撰，但又因对江西宗派横行百年太义愤，也就索性株连其鼻祖乃至整个宋调创新，皆判为旁门左道或歪门邪道。这也有悖于钱的“格调说”，因为当严羽唯“以盛唐为法”，这是迹近在诗学(虽非教化)层面预告沈德潜式的“正格定调”，若按此章立法，则中华诗史欲在唐之后持续推动诗艺演进也就没戏了。这就酷似严羽因怨山谷把诗艺之饼烤焦了，主张把饼翻个面，重新放到盛唐锅上去烤，简直太折腾。其实，不论唐音再美轮美奂得唯天堂才有，它在“诗艺”上也终究未穷尽国人表现“诗性”的无限可能。用《谈艺录》的话说，即中华诗史在“诗艺”层面“标新逞巧”之无穷，远非某朝某代“才思所限”。若不尊重这一史识，恐中华诗史终将濒临艺术枯竭：“新样屡为则成陈，巧制不变则刻板。”(118)钱锺书：《谈艺录》补订本，第184页。这是谁也颠扑不破的。

分之鉴：批评史“宜然”与诗学“果然”

“分之鉴”，是仰视钱“诗分唐宋”说须登临的第四台阶。

“鉴”，古人用以照脸的铜镜，宜引申为“端详”“审察”乃至“史训”，比如“人以史为鉴”及《资治通鉴》之“鉴”。本章取鉴的引申义。这就是说，“诗分唐宋”说自北宋迄今虽逶迤千年，自成批评史脉，但远非先哲时贤皆能从诗学上说清“诗分唐宋”在途经北宋黄庭坚、南宋严羽那儿时，为何势必酿成“热铛翻饼”式的“分之悖”，仿佛彼此不将诗饼两面皆烤成焦炭，便不过瘾。这病根何在？与此同时，批评史也暗示，若世无慧眼迟迟不明鉴病根何谓，则类似“热铛翻饼”式的“分之悖”仍会像梦魇，没完没了地从宋到明到清历代轮回，弄得言涉“诗分唐宋”的雅人学士皆身陷迷宫无出路。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士禛(1634—1711，号渔洋)可谓是将“诗分唐宋”之“分之悖”人格化的清代符号，因为其论诗一生三变，“早年宗唐，中年主宋，晚年复归于唐”(119)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卷(1947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469页。(郭绍虞语)，近乎把古贤数百年才孰是孰非的轮回(从宋代沧浪痛砭山谷到明代“竟陵”“公安”之争)缩微到己身来莫衷一是地演示了。于是，渔洋也就化为一口热锅也在翻饼，“中年学宋”似山谷，“晚年复归于唐”若沧浪，翻饼翻得不亦乐乎。请读《渔洋诗话序》作者俞兆晟所记录的渔洋晚境自白：

吾老矣，还念生平，论诗凡屡变，而交游中，亦如日之随影，忽不至于转移也。少年初筮仕，惟务博综该洽，以求兼长，文章江左，烟月扬州，人海花场，比肩接迹，入吾室者俱操唐音，韵胜于才，推为祭酒，然亦空存昔梦，何堪涉想。中岁越三唐而事两宋，良由物情厌故，笔意喜生，耳目为之顿新，心思于焉避熟。明知长庆以后已有滥觞，而淳熙以前俱奉为正的，当其燕市逢人，征途揖客，争相提倡，远近翕然宗之。既而清利流为空疏，新灵浸以佶屈，顾瞻世道，惄然心忧，于是以大音希声，药淫哇锢习，《唐贤三昧》之选，所谓乃造平淡时也。然而境亦从兹老矣。(120)参阅俞兆晟：《渔洋诗话序》(1725年)，《清诗话》上册，中华书局，1963年，第163页。

渔洋论诗一波三折(从宗唐→主宋→归唐)，郭绍虞解释那是渔洋作为“一代正宗”(121)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卷(1947年)，第467页。的两种策略——“以清才救一般人宗唐之弊，以雅调救一般人学宋之弊”(122)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卷(1947年)，第475页。，但不见得奏效，因为山谷沧浪所涤荡的“诗分唐宋”之“分之悖”作为批评史潮逆袭清朝，又造成了轮回性“时风众势，原自捉摸不定，扶得东来西又倒”(123)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卷(1947年)，第475页。。这用渔洋的现身说法，即“二十年来海内贤知之流，矫枉过正，或乃欲祖宋而祧唐，至于汉、魏乐府古选之遗音，荡然无复存者。江河日下，滔滔不绝，有识者惧焉”(124)参阅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卷(1947年)，第475页。，于是他55岁时(1688年)又像四百五十年前沧浪那般挺胸力挽狂澜，拯唐音之既倒了。这又正好戏剧性地印证本章观点：若学术史再无豪贤出世，渊默若雷地从“分之悖”析出“分之鉴”，至今已诉讼千年的“诗分唐宋”恐真走不出其逻辑怪圈了。

感念当世出了钱锺书。无愧其“一代豪贤”(125)“一代豪贤”，系冒效鲁对钱锺书的尊称，见《马赛归舟与钱默存(锺书)论诗次其见赠韵赋柬两首》之一(1938年)，《叔子诗稿》，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22页。后钱锺书在1939年诗中也自称“世豪”“豪杰”，见《槐聚诗存》，第38、42页。的角色自期，标志之一，是因“诗分唐宋”“分之悖”所累代的千古谜团，到了钱的笔下才有了终结性揭晓。钱揭晓“分之悖”谜团的“分之鉴”即“控名责实”(126)钱锺书：《中国文学小史序论》，《写在人生边上 人生边上的边上 石语》，第92页。四字。钱最早说“控名责实”是在1933年问世的《中国文学小史序论》，时23岁；钱在学理上讲透其“控名”之“名”何谓，“责实”之“实”又何谓，则已在1972年后写的《管锥编》卷二，时62岁。若不对钱著从青年到晚年作编年史(地毯式)细读，怕很难相信钱为了破解“诗分唐宋”说的最后难题，竟锲而不舍，又首尾呼应地跨越近四十年。这是钱的“朝花夕拾”，也是钱的“渊默若雷”。学界多亏有钱如此兢兢“默存”于诗史之渊源，后学才有幸隐闻绝学之雷不绝于耳。

“控名责实”为何是照亮“分之悖”谜团的诗学明鉴？症结是在须对“控名”之“名”做严格的逻辑学甄别。逻辑学要求学术书写遵循如下规范：须辨析同一“字符”在不同语境中会被注入异义而成不同“概念”。这就与《管锥编》深究“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奥义接轨了。比如怎么看“诗”这个字？着眼于语言学，“诗”作为字符，有其语音，也有其语义。语音为“鸣”，语义为“命”或“名”。钱分得很清晰：“曰‘字’，谓声出于唇吻，形著于简牍者也；曰‘名’，谓字之指事称物，即‘命’也。”(127)钱锺书：《管锥编》卷二，第404页。隐患便埋在这个“命”“名”里，它酷似盘山公路的拐弯处，稍不慎，易翻车。《道德经》为何开篇就强调“名可名，非常名”？根子或在老子早看透国人思维之粗糙，很少人会慎思同一“名”词在不同逻辑层次会被分出“常名”“非常名”两种。若引“道、艺、技”说法，则“常名”近“道”，“非常名”近“艺、技”。古今国人熟背“名可名，非常名”者甚多，为何伏案著述却又屡屡不辨“常名”有别于“非常名”呢？缘由是在“常名”“非常名”所指称的“对象”不一样：前者具超验性，非日常官能即可触摸，若不唤醒主体之形上心智便无可觉识；后者具经验性，用日常官能即可亲证，只须激活主体之形下意识便可应对。

因古人往往将“对象”泛称为“物”，这就导致“常名”“非常名”所喻指的“物”不仅异质且异象。钱引《道德经》二一章云“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且引苏辙《老子解》一四章云“状，其著也，象，其征也；‘无状之状，无物之象，皆非无也’”；又引吕惠卿《道德经传》二一章云“象者疑于有物而非物也，物者疑于无物而有物者也”——钱赞这些古贤“皆工于语言，能形容似无如有之境”(128)钱锺书：《管锥编》卷二，第432页。。这也就是“常名”所谓“道”的哲理特征。正因为“常名”所称之“道”只诉诸主体的形上“心眼”而不依赖形下“肉眼”，故世人在游艺观物之际会生如此感受：“道”因其大象无形无著，不免导致主体“不注目时才觉宛在，稍一注目又消失无痕”，这又像极了韩愈诗云：“草色遥看近却无。”(129)钱锺书：《管锥编》卷二，第432页。

乍看《管锥编》如上书写全从哲学上说“名”论“道”，未见一字触着诗学，细嚼却顿悟这拟是钱在方法论上为洞开“分之悖”所觅得的密钥。因为只须让“常名—非常名”这对范畴转换为批评史上的“诗性—诗艺”，北宋山谷、南宋沧浪在“诗分唐宋”一案因各走极端所铸成的“分之悖”之逻辑病根也就浮出肤廓。这就是说，不论山谷、沧浪之取向如何南辕北辙，但彼此在逻辑上皆未辨“常名”有别于“非常名”，进而在诗论上也不界定“诗性”并非“诗艺”，其后果是先后将自己钟情的、本属“诗艺”范畴的“宋调”“唐音”无差别地混同“诗性”范畴，这就闯祸了。

具体而论，当山谷只讲“唐音”所示范的“诗艺”再丰姿富态也未穷尽“诗性”之美，于是他“以文字为诗”骄纵得没了边界，将“唐音”所含浑的“诗性”也一锅端了，究其质，是山谷让作为“诗艺”的“宋调”(从属“艺、技”)啃噬了“诗性”之“道”，其结果当令原本审美性吟诵蜕变为学院派训诂，这也就味同嚼蜡了。此谓“报应”或“惩罚”。与此相映成趣者，是沧浪论诗“惟盛唐为法”，无意中也是粗粝地喝止了诗史在唐后任何有意义或有意味的标新立异，究其质，同样是以“唐音”的权威“诗艺”名义剥夺了“诗性”本当享有的生生不息乃至无穷的创造权利。由此可见，山谷、沧浪的诗论取向虽冰炭不容，然总体思维之病根则归一，即皆不谙“常名”有别于“非常名”，“诗性”有别于“诗艺”，但又自以为是，画地为牢，互不买账，谁都想压倒对方，“分之悖”所以难解，病根即此。不妨将此病根叫作“异质同构”。清初渔洋不是没觉察到这病根，曾命之为“矫枉过正”，但“诗分唐宋”分到清代为何彼此仍陷于对峙性“矫枉过正”而不拔？造成“分之悖”千年不解的逻辑病根究竟何谓？渔洋无语，实则失语。披阅《带经堂诗话》两卷，屡见渔洋窥一幽邃处，会落一“妙”字。究竟“妙”在何处？叹无下文。《谈艺录》将此归咎为“渔洋天赋不厚，才力颇薄，乃遁而言神韵妙语，以自掩饰。一吞半吐，撮摩虚空，往往并未悟入，已作点头微笑，闭目猛省，出口无从，会心不远之态”(130)钱锺书：《谈艺录》补订本，第97页。。

做了这番功课(从《中国文学小史序论》《谈艺录》《宋诗选注》到《管锥编》再折回《谈艺录》)，而后回眸钱年轻时写的“控名责实”四字，也就通体透明了。所谓“控名”，是说古人若不辨“常名”之“诗性”确与“非常名”之“诗艺”异质，反倒直愣愣地只认“诗艺”即“诗性”这一死理，这也就形同“控名”，其思维定式已被逻辑错位所绑架。再看“责实”：“责”，即责成、规训，含强制性；“实”，宜分“真际大体”与“实际具体”两种。这就是说，当山谷、沧浪先后将“宋调”“唐音”之“诗艺”具体误认为“诗性”大体(此谓“控名”)，到最后他们势必会摈弃“唐音”“宋调”所蕴藉的“诗性”因子(此谓“责实”)。这很像是寓言中的“盲人摸象”：盲人不知大象为何物，也就不免因各自能摸的象腿、象耳，而断言大象要么粗壮如柱，要么浑柔如扇。因“诗分唐宋”而被批评史界争议的山谷、沧浪这对角色，就其“控名责实”之思维定式而言，颇似寓言中的盲者。渔洋自视甚高，不仅针砭山谷、沧浪之追随者有“矫枉过正”之嫌，且又诗称“不为群瞽语黑白”(131)王士禛：《带经堂诗话》上册，张宗柟纂集，戴鸿森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54页。，并在《跋〈严沧浪吟卷〉》微词沧浪“知及之而力不逮”(132)参见钱锺书《管锥编》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277页。(《蚕尾续文》卷一九)。但在钱锺书看来，渔洋才学怕也高明无多。

现在要问：蜿蜒千年的“诗分唐宋”说像长河发源唐宋，历晚清流经今世，为何唯有钱，却非他人(从山谷、沧浪、渔洋、叶燮、赵翼到近贤郭绍虞等)，能真正解惑“分之悖”且从学理上提出极具方法论意义的“分之鉴”？姑且先听钱怎么讲。《管锥编》卷三曾汉译黑格尔名言说，哲学史学若“弘博而不通义理，亦谓有如禽兽闻乐，聆声了了无遗，而于诸音之和，木然不觉”；钱认为这恰与中华先哲想到一处去了，因为上古《乐记》云“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郑玄注“禽兽知此为声尔，不知其宫商之变也”(133)钱锺书：《管锥编》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098页。。没料到古贤言说也可“话糙理不糙”的。这就是说，古今批评家在钱眼中拟分两类：一类是能从批评史噪音中听出诗学乐音的人；另一类是不能从批评史噪音中听出诗学乐音的人。这用钱的另对术语来概述，即无力从批评史噪音听出诗学乐音的人可谓“宜然”，能从批评史噪音中听出诗学乐音的人可谓“果然”(134)钱锺书：《管锥编》卷二，第422页。。顾名思义，“宜然”合乎“实际具体”形下经验之谓也，日常语境中的“因地制宜”“不合时宜”之“宜”，即此。相比较，“果然”则须顺乎“真际大体”形上超验之谓也，具终极性，近乎底蕴、底线、根基之亘古不移。毋庸赘论，批评史上多数人是偏听偏信“实际具体”之形下“宜然”的，只有像钱那般百年难得、千古一遇者，方能在俯瞰“实际具体”之“宜然”之同时，神往“真际大体”之“果然”的形上召唤。

这也就是说，在钱眼里，中国诗所以为中国诗，其“诗性”源头本是一个，只是历代演示“诗性”的“诗艺”流程之曲折，才驱动了“唐音”“宋调”之分野——这颇像黄河、长江本皆发源于巴颜喀拉山脉，后虽分道奔腾、东去入海，但并不改它们皆属祖国的母亲河。故钱引班固《幽通赋》云“术同原而分流”，旋即又说“思虑各殊，指归同一”(135)钱锺书：《管锥编》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49页。。由此也就可悟钱另些话的深意：唯“于一世学术能概观而综论者”，方可“推一本以贯万殊，明异流之出同源，高瞩遍包”(136)钱锺书：《管锥编》卷一，第389—390页。。其推理如下。先是反题：为何“道术将为天下裂”？钱借庄子《天下篇》说，此缘于“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各有所明，不能相通”也；其所蕴涵的正题是“道之已分者原可以合”，钱又借王通《中说·周公篇》说，只须“史谈善述九流，知其不可废而各有弊也”，即“盖有偏重而无偏废”(137)钱锺书：《管锥编》卷一，第390页。即可(钱锺书语)。钱转手拾来西学：“西方千五百年前旧说亦有以为大道裂而学术分歧，然各派相争亦复相辅，如乐之和乃生于音之不同。”(138)钱锺书：《管锥编》卷一，第390页。

不难判断，钱所以能奇崛为“诗分唐宋”史上唯一能“始则傍搜远绍，终乃天然成规，得于身己，或取之左右”，即以高智慧的“分之鉴”来胜解“分之悖”的巨子，极大程度上是取决于钱做到了“双肩挑”：他不仅有批评史家应有的辽阔“概观”，且兼备了诗学家须有的沉凝“综论”。这就导致钱远不仅仅是学贯古今、学识渊博的“狐狸”，同时也是能从批评史中创造性地提纯且阐明诗学精义的“刺猬”。或许，更精准更形象的评语拟为：钱是披着博学狐皮的“刺猬”，也是长满思想尖刺的“狐狸”。

还有一个不宜绕过的问题是：与当时批评史家(不止郭绍虞)相比，为何读钱的“诗分唐宋”说，总能读出更多的个性化诗趣、雅谑暨深思，几无高校教案式的刻板呢？一部讲文学批评的史著，本以中国诗暨中国诗学为主脉，却常被写得无甚诗的气息，更遑论像钱用现代诗学智商来解析千古难题了。看来，隐患仍出在，撰批评史著时作者不宜只用批评史家的眼睛而不兼具诗学家的眼睛，这将酿成专业“偏视”或“弱视”。坊间常将“眼睛”喻为“心灵之镜”。正好《管锥编》涉及“诗性—诗艺”关系时，也立论须慎言“镜之名”不同于“镜之用”。若只“知名镜之器可照，而不察昏镜或青绿斑驳之汉、唐铜镜不复能照”(139)钱锺书：《管锥编》卷二，第537页。，这又将在山谷、沧浪曾失足的逻辑盲点再跌入“分之悖”的泥沟。

这里务必重申，诗史上有两类镜子：“诗性之镜”与“诗艺之镜”。前者系“真际大体”之超验性，主“名”；后者具“实际具体”之经验性，主“用”。批评史家大多重视后者轻视前者(“重用轻名”)，诗学家则关注前者胜过后者(“重名轻用”)。也因此，当稍逊诗学眼光的批评史家只认“诗艺之镜”而忽略“诗性之镜”时，这就很难不“限局以疑远大”走向“似是而非之论也”(140)钱锺书：《管锥编》卷二，第537页。。比如“《三百五篇》无箴、铭、誄而有颂，《周颂》《商颂》《鲁颂》累牍盈卷，是‘当时孔子’以颂为诗矣”，这势必将上古诗的视野急剧收缩；相反，陆机作为批评史家颇富诗学眼光，其《文赋》视域便转宽宏：“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湿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钱按：“以四体连类。岂颂独‘言志’‘发情’，而诔之‘缠绵凄怆’，不得为‘言志’‘发情’乎？”(141)钱锺书：《管锥编》卷二，第537页。这当是从特殊角度印证一个批评史家若匮乏诗学修养，往往会被经验性史实(文献)牵着鼻子走，而很难像“史—论”兼优的钱的鼻子特别灵，特能从经验史实嗅出超验性史鉴来。

那么，为何说超验性“诗性之镜”绝对比经验性“诗艺之镜”能敞亮更多的深层诗史奥秘呢？《管锥编》回答得极睿智：

我国古籍镜喻亦有两边。一者洞察：物无遁形，善辨美恶，如《淮南子·原道训》：“夫镜水之与形接也，不设智故，而方圆曲直勿能逃也”，又《说林训》：“若以镜视形，曲得其情”。二者涵容：物来斯受，不择美恶……前者重其明，后者重其虚，各执一边。《庄子·应帝王》所谓：“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古希腊诗人赋镜所谓“中无所有而亦中无不有”(nothing inside and everything inside)；皆云镜之虚则受而受仍虚也。(142)钱锺书：《管锥编》卷一，第77页。

如上镜喻说镜面所以“洞察”一切“涵容”天地，是缘自“中无所有”故“中无不有”，这里每一字都在回应超验性“诗性之镜”正因其形上空灵，“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所以能无甚成见，最大限度地辉映形下万物；而不像经验性“诗艺之镜”只接纳与其体式相似、气味相投的世界一角。这在实质上，也无形暗示了钱作为批评史家，其气象、其格局为何是当世同仁难以比肩之根由。由此也就深信钱确凿是一个因文学作品“问题”才深入“文艺理论和文艺史”(批评史)的当代美学家。这与其说是谦词，毋宁说是钱从其终身学涯所体认、所“平视”的学科性自我定型。老实说，当后学终于能从极富生命质感的学人样式(不仅仅是从知识学)去领悟钱的这一自我形象“平视”，也是积三十余年“仰视”(间而不断地读钱)之结果。这颇形同本文所以能较系统地见证钱的“诗分唐宋”说对中华学术承前启后之“不灭”“不朽”(143)钱锺书：《鬼话连篇》(1932年)，《写在人生边上 人生边上的边上 石语》，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259页。，也是靠脚踏实地从“分之界”→“分之径”→“分之悖”→“分之鉴”循序攀登所致。

辛丑端午于沪上学僧西渡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