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廷斌

（运城学院思政部，山西运城 044000）

社会风俗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可以反映出时代的风土人情和社会风貌。马克思曾经指出：“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可见只有深入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中，才能对一个时代的社会风俗有更透彻的理解。民国时期，虽然经历的时间短暂，但是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急剧的政治转型，东西方文化相互碰撞，使社会的方方面面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个态势在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方面反映尤为明显。旗袍，作为世界上影响较大、流传广的中国传统服装，在民国时期盛极一时。它的发展既有对清朝服饰的继承性，又有新时代的印记。正朔服色向来被视为国家根本之所系，是传统礼仪制度的重要内容。因此变易服饰并不仅仅是个人的志趣爱好问题，而是一种政治斗争和文化冲突的外在表现。服饰的更新，往往是社会制度和风俗习尚变迁的一个标记。

著名史学家佟悦先生曾说“旗袍就是民族融合的最好见证”。旗袍是体现东方女性身材美的服饰，具有中华民族特性。旗袍能成为我国妇女民族服饰的代表，是满族、汉族，甚至后期与外国文化融合的结果，是满族残存习俗的反映，也是当时外国文化入侵的体现。旗袍这种中国独特的民族服饰，承载了时代新旧交替的特点，可以说是民国时期社会的一面镜子，透过它可以更直观地把握那个时代新旧交替的脉搏，了解人们社会生活的改变。基于此，以旗袍为着眼点，理清旗袍在民国时期的发展与演变，从而透析出民国时期社会风俗的变迁发展。

一、中国国粹：旗袍

（一）旗袍的起源

旗袍，是中国悠久的服饰文化中最绚烂的现象和形式之一，在整体上体现了一种优雅大气兼容并蓄的自然和谐之美，被誉为中国国粹，独具魅力。它的存在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模式，而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在传承融合的基础上不断变化发展。民国旗袍不仅源于清朝女子之袍，更是中西合璧的结果。

一方面，旗袍源于清朝女子之袍，这早在1937年《现代家庭》中就被昌炎提及，昌炎指出：“什么是旗袍，可说是民国纪元后适合新时代中华女子经变演出来的一种新产物。也可以说是中国女子仿制以前清旗女衣着式样的一件曾经改制的外衣。”〔1〕在外观形态上，两者均长及脚踝，都是右衽大襟的开襟方式，两侧都有开衩，且旗袍装饰形式上都有滚边和盘扣，开襟、袖口和下摆也均有刺绣，相对来说，民国旗袍的装饰显得更加简单化。在内在结构上，两者都使用了传统的平面裁剪方式，分左右两片布料缝合，上下相连，整体袍身宽大平直。因此，从内到外都体现着二者之间极大的关联性，民国旗袍深受清代旗女之袍的影响。另一方面，民国旗袍在风行的过程中不仅有继承的因素，也不可避免有对西方服饰元素的吸收与改进。民国旗袍与当时西式的连衣裙一样均是上下联属的式样，1928年欧美短裙风的影响下旗袍的长度也随之缩短，出现了风行一时的及膝旗袍，此后复古长裙风在服装界的流行也带动了扫地旗袍的出现。除却款式上的中西合璧，西式的一些花边装饰如荷叶边袖口、蝴蝶褶下摆等也均在民国旗袍中有所体现。由此可见，民国旗袍融合了中国传统袍服和西方新式女装的特点，是中西服饰合璧的结果。

（二）旗袍演变与地区文化的相关性概述

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艰难转型的过渡时期，也是中国传统社会受到冲击力度较大的时期。在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各种新思潮的交织中，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急剧的变化，开始适应现代化的变革。于是，社会风俗出现了现代化的转变，体现出新旧并存的局面。

首先，政治上，满汉等级差异诱发旗袍演变需求。清时满汉妇女的服装并不相同，清朝旗女之袍尚属上下一体的一件制服装，但汉族妇女承袭的却是明代的旧服饰。民国成立后汉族妇女终于也有了穿旗装的权利，这为后来民国旗袍的出现风行提供了广大的群众基础。其次，经济上，旗袍促进了近代工业化的发展，工业化发展也加快了旗袍的演变。“西人之衣服，较满洲式尤为便利，故今人多服之”，简便的服装更符合近代工业化的趋势，新的生活下人们也开始追寻与之相配的新的时尚。除却引进便利的西服，对于中国传统服饰的改革也徐徐推进。最后，思想文化上，中西合璧提供新理念、女学的兴办带动新装扮、各大报刊如《良友》《申报》等开始纷纷开辟时装专栏，传递国内外最新时装趋势。可见，在社会风俗中，服饰一直是人们物质生活的显性和典型的代表，能渗透出中国人的情感、习俗、道德风尚等。旗袍的演变与地区的政治文化、经济文化和思想文化都具有相关性。

1929年，国民政府正式规定旗袍成为国民礼服之一，这加速了旗袍的流行。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末，旗袍因其独特的魅力逐渐成为中国妇女喜爱的服饰，不管是民间妇女、女工、女学生，还是达官显贵的小姐、太太们在日常生活和交际场合穿的都是它，甚至外国妇女也把旗袍作为时装之一，可见旗袍的覆盖面之广、传播速度之快。旗袍突破了阶层，不再是贵族专有服装，而成了大众化、流行化的服饰，以旗袍为例探究民国时期社会风俗的变化具有可行性。

二、旗袍在民国时期的演变探析

（一）造型演变

旗袍在民国时期从最初的马甲旗袍，造型演变为倒大袖旗袍、“H”廓型旗袍、及膝旗袍、扫地旗袍及改良旗袍。学者包铭新等在著作《中国旗袍》中指出“旗袍最初是以马甲的形式出现的”〔2〕，1926年，长马甲同短袄合并，就有了民国新旗袍最初的款式——马甲旗袍。这种新形式的出现，成功将满族女性传统的里面穿长袍外面穿短马甲的形式，颠倒成为里面穿短袄外面穿长袍的式样，将满汉女装以旗袍马甲这样一个新的形式融合在一起。造型方面，类似A字型。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版型宽松，穿起来不会有束缚感。然而，马甲旗袍中穿在长马甲里面的短袄实在是厚重，因此，人们就裁剪掉了厚重的短袄衣身，只保留长袖口，慢慢地就跟长马甲融合成为了一片式旗袍。人们把袖口做得越来越大，同时衣身反而逐渐紧凑，这就是所谓的倒大袖旗袍，与如今流行的七分袖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见图1）。

图1 倒大袖旗袍

20世纪20年代末，由于曲线化运动蓬勃发展，人们学着坦然接受人体自然的曲线美并予以欣赏，“H”廓型旗袍开始出现。1927年，“自朱厅长提倡天乳运动之后，……似乎女士们都流于曲线化。”〔3〕从此之后，宽松的直筒型旗袍已经不再被人们所推崇，旗袍整体的轮廓逐渐由原来的“A”型变成了“H”型，出现了“H”廓型旗袍，它开始突出外部轮廓，成为旗袍改良成“S”轮廓的前提和基础。与此同时，及膝旗袍开始出现。受欧美短裙风的影响，旗袍长度缩短至膝盖处，袖口宽向窄收缩，旗袍的下摆也开始上升，在当时也是相当大胆而前卫时尚的变革。1927年上海中西女塾的毕业照上可以看到当时女学生的旗袍下摆大致在小腿中央部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真正接纳及膝短旗袍这一时尚。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的短旗袍装饰简约，领头高而束缚颈项，变得更加修身而合体（见图2）。

图2 上海中西女塾女子毕业旧照

1929年4月，民国政府制定“服装条例”，规定女子服饰有两款：一为短上衣、单裙；一为长衫旗袍。这使得作为时装消费主体的一些知名女士和社交名流不得不在许多场合保持“长及膝和脚踝中央”的服制。同时，西方短裙流行过后，复古长裙风也悄然席卷时尚界，紧随时代潮流的上海也在第一时间做出相应的改变。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扫地旗袍应运而生，旗袍的尾摆被拉长，有些甚至及地。为了便于行走，旗袍也随之设计了高高的开衩。至1933年，长及足的旗袍已经普遍流行开来。

而到了抗战初期，旗袍再次呈现出简约化的特征。短旗袍主导下的“改良旗袍”长度缩至小腿中间，下摆开衩也变得更短了，整体造型类中式立领。很显然这不是单纯地为了抗战节省布料，而是为了适应战争这个大背景做出的更高效更有利的行为。改良旗袍的出现，是时代的呼唤，是必然的结果。

（二）裁剪制作的创新变革

旗袍在民国时期裁剪制作的演变，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由平面转向立体，二是由手工改良为机械。

一方面，平面直线式裁剪是旗袍传统的裁剪方式，传统旗袍以肩部为支点，前后衣身相连，故在裁剪时构成衣服的裁片也主要以直线为主，面料则尽可能使用最大幅宽来裁剪，使平直简练的服装可以宽松地平铺在水平桌面上。从传统的中国式裁剪方式来说，这一手法不仅较为完整地保留了面料的纹样，而且更容易提高面料的利用率，手工缝合难度也随之降低，手工匠人更便于传承这一工艺。而随着民国旗袍的造型演变，其裁剪制作也根据造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良，更加注重旗袍立体感的裁剪设计。民国旗袍引入了西式的裁剪方法，装袖和省道的采用使旗袍变得更加称身合体，开始有意识地表现肩、胸、腰、臀的女性曲线。最初只是在衣片的侧缝线上做了曲线化的处理，之后经过名为“归拔”的工艺优化，进一步收缩了腰围和臀围，袖口的缩小也从视觉上进一步拉长了旗袍衣身〔4〕。30年代后期的旗袍不仅采用基本的胸省和腰省，而且在裁剪设计上还巧妙地运用绱袖、拉链和西服的垫肩等造型明显暴露人体曲线，增强立体感，使得整体的外形轮廓呈流线型。整体而言，西式剪裁技术的应用也使旗袍看起来更加立体，从而迎合女性的时尚要求，也与西方女性的新形象一致。

另一方面，由手工改良为机械制作。民国旗袍的制作工艺上，也开始由原来的手工制作转向机械化制作。原来的清朝旗女之袍上复杂的刺绣花纹被取消，取而代之以简约的滚边、盘扣等来装饰旗袍，旗袍的本体性语言例如凸显旗袍穿着的曲线美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旗袍本身越发趋向简约与实用，人们不再拘泥于手工刺绣工艺，而更注重旗袍的整体美感、实用性以及性价比。例如到了后期改良旗袍的出现、人们对于旗袍需求的增加等，都使得机器化生产成为可能。旗袍本身的线条通过各个方位的有机缝合形成流畅的轮廓，给人视觉上带来丰富的层次感和节奏感。缝纫机也开始取代传统的针线，进一步提高了裁衣的效率。民国时期实业潮的兴起和工厂的开发，更促进了旗袍机械化生产的发展。

（三）装饰设计由繁入简

早期的装饰繁复。早期的旗袍外形宽松，线条平直，覆盖了人体的曲线，故女子对于美的追求只能寄希望于装饰，通过繁复绚丽的绣花和镶边来表达自己的内心追求和个性的体现。人们在装饰旗袍的过程中，很自然地将美观和实用结合起来。最初的旗袍普遍用料上乘，丝绸是其首选的面料，早期的旗袍多使用真丝面料，人们把最易于磨损和弄脏的衣领、袖口和袍服下摆加上一层布料，并别出心裁地绣上纹饰，变成了道道镶嵌。这样一来，不仅解决了磨损的问题，也为衣袍增加了别致，堪称点睛之笔，甚至在京城还出现了极尽奢华的“十八镶”。

到了后期，旗袍的装饰越发简约。一方面，到了二三十年代，随着工业化进程的进一步发展，思想的解放带来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为适应新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早期旗袍繁琐的装饰逐渐被简约实用的风格取代，除了极细的边缘滚边和盘纽外基本没有其他装饰〔5〕。另一方面，三四十年代期间，随着服饰面料的不断更新，印花棉布、洋绸、蕾丝等新型布料逐渐被运用到旗袍中，旗袍装饰一改往日的繁复，其面料图案在设计上吸取了欧洲写生和光影处理的技法，使得色彩与图案整体的融合性更加和谐，丰富了旗袍的风格。新时尚对于简约装饰的追求更是为了着重突出旗袍本体的韵味，人体曲线化的凸显让民国旗袍成为新旧文化交融的节点。除此之外，旗袍从丝绸面料到人造丝、棉布的转变，其装饰由繁入简的变化，也突破了阶层的桎梏，成为普通大众都能够穿的服饰。例如当时流行的阴丹士林牌细布蓝色长衫旗袍，这种面料是由舒适透气的棉布经过被称为“洋靛”的“阴丹士林”染料染成，耐晒耐洗，这使得民间穷苦的劳动妇女也有能力穿上旗袍，进一步扩大了旗袍的受众群体。

三、从旗袍的演变透析民国时期的社会风俗变迁

服装作为人类文明的一大标志，承载着一定时期的社会精神风貌及其内涵。从大的方面来说，它是一个时代社会风俗变迁、人们思想观念变化的重要反映；从小的方面来说，对不同服装的选择呈现的也是人这个个体的精神风貌和内心世界。近代民国旗袍的演变正是如此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民国时期这个庞大的社会风情图貌。

（一）等级观念淡化，平等意识增强

在民国成立前的清朝，作为女性着装的旗袍的样式就一直受着身份等级制度的限制。当辛亥革命推翻千年的帝制，中华民国创立后，社会上剪辫易服之风大开。人们再也不用受制于过去历朝历代的冠服等级制度，压抑已久的追求自由平等的思想促使人们开始根据个人的喜好来选择服饰。一些引领风气的妇女率先以不断改良的新式服饰逐渐替代富有封建色彩的短袄长裙，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旗袍开始被广泛穿着。到20世纪40年代，旗袍已经成为中国妇女一致接受的正式外出服。因为对服饰等级性和伦理性的破除，导致民国时期市民的穿戴是丰富多彩的。《中华全国风俗志》记载，除了旗袍外，有的地方还出现了“中国人外国装”“男子装像女，女子装像男”“平民穿官服，官僚穿民服”的现象。可见，服饰本身所具有的社会等级符号被人们淡化，平等的追求时尚成为社会主流。

在西方自由平等意识的熏陶下，民国时期的女性也竭力挣脱枷锁，呼唤男女平等的出现。一方面，在南京临时政府制定约法的时候，就有先进的妇女参政团体上书孙中山，提出“以重法律，以申女权”的愿望。但由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女性追求男女平权的诉求并没有被满足，妇女依旧没有参政权。伴随着革命而来的思想解放和20世纪风起云涌的女权运动，妇女在走出家庭步入社会工作岗位的同时，在服饰上也开始效仿男子，将长马甲与短袄变成了“一片式”裁剪的长袍，意图打破亘古以来男女不平等的状态，这也正是追求男女平等思想在旗袍演变史上的体现〔6〕。另一方面，旗袍的造型演变也反映了女学的兴起。当时社会有条件的各界力量诸如革命党人、商人等创办专门的女子学校，追求女权之风盛行一时，近代教育家张竹君不仅积极创办女子实业学堂，还经常身着西装奔走演讲，被称为“女界梁启超”。服饰装扮上的陈规陋习被解放的思想一一破除，人们开始追寻服装装饰上的简洁大方风格，注重体现女性的自然曲线而不再去压抑它们。作为知识和文化的代表，女学生们追求的所谓潮流就更容易受到重视，甚至她们的日常着装，就成了许多人效仿的对象，例如上文所述上海中西女塾女子毕业旧照中所穿的及膝旗袍。

（二）崇尚西方文化，重商思想出现

中西文化的冲击交流给传统旗袍带来了新的活力。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民国旗袍的出现和演变是人们崇尚西方文化意识的体现。1925年12月21日《申报》记载“近来上海之时装，咸趋欧化，于制裁上多注重于立体观念方面矣”。无论是立体裁剪方式的运用，还是让腰部更加合体的省道，或是西式的装袖垫肩和新潮的拉链，新式旗袍的特点无一不走在时尚的前沿〔7〕。民国旗袍在保留中国传统服饰特点的同时巧妙地融合了西式服装的优势最终形成自己独具的风格，在体现中国旗袍包容性的同时其实也蕴含了民国女性对西方文化的推崇。

旗袍的裁剪制作从手工到机械化的变化，也体现了当时重商思想的出现。早在1843年上海开埠后，以上海为首，以浙江、安徽、江西紧随其后的城市，与来自海外英、美、法、俄等国的移民为城市的商业化发展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贡献，特别是上海，成为西方文化传播到中国的第一站。1871年12月5日的《上海新报》记载“出延一二十里不知天日，由城东北而西折，半属洋行……洋货、杂货，丝客、茶客，相向繁华”。外国商人的到来，洋货杂货商铺林立，这些都为后期民国时期旗袍造型、款式的变迁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赖以生存的小农经济慢慢土崩瓦解，西方工业文明强势袭来，资本主义的功利思想对传统重农抑商的习俗进行了冲击。南京临时政府在成立之初，就大力推动工商业的发展，取消了开办企业的种种限制。因为旗袍的流行，有手艺的工匠纷纷制作旗袍，大大小小制作旗袍的店铺大量涌现，一件件精美的手工旗袍满足了女性的审美需求。上海的南京路上的鸿翔时装公司，宋庆龄曾亲笔题写“推陈出新，妙手天成，国货精华，经济干城”，蔡元培也曾以“国货津梁”横匾相赠。很显然，当时的社会名流对商人的态度是鼓励和重视的，这是重商思想的典型反映，旗袍商业价值的提升使其开始机械化制作，传统的手工定制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

（三）崇尚自由思想，社会风俗开放

受传统的儒家思想的影响，清代旗袍用宽大平直的袍身掩盖女性的削肩、平胸和细腰，以此来体现中国古典女性的典雅含蓄和内敛。在此基础上，为了区分等级，并在端庄大方的前提下追求一定程度的美，清代旗女之袍选择了将各种繁复纷杂的装饰加于袍身，细节上追求美轮美奂，将旗袍变成了一件华丽的装饰品。自辛亥革命以来，随着政治上的改变，文化上也面临着巨大的冲击，人们越发崇尚自由、自主和自然，抛却繁杂追求简单明了，让旗袍整体的造型变得更加简洁而淡雅，去除束缚、崇尚自由的思想在旗袍上得以体现。作为始终代表中国传统的民族服装，民国旗袍在制衣技巧上的变化体现了优秀服装兼收并蓄的特点。它既保留了中国传统服饰的制衣特点也吸收了西方服装的优势，紧随着时代的潮流，呈现出平民化和大众化的趋势。

民国旗袍的演变，在一定程度上也打破了千百年来衣冠“昭名分，辨等威”的做法，冠服等级制度随着封建制度的被推翻而消亡，人们开始可以凭借自己的喜好选择适合自己的服饰，旗袍的样式也随着人们的需求而多样地转变。衣领、袖子、开衩和开襟各有选择：高低领的变化，长中短袖的变化，袖口大小的变化，高低衩的变化，左右开襟的变化等〔8〕。多样旗袍的出现，实际上是民国时期女性追求个性解放的体现，人们不再压抑自己的需求，不再被等级所束缚，可以顺从自己的内心去选择自己心仪的服饰〔9〕。凸显人体美成为这个时期人们在服装上新的审美观。于是乎社会风俗得到开放，西方的立体裁剪方式被吸取到服装改制中，胸省和腰省进一步凸显了人体曲线，不得不说这是旗袍乃至中国服装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

总之，旗袍自身的衍生性和融合性终促成其流行演变，这让旗袍逐渐成为一种全民化的国服。旗袍的演变透析出民国时期平等意识的增强、重商思想的解放等，得以看出民国时期社会风俗的逐步开放。新式旗袍在民国时期熠熠生辉，从它的出现到改良，西方文化的传入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西俗东渐的潮流中，对西方习俗的接纳不仅丰富了中国文化，也为改造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借鉴。东西方文化在旗袍上找到了兼容的空间，时人对旗袍的改造也顺应了满汉融合、中西结合的历史潮流，促进了历史的进步。中西服饰观念的交融下，简洁自然的现代审美观开始取代繁复内敛的传统审美，民国旗袍这种独具特色的现代中国服装在时代的洗礼中逐渐发展，拥有经久不衰的魅力，直至今日仍旧是人民大众所喜爱的民族服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