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逸飘，刘明月

（1.大理大学经济研究所，云南大理 671003；2.大理大学党政办公室，云南大理 671003；3.正大管理学院，曼谷 10700）

一、研究背景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并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近年来，农民工返乡创业与就近就业的趋势日益明显，改变了以往农村劳动力净流出的格局。再加之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不断深化，阻碍城乡要素流动的壁垒正在逐步打破，城乡关系开始慢慢从城市对农村资源的“单向吸纳”转向城乡之间的“双向对流”〔1〕。除了城乡关系，工农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城市产业布局不断向乡镇下沉，多元化的产业体系为城乡融合打开了新的路径。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成为了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抓手，而以农村为场域，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村三产融合也在不断吸引农户转型发展。同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新的发展目标又在不断推动农户通过转型发展实现富裕富足的目标。因此，乡村振兴背景下，生计策略转型是农户顺应农业农村新发展形势的必由之路。

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互联网的普及与推广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据《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17）》显示，2016年有54.3%返乡创业人员通过运用“互联网+”等模式来了解市场动态、政策法规和进行产品推广。大量返乡创业人员借助电商平台，降低了乡村创业成本，推动初创企业快速成长。此外，报告还显示，80%以上乡村创业人员创办的企业涉及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和产业融合，主要体现在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农产品加工等项目上。可见，互联网已成为农户突破发展约束、改变传统生计模式的重要工具。那么，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各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如何？对不同农户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上述问题的解答对于依靠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手段推动农户生计策略转型和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回顾

生计策略是一个家庭抵御外部风险和维持生计能力的手段，是人们利用生计资本实现生计目标、达到脱贫致富的中介，生计策略的选择直接决定了家庭实现收入、安全和福利的可能性〔2〕。学术界从诸多方面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展开了深入研究，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产业扶贫。通过贷款、技术培训、项目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帮助农户增强抗风险能力、积累资本数量、优化资本组合〔3〕。刘卫柏等认为产业扶贫采取市场方式，坚持效益导向，通过提供农业与非农就业机会与创业机会，影响贫困农户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资本积累，以此改变农户的生计策略〔4〕。第二，生计资本。资本存量及组合状态作为个体可持续发展能力和自我生计保护能力强弱的核心体现，是农户进行生计决策的逻辑基础，也是实现预期生计目标的必要提前〔5〕。陈良敏等认为生计资本的丰裕程度会对农户生计策略向农业、兼业与非农方向变动产生不同的影响〔6〕。第三，移民搬迁。农户生计策略的调整不仅体现着他们在面对外界环境变化和自身资本变化时所做出的理性决策，更凸显出农户生计决策的动态性，同时也是移民搬迁影响的核心所在〔7〕。王君涵等认为异地扶贫搬迁后农户的生计策略会逐步由农业向非农业转化，外出务工和非农自营是搬迁户搬迁后所演变的主要生计策略〔8〕。第四，生态补偿。我国现行的生态补偿主要是给受补偿者提供实物、资金、智力与政策等方面的支持，进而影响农户的生计策略〔9〕。

在信息技术越发成熟的今天，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步成为了影响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重要因素。互联网的使用一方面通过影响农户的信息获取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进而影响生计策略选择。作为一种信息渠道，互联网不仅提高了信息传播效率，而且还拓宽了信息传播范围〔10〕，有助于农户及时获得就业信息，尤其是网络求职的普及，极大地增加了农户从事兼业生产或外出务工的可能性〔11〕。除此之外，作为一种社交媒介，互联网为建立更宽泛的关系网络提供了便利，尤其是低自尊和低满意感的人更易于利用互联网社交平台建立联系〔12〕。并且使用互联网社交比面对面社交更自如的人更倾向于通过互联网与陌生人建立联系，并发展至现实生活中〔13〕，新关系的建立有助于帮助农户实现生计转型。另一方面，互联网在农户积累生计资本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徐笑梅等认为互联网打破了沟通的物理界限、降低了沟通成本，可以发展与维护社会网络以积累社会资本并带来更多的社会资源〔14〕。中国农村作为一个典型的人情社会，社会资本可以直接作用于非农就业过程，提高效率和成功率〔15〕。邱新国和冉光和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能够显著提高家庭正规金融可得性及融资额〔16〕。Hooley指出互联网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职业素养，进而增加人力资本积累〔17〕。而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作为农户重要的生计资本，对其生计策略选择有着重要影响。

综观现有文献，虽然学者们围绕农户生计策略和互联网使用展开了诸多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仅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某一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如非农就业和自主创业等，并没有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做全面的分析，因此也无法观测到互联网使用对农户不同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差异。基于此，本文利用2018年CFPS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互联网使用对农户选择农业种养殖、个体私营和外出打工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从上网用途与农户特征差异等方面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异质性影响。

三、实证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实证所用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实施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2018年的全国调查问卷。根据研究需要，本文将个人问卷与家庭问卷的数据相匹配，最终得到了包括互联网使用、农户个体特征、农户生计策略、家庭特征等变量在内的6 773个有效样本。

（二）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为农户生计策略，按照不同生计类型本文把农户生计策略分为了农业种养殖、个体私营和外出打工三类。在2018年的CFPS问卷中，分别使用“是否从事农林牧副渔工作？”“是否从事个体私营？”“是否外出打工？”的回答来表示。核心解释变量为互联网使用，取值来自于问卷中“是否移动上网？”和“是否电脑上网？”的回答，若以上两个问题的回答至少有一个为“是”则取值为1，“否”则为0。控制变量主要分为了两类，一类是户主个人特征，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态、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健康状态；另一类是家庭特征，包括人口规模和农地禀赋。具体的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三）模型构建

由于农户生计决策均为二值虚拟变量，因此主要选用Probit模型来研究互联网使用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yi表示农户的生计策略，Interneti表示农户互联网使用情况，Individuali表示户主个人层面的控制变量，Housei表示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a为待估系数，εi为误差项。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模型估计

表2为控制户主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后互联网使用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估计结果。考虑到Probit模型的非线性特征，本文所汇报的结果均为平均边际效应。由表2可知，互联网使用对农户选择农业种养殖和外出务工的影响显著为负，而对选择个体私营的影响显著为正。表明互联网作为一种接收信息资源的现代化渠道，有助于提高农户选择个体私营的概率，但却降低了农户选择农业种养殖和外出务工的概率，这一结果可能跟农户使用互联网的用途有着重要关系。从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来看，个体特征中，户主年龄对农户选择个体私营的影响为正，但并不显著，而年龄平方的影响却显著为负，这表明户主年龄对于农户选择个体私营可能具有异质性影响。户主已婚对于农户选择个体私营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户主受教育程度对农户选择外出务工的影响显著为负。同时，户主受教育程度对农户选择个体私营的影响虽然不显著，但系数为正。结合上述两点可以看出，人力资本越丰富的农户可能更加愿意选择自主创业，这也符合目前返乡创业的趋势。此外，在家庭特征中，家庭人口规模和农地资源都对农户的不同生计策略选择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说明人口规模越大和拥有农地资源的农户其生计策略选择多样化的概率会越大。

表2 互联网使用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Probit模型估计结果

（二）内生性处理

由于互联网使用与农户生计策略选择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为了检验上述结果的稳定性，本文利用工具变量来替代互联网使用进行进一步检验。考虑到互联网使用会受到所在地区互联网普及率的影响〔18〕，因此选用省级层面的互联网普及率作为互联网使用的工具变量。该部分数据来源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用2018年各省市的互联网普及率去匹配不同地区的农户数据。

表3展示了IVPr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由表3可知，当把互联网使用作为被解释变量时，第一阶段回归的系数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互联网普及率对互联网使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第一阶段的F值为370.79，超过了10%水平上16.38的经验切割点，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Wald检验结果也拒绝了互联网使用不存在内生性的原假设，说明互联网使用为内生变量。在纠正了内生性后，互联网使用对农户不同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方向和显著性均未发生改变，表明上述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3 互联网使用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IVProbit模型估计结果

（三）异质性分析

由表4可知，使用互联网工作、社交和娱乐的频率越高，农户选择农业种养殖的概率将会越低，但相比之下，使用互联网学习对农户选择农业种养殖的负向效果更弱。对于农户选择个体私营而言，只有使用互联网社交对其生计策略选择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是因为农户在创业过程中，由于受到资金、技术和信息等资源的限制，社会关系网络将成为农户进行创业决策的关键〔19〕。尤其在农户创业前期，大部分只能依靠社会性关系网络来获取创业的信息和渠道，且这样的关系网络能够对创业产生正向影响〔20〕。而使用互联网社交也正是目前农户维护社会关系网络的最主要方式之一。从农户选择外出务工的估计结果来看，使用互联网工作的频率越高，农户选择外出务工的概率将会越低，但相较而言，使用互联网娱乐反而对农户选择外出务工的负向效果会更弱。

表4 基于不同用途的互联网使用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估计结果

互联网作为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对于不同年龄层次农户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进一步以40岁为分段考察不同年龄层次互联网使用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差异。从表5可以看出，40岁以下的农户使用互联网对农业种养殖、个体私营和外出务工的影响均不显著，而40岁及以上的农户使用互联网对不同的生计策略选择均有显著作用。可能的原因在于，年龄更大的农户拥有更多的原始资本积累，因而借助互联网能够更好地发挥资本效用，使其在考虑自身综合情况下做出利益最大化的生计策略选择。

表5 基于年龄分组的互联网使用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估计结果

除此之外，考虑到不同文化程度对互联网使用的效果也可能存在差异，进而以高中学历为分段考察不同学历层次互联网使用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差异。由表6可知，互联网使用对不同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只在高中以下学历的农户中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户本身获取资源和信息的渠道就极为有限，而互联网的使用正好为其弥补了这一不足，因而表现出了显著的影响。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户往往拥有更宽泛的社会关系网络和更多的资源，因此在生计策略选择上互联网反而并不是主要的工具。

表6 基于文化程度分组的互联网使用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估计结果

（四）基于收入视角的生计策略选择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户的生计策略日趋多样化，在考虑互联网使用对农户不同生计策略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互联网使用对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的影响。鉴于此，本文以农户农业收入占比作为被解释变量，考察互联网使用的影响效应，结果如表7所示。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农业收入占比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互联网使用将有助于促进农户生计策略向兼业和非农转型。

表7 基于收入视角的互联网使用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估计结果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2018年CFPS数据，通过构建Probit模型，首先实证检验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户选择农业种养殖、个体私营和外出打工的影响差异；其次分析了互联网使用的不同用途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差异；最后探讨了互联网使用对不同特征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异质性效果。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互联网作为一种接收信息资源的现代化渠道，有助于提高农户选择个体私营的概率，但却降低了农户选择农业种养殖和外出务工的概率，且这一结果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依然稳健。第二，不同的互联网使用用途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有着明显差异。具体而言，使用互联网工作、社交和娱乐的频率越高，农户选择农业种养殖的概率将会越低，但相比之下，使用互联网学习对农户选择农业种养殖的负向效果更弱；使用互联网社交对农户选择个体私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使用互联网工作的频率越高，农户选择外出务工的概率将会越低。第三，互联网使用对不同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具有异质性。相比于年轻人，互联网使用对年长农户的影响更具显著性，但从文化程度来看，互联网使用对文化程度较低农户的影响更具显著性。第四，从收入视角考察农户的生计策略发现，互联网使用有助于农户非农收入占比的增加，进而促进农户生计策略向兼业和非农转型。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首先，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三农”注入了新的活力，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为城乡要素流动和信息互换提供了重要渠道，也成为了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工具，为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提供了重要保障。在农户生计策略中，基于个体私营的自主创业活动在互联网技术的加持下，已成为农村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其次，虽然互联网的普及率不断提升，但在农村地区仍有大部分农户属于网络新手，亦或仍处于信息孤岛，因而在互联网推广的过程中需要对农户进行引导和帮助，尤其是如何利用互联网进行工作、社交和学习，有助于农户更好地搜寻信息和资源，帮助其实现生计多样化。最后，互联网是帮助农村社会中相对弱势群体实现生计策略转型的重要工具。年龄较大和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户在生产经营中主要依赖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但农村社会的人情关系网络在接收信息和获得资源等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而互联网的使用却打破了这一限制约束，为农户生计策略转型提供了帮助。综上，为了推动农户生计策略转型，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农村地区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村公共上网资源；另一方面需要加快推进网络提速降费改革，积极推广互联网使用，创建各种类型的网络培训服务中心，突破农村弱势群体有效使用互联网的“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