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5集反腐电视专题片《零容忍》成了热议话题，不少情节令人咋舌——“小海鲜”成了行贿接头暗号，一盒“小海鲜”30万美元，一送就是9000万;有人收钱没够，说自己疯狂的贪欲“登峰造极”“要钱干什么，埋你啊？”有人赌瘾缠身，输光了竟向困难群众伸手，骗骨癌患者的救命钱;还有人为了满足自己的“设计梦”，让商人出资，建造极尽奢华的私家园林……

除了看“热闹”的现象，更值得注意的，是片中透露的新型腐败“门道”。

“中间人腐败”

贵州省政协原党组书记王富玉，涉案金额4亿多元。在搞“隐秘腐败”上，王富玉绝对是个老手。

2014年，茅台集团在三亚投资开发度假酒店，商人沈某请托王富玉帮忙承揽项目建设，王富玉就安排弟弟王富出面与沈某“合作”，自己在幕后操纵。沈某顺利中标后与王富分成，输送利益数千万元，王富玉让王富“代管”赃款。除了弟弟，王富玉还把儿子发展为受賄“中间人”。其子王斌与人“合作”做生意，企业通过王斌向王富玉行贿6000多万元，换来后者在项目上的帮助。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在王富玉这里成了“贪腐亲兄弟，敛财父子兵”。这些贪腐官员为降低败露风险，大搞障眼法、隐身术，借亲友或其他代理人名义收受贿赂，一旦东窗事发，便以“不知情”“未利用职务之便”等理由开脱。

与王富玉相似，云南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原党委副书记、院长马林昆利用中间人绕开监管。他与妻兄合谋，借医疗设备采购大肆牟利，中间又找了一个代理商人掩人耳目。

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书记周江勇也是利用中间人搞腐败的典型。他与弟弟周健勇一人从政、一人经商，通过弟弟接受商人请托，收受贿金达9000多万元。许多企业主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购入周健勇公司股权，以此换取周江勇在低价审批土地、给予优惠政策方面的帮助。

“期权式腐败”

除了“中间人腐败”，还有“期权式腐败”。

判断官员有无受贿，需有滥用权力、牟取私利的双重证据。假如官员滥用权力却未获不当利益，证据链就不完整。为此，一些官员决定“延迟满足”，推迟获利时间，将受贿“期权化”。

王富玉就是这样，替人办事时先不收好处，等退休后再主动打电话挨个提醒商人“兑现承诺”。

有的贪官还把权钱交易伪装成正常的市场交易。比如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行长孙德顺，设立影子公司，安排老部下当代理人。这边孙德顺用公权力为企业批贷款，那头企业以投资名义，将巨资注入孙的实控公司。交易主体本已魅影重重，资金往来又伪装成貌似合法的金融产品、股权投资协议。以钱生钱、获利分红的利益共同体就此形成。

一些贪官把金融手段玩得挺溜，借壳、入干股、买原始股等，靠股权坐拥高收益。比如云南省景洪市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岩温罕，收受矿石商人赠予的“干股”，两年分红124万元;深圳市发改委能源与循环经济处原处长李镭，利用职务便利为医疗公司申请无偿扶持资金，之后购入该公司“原始股”，进行套利。

“虚拟货币腐败”

虚拟货币成了新型腐败渠道，因为加密数字货币不仅值钱，还能在虚拟空间支付流转，纪检监察机关调查取证难度大。比如去年11月落马的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肖毅，罪状之一就是闷声“挖矿”。

网络技术升级也让贪官找到敛财新路径。反腐剧《巡回检察组》中，“网红”检察官熊绍峰开设直播账号，不法商人就通过增加粉丝数、制造点赞量等方式，为账号奉上10万虚拟货币，提现成人民币就是1000多万元。

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发布的文件还列举了其他受贿新套路：以委托请托人投资证券、期货或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收受贿赂，以赌博形式收受贿赂，以特定关系人“挂名”领取薪酬的方式收受贿赂，收受贿赂物品但不办理权属变更，等等。

新型腐败花样百出，终归不离权钱交易本质。

如何遏制新型腐败？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程文浩认为，可以通过权力普查掌握公权力的“家底”，凭借法定授权对权力进行正本清源，最终将权力的种类和数量控制在合理必要程度，这是对腐败进行“源头治理”的重要举措。

防止少数领导者大权独揽，及时公开权力行使的规则、过程与结果，发挥社会监督作用也很重要。做好利益规避，比如对官员家属子女的职业选择进行明确限制，防止家族式腐败。

如今，借助信息手段，技术反腐的力量已不可小觑。比如，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可以全面监测公职人员异动，电子政务系统也可通过程序设定和精确授权，防止越权审批等行为。（本稿综合央视新闻、《中国纪检监察报》等 云中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