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鲁迅的文学创作中，小说是最早被关注的，也是被关注得最久的，并且从其思想深度和价值来说，并不亚于他的杂文创作。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分别从狂人式的呐喊到绝望中依然执着地探索，再到大胆创新，把古代历史故事与现实融合起来，其间不曾改变的是一直坚守的启蒙主义立场，即以鲁迅为代表所开创的“五四”新文学传统。

关键词：鲁迅；小说创作；启蒙主义；国民性

鲁迅先生留下了丰富的文学遗产，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其价值都是难以估量的。长期以来，大众对鲁迅的评价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他一生对个体生命的存在、国家民族的命运、国民性的思考的深刻性都表现出其思想的深邃，其超前性甚至是很多思想家都无法超越的，他的思想散现于他的文学作品之中。

鲁迅的杂文在创作数量上占了非常大的比重，而其小说创作的数量非常有限。但是鲁迅小说所体现出的价值并不低于杂文。因为鲁迅是以小说走进“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并以小说奠定了自己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鲁迅小说创作成就主要体现在《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三部小说集中，小说始终贯穿一个主题，即批判国民性，进行思想启蒙，以求唤醒沉睡的国民。鲁迅所批判的国民性，是人们长期处于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下所形成的民族心理和价值认同，具有很强的普遍性。这种国民性是特定时代中国社会各阶层人所共有的，所以鲁迅的批判是站在更高一层直抵人性深处，欲拯救“沉睡”的国民。这是根据人物的社会角色所进行的划分。鲁迅小说的人物形象分为农民和知识分子两类。李欧梵在其专著《铁屋中的呐喊》中，将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划分为“独异个人”和“庸众”，这是根据人物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状态所进行的一种内在的划分。这样更能清楚地看到鲁迅刻画的“铁屋中沉睡”的愚昧的国民，看清他们冷漠的人性和麻木的奴性，这些也正是鲁迅所做的：“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1]实际上，任何一种分析都无法穷尽鲁迅的内涵，理想的方法是尽可能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从鲁迅小说文本出发，体验鲁迅对启蒙意义的深刻思考。鲁迅的小说往往充满了矛盾与艰涩，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存在，再加上象征、隐喻等手法的运用，使其充满了张力，拥有了无限阐释空间。

一、狂人的呐喊

《呐喊》是鲁迅的第一部小说集，这部小说集情绪狂热，充满激情，一声呐喊，要唤醒“铁屋中熟睡”的国民。其中《狂人日记》《药》《阿Q正传》等代表作无疑体现出了狂人式呐喊的情绪，激情热烈，充分表达了主题。还有一些关注相对较少的作品，《一件小事》《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等，读起来并不像小说，在情绪表达上也比较平静，似乎与作家要表达的“呐喊”主题大相径庭。实际上不然，这种平静下也掩藏着一种激烈呐喊的情绪，是一种“无声胜有声”的呐喊，能更好地表达主题。至于文体，鲁迅自己也说，这只是“做一点小说模样的东西”。[1]无论怎样，它们表达的主题和目的都是一致的，都是在对国民进行思想启蒙。

《一件小事》中，叙述者“我”与人力车夫的对比表现出了自己的渺小。“我”本是一个知识者，可是他从灵魂深处依然没有改掉传统知识分子的劣根性，缺少一种“爱”。作家疾声呐喊使人们意识到，这样的知识分子并没有真正觉醒，承担不了拯救国民的启蒙任务，国民必须从灵魂深处进行根本性的脱胎换骨，才能算是真正的觉醒。作家在此用一种内心的呐喊，震颤自我的灵魂，结尾暗示麻木的灵魂正在逐渐觉醒。《兔和猫》《鸭的喜剧》都是写于1922年10月，由此可知，这两篇作品基本上是作家在一种情绪下进行创作的，所以它们表达的主题和内涵基本相同。这两篇作品都是表现作家对“生命”的思考，在平静的情绪中可以看到一种反抗的力量，反抗人们对生命的漠视与麻木，同时，作家也批判了国民性中“诚”和“爱”的缺失。在《兔和猫》中，黑猫的出现把氛围带入恐怖和阴冷之中，造成了弱小生命的毁灭，从而引发了作家一系列的对现实的拷问。在作品的結尾，作家发出了反抗的声音：“造物主太胡闹了，我不能不反抗他了。”[2]581这正是在唤醒人们不要再对生命冷漠、麻木，体现了作家人道主义的大悲悯情怀。《鸭的喜剧》也是如此，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的离去，暗示了“鸭的喜剧”结束。爱罗先珂是珍爱生命的代表，他的存在着实带来了“鸭的喜剧”，他最后的离开且不知所终正象征了珍视生命的消泯，那种对生命的“诚”和“爱”，在爱罗先珂离去时就再也无法找寻了。这里表现了作家在某种绝望中呼唤爱罗先珂的回归，呼唤人性的觉醒，也同样是在平静中进行了内心激烈的呐喊。《社戏》表现了作家对自然的眷恋和对淳朴人性的向往，小说里的每个人都有一种“诚”和“爱”的情感。在纯朴、清幽的乡村环境中，在平静的情绪里，暗藏着激烈的呐喊，表现了作家对美好和淳朴的强烈向往，欲有力地唤醒麻木的人们去获得“诚”和“爱”。

二、孤独者的反思

鲁迅的第二部小说集《彷徨》已经失去了《呐喊》时的激情与狂热，情绪转向了忧郁、苦闷、感伤、彷徨。在曾经的狂热落潮以后，一切都归于平静，作家感到了孤独与无奈，甚至是绝望。可以想象，曾经为拯救国民而奋斗的先驱者面对着庸众的不理解时的孤独与苦闷，以及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痛苦与无奈，但作家在绝望中依然执着地探索。在《彷徨》的开始，作家引用了屈原的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可以看出作家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担当，他对过去的启蒙进行了反思并开始寻求新的出路。

《在酒楼上》被周作人称为“最有鲁迅气质的小说”。在这篇作品里，叙述者“我”与朋友吕纬甫的对话是一个隐喻，这两个人分别代表了一个充满矛盾心灵的两个方面。“我”重回故地找到了过去的那个我，在对话中，内心在进行痛苦地挣扎，在进行抉择：是回到过去？还是继续前行？在这场心灵对话中作家完成了自我反思，曾经的觉醒并非真正的觉醒，在面对强大的阻力时，这种外在的觉醒随即就泯灭了。作家思考的是只有完成的自我启蒙，才有可能真正地觉醒。 《孤独者》是最能体现鲁迅生命哲学的作品。这篇小说“以送殓始，以送殓终”的结构，表现了鲁迅生命哲学中“复仇”的主题。魏连殳回乡为祖母送葬时，人们以为接受过新思想的他会与传统的礼教大闹一番，大家都在等待着他的闹，然而他对于一切都平静地接受了。人们的看客心理与无聊地寻求刺激在魏连殳的平静接受中没有得到满足，从而产生了一种失望，这是鲁迅式的“复仇”。鲁迅说过：“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2]170-171这里魏连殳面对不觉醒的人们，就用了“无戏可看”对他们进行了一次疗救。小说中叙述者“我”与魏连殳进行了三次对话，通过对话表达了孤独者的生命内涵。最后一次谈论的是人的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魏连殳的存在有三层意义，第一层是为自己活，第二层是为爱自己的人活，第三层是为不愿意让他活的活，这就是可怕的“为敌人活”。当魏连殳做了杜师长的顾问后，利用权力压迫被压迫者、侮辱被侮辱者，往昔的敌人现在都纷纷来奉承他、献媚于他，他践踏了所有的敌人，他胜利了，同时他也是最大的失败者，他以自我精神的扭曲和自我的毁灭为代价，进行了一次“同归于尽”式的复仇，最终结果必然是死亡，所以小说最后“以送殓终”。《伤逝》表现了作者对启蒙的激进态度和追求个性解放的狂热进行了反思，批判了启蒙立场的盲目乐观，试图探寻新的启蒙方向，以便有效地唤醒庸众。这里也突出了作者对外在启蒙和自我启蒙的思考。涓生和子君所追求人格独立和自由恋爱，仅仅是一种外力催生的表面觉醒，这种觉醒是外在的，对移植过来的西方的启蒙价值只完成了一种外在的他者启蒙，并没有使国民从灵魂深处觉醒。子君冲出旧式家庭，但她与涓生组建的新的家庭依然是旧有模式，她依旧是把自己放在了封建家庭主妇的位置上。他们的悲剧形成的深层原因即是国民没有实现自我启蒙。正如鲁迅所思考的那样，旧中国“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3]小说集《彷徨》就是这样，作家对此前的思想启蒙进行了冷静的反思，虽然表现出了一种绝望的情绪，但作家并没有放弃启蒙主义的立场。他在冷静反思的同时，又在寻找新的出路。

三、反抗者的游戏

鲁迅晚年创作作品集《故事新编》时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创造了一种新的书写历史的方式。作家把古代历史故事与现实融合起来，中间偶尔还插入一些小丑式的人物，不失其启蒙的思想深度，作品运用象征和隐喻等手法对歷史人物进行解构，具有很强的讽刺意味和对现实的批判力量。《故事新编》没有因艺术技巧的创新而与《呐喊》《彷徨》完全断裂，依然坚守着批判国民性与思想启蒙的立场。《补天》中，女娲是一个不被理解的孤独者形象的延续，她创造了人类，却在庸俗堕落的被创造者之间的斗争所带来的灾难中孤独死去，这一模式显示了“独异个人”与“庸众”的形象对立。同样在《奔月》中的后羿也是一个“独异个人”的形象，他也是一位孤独者，他为人类射日，立过丰功伟业，然而在庸常愚昧的人们中间，他显得异常孤独，他不被人们理解，遭到亲人抛弃，学生背叛。这些都是作者在《彷徨》中流露过的情绪，是作者对先驱者在庸众中不被理解的愤慨，同时也鼓励自己在孤独中继续勇敢地战斗下去。在《故事新编》中，鲁迅依然对其生命中“复仇”的哲学命题进行了思考，例如《铸剑》，这是《故事新编》中最成功的作品，在思想内容上延续了此前《孤独者》的意义内涵。故事围绕眉间尺为父亲复仇而展开，这里“黑色人”具有了象征意义，他的内涵更为抽象。他是复仇的化身，是复仇这一抽象概念的形象化和人格化，他的存在就是“为复仇而复仇”，此外别无意义。这时复仇已经结束了眉间尺的性命，“黑色人”这一复仇本身已经毁灭了眉间尺。当三个头颅在金鼎的沸水中煮过之后，完全混在一起，模糊不可辨了。这里“黑色人”也随之毁灭了，也就是复仇本身也以毁灭为代价，完成了自己的复仇。

四、结语

从1918年发表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开始，鲁迅的小说创作一直在坚守启蒙主义的立场。鲁迅晚年说过：“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 [1]526启蒙主义精神和批判的战斗精神就是以鲁迅为代表所开创的“五四”新文学传统。

作者简介：王保华（1983—），女，汉族，文学硕士，安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教师。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鲁迅.鲁迅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