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一鑫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称为我国“碳中和”元年，“双碳”目标的重要战略部署推动高碳排放行业向低碳转型，同时为绿色产业带来广阔市场前景和全新发展机遇。继“十三五”规划构建绿色金融体系之后，2020年10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强调要“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强化绿色发展的法律和政策保障，发展绿色金融”。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在此背景下，如何通过绿色金融服务“双碳”目标，推动国内经济社会绿色可持续发展是当下金融研究的主要热点问题之一。本文在梳理绿色溢价机理与分析框架基础上，探讨我国高碳行业减排路径和重点方向，最后提出金融支持碳减排的相关政策建议。

一、绿色溢价的提出

（一）碳排放的外部效应

经济主体的碳排放行为外部性主要表现为正、负外部性两个方面，其中正外部性在微观层面集中体现为企业生产成本降低和收益增加，宏观层面体现为因全球气候变暖而诱发的绿色产品、技术和生产模式的开发与创新等。碳排放的负外部性主要表现在污染环境、恶化气候、危害人体健康以及导致环境治理成本激增等宏观层面。碳排放行为的正外部收益往往被个体享有，而产生的负外部危害则由社会来承担，因此，市场机制难以自发纠正过度的碳排放行为。世界范围内主要的碳排放调控机制手段有碳交易和碳税，前者从总量上对碳排放进行调控，灵活性较强，后者可避免碳交易市场失灵状况，稳定性高[1]。然而碳排放的社会成本以及碳价格的界定在各地域间差异较大，不确定性强[2]。碳税属于税法框架下的内容，以价格为导向，调控的灵活性与灵敏度较高，但无法对碳排放量进行限制。碳交易与碳税的成本转移机制必须建立在对碳价格的清晰量度上[3]。

（二）绿色溢价概念

比尔·盖茨在《怎样避免气候灾难》一书中首次提出绿色溢价的概念，是指某项经济活动所利用的替代清洁能源成本与化石能源成本之差，绿色溢价通常是正值，负值意味着化石能源的成本相对较高，经济主体有动力向清洁能源转换，从而减少碳排放。绿色溢价是一种具有很强操作性的分析工具，使碳交易和碳税制度能够更加有机、有序的发挥调控作用，为深刻理解碳减排特质与厘清不同政策选择提供帮助，对我国进一步实现碳减排政策选择及路径选择，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二、绿色溢价的分析框架与主要优势

（一）分析框架

通过计算不同经济活动所利用的清洁能源与化石能源的成本差异，可寻找实现减排目标的有效路径和具体措施。降低绿色溢价有两个途径：一是降低清洁能源的使用成本，需要通过技术降本收窄绿色溢价，而技术降本需要依托规模效应、材料替代和效率提升这三条核心技术路径来实现；二是增加化石能源的成本，提高化石能源排放成本则需要充分运用碳交易与碳税等调控工具，建立碳价格体系以及综合发展的碳减排政策体系（见图1）。两个途径均需要依托宏观政策支持，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入手，加强社会治理，转变生活理念，包括倡导节能节约的个人生活习惯、绿色城市的规划与基础设施的设计等。“绿色溢价”为碳减排目标提供了综合性的分析框架，在这一过程中需要细化不同碳排放与绿色溢价经济主体的减排路径及其适用政策。

图1 绿色溢价的分析框架

绿色溢价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随着零排放技术的大规模使用，可能导致对有排放技术的需求下降，例如清洁能源发电的大量使用将会影响对火力发电的需求，从而降低化石能源的价格以及有排技术的生产成本，这可能导致绿色溢价的反弹[4-5]。在零排放技术大规模推广的情况下，化石能源价格的涨跌压力都会出现，绿色溢价下降的风险可能会反复出现，甚至可能会降低整个社会的碳中和动力。因此，需要在大规模使用零排放技术时，强调使用包括社会治理方式来限制化石能源产能重新扩张。

（二）绿色溢价的优势

相较于碳价格分析，绿色溢价有以下三个优势：一是绿色溢价是一种碳价格的综合分析工具，既可以把碳税、碳交易作为载体，也可以通过技术创新以及降本增效等手段来实现；二是绿色溢价是一种动态的衡量工具，估算当前的成本差异，分析未来可能的演化路径，不涉及对未来不确定性的评估，可操作性更强；三是绿色溢价具有较强的结构性特征，公共政策、商业模式、技术条件等差异可导致的各行业绿色溢价存在较大差异，因此，需要根据不同行业的绿色溢价，评估与之相对应的政策措施的可行性。创新是降低绿色溢价的核心，这一理念的使用能够引发更多对技术创新的关注，并促进技术提升。

三、基于绿色溢价的碳减排重点方向

2016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关于切实做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重点工作的通知》，将石化、化工、钢铁、建材、有色、造纸、电力、交通运输中的航空作为重点排放行业。不同行业的绿色溢价存在巨大的差异，例如随着绿色电力的发展，电力行业的绿色溢价大幅降低，而绿色溢价最高的建材行业与最低的有色行业之间可相差38倍[6]。一个行业绿色溢价的高低说明了该行业使用替代技术的成本大小与实现零排放的难度高低。减排难度主要取决于碳排放结构，如生产制造过程中来源于非电的碳排放占比越高，则需要通过行业自身技术路线的变更、升级或碳捕捉降低碳排放，相应的绿色溢价就越高[7]。

（一）电力行业

电力行业是我国最大的碳排放部门，包含工业、居民等全部用电部门的电力耗能碳排放在内，电力部门碳排放量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40%以上[8]。电力行业的成本计算包括发电、消纳、输配三个环节，在发电侧，电力结构中不同能源（火电、水电、风电、光伏发电）占比，以及各自的度电成本显著影响绿色溢价水平。2021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24853亿千瓦时，其中水电、风电、太阳能、生物质发电量分别为13401亿千瓦时、6556亿千瓦时、3259亿千瓦时、1637亿千瓦时。随着可再生能源规模的增长，以非化石能源的低度电成本驱动能源结构转型将大大降低发电环境绿色溢价。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数据统计，过去10年，陆上风电、海上风电和太阳能光伏发电成本分别下降了39%、29%和82%。根据2020年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的数据，我国光伏发电的平均成本从0.36元/千瓦时下降至0.15元/千瓦时（最低上网电价）。我国陆上风电、海上发电每度电的成本分别下降至0.25元/千瓦时和0.54元/千瓦时。与传统化石能源因需求增加引发成本上升的资源属性不同，随着清洁能源的需求提升，光伏、电化学电车等新能源技术主要从规模效应、材料迭代、效率提升三个维度降低能源技术成本。未来随着技术发展与规模效应，风电、光伏发电成本仍有较大下行空间。

根据据中金公司估算，2021年电力行业绿色溢价比例为17%，其中消纳环节带来的碳中和成本较高。在消纳端，电力系统需要调用各种资源配合可再生能源运行，在不显著增加系统成本的前提下接纳可再生能源的容量。远距离大容量输电能力的不足以及电网调峰能力不足是制约区域新能源消纳的关键问题。因此，目前火电调峰仍然是成本最低的电网调度消纳方式，仍需要进一步提高抽水蓄能和电化学储能等电网灵活性资源的调度。

（二）制造业

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制造业对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贡献巨大。依据中国碳核算数据库，钢铁、水泥、化工（包括石油化工与基础化工）、有色等高耗能制造业的碳排放量占制造业年均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80%以上，全国碳排放量的25%以上[9]。高耗能制造业的碳排放可分为电力与非电力排放两个部分，电力部分的低成本减排主要通过将火电转化为风电、光伏发电等非碳化电力来实现，但是目前非电力部分减排唯有技术革新与通过碳捕捉的方式完成，因此绿色溢价成本较高，特别是水泥等产品的生产工艺不可避免产生碳排放，需借助高成本的氢能、碳捕捉等技术实现碳中和。

高耗能制造业的减排路径，除对行业产能与产量进行一定限制以外，需要通过公共政策工具（如碳税、碳交易机制、试点补贴机制）等方面鼓励企业自主减排，推动行业产能整体升级。另外，引入碳交易机制作为行业减排的激励政策，通过碳交易让企业获取的额外收入，弥补其技术转型升级带来的高绿色溢价代价。

（三）交通运输业

交通运输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驱动力。随着贸易的增长和人员流动的增加，交通运输需求继续上升。交通运输中的碳排放主要来源于运输过程中交通运输工具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因此，为实现减排利用新能源替代化石燃料必然需要付出的额外成本。根据国际能源署数据统计，中国交通运输碳排放中，公路排放超过80%，虽然航空碳排放占比不高，但是飞机用氢成本和航空燃油成本差距大，相比公路运输，航空运输的绿色溢价高，脱碳难度大[10]。整体而言，交通运输碳排放取决于三个因素：周转量上行、燃油效率提升以及低碳或物探能源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例如电动车、生物质航空燃料以及液化天然气船舶等。未来交通运输需求总量的增长将导致该行业的碳排放量持续增加，新能源替代的成本加剧，减排难度加大。推动交通运输行业的碳中和必须依靠技术创新和政策治理的共同作用。

通过对以上三类行业的分析表明，得益于规模效应、材料替代和效率提升三大因素，风电与光伏发电的成本大幅下降，清洁能源发电逐渐实现比化石能源更低的成本。对当下绿色溢价较高的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而言，技术进步与创新是绿色溢价大幅下降的重要节点。技术创新是降低绿色溢价的重要方式，而经济层面的技术成熟度是决定绿色溢价的重要因素。绿色溢价分析框架的兼容性体现在一方面促进技术进步，降低零碳技术的成本，另一方面提升碳排放成本，二者综合实现碳中和目标。

四、金融支持碳减排的主要建议

（一）借助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拉动投资

清洁能源的规模快速增长带来发电成本的大幅下降，体现了清洁能源的制造业属性，也体现了大规模的投资需求在促进碳中和技术进步中的重要作用。高碳排放低绿色溢价的电力行业的技术水平相对成熟，行业的绿色转型已进入更加完善的市场化阶段。从绿色信贷行业投向来看，截至2022年3月，电力行业绿色信贷余额4.82万亿元，占比21.72%，交通运输业绿色信贷余额4.13万亿元，占比20.50%（见表1）。预计截至2030年，发电部门新增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电设备投资约3万亿元，新增抽蓄、储能、火电灵活性改造等保障类投资约8000亿元，新增配网投资、电网补强投资等满足新能源发展投资约4500亿元[11]。面对巨大的电力市场投资需求，要充分发挥绿色金融促进投资的功能，通过引导低息金融资源或降低投资门槛，吸引更多社会资源共同推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表1 绿色信贷分行业投向（万亿元）

中国人民银行于2021年11月正式推出碳减排支持工具，通过“先贷后借”的直达机制，按贷款本金的60%向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利率为0.75%，重点支持清洁能源、节能环保和碳减排技术三个碳减排领域。碳减排支持工具是绿色金融的重要手段，与支农、支小再贷款等同属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但碳减排支持工具没有额度限制，可以频繁使用和调整。同时，国务院常务会议于2021年11月提出，设立2000亿元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绿色发展领域的结构性货币政策持续加码。

（二）灵活创新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模式

综上分析可知，不同行业实施减排的技术难度不同，部分高绿色溢价行业的减排成本与技术可行性方面仍然存在较大障碍，绿色投资回报周期与收益率的不确定性较高。因此，该行业提前减排的动力可能会降低，导致部分绿色投资需求被抑制。随着绿色技术应用场景的不断丰富，银行等金融机构需进一步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模式，创新开办碳汇质押贷款和生态贷等信贷新产品，通过发行绿色债券，开展绿色并购、绿色银团、绿色资产证券化、绿色保险等业务，有效解决贷款期限与绿色项目期限错配以及绿色项目融资难问题。

在绿色资本市场方面，目前我国绿色股权年均投资规模仅为424亿元，直接融资占比较低，发展程度相对滞后，这限制了金融部门对行业的资金支持。由此可见，在实现碳中和目标的过程中，有必要推动大规模的绿色技术直接投资以助力绿色转型发展，这需要持续依靠政策驱动为主、股权投资为辅的绿色金融模式引导推动绿色低碳技术的升级，促进绿色经济模式发展。

（三）加大绿色风险投资保障力度

自2013年以来，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相关的政策陆续出台，明确提出在环境高风险领域建立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提升环境污染责任险投保主体规模和风险保障额度，为高绿色溢价高排放行业的低碳转型提供强力风险保障。保险业因具有在全社会范围内管理风险、分散风险的特点，使得其在商业经营中具有鲜明的社会属性，例如在污染治理、生态保护、资源利用、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发挥出与政府管理公共产品类似效果。

绿色保险是市场经济中管理环境风险的工具，目前绿色保险的种类日益丰富，除了环境污染责任险和巨灾保险，还有光伏电站运营保险、新能源保险、绿色建筑保险、绿色增信保险、碳排放配额质押融资保险、气候和绿色大宗商品指数保险等一系列保险产品。在整个社会经济由高碳向低碳转型的过程中，企业在战略转型和绿色技术开发过程中充满不确定性。保险业作为风险管理机构，创新绿色保险产品与服务，将帮助企业有效应对绿色技术研发和应用的创新风险，使企业在绿色转型实践中拥有更大的“试错空间”。

（四）拓展金融科技应用场景

在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中，金融科技在绿色信贷、环境效益测算、环境风险管理和ESG（环境、社会、公司治理）评估等应用场景的运用较为广泛。目前，我国绿色信贷市场规模无法满足产业绿色转型的融资需求，商业银行需应用金融科技进一步优化环境效益计算模型与转型风险因子评价，实现对绿色产品总体收益率的精确把控，进而推进绿色信贷的资产证券化发展。建立成熟完善、品种齐全的绿色信贷体系，需要针对不同风险偏好和规模需求的用户，自主研发和匹配差异化风险、期限的全品类绿色投资产品，探索发展以用能权、排放权等为质押物的绿色信贷模式。

由于绿色项目的识别是绿色金融中必经的流程，增加了绿色项目融资的资金成本，也就降低了绿色项目的融资优势。而建立智能化的绿色资质认证流程可大幅度缩短绿色认证周期，减少自行提交资料比重和人工执行尽职调查流程，能有效降低道德风险和金融机构操作风险，以及有效简化绿色识别认证程序。各商业银行可建立包括绿色企业、上下游供应商、金融机构和环保监管机构等多方参与的绿色供应链金融体系，将绿色项目贷款信息等实时上传，并在区块链记录该绿色项目的历史合同履行情况、非敏感财务数据等，实现从原料到成品的全流程可追溯，在对绿色项目资金使用进行有效监管的同时，精准定位绿色金融需求，并将违约率保持在较低水平，提升产业链整体绿色水平。金融科技可以在绿色资产识别、认证与溯源、风险与能效管理、信息披露与共享平台等各个环节为绿色金融和绿色发展赋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