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鹏宇，王智慧

（1.江苏理工学院，江苏常州 213001；2.常州高等职业艺术学校，江苏常州 213001）

“清代今文经学虽沿‘知汉、宋之别’到‘知古、今之分’这一路向演进，却也受调融汉宋潮流的推动。简言之,在考据学鼎盛之际,汉学自身对于义理的需要促使人们补偏救弊,从今文经阐发‘微言大义’，导致学术转变。”[1]清代公羊学和常州学派最大的学术贡献正是在今文经学沉寂近两千年后，重新发掘出了《春秋公羊传》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今文经学就此迎来了新生，晚清学术界也多了一面思想的旗帜，后世今文经学派也多受常州学派的影响，在新旧社会的大变革中碰撞出激烈的火花，甚至改变了整个学术界和思想界的面貌。

1 春秋公羊学的源流

汉景帝时，《春秋公羊传》（以下简称 《公羊传》）“其说口授相传，至汉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记于竹帛。”这标志着《公羊传》第一次登上庙堂之高，并成为后世公羊学和今文经学的奠基，也成为《春秋》和其他诸经相异的独特治学体系。《公羊传》重“微言大义”，往往经传合并、传经释义，与《左传》《谷梁传》无论在内容和体裁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公羊传》集中体现了儒家“内圣外王”的价值观：文王是周代先王，开创了周代礼昌乐明的时代，自然是孔子心中的“圣”，孔子借弘扬前代的正气来匡扶现实的混乱就是“王”，孔子不光是学术的先师，更是超越时代“不王之王”的“素王”，这就构成了《公羊传》最重要思想基础。孔子用“素王之道”来阐释“文王之正”，是著述《春秋》的理论原点和实践基点，是向后世传播“内圣外王”的“微言大义”。《公羊传》的“微言大义”和《左传》的“传而不释”、《谷梁传》的“经传持平”相映成趣，展示了对经典和而不同的治学态度。

西汉正向“大一统”的社会形态转变，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正是基于《公羊传》对“大一统”的阐释和探索，可谓生正逢时。而董仲舒实际上也的确贯彻了儒家在传承中创新的治世理念，结合西汉初年的政治社会现状，对《公羊传》进行了大胆的改造。“天人感应”被直接提升为“大一统”实现的关键，这符合汉武帝意图加强中央集权的欲望，并成为在政治上对抗顽敌和流俗的致命武器。与此同时董仲舒也合理地融入了“黄老”的神秘和法家的务实，不仅避免了学术冲突，还丰富了儒学的思想体系，“大一统”“新王”“通三统”不断地神化着最高统治者的权威性和法理性，并形成了两汉公羊学的霸权地位。但是董仲舒之后也逐渐发现，这种与政治联系过于紧密的学术有可能会遏制思想的自由，在晚年又不断地进行反思，使他逐渐失去了统治阶级的信任。

东汉何休就清醒地认识到公羊学时常 “倍经任意，反传违戾……援引他经，失其句读”[2]。何休坎坷的人生经历使他继承了官学和私学的双重传统，也吸收了今文经和古文经的长处，以一部《春秋公羊解诂》确立了公羊学的体例“三科九旨”，确立了“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一科三旨，“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三科九旨。将“张三世”“存三统”“异内外”奠定为后世公羊学的基本治经路径，可谓公羊学真正的承启者。随着古文经学的崛起，何休重新复兴公羊学和今文经学的宏大愿景，也逐渐隐入学术的暗流中。

三国时期，今文经学家严干与古文经学家钟繇曾就《春秋》辨伪展开过大范围的学术争论[3]。西晋时期尽管古文经学占据着学术的主流，但倾心于公羊学的学者还是在默默支撑着今文经学的学统。西晋的学者王接就主治《公羊经》：

“常谓《左氏》辞义赡富，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公羊》附经立传，经所不书，传不妄起，於文为俭，通经为长。任城何休训释甚详，而黜周王鲁，大体乖硋，且志通《公羊》而往往还为《公羊》疾病。接乃更注《公羊春秋》，多有新义。……长子愆期，流寓江南，缘父本意，而注《公羊》”[4]。

随着乱世的结束，隋唐社会逐渐平稳，又重新呼唤“大一统”的回归。政治的变革和气象的更新使儒家思想的主流意识形态又重新树立，而科举的成熟完善也带动了经学的复兴。在这样浓厚的儒学氛围中，徐彦特立独行，潜心于公羊学著《公羊传疏》，与前代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和范宁的《春秋穀梁传集解》一齐被收入官方的《十三经注疏》，虽然是成书时间最晚的春秋三传注解，但也标志着公羊学的复苏。

唐代《五经正义》钦定颁行于天下之后，《春秋》只采《左传》，其余四经也皆采古文经，今文经学跌落到冰点，但公羊学独一无二的学术价值有着一定的吸引力，公羊学家尽力维持着自己的治学主张。如致力于《公羊传》的殷侑曾与韩愈结交，也让韩愈领略到了公羊学独特的魅力：

“况近世公羊学几绝，何氏注外，不见他书。圣经贤传，屏而不省。要妙之义，无自而寻。非先生好之乐之，味于众人之所不味，务张而明之，其孰能勤勤绻绻若此之至？固鄙心之所最急者，如遂蒙开释，章分句断，其心晓然。直使序所注，挂名经端，自托不腐，其又奚辞？”[5]

韩愈作为当时的大儒，也时常表现出对儒学未来的担忧，作为经学传统的复兴者和卫道士，他也竭尽所能排斥着佛道对儒学的冲击，如《原道》中的传世名言：“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6]这表明韩愈已经开始主动运用公羊学的“异内外”来驳斥佛道对儒学的异化，甚至身体力行地用儒家思想反过来改造宗教，作为旷古烁今的儒门楷模，这样的儒学大师能对公羊学的家法活学活用，也是今文经学之幸事。

随学术大风气的转移，逐渐让汉唐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治经路径开始松动，而这种风气的开端也正是发生在春秋三传上。唐中叶形成于江南地区的春秋学派有鉴于春秋三传源流的相异和后学的庞杂，竞提出了“舍传求经”的治学口号，认为《春秋》本无疑，三传不足信，而将“明王道”取代“大一统”，认为有经不必有传，有道必不存疑，直接将《春秋》经义不经过辨析就强行套上时代的话语，形成了日后“舍传求经、会通三传”的歪风邪气，使经学整体受到极大的冲击。

宋代理学兴起之后，训诂考据的汉学治经路径逐渐不为宋儒所尊奉，义理阐释的风气开始盛行，至南宋朱子学兴起创建了儒家的宋学传统，包括公羊学在内的整个经学都逐渐脱离了两汉的治经传统，转为更加自由的理学阐释，这基本断绝了公羊学进一步发扬光大的前路。元代赵汸出于对经学传统消逝的危机感，也著有《春秋属辞》等著作驳斥宋儒对经义的随意解释，造成经典空疏化的倾向，影响到《五经》的学术地位。他以“复古”为宗旨，旨在重拾两汉经学的汉学传统，但日后明朝理学和心学之盛又使他的呐喊淹没在学术史的洪流中。直到清代实学的回眸，才重新发现经学传统的历史价值。

2 庄存与的公羊学说和常州学派

庄存与（1719—1788），字方耕，号养恬，虽自幼丧父，但在母亲和族人的支撑和督勉下立志向学，族内的家学和族外的延师使他具有乾嘉学术深厚的古文经学基础，如庄存与幼年就立志“传山右阎氏之绪学”[7]。阎若璩是《古文尚书》的极度嗜好者，在他和门人的研治下，当世流行的《古文尚书》被确认为伪作，极大地打击了尊之为渊薮的宋学气焰，为早年的庄存与深深认同并开始对官方学术界日益弥漫的汉宋之争开始反思。他著述《尚书既见》，认为当今《古文尚书》虽是伪作，但还是体现了很高的历史和学术价值，尤其是君权神授、天人合一观点，是儒家道统和学统的体现。

庄存与的《春秋正辞》开宗明义地阐释了自己治学的核心理念，正是从两汉公羊学传续下来的“文王之正”：

“‘元年春王正月’，何休曰，政莫大于正始，故事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天政。以王之政下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诸侯不上奉王之政，则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后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则不得为政，故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者不承天以制号令则无法，故先言春而后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则不能成其纪，故先言元而后言春。……董仲舒曰：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义。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示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8]

《春秋正辞》是清代公羊学和常州学派的开山之作，也是今文经学重新回到经学主流视野的标志。庄存与以一人之学，上承两汉、下启近世，堪称公羊学和今文经学的复兴者。庄存与也致力于将公羊学和庄氏家学紧密结合，期望庄氏后学能够将自己的治学体系和治世理想传承下去。庄存与的学术理想虽然是用宋学的“微言大义”来重构公羊学和今文经学的学术体系，但使用的治经路径却是考据实证的汉学。庄存与的学术传统注定他无法脱离古文经学的影响，而乾嘉学派古文经学最重要的治经路径，就是逐渐弥合汉宋之争的“朴学”。这种汉宋兼采、不拘今古的朴实风格，不仅体现在他的《味经斋遗书》15种中，也体现在他对后学孜孜不倦的教导中：

“读书之法，指之必有其处，持之必有其故；力争乎毫厘之差，明辨乎疑似之介。凡以养其良心，益其神智，故其学不分别汉宋。……极深研几，参究天人之际，凿实陈指先王制作原本。”[9]

庄述祖是庄存与学术的直接传承者，庄存与胞弟庄培因世称“名榜状元”，在同榜同年中，王鸣盛为榜眼、纪昀为二甲四名、钱大昕为二甲第四十名，在如此激烈的竞争下庄培因能摘得头魁，可见禀赋超高，只可惜天妒英才，未及盛年就撒手人寰，仅留下孤儿庄述祖。庄存与视世子为己出，严以规学、亲以化德，通过言传身教将一生的学术德行通过家学倾囊相授，因此庄述祖身上也必然带有世父的遗风。后来由于庄氏家族与和珅派系的政治对抗，也注定庄述祖一生命运多舛，他本应以一甲前三的名次出身，却被调整到十名开外，失去了流寓京师的机会，之后的仕宦生涯也始终起起伏伏，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庄述祖由于自身经历，厌恶当时官方学术的僵硬教条，反而对乾嘉朴学的考据训诂颇有兴趣且著述颇丰，很好地弥补了公羊学“微言大义”的重义理轻考据的空疏习气，又在《公羊传》的考据过程中完善了乾嘉学术重实证轻思辨的治学观，进一步用汉宋兼采的治经路径提升了今文经学的重要性和实证性。例如，庄述祖继承庄存与今文经学的立场，对《左传》的古文字提出异议，认为今本《左传》古文字尽失，恰恰证明其和《古文尚书》同出自刘氏父子的伪造，《春秋》的真传必在今文经。与他交往甚深的赵怀玉曾如此评价道：

“庄子葆琛，少负异禀。先秦以来载籍，靡不阅览，采求阙文，补缀漏逸，期裨助于六经后已。既惧世儒右汉黜宋，退读濂洛关闽之书。乃喟然曰：‘世儒不善学宋，致来非议。’盖外六艺而别求所谓道德者耳。乃取张平子《思元赋》名其施室为珍艺宦。”[10]

由此可见庄述祖真正的志向并不止步于乾嘉朴学的更进一步上，他始终提倡汉宋兼采的治学路径，化经典“六艺”为学人“道德”。庄述祖有着远大的治学理想，就是继承庄存与的公羊学说，重建公羊学的学术体系。在庄述祖的努力下，春秋公羊学派逐渐开始壮大影响，其后庄授甲、宋翔凤、刘逢禄3人都与常州庄氏家族有着直接的亲缘关系，也都接受过庄述祖和庄氏家学的熏陶。3人治学重心虽有不同，但主旨都是用乾嘉朴学来不断完善公羊学和今文经学。例如，庄授甲的《释书名》借训诂驳“假古文”而推“真古文”；宋翔凤的《尚书略说》则借《白虎通义》来肯定《今文尚书》的学术价值，但其中学术贡献最大的还要数刘逢禄，作为庄存与的外孙，他直接传承了外祖父和舅舅的公羊学传统，扛起了清代公羊学派的大旗，使常州学派的影响逐渐扩散到全国。

刘逢禄的《春秋左传考证》从开篇就对古文经学传统的象征——《左传》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批判。他认为《春秋》和《左传》原本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典籍，《春秋》是《五经》之一，而《左氏春秋》是史家之一，将《左传》纳入春秋三传，是刘氏父子的作伪。刘逢禄认为《左传》皆史，直接动摇了古文经学的基础，而且他对乾嘉朴学的掌握十分精深，甚至对比《公羊传》逐条考证刘氏父子的作伪意图，堪称“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让当时固守古文经学传统的学者瞠目结舌，一时竟无从反驳。此书打赢了清代公羊学复兴以来第一个翻身仗，也是今古文经之争以来最为酣畅淋漓的一场论战，公羊学和今文经学的历史价值从此成为学术界的公论，光大了常州学派的门户，使常州今文经学派四海扬名。《春秋左传考证》对后世的影响极大，被公认为康梁变法的学术源头。

3 常州学派的历史价值

庄存与和常州学派正是用乾嘉朴学的方法为今文经学光大了门户，自此之后，今文经学就不再受到乾嘉学人的漠视和鄙弃，成为乾嘉学术中堂堂正正的一支流派。与此同时，今文经学的复兴也预示着经学传统即将走向尽头，儒家思想传承的一面已由乾嘉朴学考释到了极致，但儒家思想创新的一面却始终停留在传统社会道统和学统的局限中。这种对立统一的矛盾在乾嘉学人身上表现得很明显，思想界已经亟须一个新的引爆点和突破口，而承担历史使命的新思想也必将是生动鲜活、跨越时代的，而这种新兴思潮最后还是建立在春秋公羊学的基础之上。

庄存与和常州学派的价值不仅在学术上，也在社会上造成了巨大的影响。首先，《公羊传》作为今文经学的独特性，让当时深陷古文经学传统的学人眼前一亮，既然古文经学无补于治世，那标新立异的创建也是合情合理的尝试；其次，庄存与在《春秋正辞》中提出的“三世异辞”，更是让世人感觉气象一新，原来儒家思想本身就蕴含着自我变革的基因，“三世异辞”延续了两汉公羊学的“张三世”“通三统”，又结合清代社会的反思重申“文王之正”，新说旧说结合间更让人佩服庄存与的勇气和情怀，刘逢禄则将“大一统”和“异内外”的“礼制”作为常州学派实现治世理想的具体路径，这也使他后来成为“周官之礼”的复兴者和集大成者：

“《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主于辨是百，故长于治人，拨乱反世之正。……乱之所生，唯礼可以已之，礼之失也，王侯降为徒隶，荆吴交主中国。所谓小雅尽废其祸如此。”

刘逢禄从《公羊传》“微言大义”的角度论证，《春秋》就是《五经》之首，是孔子 “克己复礼”的遗言，正是由于世道不“正”，才需要“张三世”。《春秋》的核心观点就是“治不可恃”，鲁公的“获麟”实际上是警示后代的 “鸣隼”，统治者如果不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革，就无法实现孔子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政治理想：

“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春秋》起衰乱以近升平，由升平以极太平，尊亲至于凡有血气，而推原终始之运，正其端曰：‘元年春王正月即位’，著其成曰：‘西狩获麟’。故曰：‘治不可恃，鸣隼犹获麟也。’……无平不陂，无往不复，以此见天地之心也。”[11]

此外，常州学派还预见了实现“变革”的复杂性和艰难性，面对积弊已久的时代，为了找到“变革”的切入点，庄存与从“三科九旨”中的“讥”发微，以讽刺的方式批驳世卿、世禄的贵族政治：

“公羊子曰：‘讥世卿，世卿非礼也。’其圣人之志乎？制《春秋》以俟后圣，后世之变、害家凶国，不皆以世卿故，圣人明于忧患与故，岂不知之？则何以必讥世卿？告为民上者，知天人之本，笃君臣之义也。……是故非贤不可以为卿，君不尊贤则失其所以为君，彼世卿者，失贤之路，蔽贤之蠹也。……世卿非文王之典也，无故无新，惟仁之亲，尊贤养贤之家法也。”[14]

庄存与认为历朝历代由盛转衰，就是由于不守“圣人之志”，使“世卿”流毒为“家奴”。世卿是春秋礼崩乐坏的产物，《周礼》只设六卿，以贤者居之，为国家之栋梁，正所谓“唯卿为大夫”。但随着分封制的因循守旧，卿逐渐和大夫一样沦为世袭制，成为“家天下”的附庸，春秋时的世卿世禄正说明朝纲不振、礼法不兴，为乱世的祸根。在庄存与眼中，世卿从来就不是制度，只是一种崩坏，世袭贵族制度是有悖儒家传统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庄存与的学说是多么地激进，任人“唯贤”还是“唯亲”，历来就是统治者心照不宣的驭人之术，庄存与一针见血地挑开了统治者的遮遮掩掩，这需要多大的气魄。当然日后常州学派也相应地做出一定改良，“讥世卿”变为了“尚贤士”，既是刘逢禄“拨乱反世之正”的谆谆劝导，也是龚自珍“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时代呼唤。

“刘生（逢禄）绍何学，为我条经例。证此独学心，公羊实纲纪。易义不终晦，敦复有张氏（惠言）。观象得微言，明辨百世侯。私淑从董生（士锡），略悟消息旨。 ”[12]

庄存与公羊学说和常州学派最终的发扬者和传播者是龚自珍和魏源，作为晚清经世致用风气的开创者，作为中国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传统大儒，时代即将而来的巨变已经无法让他们安坐在书斋。两人均有着厚实的家学渊源，却另辟蹊径地选择一同拜入刘逢禄门下研治《公羊传》。道光九年（1829年），两人会试双双落第，恩师作《两生记》志之，由此二人之名天下尽知。虽然公羊学并未为他们博取甚大的功名，但却实实在在养成了龚、魏二人经世致用的态度和经史结合的基础。当时清王朝疲态尽显、衰相已露，世界风云突变却依旧故步自封，龚、魏二人在今后的治学和人生中不断为公羊学摇旗呐喊，公羊学在龚、魏二人的手中化为了抨击时弊、批判学术、渴望变革的利器，也使他们遍体鳞伤。龚、魏二人最大的贡献就是在公羊学变革的批判精神中探出了一条求新求变思潮的新路径，并深深影响日后同样治《公羊传》的王闿运、廖平等，使公羊学成为当世显学，也使常州学派闻名海内。

后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维新思想和社会改良思想也是在清代公羊学的基础上形成的，“托古改制”和“张三世”等学术和社会批判论点，也多是出自公羊学的家法，溯其源流也正在常州学派。随着传统社会的远去，常州公羊学的传统经义已逐渐涮远淡逝，但“变革”的时代精神仍始终屹立，正是在常州学派一代代学人的坚持下，清代公羊学积水成渊，汇集成时代大变革时期思想的汪洋巨浪，这正是庄存与公羊学说和常州学派学术和社会价值历久弥新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