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文凭

(南方医科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广州 510515)

日汉双语词典的发展源流可追溯至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一书中已可寻见对日语词汇的描述记载。公元10世纪，日本学者源顺编著《倭名类聚钞》，开启了两国双语词典之先河[1]。时至今日，市场上出版发行的各类日汉、汉日双语词典已达400余种，种类和数量都居于小语种双语词典之首，但迄今并无相关论述关注其编纂出版的完整进程。本文拟对我国日汉、汉日双语词典的编纂出版追根寻源，并通过梳理其间的发展脉络来总结其编纂出版的特点及前景趋势。

1 日汉词典

我国编纂日汉词典始于20世纪初期。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促使中国人尝试去了解日本、学习日本，并翻译了大批日本书籍引进中国。由此引进的大量专业科技新词对国人来讲闻所未闻，早期编纂日汉词典的目的就是解释这些新词[2]。第一部日汉词典《新尔雅》（1903年）便是顺应这一需求的代表作，这本词典沿用古典《尔雅》的编纂模式，仿古释今，共分14篇来解释源自国外人文、自然科学领域的新概念术语，是我国第一本具有现代专业学术辞典性质的术语集，并促发了国人编纂出版日汉词典的热潮。

随后，《日本现代语辞典》（1930年）、《假名汉字日华两用辞典》（1939 年）、《日语汉译词典》（1931 年）、《模范日华新辞典》（1934年）、《汉译日语辞典》（1934 年）、《日华成语词典》（1936 年）、《日本新语辞典》（1946年）等多部词典相继涌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语文词典有三部：《标准日华辞典》（1931年）是当时“中国最完善的第一部日华词典”[3]，它开启了中国人自己编写日汉语文词典的先河；《日华辞典》（1934年）是继《标准日华辞典》后出现的另一本综合性日汉语文词典，无论是编写规模还是词典内容，它都比《标准日华辞典》前进了一大步，词条的具体处理方式也更接近现代语文词典的编纂模式；《综合日华大辞典》（1936年）将赵立言、傅祺敏和高振清三人分别编写的《标准日华辞典》《日语汉译辞典》和《日本新语辞典》合三为一，形成了当时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日汉语文词典，也代表了当时日汉词典编纂的最高水平。

1949年新中国成立，长达数年的抗日战争使得中日两国进入真空隔离的状态，日汉词典自然也就“失去了发展的土壤，几乎陷入停滞状态”[4]，因而，这一时期日汉词典总共不到10部，语文词典仅有《日汉辞典》（1959 年）、《新日汉辞典》（1979 年）、《袖珍日汉词典》（1973年）这三部。其中，《日汉辞典》更是1959—1968年期间我国仅有的一部日汉工具书，也是当时国内外仅有的一本以汉语为元语言释义的日语词典。该词典累计出版发行了30余万册，代表了我国日汉词典编纂出版的新起点，也为后来同类词典带来了深远影响。

1972年，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1978年，中国提出改革开放的发展战略，中日两国的文化历史渊源重新得到关注。这也激发了两国对日汉双语词典的需求，加之当时国内词典学研究和词典出版的发展势头良好，到20世纪末，我国已出版发行了80余部日汉词典，其中各类综合型语文词典近40本，占出版总量的一半之多。同时，它们的品种也逐渐细化，或针对“学生用户”，或强调“双解释义”，或推崇“简便易携”，或讲求“双向检索”，呈现出一派百花齐放的态势。另外，这一时期日汉词典的编纂质量和设计理念也有了很大提升，多本优秀的中大型日汉辞书如 《详解日汉辞典》（1982年）、《简明日汉词典》（1984 年）、《现代日汉大词典》（1987 年）、《日汉大辞典》（1991 年）、《新编日汉词典》（1995 年）、《最新高级日汉辞典》（1995 年）、《日汉辞海》（1996 年）等相继出版，使得整个词典行业呈现出积极向上的景象。

随着21世纪到来，我国的日汉辞书编纂事业在前期的扎实基础上稳步前行，市面上常见的日汉词典多达上百本，仅日汉语文词典就有80余本，占据了日汉词典的绝对份额。其中，较有影响力的代表词典包括 《新日汉大辞典》（2002年）、《日汉大辞典》（2002 年）、《外研社日汉双解学习词典》（2005 年）、《新世纪日汉双解大辞典》（2009年）、《现代日汉例解词典》（2010 年）、《新明解日汉词典》（2012 年）、《便携日汉大词典》（2014年）等。

2 汉日词典

我国汉日词典的编纂出版起步略晚于日汉词典。商务印书馆于1906年出版的《汉和辞典》[5]应该是第一部国内编纂发行的汉日词典。其后，又有《汉文和解小词典》（1908年）和《汉译日语辞典》（1934年）相继出版，为开创我国的汉日词典编纂事业吹响了号角，但它们都属于小型词典，还谈不上有成熟的编纂理念，在我国编纂出版较为规范、较具规模的汉日词典还是以后的事情。

20世纪60年代初，商务印书馆以《现代汉语词典》为蓝本组编我国第一部《汉日词典》，收词4万余条，由原国家出版局、商务印书馆通过中日友协、日中友协与日本大安书店订立合同，准备在中日两国出版发行，并已打出校样，但终因“文革”而搁浅。1975年，全国词典规划会议为词典编纂工作带来了春天，吉林大学承编了我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汉日词典，这部词典于1982年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也就此拉开了新中国成立后汉日词典编纂事业的序幕。随后，吉林大学原《汉日词典》编辑部在总结《汉日词典》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又完成了另一部词典力作《简明汉日词典》（1985年），成了我国早期汉日词典编纂出版的两大标志性产品。

到了20世纪90年代，汉日词典数量有了较大的飞跃，出版总量约20本，除一部《汉日医学大辞典》（1993年）和大量语文专项词典外，其他均为普通语文词典，约占出版总量的50%。从词典类型上看，既有《西索简明汉日词典》（1992年）、《当代新汉日辞典》（1997 年）、《袖珍汉日词典》（1992 年）、《精选汉日词典》（1995年）和《实用汉日小词典》（1995年）等小型词典，也有面向日本用户的《汉日常用辞典》（1990年）和针对中国用户的 《汉日小词典》（1999年）等中型词典；既有国内自主研编的第一部大型汉日词典《新汉日词典》（1991年），也有从日本直接引进发行的《新中日辞典》（1998年）和《现代汉日辞海》（1999年）。这些类型各异、规模多样的词典产品丰富了读者选择，将汉日词典的发展进程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到了21世纪，汉日词典进入平稳发展期，出版的各类词典总计近30部，随着中日各个领域的交流不断深化，专科、专项词典数量增多，普通语文词典份额减少。虽数量上无大的突破，但我国自主研编词典的规模和质量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以袖珍小型词典为主体的汉日词典转由中、大型词典引领市场。而与此同时，从日本引进的汉日词典数量不断增加，类型也日趋丰富，和国内自主编纂的汉日词典已经到了平分秋色的地步。这一时期较有代表性的词典包括《外研社·三省堂皇冠汉日词典》（2003年）、《汉日实用辞典》（2007 年）、《东方汉日词典》（2011 年）、《新汉日辞典》（2011 年）等。

3 日汉、汉日词典的编纂出版特点

从我国日汉、汉日词典编纂出版的整体发展进程来看，它们的源起、发展及其重大变迁无一不受制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这些词典既是语言文化的载体，也是社会历史现实的映射。可以说，任何词典都孕育于历史的呼唤之中，任何词典史又都扎根于人类历史的宏大篇章中。就日汉、汉日词典本体而言，它们的编纂出版进程体现了如下特点。

3.1 编纂出版的不均衡

日汉、汉日两类词典的编纂出版并不均衡。汉日词典总体起步滞后，《汉日词典》的问世比 《日汉辞典》整整晚了近半个世纪。而在后期发展过程中，汉日词典在出版数量、编纂质量和词典种类等多方面也都难以与日汉词典媲美，这一点虽曾引起学界注意[6]，但时至今日仍是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而这也已经成了我国所有双语词典编纂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3.2 机构团队的集中化

商务印书馆是我国日汉辞书事业极其重要的领军机构，它见证、参与了我国日汉、汉日词典编纂出版从无到有、从起步到繁荣的整个历史进程。辽宁人民出版社、吉林大学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等出版机构以及《日汉辞典》编写组、吉林大学、大连外国语学院等编纂团队则是推动日汉辞书事业发展的生力军。近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等机构从日本引进发行各类词典，又进一步丰富了日汉辞书市场。这些机构团队通过各自编纂出版的优秀词典赢得了用户口碑，系列配套词典出版又进一步关照了用户的个性需求，因而产生了良好的品牌效应和市场效应。

3.3 词典产品的用户友好化

从最初仅提供对等翻译的小型词典开始，日汉、汉日词典在发展过程中产品类型更加细化，编纂模式和理念更加强调友好化。针对不同用户的现实需求，有强调信息完备的大全型词典，有追求方便实用的便携型词典，有兼顾不同查询需求的双向词典，还有针对具体主题的专项词典，可供选择的词典产品非常丰富。同时，从市场反馈来看，规模适中、内容详尽的学习词典成了用户的主流选择。这应和了我国的日语学习潮流，也佐证了全球学习词典的主流发展趋势，而学习词典极其复杂的编纂内容和手段也进一步说明了我国日汉双语词典的编纂出版逐步走向了完善和成熟。

3.4 编纂出版模式的多样化

我国日汉、汉日词典的编纂出版经历了蓝本参照、自主研编、中日合作、引进发行等多种编纂出版模式。起初，参考、模仿或翻译日本单语词典是主流形式，虽然受众颇广，但较为缺乏科学的编纂理念和有针对性的词典信息。后随着自主研编水平不断提升，由我国独立编纂、关照中国用户需求的精品词典相继涌现，市场反响却比较冷清，这种耗费数十年磨一剑的自主编纂似乎成了单纯的“苦力”。而相对应的是，和日本合作编纂、共同发行，或直接影印、编译日本本土品牌词典的“拿来主义”模式日渐盛行，这既加快了出版进程，方便了用户，还占据了市场，赢取了口碑。这于我国日汉词典的编纂出版事业是得是失，尚待历史见证。

4 结语

我国日汉、汉日词典的编纂出版事业已走过了上百年的历程，它的未来发展必然与中日语言文化交流的密切程度息息相关。按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最新统计数据，中国学习日语的人数已超过百万人，位居首位。与此同时，日本学习汉语的人数也逐年猛增，仅次于学习英语的人数。这无疑为我国日汉、汉日词典编纂出版的美好前景奠定了坚实的市场基础。

与此同时，随着大数据信息时代的来临，用户释疑解惑的媒介和渠道越来越多，近年来，纸质日汉双语词典几近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网络在线词典、手机终端App应用以及内置词典的各类语言学习工具等。可以说，随着融媒体词典的进一步发展，针对特定语种、特写内容的单一类型词典将逐步走下历史舞台，如何在需求中迎接变革是日汉辞书事业接下来需要面临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