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 威

(四川大学 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207)

佛教初传中国，戒律缺失，汉地僧人仅以落发易服来显示与俗人有别，但无论生活还是修行皆不如法。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外僧徒的共同努力下，戒本及广律渐次译出，律藏至此大体齐备[1]63-68。但新的问题随之浮现，即诸部并立、受随相分，令僧众莫知所从。智首律师(567-635)首创《五部区分钞》，对诸律进行会通与整合，然“未能尽理，尚有纷纭”[2]卷一169b。道宣律师(596-667)继之而起，撰《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简称《行事钞》)，从理论和行事两方面对戒律进行了总结和发挥，从而创立了影响深远的南山律学。《行事钞》问世之后，事实上取代了诸部广律的经典地位(1)在道宣以前，戒律的教学形式是“讲律”，即对某一部广律进行逐句讲解；在道宣以后，“讲钞”逐渐成为主要内容。律典的神圣和权威虽仍不可动摇，但事实上却被悬置了。，后世南山律宗的发展和传播，便是以对《行事钞》的讲解和注释为形式而展开的。这些注释作品或称“记”，或名“录”，或谓“批”，但以前者占绝大多数。不过，因为“记”的指称过于宽泛，且这些作品皆为《行事钞》之“记”，姑将其统称为“钞记”。在这一过程中，道宣的故里——湖州，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很多湖州籍的律师纷纷撰写了钞记，大大丰富了这一文献类型的体例和内容；同时，重要的钞记作品皆流传于此地，为各家学说的交锋与融合创造了良好条件。

一、《行事钞》诸家记述略

所谓“钞记”，指对《行事钞》的注释。其发端甚早，据《宋高僧传》卷十四《唐京师崇圣寺灵传》：

由上可见，道宣尚且在世之时，已有钞记流传。且从“随讲收采所闻”一句来看，钞记与《行事钞》的讲解密切相关，实际即为《行事钞》的讲义。可为佐证的是唐杭州华严寺大觉所撰钞记《行事钞批》卷一便径题为“《四分律钞》讲前加行方便”[4]卷一605a，意即此书乃讲解《行事钞》前所打的草稿。又如《宋高僧传》卷十五《唐扬州慧照寺省躬传》谓：“晚赴维扬之召，广训徒焉。然其满口雌黄，品藻否臧古今之义，生徒明敏者各录之，都加润色，号《顺正记》，十卷行之。”[3]370可知钞记确为《行事钞》的讲义，只是脱离了“讲律”的语境之后，其文本性更加突出。职是之故，早期的钞记作品尤需重视，因为它们是在道宣亲自讲解的基础上记录而成，体现了道宣本人的律学思想。而在这些早期钞记中，《西河记》、灵律师《记》皆为湖州籍的僧人所撰。另外，同样撰有钞记的智海律师和法琳律师亦很可能为湖州人。

(1)《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卷二：“《行事钞记》五卷或三卷，玄本述。”[9]卷二1173c

(2)《传律图源解集》卷上：“彦珍律师《佛法限本内外记》。处洪律师《不退记》。蕴琮律师《普光记》。”[7]卷上75

(3)韩国海印寺刻本辽代僧人澄渊所撰《详集记》十四卷，当即义天《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卷二所载之“律钞评集记”[9]卷二1173c，“评”乃“详”之形误。

(4)《大觉国师外集》卷四所收宋僧择其致义天的书信：

择其再启：一自国中拜别，而常想道风。近以远承教旨，跪受尊听，蒙索律乘诸部口义。今且谩写《律钞私节口义》一部，上、中、下三册，已具封再拜呈。伏乞僧统改证为望，择其国中……[10]122

《律钞私节口义》应是注解《行事钞》的作品。

(5)《行事钞批》和《搜玄录》引用一位“立律师”的见解多达两千余条，《行事钞诸家记标目》虽然著录有“立律师”，但明确指出其为后唐时人。分别成书于盛唐及中唐时期的《行事钞批》和《搜玄录》自然不可能引用后唐人的作品，故“立律师”应为初唐时期的一位钞记作者。

(6)日本的求法目录《惠运禅师将来教法目录》载：“《四分律钞撰玄记》一部十卷。”[11]1088c虽明确为钞记文献，但因此处的“钞”无法确定是否即《行事钞》，故暂不论。

(7)日本僧人照远所纂之《资行钞》，乃是辑录诸家钞记而成，虽然体例与前代作品迥然有别，但也可视为《行事钞》的注释，且对钞记的辑佚工作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故亦可聊备一格。

总之，历代钞记的规模难以详知，目前可考者至少在七十家以上，可惜大部分都已亡佚，仅大觉《行事钞批》、景霄《简正记》、澄渊《详集记》、元照《资持记》保留了全帙，另有志鸿《搜玄录》残卷存世，其他的仅能通过辑佚略窥鳞爪。因此，对钞记文献展开整体调查和个案分析，是南山律宗乃至佛教史研究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

因为钞记属于特定的类型文献，故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首先，在命名习惯上，有四种方式：(1)以主旨命名。绝大多数钞记采取的都是这种方式，通过其名称可以推知作品的旨意，如《发正记》《折中记》《辅篇记》《通玄记》《显宗记》《显正记》《继宗记》《简正记》《拾遗记》《正言记》《会正记》《资持记》等。(2)以地名命名。具体方式是取作者籍贯、弘法之地或寺院为名，如《当阳记》《富阳记》《西河记》《支硎记》《灵山记》《长水记》《上元记》等是以籍贯或弘法之地为名，《慈和记》《华严记》则以撰者所驻锡之寺院为名。(3)以体例命名。如《集要记》《详集记》以搜采律典要义或前代注释为主，《述钞音训》《音义指归》则是对《行事钞》的疑难字词进行训释的作品。(4)以人名命名。此种情况较少，主要出现在后人对名称不详的作品进行征引时，如大慈律师所撰之记，《搜玄录》称为“慈”，立律师所撰之记则称为“立”。其次，皆采用随文注释的方式，逻辑分层极为繁细，如《资持记》释“言戒法者，语法而谈，不局凡圣。直明此法，必能轨成出离之道。要令受者信知有此”一句，共划分了十余级层次[12]241，头绪繁乱，使人难以把握，故钞记一般附有科判，来厘清逻辑脉络。再次，钞记的行文风格总体上倾向于质朴无华。之所以如此，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受《行事钞》原文的影响，道宣曾自谓：“但意在行用，直笔书通，不事虬文故，言多蹇陋。”[13]卷下156c故钞记的行文风格与之一脉相承。二是钞记本为《行事钞》的讲义，需要应用于日常的戒律讲说之中，带有口头作品的性质，是故以简明质直为尚。

二、湖州与《行事钞》诸家记的创作及流传

湖州不仅以律祖道宣的故里而闻名，同时在南山律学的进展中也发挥了重要的实质性作用。最显著的一点即为湖州籍律师创作了多部钞记，一方面推进了《行事钞》的注释和研究，另一方面也丰富了钞记文献的内容及体例。这些作品虽已亡佚残缺，但通过史传及现存钞记的介绍和引用，仍可考其大端，以下分别述之。

(一)湖州灵律师《删补钞决》

(二)湖州崇福律师《西河记》

关于崇福律师，日本文献《律苑僧宝传》卷五载：

湖州崇福律师，不详其姓字，澄照大师之门人也。为人颖悟，与群不同。比削染受具，博究宗教，而于《事钞》用意尤至，乃作为《西河记》若干卷以解之。师亦六十家之一也。[17]卷五182下

这段文字实际上只提供了两个核心信息：一是湖州崇福律师撰有《西河记》，二是其为道宣的弟子。前者来源于《律宗新学名句》，后者依据的可能是凝然的《律宗琼鉴章》。而“为人颖悟，与群不同”和“博究宗教”等，只是慧坚凭自意所加的套语，并无任何文献依据，《律苑僧宝传》对生平不详的人物多作如是处理。《行事钞诸家记标目》亦未提供更多信息：“《行事钞西河记》未考卷数。右一部唐湖州崇福律师述。”[14]303c只是再次确认了崇福与湖州的关系。而《搜玄录》在提及崇福时称其为“光严寺崇福律师”[8]卷一833b。隋唐时期，相州(今河南安阳一带)及汾州介休(今山西介休)皆有光严寺，如《续高僧传》卷十六《释僧稠传》载北齐文宣帝为僧稠建寺于邺都：

又，初勅造寺，面方十里，令息心之士问道经行。稠曰：“十里太广，损妨居民，恐非远济，请半减之。”敕乃以方五里为定。使将作大匠纪伯邕缔构伊始，邕集诸乡邑，问此地名，忽闻空中大声答曰：“山林幽静，此处本号云门。”重问所由，了无一人知者。帝闻异之，因从空响焉。今名光严寺是也。[18]卷十六555a

再如《续高僧传》卷二十《释志超传》载：

武德五年，入于介山，创聚禅侣。岩名抱腹，四方有涧，下望百寻，上临千仞，泉石结韵于仙室，风雨飘清于林端。遂使观者至止，陶铸尘心，自强诲人，无倦请益。又于汾州介休县治立光严寺，殿宇房廊，躬亲缔构，赫然宏壮，有类神宫。[18]卷二十592b

那么何处才是崇福的驻锡之地？据《律宗新学名句》，崇福所撰钞记名《酉河记》[6]卷下699c，“酉”当为“西”之形误，《行事钞诸家记标目》和《律苑僧宝传》即作“《西河记》”。因此，崇福应长期活动于“西河”地区，而“西河”即为汾州介休一带。如《续高僧传》卷十八《释本济传》：“释本济，宋氏，西河介休人也。”[18]卷十八578a又如《宋高僧传》卷四《唐太原府崇福寺宗哲传》：“释宗哲，西河平遥人也。”[3]83再如《宋高僧传》卷十一《唐汾州开元寺无业传》：“复振锡南下，至于西河。初止众香佛剎，州牧董叔缠请住开元精舍。”[3]284因此，崇福应驻锡于汾州介休的光严寺。这一问题解决了，崇福与湖州之间的关系也就明确了：湖州或者是崇福的籍贯，或者是其出家受具之地。

《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卷二亦有关于崇福的记载：“《律钞科约》四卷，《律钞义纪》五卷，已上崇福述。”[9]卷二1173c其中，《律钞义纪》指的应该就是《西河记》。钞记一书二名的现象并非个例，如大觉《行事钞批》又名《华严记》，因其驻锡于杭州华严寺也。至于《律钞科约》，其应为《行事钞》的科文。如此，则崇福撰有《西河记》五卷，同时又有科文四卷。此书同样已经亡佚，目前仅存引文十数条，如《搜玄录》卷一：

今古释题，皆有广略二判。言略者，福云：四分律者，举本宗之都目。删繁等者，旌述作之殊名。梵云折埵理，此番为四分。四者，数也，分者，支也。总绾四支，合成一部，故云四分。梵曰毗尼，此译为律。律者，法也。七支晐净，负青松之岁寒，六禁贞明，无白珪之点缺，严肃可观，故称为法。四分离中之别称，律者总内之通名，总别双标，名四分律。删者，削也。繁者，多也。芟所咸反夷紊词，剿子小反截骈柯，去滥留真，义丰言约。补者，益也。阙者，少也。博采贞实，捃拾琉珠，晕发亏光，鸿裨未足。行言显作，事云简理。理寂虚通，圆融属意，此防身口故。言行事钞者，略也，华文迭彩，妙义攸明，为述作之标题，贯群篇之众首，故云“四分律”乃至“钞”。[8]卷一839a

历代钞记对“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这一书名的解释，有广、略二种，《西河记》正属于后者。从此条引文来看，其注释方法为分别训释各字，之后再以词汇为基本单位进行说明。而广释不仅有中国传统的训诂，还引入了印度的六离合释(4)关于六离合释，参见王孺童：《〈六离合释法式〉述义》，《法音》，2010年第1期，第10—14页；吕澄述、王孺童整理：《关于六离合释的解释》，《佛学研究》，2012，第165—166页。，而且广引文证、设为问答，动辄数千言。相较之下，崇福的解释确实简洁明快。此外，《西河记》似乎较为重视文句的修饰，有些表达颇有文采，如“七支晐净，负青松之岁寒，六禁贞明，无白珪之点缺”“博采贞实，捃拾琉珠，晕发亏光，鸿裨未足”等，这与大多数钞记的质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又，同书卷二：

又“戒名为头”者，福云：新《婆沙》中亦云：是尸罗义。此有法喻双举，今钞文中隐喻显法，明也。今先出喻，次乃法合。喻云：如人有头，则能见色闻声，臭香尝味，觉触知法。喻竟，法亦如是：行人有尸罗头者，能见苦集等四真谛色，闻未曾有声，及名句文等义，臭觉意花香，尝出离、无事、寂静三菩提味，觉禅定、解脱等触。钞但有初见苦谛诸色，及未觉知色阴等法等取，受想行识、十二入、十八界、及五停心观、总相念、别相念等法，中间诸义，略而不论，故云乃至。[8]卷二877a

此条先述“戒名为头”的两层含义，之后又补充了《行事钞》中省略的《毗婆沙论》相关内容，但与其他钞记并无太多不同，应只是做到了注释作品的基本要求。又，同书同卷：

言“自”至“附”者，福云：自陈三法之词，恣举七聚之犯，摧累业之宗主，成白法之枢链。欲使知过必改，省己增修，晈洁尸罗，凝清律海也。[8]卷三894c

此段同样体现了追求文采的倾向。此外，《详集记》亦有若干引文，如卷十：

福云：梵语忏摩，唐言翻悔。经称忏悔，唐梵双存。六聚即是所犯罪聚，忏法即是诠悔犯法。开六聚忏门，涤五众罪垢。随戒断而复得续生，受体行而还令清净。故《婆沙论》五十七云：如毗奈耶说有二种法悔除，第一，本性无染，故名清净；第二，从染得净，故名清净。[16]卷十34叶左

其中虽无华丽的辞藻，但仍力求工整。又同书卷十四：

福云：《四分》媱酒戒，约境无想疑。破僧疑心结根本罪，减年疑心结和尚堕。自余诸戒，想疑咸开也，以疑通是非者。[16]卷十四46叶右

此段则是对诸戒的“境想”问题做了总体论断。总之，崇福的《西河记》既能简要地解释文句、注明依据，同时又颇具文采，故成为流传较广的一部钞记作品。

(三)志鸿律师《搜玄录》

《搜玄录》二十卷，唐吴郡双林寺志鸿撰。关于其人其书，《宋高僧传》卷十五《唐吴郡双林寺志鸿传》有载：

由上可知，志鸿为湖州长城人，正与道宣同里。《宋高僧传》《律宗新学名句》《行事钞诸家记标目》之所以在其名前冠以“吴郡”或“苏州”，乃就其开法之地而言也。双林寺，据《绍定吴郡志》卷三十六：“吴江县双林禅院，在县西一百二十里。昔倪林里有寺，因湖涨圮坏。儒林里始兴建招提，倪林之人讼于有司。时郡将曹公琼以其事上于朝，遂谓之双林。”[20]卷三十六4叶左另据《永乐大典》卷二三六九：“曹琼。大中三年(849)三月，奏置倪林寺，今吴江双林寺也。”[21]1077下可知此寺早已有之，但直到大中三年才改称双林寺，因志鸿享寿极长，故彼时可能尚在世。《宋高僧传》和《绍定吴郡志》都提到此寺曾遭水灾，故赞宁在撰写此则传记时，已经看不到碑碣等第一手资料，致使志鸿生平较为简略，生活年代亦不详，但传中谓澄观(738-839)曾于唐代宗大历年间(766—779)为《搜玄录》撰序，此序仍保存于是书卷首：

尸罗曰净戒，所以惩恶励行，克志贞节，净无珠璧之玷，明有日月之照，开一极之平地，护万德之崇墉也。自佛日西沉，兹风东吹。御七众以迥建，应四依之挺生者，宣公当之矣。德动人天，学情(精？)内外。□□部之分派，陶均一源；提三藏之宏纲，垂范千□。文简理诣，义圆事彰，得其门者，正觉如在。然挹流申释者，各尽其所之耳。未五百岁，有姑苏志鸿律师，乃宣门之辅嗣也。义自天假，文资学成，慨众释之词枝，伤简易之理翳，有斯录焉。削谬莹真，索幽致远，烛之以诚例，镜之以明文。索规贤规猷，载采载演，妄云披于智月，义天净于文星。搜扬古今，成一家之美，终南之风未泯，吴江之作长流矣。因造余门，进夫玄趣，得探赜佳致，见乎深哀。辄题数行，以旌厥美，冀其后学知宗源之有归焉。[8]833a

从语气上来看，二人似乎是同辈，故生活年代亦应相当。结合《唐吴郡双林寺志鸿传》与此则序文，可知志鸿出身湖州钱氏，于故乡出家受具后依苏州道恒律师习律(“茂苑”即苏州之别称)，与昙清、省躬等相互研覆，遂为一时律杰。由于不满前人对《行事钞》的注解，故广征博采，于大历年间或之前撰成《搜玄录》二十卷，为时人所重，故《新修科分六学僧传》卷十八《唐志鸿》谓“世不敢以名而以字，则其尊之可知”[22]卷十八225b。

《搜玄录》于五代宋初之际应尚存全帙，后唐景霄的《简正记》引用上百条，而从前引《宋高僧传》中“然其解判不无所长，其如科节繁碎，是其短也”的评价来看，赞宁似乎也曾亲自披阅过此书。关于此书的规模，有三种不同的记载，一是《宋高僧传》谓二十卷。二是《惠运律师书目录》主张为十卷：“《搜玄录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一部十卷双林寺沙门释志鸿撰。”[23]1091b不过，另一部日本求法目录《东域传灯目录》的记载似乎能够解释这一现象：“同钞《搜玄录》十卷分本末，为二十卷，吴都双林寺沙门释志鸿撰述。”[24]1156a即整体虽为十卷，但每卷内又各分本、末，与《行事钞批》类似，故此说实际上也是二十卷。第三种说法出于日本僧人圆珍，《日本比丘圆珍入唐求法目录》载：“《四分钞搜玄录》一十四卷。”[25]1100b又《智证大师请来目录》亦谓：“《四分律行事钞搜玄录》一十四卷双林。”[26]1106a无论从二十卷合为十卷，还是从十卷开为十四卷，都有些龃龉不合。如果圆珍所记无误的话，笔者推测这一数字可能是将志鸿为《行事钞》所作的科文也计算在内了。为了使《行事钞》的逻辑层次更加分明，很多钞记作者都同时撰有科文，如《西河记》的作者崇福，另有《律钞科约》四卷，允堪《会正记》有科六卷，澄渊《详集记》有科三卷，元照《资持记》有科三卷[9]卷二1173c。而志鸿是否有科文，目前虽没有明确记载，但《惠运律师书目录》却著录有“《搜玄记科文》一十五帖”[23]1091b，附丽于《搜玄录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和《南山钞科文》之下，说明与这两种文献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另外，在惠运所赍之经典中，以“搜玄”为名者仅有《搜玄录》一种。因此，这部作品应是配合《搜玄录》科释《行事钞》的作品。考虑到前述行事钞科的规模一般在三到六卷之间，故“一十五帖”厘为四卷也是比较合理的。

《搜玄录》目前仅有一个古残卷传世，即京都大学图书馆所藏写本，共三册(见图1)。《卍续藏》第95册及《卍新纂续藏经》第41册收录了其排印本，共三卷，分别对应写本的三册：卷一除了澄观和作者的序文，还就能说教主、所说教藏、结集住持、翻译时代、随文解释之“五别”做了说明，相当于凡例，注释《行事钞》的内容则是从题目到序文的“更以十门例括，方镜晓远诠”一句，但卷末亦佚去部分内容。卷二首尾皆不完整，现存部分针对的是从《行事钞序》所列“十门”中的第七门“道俗七部立教通局意”到《集僧通局篇》的“若不同意者，于外得作法事。计有百九十六肘，肘各尺八，总有五十八步四尺八寸”一句。卷三的情况较为复杂，分别包括《结界方法篇》第六、《安居策修篇》第十一、《自恣宗要篇》第十二以及《随戒释相篇》第十四的一部分内容，但皆不完整。因为此处篇章跨度较大，而各篇又皆有散佚，说明作为底本的京都大学所藏本在抄写时依据的已经是一个残本，在抄录了相对完整的卷一、卷二之后，又把余下的残编断简全部抄入第三册，最终形成了如今之面貌。此书大概于北宋时期亡佚，但卷一的凡例完整保存了下来，且景霄《简正记》引用上百条，照远《资行钞》亦引用二百余条，合而观之，尚可窥其大略。《佛书解说大辞典》卷四著录此书，并有简单介绍，可参看[27]卷四231。

《搜玄录》主要有两方面的价值：一是对《行事钞》的解释颇有新意，即赞宁所谓“解判不无所长”；二是采取了类似于“集注”的体例，广引前代四十余家钞记，故保存了很多珍贵的早期作品。虽然由于文本散佚而使这两方面的价值大打折扣，但仍是研究《行事钞》和辑佚的重要资料。至于其“科节繁碎”的缺点，佐藤达玄认为乃过于粗略[15]372。此说不确，这一批评针对的应是其科判在段落或逻辑层次上划分不当，以至于太过琐屑。例如，《行事钞》卷一《标宗显德篇》中有这样一句话：“而浇末浅识庸见之流，虽名参缁服，学非经远，行不依律，何善之有？”[28]卷上4b意义十分明确，即批判部分僧人不学律、不持律的行为作风。对于这样一个完整的句子，志鸿却将其打为两截，将“而浇末浅识庸见之流”作为一个意群：

图1 京都大学图书馆所藏《搜玄录》

言“而”至“流”者，《灵山》云：浇薄，末下也，谓是薄下浅识之徒。庸者，人释不同，钞亦不定，或庸，或肤，《辅篇》取庸，庸，常也。《灵山》《发正》取肤，《玉篇》训皮上为肤，肤里为皮。经云“肤色死洁”，既是浅见之流。[8]871c

后面半句话则作为另一个意群：

言“虽”至“有”者，上两句学非，下两句行非。缁，黑色之衣。谓上浅识之人，虽名字参杂缁衣中，习不积年，名学非经远。行者，《灵山》：“然戒律为万善因基，既于戒律学行俱阙，善从何生？”故云何善之有。(5)(唐)志鸿：《搜玄录》，《卍新纂续藏经》，第41册，第871页c栏。“行者”二字上下无属，疑有脱佚。

并且进一步解释了这样划分的逻辑依据：“初至之流，标浅识之人，二虽名参下，列其非相。”[8]871c实际上，这句话的意义已经十分明确，没有必要如此琐细，《行事钞批》《简正记》《资持记》等皆是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因此，“科节繁碎”的批评还是较为允当的。

(四)宋赞宁《行事钞音义指归》

赞宁(919-1001)，湖州德清人，生平具见王禹偁《小畜集》卷二十《通惠大师文集序》及《释门正统》卷八、《武林西湖高僧事略》等。历来人们只关注其史传著作，实际上，他亦是一位南山律学的大家，史称“习南山律宗，著述毗尼，时人谓之律虎”[29]478b。赞宁最具代表性的律学著作应即《律钞音义指归》，《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卷二载：“《律钞音义指归》三卷，赞宁述。”[9]卷二1174a《律宗新学名句》卷下及《行事钞诸家记标目》亦皆有著录[6]卷下700a[7]305a。此书虽已亡佚，但《释氏要览》《翻译名义集》《资持记》《金光明经玄义顺正记》《金光明经照解》及日本的《事钞节古义文》等皆有征引[30]799-803。如《释氏要览》卷二“麈尾”条：“《音义指归》云：《名苑》曰：鹿之大者曰麈，群鹿随之，皆看麈所往，随麈尾所转为准。今讲者执之象彼，盖有所指麾故。”[31]卷二279b又如《翻译名义集》卷一“维那”条：“《音义指归》云：僧如网，假有德之人为纲绳也。隋智琳，润州刺史李海游命琳为断事纲维。尔后寺立三纲：上座、维那、典座也。”[32]卷一1075a又同书卷四“槃那寐”条下：“屈膝者，即互跪也。《音义指归》云：不合云胡跪，盖梵世遗种，居五竺间。葱岭之北，诸戎羌胡。今经律多翻互跪，以三处翘耸，故名互跪，即右膝着地也。”[32]卷四1124c又如《金光明经照解》卷下：“布散狼藉，《说文》曰：狼似犬，锐头白额，高前广后。《音义指归》曰：狼性犷暴，凡食物即藉地，以故乡人呼食处为狼藉也。”[33]卷下529c又如《资持记》卷中：“者，《指归》云：麁糠皮故谓之，此果最小，皮如麁糠，《轻重仪》中谓松柏子也。”[2]卷中310b根据这些佚文，可推测此书并非对《行事钞》的随文注释，而是撷取其中的重要或疑难词句进行解释。后唐越州崇义律师的《述钞音训》可能亦是此种体例，二者在《行事钞》诸家记中独树一格。

至于赞宁的律学师承，《律宗琼鉴章》卷六载：

第十一祖杭州处云亦曰处恒律师，禀律法北宋(笔者按，“北宋”当为“荣”之误，下同)，作《拾遗记》三卷，彼同门有德明律师作《正玄记》、赞宾律师(笔者按，“赞宾”当作“赞宁”)《音义指归》三卷，并法门之领袖也，禀法于北宋，洞达宗致。[19]卷六35下

赞宁学律于法荣，与处恒、德明等为同学。不过，赞宁虽与法荣的弟子子蟾有交集[34]卷五308，但在本人著作中从未提及法荣，更遑论为其作传。如果其为法荣的弟子，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此，《律宗琼鉴章》的说法不一定可靠。相较之下，赞宁的律学可能与希觉(864-948)有更为密切的关联，其在《宋高僧传》卷十六《汉钱塘千佛寺希觉传》中，记载了自己与希觉的来往：

觉外学偏多，长有易道，著《会释记》二十卷解《易》，至上下系及末文甚备。常为人敷演此经，付授于都僧正赞宁……未终之前，舍衣物作现前僧得施，复普饭一城僧。自此困惫，每睡，见有一人纯衣紫服，肌肤软弱，如绵纩焉，意似相伴。才欲召弟子将至，此人舒徐下床，后还如故。亲向赞宁说此，某知是天人耳。嘱托言毕而绝，享年八十五。[3]402

由上可见，希觉视赞宁为后辈，虽然传中仅述二人在易学上的授受，但如此密切的关系，不可能不涉及律学方面。希觉所撰《增晖录》二十卷，“浙之东西，盛行斯录”[3]402，是当时南山律学的权威之作。考虑到这一点，我们不得不怀疑，赞宁作为执律宗之牛耳者，却仅仅撰写了三卷补阙性质的《音义指归》，而没有对《行事钞》进行整体注解，是否与被他视为师长的希觉及其《增晖录》有关呢？

(五)智海、法琳与仲平

《律宗新学名句》还著录了另外三位与湖州有关的律师及其钞记作品：“湖州智海律未详记号。湖州法琳律师未详记号……湖州仲平律师未详记。”[6]卷下699c-700a《行事钞诸家记标目》基本沿袭此说，亦未能提供更多信息：“行事钞记如上。右一部唐湖州智海律师述。行事钞记如上。右一部唐湖州法琳律师述……行事钞记如上。右一部唐湖州仲平律师述。”[14]303c-304b《律苑僧宝传》虽有三人传记，但仍是在《律宗新学名句》的基础上敷衍而成，并未提供更多信息(6)[日]慧坚：《律苑僧宝传》卷五，第105册，第183页上栏；较之《律宗新学名句》，《唐仲平律师传》补充了“受毗尼之学于互文律师”的信息，见[日]慧坚：《律苑僧宝传》卷七，第105册，第216页下栏。，故很难确定他们是湖州籍还是长期开法于此。至于其生活年代，因《律宗新学名句》和《行事钞诸家记标目》基本以时序排列钞记作者，故智海与法琳应为初唐人，而仲平则可能生活于唐末五代时期。三人所撰钞记的书名、卷数等相关信息皆未能保存下来，笔者也尚未见到佚文，姑志之以俟后考。

除了本籍僧人所撰作品外，当时几乎所有重要的钞记在湖州皆有流传，最典型的例证便是志鸿的《搜玄录》。前文已经提到，《搜玄录》广引前代钞记四十余家，将当时的同类作品几乎网罗殆尽，说明志鸿所在之地的钞记文献十分丰富。据《宋高僧传》及澄观所撰之序，志鸿长期活动于吴郡双林寺，《搜玄录》应也是完成于此。关于双林寺的具体所在，前引《绍定吴郡志》谓其在“倪林里”，同时还提到了“儒林里”，二者应相邻或相近。另据正德《姑苏志》：“双林教寺，在六都倪林里。”[35]卷三十558下所谓“都”，是一种基层行政区划，明代吴江地区一度曾有三十余“都”，其中关于“六都”，弘治《吴江志》卷二载：“六都一区十八里，去县治西南一百余里。儒林，宋墓村，吴溇村，汤溇村，因渎村，倪林，丁溇村，殷溇村，叶溇村，薛步村。”[36]卷二7叶左“倪林”和“儒林”应即《绍定吴郡志》中的“倪林里”和“儒林里”，距县治的方向和远近亦与此书所载双林寺的位置相符。网络上有文史研究者制作了明代吴江各都与当代区划的对比图(见图2[37])，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六都”虽属于吴郡，但实际上与湖州毗邻，且此地的归属亦非一成不变，隋代大业年间(605—617)为吴郡，唐代开元年间(713—741)又归入湖州境[38]21-22、55-56。换言之，双林寺其实处于湖州与吴郡之间，并且从长时段历史来看，其政区归属也较为模糊。因此，志鸿在双林寺能够见到的钞记，在湖州流传的可能性也是相当大的。

图2 明代吴江各都与当代区划对比

此外，一些钞记作者及其追随者都曾活动于湖州，那么他们的作品必然也会在此地流传。例如，玄俨律师(675-742)是《辅篇记》的作者，曾受邀传法于“丹阳、余杭、吴兴诸郡”[3]344。又如，昙一律师(692-771)著有《行事钞发正记》十卷，其弟子中即有“湖州龙兴寺神玩”[3]354。此外，昙一的同学法海亦擅律学，长期开法于吴兴一带[3]115。再如，朗然律师撰有《行事钞古今决》十卷(又名《慈和记》)，亦为六十家之一，其追随者中即包括“湖州刺史韦损”[3]362。据此认为这些钞记流行于湖州地区，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

不过，以上毕竟是间接推测，但五代时期确有钞记流传于湖州的直接证据。景霄《简正记》卷二的一则题记为：“吴越真身寺传律沙门靖安、照远丁巳岁(957？)重终(修？)。天福三年(938)岁次戊戌四月二十八日于湖州资圣寺听过，比丘道故记。”[39]卷二30c可知当时湖州资圣寺有人开讲《简正记》。关于此寺，成化《湖州府志》卷十二载：“飞英教寺，在府治东北隅。唐咸通五年忠顗禅师建，刺史高湜表为资圣寺。”[40]卷十二2叶右实际上，《简正记》并不算一部流传很广的作品，问世仅半个世纪后，景霄的直系法裔们就已找不到完本，只能四处搜集、拼凑，这在现存版本的各卷题记中有直接体现。但即使这样一部十分小众的作品，在湖州亦有讲解者，由此可以想见诸家钞记在此地的流传情况。

综上可知，唐五代时期湖州的钞记文献十分繁盛，诸家并传的局面促进了《行事钞》的注解与传播，同时本地律师亦积极参与其中，撰写了多部重要的作品，从而使湖州成为南山律学的一大重镇。

三、湖州与道宣

通过前文的梳理与讨论，可知唐五代时期湖州的南山律学及钞记文献皆十分兴盛。其原因必然涉及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的因素，但就佛教本身来说，发挥主要作用的至少有两点：

其一，湖州佛教的整体繁荣。据《唐代佛教地理研究》，湖州为当时的佛教中心之一，举凡名僧人数、寺院规模、佛教碑刻、佛教著述等，皆位居诸州前列[41]63，90，144，153，200，244。《湖州宗教史》则具体梳理了隋唐五代时期的名僧巨刹，详尽展现了湖州佛教的盛况[42]46-62。概而言之，湖州佛教的整体繁盛是南山律学迅速发展的基础。

第三生即今身也，生隋朝，俗始(姓？)钱氏。诸记中皆云胡州长城人行状、碑文亦同。表云：准《钱氏谱说》，祖父即长城人，大师在京兆生也。彼云：曾祖是陈朝驸马都尉，祖为陈留太守，父名士申有作由字者，错也，即吏部尚书。陈被隋所收，其钱申此时与陈后主，一时收获，入长安。陈王后遭隋贼，车(申？)却免伤害。过隋开皇十六年，方产大师，大师即申二息之长据此所说，即大师是京兆生长明矣。[39]卷二30a

以上记载皆可证明，道宣的故里应为吴兴。之所以出现异说，应肇始于赞宁《宋高僧传》卷十四《唐京兆西明寺道宣传》：

释道宣，姓钱氏，丹徒人也，一云长城人。其先出自广陵太守让之后，洎太史令乐之，撰《天文集占》一百卷。考讳申府君，陈吏部尚书，皆高矩令猷，周仁全行，盛德百代，君子万年。[3]327

“丹徒说”的依据不详，或谓即本于传末所述李邕和严厚本分撰之“碑颂”。但景霄在《简正记》中早已明确表示“诸记中皆云湖州长城人行状、碑文亦同”，可知李邕《行状》及严厚本《碑文》皆主张道宣乃湖州人。故“丹徒说”的来源便很可疑。另外，赞宁虽存两说，但其实亦倾向于湖州说，证据为前引《宋高僧传》卷十五《唐吴郡双林寺志鸿传》：“释志鸿，俗姓钱氏，湖州长城下若人……吁！其俨公氏族本生必与南山宣律师相同，亦为美事矣。”既然志鸿明确为湖州人，而赞宁又认为其与道宣同里，故道宣籍贯亦应为湖州。

以上增补了钞记中的若干记载，并对《宋高僧传》等习见材料进行了重新审视，由此可证道宣的祖籍必为湖州。而湖州能以区区之地成为南山律学的中心之一，绝非偶然，“律祖故里”的感召作用不可小觑。例如，赞宁认为志鸿与道宣两位著名律师同乡同族乃是一桩“美事”，应该体现了时人的普遍心理。这一点在着力凸显本地之胜的方志中表现得更加突出，如成化《湖州府志》、弘治《湖州府志》以及嘉庆《长兴县志》对道宣的介绍，皆没有选用《宋高僧传》等更加详尽的材料，而是使用了《舆地纪胜》中的简短记载[40]卷二十6叶左[47]卷二十6叶左[48]卷二十四3叶右。个中原因，除了《舆地纪胜》亦属方志类文献以外，编者们可能更看重传文对道宣“名遍天下”之称颂所带来的地方自豪感。实际上，由于《舆地纪胜》是一部抄纂之作，故这条记载亦应其来有自，很可能出于湖州地区的某部古方志。正是由于道宣的模范与标榜，湖州僧人纷纷投身于戒律之学，除了上文提及的钞记作者，齐翰、皎然、真乘、高闲、行瑫、子瑀、道遵等皆为一时龙象，颇能振起南山家风。

综上所述，作为道宣故里的湖州不仅滋育了多位本地的钞记作者，而且为钞记的流传提供了适宜的社会环境，在文献及思想等方面都促进了南山律宗的发展。从地方文化的微观视角出发，充分发掘湖州地区的律学人物与著述，对于当前粗线条、概论式的律宗史研究是一种颇为有益的补充。

(感谢评审者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