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雨寒

年逾四十却一事无成的中文系副教授，事业有成却染上恶症的女人，城市边缘苟延残喘的村庄与人群……这是《曰心曰生》呈现给我们的“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在别处发生，存活在文学与哲学所使用的话语之外，却如此鲜活、灵动、富有张力。

历史本身就是人与死之间的故事，也是人之死的故事。西元在《曰心曰生》这篇小说中试图传达的，是一个个将死去的、已死去的、未死去的人和死亡的对话。以及他们面向自我的思索，关于意义的追问。世界是否有其他可能？人是否能够摆脱肉体存在？文本中不断寻找答案的这些疑问正是文本的魅力所在：这些近在咫尺的可能性构成了更多哲学思索的进路，也生成了更宏大的、关于人类与死亡的终极命题。

疯   子

小说的开篇是一个天气清朗的初冬早晨，最先进入叙事的是声音：狂风吹过杨树林，那是地球的呼号;然后是更加真实的、人发出的号叫。在故事的起点，一个正在挨打的疯子神谕一般地出现了。这是西元埋下的隐喻：住在大泽旁的疯人呼告着人类的幻灭，人类以为石头扔向了疯子，其实砸到的是先知。

“疯”是《曰心曰生》的一个叙事前提。小说中，西元三次提到“疯人”，折射的是“我”内心的异变。除了开篇挨打的疯子，小说中首次写到学者的“疯”，是在听到哲学教师讲授康德后展开的联想。如果人的意识、人的意志并不是世界的原创，站在科技不断飞升的时代路口，人类到底应该怎么理解自己、认识自己？过往的所有人类知识，和对自我的理解是否只是一场空虚的自我游戏？哲学、文学、社会学、心理学是否随时都可能分崩离析？无法被回答的这些问题，是疯癫的源头，也是这篇小说的引线。

之后，“我”又想到了20世纪60年代一个理论物理学家的疯狂。他用函数证明了世界可能是无数的、重叠的、相互交错的，他不被他人认可，甚至不被自己认可，最终走向疯癫。两个学者，一个是假想的疯，一个是真实的疯;一个是哲学的疯，一个是物理学的疯。二者的关联与区别在哪？或者说，西元是否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区别疯与未疯？这两个学者，恰是“我”的两个对半分身，一半在游离，一半在疯癫;“我”站在疯癫与清醒的交汇线上反复权衡，永续循环，却无法做出抉择。

如果说疯癫史的讲述在20世纪已达到了某种高峰，那么小说呈现出的疯癫却是极具当下性的，带有更多信息时代的审美趣味。《曰心曰生》真正站在21世纪猛烈飞跃的科技视角下，通过疯子的嘴、“我”的笔，去叙述在巨大的科技洪流中，人类如何自处的难题。小说中，“我”在思考中写就的诗，似乎正是“我”的疯狂自白：完整与碎裂的、诞生与永生的、重叠与交融的，这些形容词是关于“我”的，是关于所有人类的，甚至是关于整个世界的。

不同于大紧闭时代的瘋人景观，西元暗示着，当下的疯癫正与人类对自己本质的认识发生更密切的互动。“我”不止一次地思索人类的命运、世界的未来，正是因为那些横亘心头的疑问时时作祟。“游戏里的那个虚拟的世界就一定是假的，而外面的那个丑陋的世界就一定是真的？”这些疑问不仅是“我”在问自己，更是西元对读者发出的追问。

醉   汉

如果说疯子是理解小说的进路，那么醉汉似乎更像是进入故事的钥匙。“醉汉”的出现引起了我的注意，又引领着“我”再次回到了曾经住过的“××村”。在这个“××村”，我故地重游，在酒精的指引下，自己也变成了一个醉汉。这种接力棒一般的身份传递是迷人的。存在主义曾不止一次指出酒神精神之于美学与哲学的意义，小说中，“我”变成醉汉的过程也是“我”逃离“疯人”的过程。在酒精的作用下，“我”开始在寒冬中恢复意识，重新变得有血有肉、重新感受到身体对“我”的爱意与依恋。醉意让“我”颠三倒四，也让“我”一直被压抑的欲望喷薄而出。在与暗妓的性爱后，“我”“复生了”，不再思考灵魂的幻灭、不再专注死亡的诱惑——“这下死不了了”。

第一场“醉”只是故地重游的一个楔子，第二次与多年前“我”曾暗暗爱慕的女人的相逢把酒为我们引出了小说更加宏大的脉络。醉酒让两个失散多年的人重新相逢，对彼此袒露心肠，说起二十年前的荒唐与迷惘，也引出了二人的当下。

小说对于“人”的设置在此处变得更富深意了。醉汉代表的不仅是污秽、肮脏，更承载了一种真实。疯子的崩溃在意识，而醉汉的崩溃则是肉体的。买醉是“我”寻找自我的方式，也是小说对人类存在提出的另一重命题。醉让“我”不再向死，少了对“生”的恐惧。小说的最后，“我”在“××村”经历了数次生离死别，德子的病、女人的死，“我”最终在醉酒的状态下去看了“××村”举办的晚会：朦胧的醉意中，生与死的界限变得分明了。斯人已去，活着的人如何活着？

在醉酒中，“我”对人类命运的思索终于有了一个尚不清晰的念头：真正的活着、真正的“人”不在肉体里，甚至不在意识中，而在那些“骨头缝里的东西”。我愿意相信，西元意图向我们展示的正是一种极具当代性的英雄主义，一种对无穷尽的人类的能量的信心——换言之，人类的无可替代性。这种信心或许就藏在醉汉的哲学中，悬浮在微醺的空间里。

病   人

尼采曾做出断言：不尊重死亡的人，不懂得敬畏生命。小说中形形色色的病人形象，是西元死亡观的侧影。正是通过书写死亡，书写关于面对死亡、迎接死亡、接受死亡的故事，小说关于人的命题才扣上了最后一环，构成了完整的图景。

《曰心曰生》的叙事是意识流的。在无限流动的“我”的思绪中，当下在“我”的身边与“我”发生着关系。小说中数次描写病人：罹患艾滋病的女人，确诊癌症的德子，临终关怀中心里疼痛到尖叫的孩子……他们面容模糊，只有那些展现着病痛的眼睛歇斯底里地沉默自白。

“女人”与“我”的久别重逢构成了小说主要的叙事。从“女人”坦言自己得了病，到“我”与“女人”一同去捐款、去学校，到“女人”住进医院、离开人世，“女人”的病贯穿了小说。也正因此，关于“死”的命题与讨论也在小说的各个角落出现。“女人”说，死亡是一条巨蟒，被死亡缠上，人就能越发明白，“你不过是一摊烂肉”。这是小说对死的第一重叙述。相比之下，年轻的相声演员德子的死来得似乎更豁达。在得知自己的绝症后，德子不再接受治疗，而是选择用最后的时间回到他长久停留的“××村”，用尽最后一份时间戏谑人生，他说死亡不是孤独，“虽然前面是一片黑暗，可只要稍稍回过头，我就能看见我的兄弟姐妹，他们从未消失过”。这是第二重，也是更本质的一重叙述。

死亡到底意味着什么？小说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西元是一个自顾自的说话者，这些故事与念头紧紧缠绕，他不吐不快。小说中的“我”的经历，正是对“死亡”这种宏大命题的无数次重新认识。在小说最后，“我”再一次和那位软件学院的青年教师相遇了，也又一次说起开篇关于精神与意识是否可以被替代的话题。“我”的回答和最初面对小男孩时的悲观主义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说：“人也许还有机会。”

人还有什么机会？因为人可以生、可以死。人并非不灭，这反而成了人的“机会”。能够切肤地感受死亡、感受生的挣扎和消散，才能够真切地理解“人”、真正地成为“人”。也正是这样，在对病人的书写中，西元织就了小说关于人与死亡的命题。

《曰心曰生》的标题讲的是“心”与“生”，文本关注的实际是“人”与“死”，二者形成了一层微妙的互文与对话。在“我”与“女人”的对话中，“我”说我想做一个光一样的人，轻盈、自由、来去如风，在疫情仍在的世界里，这或许是一句意蕴深厚的谶语。正是有“心”，“生”才不是伪命题;也正因为“死”，“人”才是真正的“人”。

西元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完全虚构的故事吗？我想并不尽然。小说中的“××村”、被切断水电的“外来人”、城市边缘的摇滚青年与文学论坛，都是一个个讳莫如深的注脚。《曰心曰生》似乎讲的只是围绕着“我”的事件与思索，实际上却灌注真情地记述了“××村”的一个个人、一个个冬夜，与那些冬夜里，城市边缘处不曾熄灭的火光。

作为读者，我们该敬畏这些火光，敬畏这些“骨头缝里的”、永不消散的力量。

注：本文正文均引自西元《曰生曰心》（《花城》2021年第1期 P3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