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茶叶是中俄贸易的重要商品，也是中国参与全球化的重要商品。17—20世纪，随茶叶贸易兴起的中俄茶叶之路（万里茶道），在不同的地域拓展、更替、变动，多种联运方式和多支线的开辟，最终形成了主线、支线的网络茶叶运输结构。中俄茶叶贸易路线变动影响着沿线区域社会经济面貌：主要表现为茶叶生产区的转移、多个集散中心的形成、外销路线的拓展等。茶叶贸易逐渐替代丝棉贸易，改变了中国对外贸易结构，中外交流的重要路线由丝绸之路转为茶叶之路。

关键词：清代;茶叶贸易;路线变迁;中俄关系;万里茶道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万里茶道’茶业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19ZDA179）;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近代湖北万里茶道文化研究”（2016038）

中图分类号：K249/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2）02-0110-10

清代中俄贸易是中俄关系史的重要课题，茶叶贸易是中俄贸易的重点。前人对中俄茶叶贸易的兴起、发展、繁盛、衰落已有探讨。何秋涛的《朔方备乘》开创性的详述中俄边界形成及中俄关系①，刘选民探讨了早期在北京、恰克图、黑龙江、广州、伊犁的中俄贸易②，蔡鸿生考证了中俄商队茶路③，孟宪章全面探讨中苏经济贸易的关系④，郭蕴深⑤、米镇波⑥对中俄茶叶贸易进行了专题研究，仲伟民从全球化的视野，指出19世纪成瘾性的消费商品——茶叶与鸦片是中国进入全球化的主要商品⑦。

葡萄牙、荷兰、英国、俄国等国家先后开展与中国的茶叶贸易，助推茶叶成为中国参与全球化贸易的重要商品。中国茶叶的国际贸易属长途运输，其输出路线可分为海路和陆路。海路贸易以葡萄牙、荷兰、英国为主;陆路贸易以俄国为主。但中俄茶叶贸易路线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路线选择。中俄茶叶贸易的路线变迁促进了茶产区、茶叶集散地和贸易中心的形成，对区域经济、社会和文化产生了广泛影响。

一、中俄贸易源起与早期茶叶交流

秦汉时期，中国与中亚、西亚及欧洲部分地区建立了经济贸易联系，其后，又将交流范围扩大至俄罗斯人居住的欧亚地区。16世纪下半叶，俄罗斯人开始扩张，越过乌拉尔山，控制了西伯利亚地区和远东地区。17世纪初，俄国接触到蒙古草原，中俄开始直接联系。⑧

（一）俄罗斯的扩张与早期中俄贸易协定

清初，中俄开始寻求陆路贸易。早期经济活动由民间自发，后固定为官方形式交往，但民间私下往来不绝。中俄两国档案材料提到俄罗斯多次遣使来华求开通贸易。17—19世纪，俄政府派遣了多支外交使团赴华，如1618—1619年伊万·佩特林使团、1654—1658年费奥多尔·伊萨科维奇·巴伊科夫使团、1673年尼·加·斯帕法里使团、1692—1695年伊兹勃兰特·伊台斯使团、1720—1721年伊兹玛伊洛夫使团、1726—1727年萨瓦使团、1767年克洛普托夫使团、1805—1806年Ю·A·戈洛夫金使团等。这些使团来华考察了中俄交通路线。俄国国家古代文书档案“俄中关系全宗”“蒙古事务全宗”“俄英关系全宗”多处记载，沙皇要求使团成员打听中国的情况，包括路途距离与花费时间、出行路线和交通方式、中国的物产和对外贸易、以及中国皇城的风土人情等。其遣使的目的是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开展贸易。

当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已通过海路占据南海及中国沿岸，英国还想开拓通往中国的陆路。⑨ 考虑到国家利益，俄国没有应允英国借道的要求，而是积极打探获取中国的信息，持续不断与中国加强沟通。

17世纪中叶，俄国组建的商队随同官方使团从托博尔斯克或托木斯克出发，穿越西伯利亚地区，奠定了对华贸易的最早基础。他们认为对华贸易是一本万利的，他们从中国带回黄金、白银和宝石。⑩

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十四（1689年9月7日），中俄签订《尼布楚界约》，除约定两国边界外，还提到“自和约已定之日起，凡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俱得过界来往，并许其贸易互市。”{11} 这是两国官方第一次正式约定可以贸易互市。雍正五年九月初七（1727年10月21日），中俄签订《恰克图界约》，约定两国在恰克图河溪哨所处划定疆界。按照所议，准两国通商。《恰克图界约》不仅允许贸易互市，还允许建立固定贸易点。两份官方文件的签订，确立了中俄官方约定由间接交流转为直接贸易。

（二）朝贡礼品与华茶赐俄

俄国是中俄茶叶陆上贸易的主要国家。{12} 最早俄人通过外交活动接触到中国茶叶。清廷一般会钦赐茶叶款待使团。档案显示，费奥多尔·伊萨科维奇·巴伊科夫使团觐见中国皇帝时，被赐添加奶油和牛奶煮的茶。{13} 伊兹勃兰特·伊台斯使团出使中国，觐见中国皇帝时，获赐混合果仁的茶。{14} 1806年7月30日，外务院驻恰克图特派员Π·И·伊兹玛伊洛夫受清官员邀请看戏，受到茶和水果款待。{15}

“朝贡是‘华夷’制度的产物。”{16} 茶叶最早在中俄间以入贡和赐赠的方式交流。档案材料所见清廷赐赠俄国主要有绸缎、布、茶叶等。所赐茶叶种类有砖茶、白毫茶、绿茶等。除赠俄沙皇外，还赐赠使团成员。顺治十七年（1660）四月初六，清廷赏赐俄使察罕汗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茶五竹篓，赏伊万茶三竹篓，赏阿巴斯茶一竹篓，赏巴奔茶一竹篓，另有其他物品。{17} 1672年，谢伊特库尔·阿勃林赴清贸易，中国皇帝赠予俄沙皇礼品和十普特茶叶（一普特≈16·38公斤），其在莫斯科的售价值一百卢布。{18} 1675—1676年，尼·加·斯帕法里使团获赠四箱茶叶，清廷再赠俄沙皇八箱茶叶。{19} 1692—1695年，伊兹勃兰特·伊台斯使团出使中国。返程前，清廷根据使臣级别分发茶叶。{20} 1805年，俄使臣Ю·A·戈洛夫金使团来华，中国皇帝赏赐信使茶碗一只、茶叶及其他物品。{21} 使團到达库伦后，按中国惯例又获赠茶叶一包。俄使团返回俄国时，清政府赠俄方三斤白毫茶。{22} 1806年4月1日，俄Π·И·伊兹玛伊洛夫与清朝边境当局商谈，按例收下茶叶1小箱。赠随行人员砖茶6块。5月9日，清政府送给俄方砖茶12块。次日又送1箱茶。{23} 1806年6月6日，祖鲁海图边境事务长官与中国章京大人在额尔古纳河会见，席间有茶点招待，章京大人赠俄边境官白毫茶每人各一包，茶砖每人各一块。赠随从每人茶砖各一块。昂邦大人赠俄边境事务长白毫茶2包、茶砖2块;赠随从每人茶砖各一块;赠下级人员茶砖10块。后又赠俄方白毫茶。{24} 1806年7月16日，祖鲁海图边境事务长官戈尔布诺夫与清边境巡逻队视察边境会见，中国送俄方1箱茶叶。后又送边境事务长官次等绿茶1罐，不知名的茶叶40包。送给俄方随行队伍茶100包。{25} 1807年4月11日，库伦办事大臣收到俄国北京教士团换届问题的文书后，档案记载向俄方赠送了茶叶。{26} 可见赐茶行为已是中俄间各级使者会见的常规礼仪。

（三）茶叶成为对俄贸易重要商品及其成因

茶叶成为中俄贸易的重要商品，有几个原因。欧洲上层对茶叶功效的认可，促使俄国社会迅速接受了茶叶。{27} 18世纪末，俄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上层社会饮茶的示范作用引起民众对茶叶的需求，使茶叶在俄罗斯销路扩大。俄人对饮茶进行了本土化的改造，他们使用茶炊煮茶，饮茶时添加糖和奶，并配有面包、水果等。茶叶逐渐成为俄人日常必备的饮品。

俄商从中国输入各类品质不同的茶叶，运往俄罗斯的茶叶采集于福建武夷山、安徽黄山、贵州黔西、宁波祁游山、浙江番山、四川岷山、峨眉山、云南和两湖地区{28}，价格不等。清初，输俄茶叶价格昂贵。白毫花茶和高级绿茶120卢布/件、中等普通绿茶和商贸散装茶80卢布/件、砖茶18卢布/件。{29} 清晚期，随着茶叶数量的增加，茶叶价格随之下降。1847年，在下诺夫哥罗德市集出售的茶叶有莲心花茶、字号花茶、商贸正方茶箱、商贸非正方茶箱、商贸山西茶、头等绿茶和砖茶。莲心花茶价格最高，每件2银卢布70戈比。砖茶价格最低，每件20银戈比。{30}

价高质优的茶叶主要供应莫斯科和上层社会，价低质次的茶叶则供应普通民众，西伯利亚地区主要供应价格低廉的砖茶。俄国认为中俄商品需求具有相互性，以动物毛皮交易中国的茶叶和棉布的贸易一旦中止，价格与生产的联动反应会破坏俄国社会经济基础。{31} 于是，俄国持续增加采买华茶的数量和种类，降低了茶叶价格。华茶在英、俄及欧洲部分国家畅销，最终促使茶叶成为全球化商品。茶叶在俄国完成了高端消费品向日常必需品的转变，中俄的茶毛交易方式也可说是由朝贡转为贸易。

俄国积极开展对华贸易，与清朝的被动开放形成对比。清朝对中俄贸易多有限制，除由理藩院采用院票制度管理前往蒙古与俄国的贸易者外{32}，还限制以货易货的交易方式，规定商队三年往来一次，商人不超过二百人，自付盘费。俄国使团住在俄罗斯馆，限八十日离开。其间又规定在京不准贸易等。费·伊·巴伊科夫使团出使报告记载使团遵守以货易货规定，他们在莫斯科和其他城市采办货物，前往中国时携带了五万卢布，返程时再以货交换购买中国的丝织品、银制品、饰物、宝石、成药和茶叶等。{33} 俄方认为，中俄贸易不平等，以货易货的交易方式使俄商付出更多的产品。但巨大的茶叶利润又能弥补亏空，吸引俄商继续经营茶叶。清末“扎拉芬泰奏与俄使会议焚俄贸易圈案大略情形折”记录了俄商通过茶叶赔付获取高额利润的事例。咸丰八年（1858），中俄边境贸易点被焚，俄商品损毁。中俄商谈赔偿事宜，最终确定以茶叶补赔。当时“每茶一箱作价二十四两一钱，而市价每箱实只需银十八两，是较之以实银贴补者节省实多。且始以货价洋钱折合银数，后以贴补银两折合茶斤”。{34} 俄商通过一来一回赔补，赚取的茶叶差价数额巨大。

茶叶贸易的兴起、繁盛与俄国利益紧密相关，是俄国企图扩张的结果。19世纪，俄罗斯兴起向东方扩张的思想{35}，中俄茶叶贸易的激增与俄罗斯远东新政策的计划有关。俄罗斯制定了亚洲和太平洋政策计划，以巩固俄国在东亚的政治和经济地位。1805年1月16日，商务大臣Н·Π·鲁米扬采夫上呈的奏章记载：俄罗斯为拓展销售渠道，希望取得广州贸易权;为缩短与北京的距离，希望通过中国东部、北部海岸、满洲和黄海与南京联系，在黄海开市，形成北美、堪察加、鄂霍茨克海岸、日本、中国贸易完全体系;在俄中边界西段布赫塔尔玛地区开辟新的贸易点，将中央亚细亚和中亚地区纳入俄中贸易;开拓从北京至西藏到喀布尔的路线，通过北京至西藏一线，将俄国贸易扩展到阿富汗和印度;沿额尔齐斯防线建立市场，形成类似恰克图的市镇;此外他们还希望能够深入到中国本土最发达、人口最稠密的长江流域。{36} 一系列的扩张思想促使茶叶和皮毛成为中俄贸易的最佳商品，茶叶的长途运输交易促使俄国不断寻找更为便捷的路线。{37}

二、中俄茶叶运输路线考略

中俄茶叶贸易可分为间接贸易和直接贸易。海路以间接贸易或转口贸易为主，运输港口有广州、上海、福州、天津等。陆路以直接贸易为主。陆路又可分黑龙江边境一线，恰克图边境一线和中国塔城和伊宁一线。{38} 茶商从福建武夷山贩茶，经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山西、河北、蒙古，抵恰克图，再进入俄国。这条运输路线是中俄茶叶贸易路线最重要的一条。

（一）茶源地向北的运输路线

运往俄国的茶叶主要来自武夷山区和两湖地区。武夷山是中国传统茶叶种植地，植茶历史悠久，是生产和运输武夷茶的重要区域。武夷茶是华茶输俄的重要商品。衷幹《茶市杂咏》记载：“清初茶叶均系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西客者山西商人也。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货物往还络绎不绝，首春客至，由行东赴河口欢迎。”“清初茶市在下梅，附近各县所产茶，均集中于此。竹筏三百辆，转运不绝。”{39}

武夷山附近的茶农和茶商汇集于下梅、星村、赤石进行茶叶交易。茶商将茶叶用纸包装好，盖上茶章，放入带锡纸的茶箱装船入崇安县城。茶商上岸后，雇人挑运茶叶，翻越闽赣驿道，抵达信江边的江西鉛山河口镇。继而茶商沿鄱阳湖入长江，在汉口转汉江，至襄阳。

清中期，晋商转向湖南采办茶叶。砖茶成为俄商经营的重要茶类。湖南安化的茶叶从常德、经沙市至襄阳;另一路穿洞庭湖，由岳阳入长江、抵汉口至襄阳。清后期，鄂南和湖南茶叶在羊楼洞和羊楼司集散，沿陆水河入长江、再抵汉口至襄阳。{40}

茶商出襄阳，由河南进入山西，主要有白河线和唐河线。白河线溯唐白河转白河进入河南，由新野入南阳，再走宛洛古道入山西。唐河线经唐河、赊店（今河南社旗）、方城、叶县、汝州、洛阳等地，经孟津渡口过黄河。{41} 再经太行陉至泽州、上党（今山西长治）。

茶队从山西至张家口，途经泽州（今晋城）、平遥、祁县、太谷、大同，出雁门关或杀虎口，分别抵张家口和归化。{42} 一路由张家口至蒙古抵恰克图，被称为“北商”;一路赴归化至新疆，被称为“西商”。

清代北疆贸易的重要枢纽有张家口和归化（今呼和浩特）。張家口是中俄、汉蒙贸易陆路的枢纽。{43}中俄开展“彼以皮来，我以茶往”的茶皮生意。贩茶商人以山西籍为主，他们“由张家口贩运烟、茶、缎、布、杂货前往易换各色皮张、氊片等物”。{44}

草原区域连接中俄贸易。{45} 从张家口至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抵恰克图路途遥远，行程迂回。清人何秋涛记载，康熙二十七年（1688）五月初一，清臣索额图、佟国维、张鹏翮、陈世安等人赴俄。他们从德胜门出发，途经昌平、居庸关、土木堡、下堡城，出张家口。再经博尔哈斯泰、叶不孙郭儿、归化城、呼图克图，入祁连山。再经昆都勒必拉、乌苏图、门西腊木伦、乌兰忒门，抵色楞格。这段行程艰苦，既有草木丛生、青草百亩之地;又有寸草不生、无水源之地。既有羊肠小道，又有瓦屋寥寥之处。偶有土屋数间，耕种燕麦之地。{46} 共行走百余天。

俄罗斯商队劳伦特·朗克行程记录，1727年9月27日，商队经过恰克图、布拉、察姆河、沙拉河、卡拉河、必蒂格河、萨图尔河、博罗河、博罗诺尔、布古尔套河、库耶河、土拉河、色楞格、库伦、土尔真河、布库姆河、齐洛特楚都克站、郭尔奔土鲁泉、察布齐尔、乌兰图洛盖、布伦、卓图都、伊克贡哥伦伊力琴那、阿尔塔盖那、布盖林泉站、召屯和硕站、乌兰萨尔察、察汗德格里克站、萨拉、乌德及塞尔登、乌兰哈达戛顺、布尔萨卡、德格里克卓索图、库都拉、伊伦达布苏、阿隆井、博罗苏井、明根诺、乌布林井、乌兰图洛盖山、科布卢、苏集、察布齐尔、黑沙图、吉罗翁古楚、札萨图、卡拉鄂博及札明沙音乌苏井、毛基林及土城子、科布卢、麻尼图、察汗博勒格苏、阿隆十八台、图洛苏台、张家口，于1728年1月6日抵达北京，行程近100天。{47}

连接西北的商货转运枢纽是归化城。归化城往漠北有三条商路：一条是归化、赛尔乌苏、库伦、恰克图;一条是归化、武川、库伦;另一条是归化、武川、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归化城往新疆的商路又分为北路（归化、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古城）、中路（归化、武川、白灵庙、阿拉善、额济纳草原、古城）、南路（归化、包头、宁夏、兰州、凉州、古城）。{48}

综上所述，茶源地至恰克图的主线为武夷山、两湖茶产区——汉口——襄阳——南阳——晋城——张家口——库伦——恰克图。

（二）西伯利亚开发与俄国陆路贸易路线的开拓

英国对俄国与中国的贸易一直采取竞争和压制的策略。英国不仅取得中国广州的海上贸易权，控制了茶叶贸易，还从俄国收购呢绒，通过海路与俄国竞争。于是俄方积极开拓陆上贸易，获得了独享中国内地陆路贸易权，作为他们没有参与中国海上贸易的一种补偿。{49}

俄国人认为西伯利亚地区对中国开展贸易十分重要。西伯利亚地区可分为东西伯利亚、中西伯利亚和西西伯利亚。这里荒芜人烟、树林密布、青苔遍布、道路泥泞、河流众多、多山多石。商人们要提前规划行程，避免冬天气候寒冷无法行船、夏天易陷入沼泽的困境。早在16世纪末，俄国人就在原始森林开辟道路，沿河流开发水运体系，找到通往西伯利亚的道路。{50} 俄人找到取道西伯利亚的三条道路：额尔齐斯河线（易受袭击）、满洲线（路线太长）和蒙古路线。{51} 基于安全和便捷的考虑，俄人选择了蒙古路线。

此后，俄国人持续不断地探索中俄陆路贸易路线，多份出使报告档案记载了俄国人对西伯利亚地区开发的行进路线。作为第一个官方使团，伊·佩特林赴华让欧洲人首次找到经西伯利亚和蒙古草原通往中国的陆路。{52} 佩特林使团从托木斯克出发，途经吉尔吉斯、阿巴坎河、克姆奇克河、阿勒坛皇帝及牧民区、阿尔古纳特、比苏特、图兰土默特、腊宾城、曼奇可敦城、希罗卡尔加城、施罗城、泰塔城、白城，抵大中国城。{53}

1654年6月25日，费·伊·巴伊科夫使团由托博尔斯克出发，途经额尔齐斯河、伊施姆河、木亚河、塔拉城、奥姆河、达卡拉通河、白水河、宗穆顿河、卡尔马山、恰拉河、卡拉—库奇尔河、呼和浩特，抵北京。{54}

1675年，尼·加·斯帕法里使团由莫斯科出发，经彼列亚斯拉夫尔—扎列斯基、罗斯托夫、雅罗斯拉夫尔、沃洛格达、大乌斯丘格、索得维切戈次克、索利卡姆斯克、韦尔霍图里耶、秋明、托博尔斯克，抵额尔齐斯河。其间因河流未解冻，使团停留数日，待解封时再继续行走。途经鄂毕河、苏尔古特、纳雷姆、叶尼塞斯克、通古斯卡河、伊尔库茨克、色楞格、涅尔琴察、石勒河、温达河、额尔古纳河、海拉尔河，抵达目的地。{55}

1692年3月3日，俄国使团伊兹勃兰特·伊台斯由莫斯科出发，走雪橇路经雅罗斯拉夫尔、沃洛格达、托特马、大乌斯丘格、索利维契戈茨克，至凯戈罗德。使团再走水路，沿卡马河和楚索瓦亚河，经索利卡姆斯克，至乌特卡。再乘大车抵达涅维扬斯克。再沿列日河、尼查河、图腊河、托博尔河走水路，7月7日至托博尔斯克。7月21日，使团沿额尔齐斯河、鄂毕河、克特河（经苏尔古特、纳雷姆），至马科夫斯克。10月7日，使团走陆路由马科夫斯克至叶尼塞斯克，共花7天时间。随后，再次换乘雪橇沿上通古斯卡河，经过勃拉次克、巴拉甘斯克、伊尔库茨克、贝加尔湖，至乌金斯克。继而使团商队乘马车、骑骆驼、乘大车，至涅尔琴斯克。8月12日使团商队再次出发至嫩江、齐齐哈尔，10月10日至卡尔甘，11月3日抵达北京。1694年2月19日，使团原路返回，于1695年2月1日，抵达莫斯科。{56} 往返近两年时间。

俄国赴华使团和商队出发地点有莫斯科、托博尔斯克和托木斯克。出使加速了俄国对西伯利亚的开发。出使报告可见俄国赴中国的路途遥远，需考虑季节气候的因素。商人在陆路与河流中交替行进，需考虑更换不同交通工具，还要应对偶发的小规模战争和盗匪的侵袭。{57}

当时，中俄两国对交通路线有严格限制，不得随意更改，于是固定的路线被认为是官道。但自然路线条件恶劣，强盗的侵扰，出于安全和成本费用的控制，迫使俄国人不断寻找和调整最佳交通路线，在茶叶运输沿线建立了秋明、托博尔斯克等据点，设立海关，有些据点形成城镇，后成为该地区的集散中心。{58}

俄国赴华路线可分为三段，莫斯科——托博尔斯克段、托博爾斯克——叶尼塞斯克段、叶尼塞斯克——伊尔库茨克——恰克图段。主要节点城市有莫斯科、托博尔斯克、叶尼塞斯克、伊尔库茨克、恰克图。

莫斯科至托博尔斯克段的路线有三条：一条是上述伊兹勃兰特·伊台斯使团路线;一条经穆罗姆、下诺夫哥罗德、索利卡姆斯克，抵达托博尔斯克;另一条是沿莫斯科河、奥卡河、伏尔加河、卡马河到索利卡姆斯克，抵达托博尔斯克。

托博尔斯克至叶尼塞斯克段的路线有三条。一条是沿额尔齐斯河、塔拉、达亚梅什湖，至塞米巴拉金斯克城堡。一条是沿额尔齐斯河和鄂毕河至别列佐夫。第三条是沿鄂毕河、瓦赫河，至叶尼塞斯克。叶尼塞斯克至伊尔库茨克、抵恰克图段的路线有两条。一条经曼加泽亚，通古斯卡河、安加拉河，运往伊尔库茨克。另一条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大道，前往伊尔库茨克。从伊尔库茨克经贝加尔湖，再沿色楞格河，经乌金斯克和色楞格斯克，最终抵恰克图。{59}

俄国通过寻求贸易发展，完成对西伯利亚的开发。开发了叶卡捷琳堡大道、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大道等多条路线，探明了通往中国的陆路。此外，俄国人自16世纪末找到了沿着额尔齐斯河和鄂毕河转入西伯利亚水道主干线——叶尼塞河，再至东西伯利亚，抵达勒拿河的路线。这一路线对俄国开发太平洋，具有重大意义。{60}

俄罗斯恰克图博物馆收藏一幅中俄茶叶运输的路线图。图中标明茶叶从汉口起运，经长江至上海，再走海路至天津、北京。驼队经过蒙古草原，至恰克图。再换鹿车，经贝加尔湖、伊尔库茨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托木斯克、托博尔斯克、秋明、伊尔比特、抵彼尔姆。再换船走卡马河，至下诺夫哥罗德，再换乘火车至莫斯科、圣彼得堡。其间，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再另分一线，经鄂木斯克、托博尔、叶卡捷琳堡至下诺夫哥罗德。

综上所述，俄罗斯运输主线为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秋明——托博尔斯克——托木斯克——伊尔库茨克——恰克图。

（三）俄国争取广州贸易权与海路茶叶贸易拓展

欧洲兴起饮茶，为近代中欧茶叶贸易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61} 中国茶叶最早通过海路输入西方。16世纪，世界开始探寻从欧洲到中国的路线。1517年，葡萄牙船员最早将茶叶带回本国。{62} 17世纪初，荷兰主导中欧海上贸易，荷兰东印度公司开通阿姆斯特丹——巴达维亚——广州，通过转口贸易和三角贸易获得巨额商业利润，成为中西茶叶海上贸易的主力。{63} 英国东印度公司经营中英茶叶贸易。随着饮茶之风在英国推广，在英国，茶叶完成了由奢侈品向大众化的转变{64}，饮茶在英国实现了本土化。{65} 英、俄、美等国家不断加入到跨国茶叶贸易，茶叶取代生丝成为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66} 19世纪，最终形成海上茶叶贸易以美、欧竞争为主，陆上茶叶贸易以俄国为主的局面。

俄国海上贸易路线的拓展主要是往南，借道广东开展海上茶叶贸易。19世纪初，俄国极力争取广州的贸易权。1803年2月，俄罗斯商务大臣Н·Π·鲁米扬采夫呈亚历山大一世的奏章说，“唯英、美等国人由诺特卡—宗德群岛及夏洛特群岛将毛皮直运广州，生意上占尽先机。俄国一日不开通广州商路，则此种现象将延续一日。……广州贸易利益即如此巨大，臣以为有责任向陛下建议，酌派一专使赴北京，以船队将首航北美为由，请中国港口予以必要之友好协助;同时仿效欧人榜样，要求开展互市。”{67}

1805年，俄国以环球考察名义先后派遣“希望号”和“涅瓦号”来华。“涅瓦号”通过海路到达广州。“希望号”经由日本，到达澳门，准备进入广州黄埔港。清政府扣留了俄船，俄国希望中国开辟广州贸易的愿望没有实现。{68} 清政府担心影响北方贸易，没有答应俄方的请求。俄商见外交途径无法实现广州海上贸易合法化，就“托外国船只带货至粤贸易”。{69}

清代茶叶外输港口主要有广州、上海、福州和汉口。武夷山的茶运抵河口镇后，由信江入鄱阳湖，转赣江，抵赣州。再至南安、穿梅岭、达韶州，经珠江到广州。{70} 五口通商后，广州海路衰落，上海海路兴起。这一线经浙江常山、杭州，抵上海{71}，再运至俄国市场。1853年以后，福州由原来弥补广州的小量茶运，到轮船输出。其海路大致是福州、交趾支那沿岸、婆罗州沿岸、加斯帕海峡、好望角、圣安尼尼、西不列颠岛、英吉利海峡。{72} 苏伊士运河开通后，中俄茶叶海路从福建经南海过马六甲、印度洋、苏伊士运河、地中海、黑海至俄罗斯。{73} 19世纪末，俄国深入长江流域，取得了长江的通航权。俄国茶商由汉口出发，抵上海或天津，再经海路过敖德萨港口抵俄国。20世纪初，经此路线销售的茶叶占茶叶总额的一半。{74}

三、中俄茶叶贸易路线与沿线市镇发展

（一）茶源地的转变

武夷山是中俄茶叶贸易的主产区，是中俄茶叶贸易陆路和海路的运输起点。无论是朝贡方式，还是市场贸易，福建武夷茶都是华茶输俄的重要品种。前述俄使来华，清廷赐赠茶叶多有武夷茶。武夷茶对俄国接受华茶有一定推动作用。

武夷山所产茶叶品质上佳。嘉庆《崇安县志》记载：武夷以茶名天下，自宋始，其时利犹未漙也。今则利源半归茶市。{75} 18世纪初期以前，武夷山区茶农改进制茶工艺，通过晒、炒、烘等生产工艺制作出小种红茶和工夫红茶，风靡欧洲，成为中国重要的出口茶。{76} 武夷山附近的农户和佃户以手工方式制作茶叶，再赴下梅村卖给商人或掮客交易。与其他地区生产不同，武夷山附近的寺僧多参与武夷茶的生产经营。{77} 至乾隆时期，崇安县成为当地最大的茶市。{78}

晋商由贩运武夷茶转向两湖茶，多数说法认同系受战事影响。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在长江下游一带进行军事活动，形势动荡，赴武夷山的晋商骤减，加之福建茶叶价格飞速上涨，于是晋商另觅茶源，前往湖南安化及湘江沿岸采茶，又赴羊楼洞开设手工制茶工场。{79} 既缩短了行程，又降低了费用。两湖地区是中国传统的产茶区，湖北主要集中在鄂东南低山丘陵区、鄂西、鄂东及鄂东北低山丘陵区。清中叶以后，湖北茶叶复兴得益于砖茶与红茶的大量生产{80}，两湖地区的红茶和砖茶由原来输入西北的边销茶转变为对内、对外贸易的茶类，成为对俄茶叶贸易的重要商品。以货易货为主的交易方式下，砖茶带有货币性质，在草原交易中充当等价交换物。20世纪初，印度茶的崛起又致使两湖茶区衰落。茶源地的改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地区因茶而兴、因茶而衰的关联特点。

（二）茶叶贸易与汉口国际贸易商埠的形成

明成化年间，汉口因汉水改道形成。长江、汉水在汉口交汇，独特的地理位置，使汉口成为中国传统交通体系下的重要商贸集散地。“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此焉转输。”{81}凭借水运之利，汉口跃升为商业贸易的集散地、长江中游最大的市镇和全国四大名镇之一。{82} 章学诚《湖北通志检存稿·食货考》记述乾隆时期众多商品汇聚汉口，有盐、谷、糖、胡椒、茶、酒等200余种。当时安徽、湖南、湖北、四川、浙江、江西、江苏、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河南、陕西等地的茶叶云集于此。{83}

汉口茶叶贸易对该地区的社会与经济生活有重要影响。正如罗威廉所言：“在西方人眼里，茶叶是汉口存在的唯一理由。”晚清，英、俄参与汉口茶叶贸易，茶叶贸易占据了汉口对外贸易的重要份额。19世纪中叶，中俄茶叶贸易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俄国茶商深入中国腹地，在汉口的活动由单纯采购茶叶商品，转为直接赴茶源地，控制各个环节。俄商还在汉口地区设点开厂。1863年，俄国C·B·利特维诺夫股份公司在汉口创建了几个手工业作坊。{84} 俄商相继开办了顺丰砖茶厂、新泰砖茶厂、阜昌砖茶厂和百昌砖茶厂。{85} 砖茶厂工人均过千人，其中阜昌砖茶厂员工人数高达1300人。{86} 俄国在汉口实现了茶叶采购、制造、销售和贩运的系列操作，推进了汉口茶叶制造由手工作坊式向现代化机器转变。

汉口茶叶生产的机械化，提高了茶叶的产量，增加了茶叶市场的贸易额，促进了汉口地区的近现代工业。茶叶成为汉口对外贸易的大宗，销售茶叶种类以红茶、绿茶和砖茶为主。汉口成为对俄输出砖茶最主要的港口。1876年至1878年，汉口砖茶输俄数占全国输出数的60%左右。1891年至1892年，所占比更是高达77.7%和74.9%。{87} 1904年和1905年，汉口输出红茶分别为200199担、175043担，输出砖茶66715担、109708担，输出绿茶12602担、27993担。{88} 俄国深入中国腹地长江流域在汉口茶叶贸易中所施行的一系列举措，打破了以往只在边境城市恰克图进行的平等互市贸易，充分表现了清末中国在对外经济关系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点。{89}

罗威廉指出，茶叶“改变了汉口与其区域腹地之间关系的性质”。{90} 主要表现为茶叶贸易促进了茶叶生产，汉口地区在单纯的农业基础上，发展了商业，并带动其他行业的贸易。汉口的砖茶生产形成了茶叶工商一体化的新格局。{91} 汉口的茶叶贸易吸引了大批山西商人、英国商人和俄国商人，造就了一批买办商人。促进了该地区茶叶组织的发展，银行业快速成长，助推了该地区的金融业。{92} 汉口由单纯的内部贸易区域转变为兼有对内对外贸易的区域，茶叶贸易在汉口对外贸易中发挥的作用超过了其在国内贸易中的作用。{93} 清末，张之洞督鄂期间，汉口的直接贸易和间接贸易均有大幅增长，汉口由内贸型商业重镇跃升为国际贸易商埠{94}，茶叶贸易功不可没。

汉口是中俄茶叶贸易路线多种运输方式的重要节点，地区的发展拓展了中俄茶叶之路的运输方式。清代中俄茶叶长途运输路线中，汉口作为周边地区的重要贸易地，承担着重要的集散、中转、运输功能。清初，福建茶叶由此北上至恰克图交易。清中晚期，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四省茶叶汇聚于汉口。汉口是物资集散地，与周边各地关系密切。{95}当时湖北茶过杨辛河、咸河和白港河至汉口，湖南茶过岳州至汉口，江西茶、安徽茶也运往汉口。

汉口不仅水网四通八达，而且具有通江达海的优势。汉口开埠后，汉口作为长江的重要口岸，通江达海，成为上海港商品输往内陆的重要中介。{96}俄茶经长江由汉口至上海或天津，再至海参崴。{97}1906年前后，京汉京绥铁路通车、西伯利亚大铁路贯通后，汉口又拓展了水铁联运的长途运输方式。江汉关博物馆藏“江汉关发给铁路运茶之免税执照”，记载自1919年10月10日起，“凡行销俄国西比利亚及外蒙等处者，”暂免关税两年，“奉税务处令一律免税放行”。此时，汉口茶叶运输的主要方式已经是铁路运输了。

汉口茶市兴衰影响着清末华茶外贸市场的发展。中国传统原始的手工制茶方式已无法应对经英国开发的印度等新兴茶工业生产中心崛起的沖击。这不仅表现在茶叶采摘、制作、销售和运输的全过程，还表现为条约制度、华洋商人和中外官员的制约。{98} 汉口茶叶贸易实质仍带有殖民的性质。{99} 华茶小规模手工生产无力与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抗衡，加之清政府区别对待华商与洋商，以及茶叶外贸市场各种信息的不对称{100}，使汉口茶叶对外贸易迅速衰退，并影响了中国茶叶在全球的贸易。

（三）恰克图的茶叶边境贸易

恰克图是连接中俄茶叶直接贸易的边疆重镇。因为地理位置和交通原因，恰克图贸易的兴起缘于尼布楚贸易的衰微。{101} 1728年，恰克图条约签订后，该地区贸易迅速发展。俄方在此建造了特罗伊茨克萨夫斯克城堡，设立了海关，修建8个边防要塞，这里遂成为俄商、边境长官军队和工匠的聚集居住地。{102} 1730年，中方在恰克图贸易镇对面修建买卖城，设有塔楼和城门。俄商、晋商、蒙商集聚于此，进行货物交易。1816年至1871年，在恰克图从事中俄贸易的字号约161家，其中经营茶叶贸易的晋商占据重要份额。{103}

中俄恰克图茶叶贸易经历了兴起、发展和繁荣。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上半叶，中俄恰克图茶叶贸易额逐量上升。18世纪中叶至18世纪末，中俄恰克图茶叶贸易额快速发展，成为继棉布和丝绸后，中俄间第二大交易商品。1755—1762年间，俄国从恰克图进口的数量明显增多。这期间，俄国进口了白毫茶、珠兰和绿茶共6000普特（约98280公斤），砖茶5000—7000普特（约81900—114660公斤）。{104} 1762—1785年间，俄国从恰克图输入的茶叶近30000普特（约491400公斤）。1798—1800年，华茶输俄数量持续上升，分别为46997普特（约769810.86公斤），52343普特（约857378.34公斤），69580普特（约1139720.4公斤）。{105} 19世纪，茶叶成为中俄恰克图贸易商品第一大类，从中国输出的白毫茶逐年上升。1812年至19世纪上半叶，白毫茶每五年平均出口额占中国货出口总额的60%、75%、86%、89%、91%和95%，恰克图茶叶贸易达到了鼎盛时期。1850年，输入恰克图的茶叶更是高达297618普特（约4874982.84公斤）。{106}

恰克图茶叶贸易经济辐射面广，对西伯利亚地区乃至欧俄都有较大影响。{107} 恰克图茶叶贸易提高了西伯利亚商人的社会地位，恰克图是俄罗斯茶叶运输的起点，也成为中俄边境上的商业都会。{108}

恰克图茶叶贸易的繁荣与国际环境有很大关系。最初因为中俄建交而兴起。20世纪初，西伯利亚大铁路开通后，茶叶陆路运输路线优势丧失。铁路运输成为中俄茶叶贸易的主力，一是来往时间可缩减近三分之一，二是成本费用大幅降低。随着水铁联运模式的开启，恰克图茶叶贸易全面衰落，水陆联运的模式逐渐被淘汰。{109}

四、余论

清代，中俄茶叶贸易路线在不同时期形成不同的路线。商人因为政策、路程距离、路途危险系数和成本等因素，不断寻找更为便捷和适宜的行进方式。获取更大的利润是他们不竭的动力。茶叶贸易运输路线由单一的运输路线演变成多茶路的运输网络{110}，动态发展下的官道、商道叠加或分散，且每一条主线又由不同支线构成，路线变化反映了商人获取最大利润的内在追求{111}，最终在中俄间形成了以茶叶为主要贸易商品的长距离商贸路线。

中俄茶叶贸易路线选择与两国政策有关。清代对广州贸易的控制权导致俄国开辟陆路。恰克图界约的签订，使恰克图成为中俄边疆贸易重镇。清前期，清政府实行茶叶专营销售，并严格限定茶叶出口的地点和运输路线，指定贸易行走路线限制了贸易的纵深发展。如《恰克图界约》规定人数“不得过二百人，每间三年进京一次。除两国通商外，有因在两国交界处所零星贸易者，在色楞额之恰克图、尼布朝之本地方，择好地建盖房屋情愿前往贸易者，准其贸易。周围墙垣、栅子酌量建造，亦毋庸取税。均指令由正道行走，倘或绕道，或有往他处贸易者，将其货物入官。”{112} 官道的确定又使中俄茶叶贸易陆路具有相对固定性。另外也有观点认为，从茶叶本身的商品特性来说，俄国人觉得陆路所历风霜使茶味反佳。即使中俄海运距离比陆路更遥远，所需时间比陆路更长{113}，“但海船经过南洋，暑湿致茶味亦减。”{114} 因此陆路成为俄国最看重的中俄茶叶贸易路线。

中俄茶叶贸易路线极大地推动了茶路沿线市镇的发展。交通条件的变化直接导致市镇的兴衰。{115}以商品流通为主的沿线市镇，因茶而兴、因茶而衰的特点十分明显。中俄茶叶之路陆路（中国段）途经闽赣湘鄂豫晋冀蒙八省，再穿越蒙古草原。茶叶产区周边主要以茶叶小型集市为主，如下梅、赤石、星村是武夷茶区茶叶外输的区域性集市。铅山河口镇是闽浙赣皖四省的重要转运点，随后发展成为区域的繁荣市镇。{116} 汉口兼具流通和交通枢纽的功能。长江中游商品货物在此集散，比较而言，茶叶路线变迁对汉口的影响没有其他市镇大。一是汉口的集散交易不只茶叶一项，还有粮食、食盐、棉花、棉布、药材和竹木等商品。二是运输格局由水路转铁路后，汉口仍是重要的茶叶输出地。京汉铁路的开通，促进了汉口商品的进出口量，中俄间的茶叶运输更为便捷。原来汉口茶叶运往俄国，需要水铁联运，现在则直接走铁路。张家口是塞北地区重要的商业城市，具有区域贸易市镇功能。因为茶叶贸易又成为清代中国北部的金融中心。{117} 陆路（俄罗斯段）：始于恰克图，经伊尔库茨克、托木斯克、托博尔斯克、秋明、下诺夫哥罗德、莫斯科至圣彼得堡。茶叶慢慢分散到沿途的伊尔比特集市、托博尔斯克集市、下诺夫哥罗德集市和莫斯科集市等地销售。其中恰克图是中俄间最重要的茶叶贸易重镇。茶叶与恰克图城市发展密切相关，茶叶贸易深刻的影响了恰克图城市的兴衰。

鸦片战争后，长江沿岸港口被迫开放，沿江沿海港口逐渐成为区域性的茶叶对外贸易中心。正如李伯重讨论中国水运系统时，提到“是否有水运比距离的远近更为重要”。{118} 前文讨论中俄茶叶贸易路线，可以看出，商人们会首选经过河流的水路。如中国段长江、汉江、信江、赣江、洞庭湖、鄱阳湖、白河、唐河等，俄罗斯段经过色楞格河、贝加尔湖、叶尼塞河、鄂毕河、安加拉河、卡马河、额尔齐斯河、托博爾河、上通古斯河等。在铁路和公路尚未发展的阶段，水运是最重要的运输选择。而当铁路发展后，其便捷的运输方式和低廉的成本成为商人的首选。所以也能看到中俄商人以接力方式行进，途中反复辗转，使用了马车、独轮车、鹿车、骆驼商队、船、铁路等多种交通工具，完成了水陆联运、江海陆联运、水铁联运等几种运输方式 {119}的变化。

中俄茶叶贸易与中国参与全球化息息相关。近代以来，茶叶贸易的兴盛与棉布贸易的式微，反映了中国丝茶贸易地位互换的历史变迁{120}，影响了中国对外贸易的结构，体现了中国被迫融入全球化的过程。{121}

注释：

① 何秋涛：《朔方备乘》，台北文海出版社1964年版;徐松巍：《关于十九世纪边疆史地研究的若干思考》，《清史研究》1999年第4期。

②{101} 刘选民：《中俄早期贸易考》，《燕京学报》1939年第25期。

③ 蔡鸿生：《“商队茶”考释》，《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

④⑧ 孟宪章：《中苏经济贸易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页。

⑤ 参见郭蕴深：《中俄茶叶贸易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⑥ 米镇波：《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⑦ 仲伟民：《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4页。

⑨{13}{18}{19}{33}{53}{54}{55}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51、253、442、655—656、369—370、100—110、243—253、519页。

⑩ 伏尔泰：《彼得大帝在位时期的俄罗斯帝国史》，吴模信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86—288页。

{11}{112}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7—8页。

{12}{62}{66} 汪敬虞：《中国近代茶叶的对外贸易和茶业的现代化问题》，《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

{14}{20}{56} 伊兹勃兰特·伊台斯、亚当·勃兰德：《俄国使团使华笔记（1692—1695）》，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15、300—301、307—309页。

{15}{25}{26}{68} B·C·米亚斯尼科夫主编：《19世纪俄中关系：资料与文献》第1卷（1803—1807）（下），徐昌翰等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21、1192、1376、1249，1260，1277页。

{16} 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通商口岸的开埠（1842—1854年）》（上），牛贯杰译，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1页。

{1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1编，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页。

{21}{36}{67} B·C·米亚斯尼科夫主编：《19世纪俄中关系：资料与文献》第1卷（1803—1807）（上），徐昌翰等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66、4—5，125—130、1—2页。

{22}{23}{24}{31}{113} B·C·米亚斯尼科夫主编：《19世纪俄中关系：资料与文献》第1卷（1803—1807）（下），徐昌翰等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76，968、1052，1056、1142、934，937、682页。

{27}{28}{29}{30}{37}{38}{102}{104} 阿·科尔萨克：《俄中商贸关系史述》，米镇波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95、190、226、267、234，246、34、32—33、43頁。

{32} 叶柏川：《17—18世纪清朝理藩院对中俄贸易的监督与管理》，《清史研究》2012年第1期。

{34}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3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66—568页。

{35} 乔治·亚历山大·伦森编：《俄国向东方的扩张》，杨诗浩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14—119页。

{39} 衷幹：《茶市杂咏》，林馥泉：《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输》，第81页。参见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04页。

{40} 杜七红：《清代两湖茶业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江汉论坛》2006年第4期。

{41} 河南省文物建筑保护研究院编：《万里茶道河南段文化遗产调查与研究》，文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18—20页。

{42} 张正明、张舒：《晋商兴衰史》，山西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第274页。

{43} 许檀：《清代后期晋商在张家口的经营活动》，《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44}{69}{114}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37《俄罗斯互市始末》，台北文海出版社1964年版，第761、774、774页。

{45} 艾梅霞：《茶叶之路》，范蓓蕾、郭玮、张恕等译，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第48页。

{46}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42《考订〈奉使俄罗斯行程录〉》，台北文海出版社1964年版，第837—853页。

{47}{51} 加斯东·加恩：《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江载华、郑永泰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25—327、294页。

{48} 许檀：《清代山西归化城的商业》，《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1期。

{49} 卡尔·马克思：《俄国的对华贸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167页。

{50}{58}{60} A·И·克鲁沙诺夫主编：《苏联远东史——从远古到17世纪》，成于众译，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版，第451、451、451，456页。

{52} 娜·费·杰米多娃、弗·斯·米亚斯尼科夫：《在华俄国外交使者（1618—1658）》，黄玫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

{57}{59} 特鲁谢维奇：《十九世纪前的俄中外交及贸易关系》，徐东辉、谭萍译，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59、62—69页。

{61} 刘勇：《中国茶叶与近代荷兰饮茶习俗》，《历史研究》2013年第1期。

{63} 吴建雍：《18世纪的中西贸易》，《清史研究》1995年第1期。

{64} 萧致治、徐方平：《中英早期茶叶贸易——写于马戛尔尼使华200周年之际》，《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

{65} 刘章才：《饮茶在近代英国的本土化论析》，《世界历史》2019年第1期;刘章才：《英国茶文化研究（1650—190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66—269页。

{70}{72} 陈慈玉：《近代中国茶业之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1—42、50页。

{71}{116} 施由民：《清代及近代河口镇的茶叶贸易》，《农业考古》1993年第2期。

{73} 陈开科：《中俄关系史上的五条路》，《俄罗斯学刊》2020年第2期。

{74}{86}{88}{95}{97} 水野幸吉：《中国中部事情：汉口》，武德庆译，武汉出版社2014年版，第170—171、59、130、47、49页。

{75} 魏大名纂修：《崇安县志》卷1《风俗》，载吴觉农编：《中国地方志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农业出版社1990年版，第322页。

{76} 庄国土：《鸦片战争前福建外销茶叶生产和营销及对当地社会经济的影响》，《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

{77} 裴德生编：《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1644—1800）》上卷，戴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版，第628页。

{78} 肖坤冰：《茶叶的流动：闽北山区的物质、空间与历史叙事（1644—1949）》，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0页。

{79} 渠绍淼、庞义才编：《山西外贸志》上（初稿），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4年刊行，第67—68页。

{80} 梅莉：《明清湖北茶叶及其生产分布》，《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

{81}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93页。

{82}{94} 陈锋：《明清时期汉口的发展历程》，《江汉论坛》2002年第11期。

{83}{99} 杜七红：《清代汉口茶叶市场研究》，陈锋主编：《明清以来长江流域社会发展史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7、333页。

{84} 米·约·斯拉德科夫斯基：《俄国各民族与中国贸易经济关系史（1917年以前）》，宿丰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14頁。

{85} 静冈县农事试验场：《清国茶业调查复命书》，静冈印刷株式会社明治四十二年刊行，第24页。

{87} 陈钧：《十九世纪沙俄对两湖茶叶的掠夺》，《江汉论坛》1981年第3期。

{89} 郭蕴深：《汉口地区的中俄茶叶贸易》，《江汉论坛》1987年第1期。

{90}{93} 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江溶、鲁西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41、141页。

{91} 任放：《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9页。

{92} 刁莉、邰婷婷：《清末民初中俄茶叶贸易与汉口茶市的发展（1862—1919）》，《中国经济与社会史评论》（2014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96} 戴鞍钢：《港口·城市·腹地——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1843—1913）》，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5页。

{98} 郑彬彬、张志云：《江汉关开埠与汉口国际贸易（1858—1869）》，《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2期。

{100} 刘礼堂、宋时磊：《信息不对称与近代华茶国际贸易的衰落——基于汉口港的个案考察》，《历史研究》2016年第1期。

{103} 赖惠敏：《清代北商的茶叶贸易》，《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105}{106}{108} 郭蕴深：《中俄茶叶贸易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7—38、46—47、38，44页。

{107}{109} 郭蕴深：《论中俄恰克图茶叶贸易》，《历史档案》1989年第2期。

{110} 陶德臣：《外销茶运输路线考略》，《中国农史》1994年第2期。

{111} 陈文华：《近40年中俄茶叶之路研究与展望》，《中国史研究动态》2019年第4期。

{115} 任放：《明清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类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4期。

{117} 许檀：《清代后期晋商在张家口的经营活动》，《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118} 李伯重：《十九世纪初期中国全国市场：规模与空间结构》，《浙江学刊》2010年第4期。

{119} 何强：《“万里茶道”的概念及其内涵》，《中国民族报》2020年9月15日。

{120} 郭卫东：《丝绸、茶叶、棉花：中国外贸商品的历史性易代——兼论丝绸之路衰落与变迁的内在原因》，《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121} 刁莉、金靖壹、胡娟：《全球化视野下的近代中俄贸易：以棉布和茶叶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作者简介：陈文华，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2;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湖北武汉，430077。

（责任编辑  张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