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雪

21世纪以来，一些科学哲学家相继建立认知劳动分工模型分析科学的社会结构，他们利用数理经济分析、计算机模拟的方式探究认知分工对科学发展的影响。而实际上，基彻是首次提出“认知劳动分工(division of cognitive labor)”并建立模型的科学哲学家，新世纪的这些模型大多是在批判和继承基彻模型的基础上得以阐发和建立的。

一、基彻认知劳动分工模型的理论内容和特征

基彻的认知劳动分工研究是从反驳社会建构论开始的，社会建构论主张，科学家是寻求信用、回报的自利个体，其自利性难以导致科学知识的增长。而寻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恰好符合经济活动中的理性人特征，基彻提出，“科学的哲学反思在处理它与科学的复杂实践的关系时，很像是经济理论对劳动、金钱和商品的交易的复杂和混乱的世界的处理”[1]。科学家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企业家，科学实践过程就是科学家结合成本-效益观念对各个研究项目的理性选择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可能会形成认知劳动上的分工。基彻的认知劳动分工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概括。

(一)认知劳动分工的需求和合理性。从直观上来说，基彻假定存在一个哲学王，他能够调度所有资源和科学家，以实现知识的最终获得。在氧化说刚刚出现时，氧化说与燃素说的证据处于基本平衡之中。这时候，在哲学王看来，如果将所有科学家和资源都分配给氧化说的研究，而将人们对燃素说的信念瞬间降低至0，这是一笔很差的交易。“在两种理论之间的基于证据的平衡如此微妙的情况下，你宁愿希望一些科学家在考虑这些理论的优点时，他们的脑筋不是十分清楚，从而令一致决定的时间可以延迟”[2]。普利斯特里对燃素说的坚持，形成了科学家在燃素说与氧化说之间的劳动分工，这令理论的优缺点更加充分地暴露出来，反而有利于知识的最终获得。

从理论上来说，基彻将科学家的个体理性分为信念和寻求两种类型，前者表现为科学家对得到更好支持的理论、真信念等纯粹认识论状态的追求，科学家依据信念理性为自己设定的个人认识论目标构成了个人认识论意向。后者表现为科学家对共同体目标的寻求，科学家依据寻求理性为共同体设定的认识论目标构成了非个人认识论意向。假设每一个科学家都持有一个评估函数，用以评价各个研究项目的认知效益。对于每个科学家而言：他从个人认识论意向出发，依据评估函数对各个研究项目形成的认知态度分布构成了个体理性分布，即IR(individually rational)分布；他从非个人认识论意向的最大化出发构成的认知态度分布为共同体最优分布，即CO(community optimum)分布。

IR分布与CO分布在传统认识论中会出现矛盾，认知劳动分工则可以缓解这种矛盾。假设存在两个可供选择的研究项目，科学共同体中每一个成员都具有相同的(“客观的”)评估函数和非个人认识论意向，此时就会出现唯一的IR分布和CO分布。在传统认识论中，科学家在认识上是“纯粹的”，他们不考虑奖励、回报等社会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科学家以个人认识论意向为目标，那么所有科学家都会选择他们认为具有最大认知效益的项目进行研究，形成IR分布或<0，N>；如果科学家以非个人认识论意向为目标，他们会像经济活动中的生产者一样，以在消耗更少的时间、精力、资源、金钱的情况下实现共同体的整体成功为目标，因而更倾向于将不同研究项目分配给不同科学家，以分散不同科学家集中在同一研究项目上造成的认知风险，保证集体目标的低成本实现，此时形成CO分布(n≠0，且m≠0)。可见，两种分布状态的不同形成了CO-IR矛盾，基于信念理性的个人认识论意向形成的IR分布不利于共同体目标的实现。此时，如果将科学家分配给不同研究项目，形成认知劳动分工，则有可能调整CO分布与IR分布之间的冲突，促进CO分布的出现，满足寻求理性的需求，最终促进共同体目标的获得。

(二)认知劳动分工的可能性。如果承认科学家是寻求信用、声誉、奖励等社会利益的个体，即科学家是“受污染”的自利个体，则有可能出现认知劳动分工。基彻提出了形成劳动分工的两方面原因，一是个体的心理学特征，二是个体之间的合作、竞争关系等外在的不明确环境。他尤其注重后者在劳动分工中的作用，这是因为，第一，存在许多例子表明，科学家在面对困难时的坚持可以由诸如奖惩框架、竞争压力的社会系统的特征得以解释，第二，虽然个体认知变化在竞争方法的建立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但在建立过程中经历极度无望状态时，科学家会本着传统、声誉等非认识论压力坚持其看似不合理的选择[1]。具体来说，在以获得外在奖励为导向的个体科学家组成的科学共同体中，尽管科学家知道某一特定项目的真值概率更大，但由于已有足够数量的科学家对该项目展开研究，该科学家从事此项研究获得奖励的边际几率相对减少，那么他就会选择研究真值概率小的项目，从而提高自己获得奖励的几率，这就形成了非且非<0，N>的认知劳动分工，当它达到分布时，科学共同体的目标得到最大可能的实现，此时形成了CO分布。

(三)认知劳动分工与CO分布的关系。设共有N个科学家(N>0)从事某一问题的研究，存在方法1和方法2两种可能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选择方法1的科学家人数为n，则选择方法2的科学家人数为N-n，回报函数p(n)表示有n个人采取这种方法获得结果的概率。假设两种方法都能得到正确答案的概率Prob为0，那么实现共同体最优分工的条件是以下等式的最大化：p1(n)+p2(N-n)-Prob=p1(n)+p2(N-n)，此时科学家个体对科学方法的选择达到了最优分布。设pi(n)=pi(1-e-kn)，pi为特定方法的本征期望，即当n趋向于无穷大时，p(n)向某一特定值pi渐进，k为临界参数，代表方法对人数变化的灵敏度。通过将设定的函数代入p1(n)+p2(N-n)并对n求导可得，当n=(kN+lnp1-lnp2)/2k时，p1(n)+p2(N-n)最大。所以，当lnp1-lnp2>kN时，n>N，此时的CO分布为，不存在认知劳动分工；当lnp1-lnp2

(四)形成认知劳动分工的机制。在由寻求个体回报最大化的科学家构成的共同体中，如果一个科学家计划从方法1转移到方法2的科学研究中，他需要对所在共同体的整体研究状况进行理性考虑。假设科学家从事的是单一奖品博彩博弈，那么在的情况下，只有当p2(N-n+1)/(N-n+1)>p1(n)/n时，他的方法转移才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提高。通过计算科学家个体在进行方法转移时获得的边际效用的多少，可以达到一种双边稳定的博弈均衡，如果p1(n)/n≧p2(N-n+1)/(N-n+1)，那么n的数值增大，的分布稳定向上，如果p1(n+1)/(n+1)≦p2(N-n)/(N-n)，那么n的数值减小，的分布稳定向下。只有在既稳定向下，又稳定向上时，即n的数值稳定不变的情况下，才能达到双边稳定[2]。此时，每个科学家获得的认知效用得到最大化，共同体达到均衡分布，科学家在研究方法上的选择与流动随之停止。

基彻本人在行文时很少将自己的认知劳动分工研究视为“模型”，但我们看到，他设定了个人与非个人认识论意向、评估函数、回报函数等约束条件，科学家在这一系列的约束条件中形成科学选择行为，这正是模型的运行过程。在经济学中，建立模型是一种常见的研究方式，基彻对经济学(尤其是其中的博弈论)的借鉴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这种倾向。而后来学者在讨论其研究时，也多称之为认知劳动分工模型，韦斯伯格和马尔登更是结合其对边际效用的利用称之为边际贡献-奖励模型。

二、基彻认知劳动分工模型的理论贡献和后续拓展

基彻的认知劳动分工模型建立之后，很快受到了学界关注。在基彻论文发表之后的第二年，戈德曼和夏克德建立了科学活动的信用寻求模型，提出“正如菲利普·基彻表明的那样，劳动分工或许有时候促进真理的社会获得”[3]。布罗克和杜尔劳夫说道，“(基彻的研究)将科学形式化为一种动态过程，个体科学家作为有目的的行动者在其中(展开)互动，我们的工作紧密跟随基彻的开创性研究”[4]，他们据此建立模型来研究科学共识如何从认知劳动分工中涌现出来。可将基彻模型的独特之处及后续影响总结为以下方面。

(一)认知劳动分工思想的提出。分工观念主要应用于经济学，而在科学中使用分工观念也由来已久。培根被认为是率先提出分工对构建科学共同体和发展科学的作用的学者，“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培根是劳动分工思想的第一个阐述者”[5]。皮尔斯(C.S.Peirce)曾讨论如何选择科学研究项目和在不同项目间分配有限资源。这些学者的思想中均含有认知劳动分工的意蕴，尤其是皮尔斯的成本约束效用模型、边际效用观念与基彻模型在分析思路上具有相似之处。但是，第一，他们很少明确提出认知劳动分工概念，也就没有将科学家这一个体理性主体作为认知劳动分工的研究出发点；第二，他们将科学分工研究限制在宏观的科学管理、制度设计层面，较少从微观角度关注劳动分工的认识论影响。与之对比，基彻的认知劳动分工思想具有如下特征：首先，将科学认识中的多元主义明确表述为认知劳动分工，这在其论文题目和内容中曾多次提及。其次，基彻从科学家个体出发分析研究项目的理性选择过程，体现了个体主义的方法论承诺。例如，个人认识论意向和非个人认识论意向实际上都是从个体出发的，只不过后者关注个体为集体设想的认知意向，相应地，IR与CO分布也都是从个体出发的认知态度分布。最后，认知劳动分工是基彻利用经济学开展的社会认识论研究的一部分，“在这些贡献中，基彻的主要目标是发展‘社会认识论’领域的经济学分支”[6]。

认知劳动分工在基彻以及后来的学者阐发中，体现了不同且丰富的含义。基彻的劳动分工概念不同于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劳动分工概念，正如阿戈斯蒂诺指出的那样，“我们(阿戈斯蒂诺和基彻)都没有考虑的是，一个研究项目是否被细分为不同的任务，进而可以被分配到共同体中不同的个体或团队之中……(我们考虑的是)在认知或认识论语境中需要的真正的劳动分工”[7]，即由采用不同认知态度、立场的人朝向某一特定问题前进，这些态度、立场各自展现的是该问题的某一视角，而不是该问题的某一方面。而后来的学者往往在分析基彻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与之不同的认知劳动分工概念。例如，韦斯伯格和马尔登倾向于将研究主题划分为不同的研究方案，强调不同方案之间的联系，主要关注科学家在研究方案的搜索策略上的分工。再如，兰格区分了标准内部和标准之间两种分工，主要关注科学家在不同标准间的分工。

(二)就模型表达的内容而言：对社会建构论、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关系的新颖回应，以及社会制度的认识论意蕴。基彻模型对社会建构论的回应在上面的分析中已经体现出来，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劳动分工可以分散认知风险的观念并非基彻首创，库恩曾提出“如果没有人愿意冒着很大的风险去对反常现象或带着新标记的理论做出反应，也就很少或干脆不会有革命了。……凭借共有价值……作为支配个人选择的依据，或许这正是共同体用以分散风险并保证其事业长期成功的途径”[8]，但与库恩不同的是，基彻的劳动分工来源于科学家的自利性，而非认知价值。传统科学哲学认为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存在冲突，而在基彻模型看来，这一冲突的存在是因为科学家没有进行劳动分工，以致在一些情况下个体理性的履行与集体理性的实现之间存在不一致。基彻模型中的个体理性包括了科学家对其他科学家研究状况的考虑，这种结合边际回报的利己理性会促使认知分工的出现，进而导向实现共同体目标的集体理性。“一个具有个体理性的人是这样的，他做出选择，以便归属进一个发现正确结果的机会得到最大化的集体。我认为我正在呈现的是一种分析的美德，它强制性地向理性的利他理想开放”[2]，这就缓解了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

科学家在知识生产过程中基本上不会有意识地考虑集体理性的实现，而是将获得回报作为从事科学研究的出发动机，由此却产生了有利于共同体的科学知识。在汉兹、于利科斯基看来，这种非意向性结果的产生依赖于“看不见的手”的调节，“虽然基彻实际上没有运用这一术语，但他的论证(机制)仅仅是被用于认知领域的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9]。扮演“看不见的手”的角色的是给予科学家奖励的社会制度，它解释了在无意设计的情况下，科学家的自利动机何以产生利于集体的科学知识。我们认为，这不仅体现了基彻模型对经济学的再次应用，还体现了制度在科学认识中的作用，“科学中的社会制度或许利用了我们的弱点，将我们的努力引导向共同体目标，而不是我们为作为个体的自己设定的认识论目标”[2]。一方面，这表明科学哲学在分析科学认识获得成功的原因上经历了从方法论承诺向制度承诺的转变过程，以逻辑主义为代表的科学哲学通过研究科学方法这一逻辑过程来保证科学认识的成功，基彻则以制度上的承诺这一社会过程来保证科学认识的成功。另一方面，这种社会制度的设计初衷并非是促进认知劳动分工的形成，但却无意识地令这一现象产生，这说明社会制度不仅是对科学家在物质上和声誉上的激励机制，具有规范、管理科学家行为的作用，而且还是促进科学认知进步的有效手段，这就拥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论意蕴。

(三)就模型采用的方法而言：数理经济理论的运用及其与案例研究的结合，自然主义的发展。库恩等历史主义学者对科学的社会结构的研究依赖于分析和总结科学史事例。而基彻在建模过程中不仅运用了氧化说与燃素说、大陆漂移说作为案例，更主要的是，他运用了理性选择理论、成本-收益思想、边际效用理论、不完全博弈论、风险规避、“看不见的手”和概率论这些经济学和数学理论分析科学家的认知行为。实际上，以经济学思路分析科学哲学问题在基彻之前已经出现，如波兰尼、贝特莱等曾将科学制度比喻为思想竞争市场，但基彻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运用了经济学。汉兹认为，这体现了科学哲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关系由“单行道”转变为“双行道”，即不仅科学哲学为经济学提供哲学资源，而且经济学理论和方法也为解决科学哲学问题提供思路，这种科学哲学的经济学进路“正在成为当代科学哲学和(社会)认识论中日益流行的进路”[10]。正因如此，基彻的认知劳动分工研究通常被人们纳入科学知识经济学、经济化科学哲学的分析进路中。

基彻不仅运用了数理经济理论，而且，多样性是一种进化生物学视角，他对回报函数的设定还借鉴了人口生物学中的生物量增长等式，这充分体现了当代自然主义认识论与科学理论的连续性，汉兹甚至称之为“新古典自然化认识论”。但相比激进自然主义否定规范认识论，基彻的社会认识论坚持传统自然主义，履行科学哲学的规范功能，即它与科学实践的方法论反思相连续，通过计算科学主体的最优分布，尝试规范科学共同体中的认知分工，以促进可靠知识的生产和传播[9]。同时也要注意的是，正如汉兹所说，“他(基彻)受经济学鼓舞的、特殊的辩护姿态不是传统的——它十分新奇——但是他所辩护的哲学立场本身却是非常传统的”[9]。从基彻的著述中可以看出，认知劳动分工获得的知识符合真理符合论意义上的科学进步观念，这是“老式的美德”。

(四)对后来建立的认知劳动分工模型的启发。“基彻解释(与后来的认知劳动分工研究)的关联性主要来自于对后来的文献的方法论遗赠，而不是其对问题的特定回答”[11]。在基彻模型建立之后的21世纪，一些学者相继对其展开讨论，并建立自己的认知劳动分工模型，这与当代社会认识论形成良性互动，促进了以建立模型的方式分析科学认识的社会进路的发展。根据其对基彻模型的继承与批判，新世纪的认知劳动分工模型主要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1.将基彻模型扩展为一系列的潜在回报框架分析社会认识论问题，这一类模型大多沿袭了基彻的经济学进路。主要有：斯特雷文斯认为基彻的回报模型符合“目标规则”，即科学家之所以获得奖励，是因为他在某研究项目上获得了成功，而实际上，科学家获得奖励是因为其成功具有首创性，他据此提出符合“优先权规则”的边际贡献-奖励模型，论证了优先权规则促进认知劳动的最优分工的原因[12]；兰格和格雷夫认为基彻提出的是单一标准模型，它不足以稳健到抵抗标准数量的增加，于是依据效益递增理论将基彻模型一般化为多标准模型，以此说明范式间的分工问题[13]，此后，兰格又建立了统一模型说明科学活动中多样性与专业化的互动关系[14]。

2.通过批判基彻模型，建立新的认知劳动分工模型分析科学主体性质、科学的社会结构对认知进步的影响，这一类模型多利用软件模拟、做图等计算机辅助工具。主要有：马尔登称基彻模型是“地标式”的[15]，并同韦斯伯格一起指出基彻模型中的科学主体具有“代表性”，不足以描述实际的科学家境况，他们利用计算机模拟建立了基于主体的认知地形模型[16]，分析科学家在研究方案的搜索策略上的劳动分工对认知进步的影响；佐尔曼认为基彻的个体理性理论只是解决共同体最优结构问题的一部分，他通过分析共同体的交流结构建立了认知网络模型，分析科学家的信息获得与劳动分工、认知进步的关系[17]。

三、基彻认知劳动分工模型面对的质疑与尝试性回应

认知劳动分工模型自产生以来受到诸多质疑，首当其冲的是，自然化认识论作为一种哲学趋势本身尚存在争论。具体到特定学科上则是，经济学理论及其方法论尚未完全成熟，进而形成对经济学研究进路的整体质疑，这一局限不可避免地被带入到认知劳动分工研究之中。例如，基彻坚持方法论个体主义，而实际上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由来已久的哲学问题。由于这些问题大多属于经济进路科学哲学的共有问题，需要在更广阔的哲学视野和材料资源中分析，在此主要针对学者讨论较多的、有针对性的问题提出质疑和尝试性的回应。

(一)认知价值的一致性。基彻预设了不同科学家共享一样的评估函数，这说明不同科学家对特定理论、方法表征世界状况的量化评价是一样的。由此推出，不同科学家的内在逻辑理性具有一致性，他们不仅共享相同的认知价值(如简单性、重要性、审美等)，而且在不同价值的权重分配上也是一致的。但是，首先，在实际科学实践中，不同科学家对认知价值的选择和偏爱程度不同，因而他们在评价研究项目时也可能采用不同的评估函数；其次，既然库恩主义的价值多元性可以促使认知多样性的出现，那么基彻就没有必要借用“受污染”的个体动机来说明劳动分工。

(二)范式的同一性。基彻模型中的科学家处于同一共同体之中，因此该模型只能解释同一范式中的分工问题，不能解释不同范式之间的分工问题。阿戈斯蒂诺提出，共同体内部的活动被一种由具体范式来调节的肤浅共识推动，它作为共同体成员的出发点，处于共同体活动的控制之中，主要是禁止性的规则，而不是规范性的规则[7]。类似地，兰格和格雷夫认为基彻模型预设了不同科学家对单一标准的承诺，“科学家为奖品竞争，并终结于一个良好分布的科学共同体，这一观点只有在假设所有这些科学家采用相同的标准时才有意义”[13]，其中“标准”观念来自于兰格对经济学中技术标准的借鉴，“科学中标准被界定的方式与‘范式’，‘研究纲领’‘思想流派’等等这样的概念相类似”[18]。在我们看来，范式的同一性可能与基彻认为共同体拥有“共识实践”和追求“有意义的真理”相关。基彻模型中的共同体成员通过个体互动达成共识实践，也就形成了对一种特定的有意义的真理的寻求，但这种真理的有意义标准是依赖情景的，是可以变化的，因而共同体目标也是可变的，鉴于此，基彻模型的分析才停留在共同体目标和同一范式上。

(三)完全理性人假设。理性人假设，尤其是完全理性人假设和以此为基础的理性选择理论是新古典经济学得以建立的基础，它们是对经济主体及其行为的基本特征的一般抽象。基彻模型同样采用了完全理性人假设作为论证基础，这主要体现在：首先，科学主体具有能够自我意识到的明确认识论意向，并且以这种认识论意向的效用最大化作为认知目标；其次，科学主体在理性选择前处于相同的认知情境中，他们掌握共同体中所有认知劳动者的分布情况，具有完备的信息资源；最后，世界状态具有确定性，科学研究中待选择项目的数量确定，每一项目的客观成功概率由特定回报函数决定，科学家不仅具有计算和认知这种函数的可能性，而且能够共享统一预设的回报函数。从直觉上来说，完全理性的科学家不符合现实的科学家形象，但基彻模型的批判者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依照该模型的研究思路展开质疑。

由于基彻将科学理论视为给定的，科学家在一系列既存的科学理论中选择，兰格认为，基彻将其模型限制在了辩护的语境，而科学事业不仅包括辩护的语境，还包括发现的语境，即新理论的发现过程。“只有通过超越这种自愿接受的辩护的语境的限制，一种在认识论上想要得到的历时性的认知劳动分工组织才可以得到。新理论来自于发展既存理论的同一批劳动者，如果这些劳动者都没有被分配到创造新理论之中，那么就没有新理论被创造，长期的科学进步就是不可能的”[14]。

马尔登和韦斯伯格将基彻的完全理性人假设总结为“分布假设”和“成功函数假设”[19]，他们提出，一旦基彻模型的两个假设得以弱化而趋近真实情况，认知劳动分布的结果就与基彻模型预设的结果存在很大不同，进而导致科学家在各项目中的错误分配。例如，对于科学家掌握全部认知资源和认知分布状况这一预设，马尔登等利用计算机做出如下模拟：横坐标代表科学家的视野半径，即科学家能够了解多大范围内的其余科学家的认知境况，纵坐标代表科学家数量，项目1代表比较容易的研究项目，项目2代表比较困难的研究项目。通过模拟可以看出，在科学家的视野半径较大，甚至接近于情景全知时，从事项目2的科学家数量多于从事项目1的科学家数量，在质性上符合认知劳动最优分工的要求，而随着视野半径减小，从事项目1的科学家数量增多，从事项目2的科学家数量减少，最终绝大多数科学家会从事比较容易的研究项目。此时，认知劳动分工的结果发生质的改变，以致不符合共同体的最优分工要求。

完全理性人假设体现了基彻模型在约束条件导致的理想化与实在性之间的矛盾。认知劳动分工模型既需要具有数理模型的简单性，通过这种理想化人们能够理解科学共同体活动的动力系统，同时又要尽可能保持与共同体研究状态之间的逼真性，而在这两方面的兼顾中可能存在矛盾，这是以构建模型的方式分析问题的共有特征。对于这一问题，尝试做出以下回应：首先，在经验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研究中，建构模型是自然存在和不可避免的，科学史的真实发展状况表明，合理预设和建构模型可以推进对自然界的解释。卡特赖特(Nancy Cartwright)以“律则机器”说明自然科学研究对模型假设的需要，认为科学理论在模型中获得确定意义，科学研究结果是屏蔽某些条件后，在一系列预先设定的限制条件和稳定环境中出现的[20]。以此类推，在基彻模型中，“科学方法成功的概率是一种理想化，这种理想类型与传统中确证理论的理想化是一样的。因此，正如我们将科学家评估相互竞争的理论的(成功)几率这种日常判断理想化，我们可以从一种方法被充分选择或未被选择的日常感觉开始，或者从一种方法成功的机会非常低的意识开始……，并且试想，数量化的概率分配代替了潦草的判断”[2]。其次，对于模型存在的这些问题，基彻并非没有意识到，而是认为，模型可以继续补充和改善，而它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解释。例如，对于成功函数假设，基彻认为，“大概要确认研究者面临的经常发生的困境，要能够可靠地估计不同方法成功的几率，我们就需要知道我们希望我们的研究者揭示的大部分事情。虽然如此，对社会方法论的反思并不是无用的，他们可以为我们表明如何避免的确糟糕的策略，有时可以向我们解释我们没有看到的问题，或者向我们解释我们也许还有些疑虑的好处。达到最佳状态可能是过分的希求，但我们可以期待对我们的处境有所改善”[21]。最后，以更为温和的方式说，认知劳动分工模型不是对科学活动的现实描述，而是将科学选择行为抽象化的一种人工建构，完全理性人假设可以看成是基彻建构模型的需要。“它们(模型)描述发生了什么或者在模型世界情况是怎样的，而不是在实际的真实世界是怎样的。……它们回答不同的问题，其服务是有限的，我们会发现这些问题更加温和”[22]。

我们的这种回应是尝试性的和阐发性的，并不足以为基彻模型进行完整辩护，而完全的辩护也是没有意义的，在这里，我们只是试图在这种回应过程中加深对基彻模型及其问题、影响的认识。正是在这些质疑和回应中，后来的认知劳动分工研究才更加完善。总体来说，基彻的认知劳动分工研究虽然受到诸多质疑，但“关键只是意识到这一情境，并且带着谨慎，健康的怀疑和充足的信息前进”[23]。认知劳动分工模型对分析科学的社会认识过程、研究科学的社会制度均具有启发意义。而实际上，基彻本人对认知劳动分工研究抱有更积极和宏伟的态度，“如果我们可以确定一组经常出现的科学上的困境，那么我们就可以将这个具体的分析嵌入到更广泛的研究中，给定普遍的人类动机，这种研究可以显示不同类型的社会安排的效果，并挑选出能够最好地促进共同体获得真理的组合。最后，我们能够希望把目标集合扩展到认知目标之外，并针对这个更广泛的价值概念进行类似分析”[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