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福子，孙立达，卢衍航

(燕山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4)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着力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协同的大扶贫格局，加快形成贫困治理合力”[1]。2020年脱贫攻坚战的完美收官既标志着中国反贫困治理取得阶段胜利，也昭示着治理重点完成了由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的转移。脱贫攻坚战的实践经验证明，在社会扶贫大格局下，政府、高校、驻村工作队、社会组织、企业等多元主体通过政策、资金、技术、产品等多方面扶贫举措加强贫困主体人力资本建设，能够激发贫困主体的脱贫意识、提升自我发展的能力，实现从“要我富”到“我要富”的质的变化。同时，健全社会大扶贫格局能够协调和调动社会更多的资源支持乡村发展，激发社会主体活力，缓解单一主体的反贫困治理压力。然而在后扶贫时代优化升级多元协同的社会大扶贫格局，还面临政府主体的反贫困治理能力与反贫困治理诉求“错位”、贫困主体内生动力孱弱与政策依赖、社会主体缺乏组织引导、市场主体参与反贫困治理保障机制缺失等系列难题，这为持续推进反贫困治理进程提出了诸多新挑战[2]。鉴于此，基于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与协同治理视角，剖析多元协同反贫困治理的典型实践、总结成功经验，为新发展阶段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及“三农”工作指明方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理论探讨

(一)理论基础

1.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是一个内涵丰富、逻辑严明的理论体系，其核心要义为“七个坚持”：坚持党的领导，为脱贫攻坚提供坚强政治和组织保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形成脱贫攻坚的共同意志、共同行动；坚持精准扶贫方略，用发展的办法消除贫困根源；坚持调动广大贫困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脱贫内生动力；坚持弘扬和衷共济、团结互助美德，营造全社会扶危济困的浓厚氛围；坚持求真务实、较真碰硬，做到真扶贫、扶真贫、脱真贫。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深刻揭示了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的制胜之道，为相对贫困的消除与乡村振兴接续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与行动纲领[3]。

2.协同治理理论。20世纪90年代，社会科学领域新兴起的治理理论与自然科学领域的协同理论结合形成了协同治理理论[4]。作为一项多学科交叉成果，协同治理本质上是价值理念与行为选择的结合，主要指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及公民等行为主体，为实现共同的社会发展目标通过协商、合作和制定规则等方式对社会事务进行有效管理的过程。同时，协同治理所具备的治理主体多元性、治理系统协同性、治理环境协同性、协同行为规制性等特征能够使社会治理体系中各类主体的功能作用充分发挥，解决单一主体难以单独完成的公共政策问题，从而达到“1+1>2”的总体效果。按此逻辑，如期实现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的反贫困治理目标，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至关重要。

(二)文献综述

随着反贫困治理进程的不断推进，多元主体在反贫困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学术界相关研究主要聚焦在多元协同贫困治理模式、治理困境与破解路径、协同要素等方面。

其一，在多元协同反贫困治理模式方面，学者们主要采取案例分析法及比较分析法对治理模式进行研究。例如，李晚莲等[5]通过粤北地区的田野考察提出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多中心治理模式；靳永翥等[6]以历史发展为脉络梳理我国扶贫方式的演变历程，从社会资本视角剖析了贵州省“金沙模式”；刘俊生等[7]通过比较参与式扶贫与协同式扶贫两种模式的优劣，认为协同式扶贫是反贫困治理的理想模式；曾维和等[8]以典型案例为样本分析村庄治理内部动力系统及外部系统的运行逻辑，充分肯定了村庄共同体治理模式的作用。

其二，在多元协同反贫困治理的困境及路径方面，学者们从多维度对现实困境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供了智慧支持。例如，吴映雪[9]在精准扶贫背景下分析了多元协同治理的理想诉求与现实状况之间的差距，从主体职能和资源配置等方面提出了优化路径；谢小芹等[10]以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一致性为衔接点，提出了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机制构建方式；杜智民等[11]总结了多元主体协作过程中的主体、制度及合作困境，从参与能力、共同利益、治理制度和治理技术等方面提出了优化路径。

其三，在多元协同反贫困治理的协同要素方面，彭小霞[12]论述了多元协同扶贫模式的内涵特征，提出从主体、制度、信息与观念的角度进行协同治理；谢玉梅等[13]通过对国家扶贫改革试验区的分析，从制度设计、过程推进、目标靶向3个方面为后扶贫时代的多元协同反贫治理指明了方向；何炜等[14]归纳梳理了中国扶贫模式演化进程,提出以信息、文化、制度、资本协同的方式推动多元协同治贫。

综上所述，国内关于多元协同反贫困治理研究，在多元协同反贫困治理模式、主体作用、现实困境及突破路径方面，以时间轴的形式贯穿初期扶贫、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各个阶段，有效地指导了反贫困治理的具体实践、充实了反贫困治理的理论基础。但在关于反贫困治理的主体协同关系，反贫困治理行为中扶贫资源的输出、供给、分流、承接等流程、资源使用的效果及协同治理绩效评价方面尚未形成体系，尤其在后扶贫时代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参与困境破解方面较为缺失。基于此，以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和协同治理理论为依据，运用SCP范式的“结构—行为—绩效”分析框架对冀北地区“银里实验”进行个案研究，深度总结从“省级贫困村”到“省级美丽乡村建设精品村”的典型经验，寻找破解多元主体参与反贫困治理困境之策，为实现从“脱贫”到“振兴”的目标提供理论参考。

二、多元协同反贫困治理机制的SCP理论模型构建

在后扶贫时代要将反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的持续推进视为一项系统集成工程，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进行反贫困治理还需要回答3个问题：其一，基于主体结构维度，回答“谁来治理”的问题，分析反贫困治理“多元主体”的具体指向以及如何发挥“主体联动”作用[15]；其二，基于行为内容维度，回答“如何治理”的问题，分析乡村振兴中反贫困治理的“具体内容”；其三，基于绩效评价维度，回答“效果如何”的问题，阐释多元主体参与反贫困治理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管理效益。据此，按照其SCP范式的理论逻辑构建多元协同反贫困治理分析框架，从“结构—行为—绩效”三重维度分析多元协同反贫困治理的主体结构、治理行为内容、治理绩效评估的联动机制。如图1所示。

图1 SCP范式下多元协同反贫困治理机制分析框架

多元协同反贫困治理主体结构(S)。反贫困治理的多元主体归类为外部主体、中介主体、内部主体，不同主体的职责分工决定扶贫资源的使用效率与贫困治理成效。政府、企业、社会组织按照国家政策要求对贫困地区及贫困群体进行财政、金融、税收、项目投资、公益扶持等多种方式的资源配给，驻村工作队与基层党组织需要充分发挥中介作用，既要准确识别判断内部致贫的关键要因，又要做好对外部扶贫资源的引流与疏导，确保将扶贫资源与贫困主体进行精准对接。贫困户、普通村民与致富带头人主动参与贫困治理活动，积极配合其他主体做好信息反馈，从而为提升内生动力奠定基础[16]。

多元协同反贫困治理行为(C)。反贫困治理的多样资源需要进行精准分流以实现治理效果最大化。按照资源要素传递路径，多元主体分别在资源输出、对接与输入阶段承担资源供给、分流与承接职能，从而实现资源聚合、条件匹配和资源使用的效果[17]。同时，根据以上逻辑思路并结合“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政策要求，因地制宜地在产业、基础设施、教育文化等多项领域开展贫困治理工作。

多元协同反贫困治理绩效(P)。绩效评估作为贫困治理成效的检验环节会产生诱致性的结构调整，促进多元参与主体间的协同关系及责任分工进一步明确，使多元主体参与反贫困治理过程中的资源在不同领域的利用率得以提升，从而改善绩效评估整体效果。因此，在“结构—行为—绩效”的逻辑解构下，多元协同反贫困治理体系呈现出循环往复的发展趋势。

三、现实检验——基于“银里实验”的个案分析

(一)案例简介

银里村位于河北省围场县城东南35公里处，行政面积16 577亩，耕地2 600亩，林地7 000亩，共10个自然营子。现居户籍人口701人，其中党员23名、村两委班子5人、村民代表8人、致富带头人2名。2016年以前贫困户46户、110人，贫困人口发生率15%。农民收入来源主要以种植业为主，人均耕地面积少，全村土地收入人均不足700元，整体人均收入2 612元，属于无工业服务业、无致富带头人、无大学生村官、无集体经济的小山村。自2016年起，在驻村工作队及社会各方共同努力下，2018年从贫困村出列，2019年整村贫困人口脱贫，2020年全村人均年收入增至11 200元，村集体年收入增加至110万元。目前已发展为国家综合减灾示范社区、河北省美丽乡村建设精品村、围场县乡村旅游示范村、农村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基地、五星级基层党组织，累计接待观摩考察与社会实践团队近千余次。先后受到《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教育报》《学习强国平台》《瞭望》、新华社客户端、新华网英文版、中国青年网等新闻媒体采访报道，多次被教育部、国务院扶贫办、河北省政府网站转载。

(二)案例分析

1.结构维度：多元合力引领振兴方向。银里村的反贫困治理主体包括驻村工作队、基层党组织、党和政府、贫困户、社会组织、企业、普通村民及致富带头人。内部主体积极配合反贫工作并及时准确提供信息反馈，中介主体对内部主体状况进行科学识别，在掌握内部详情后进行信息分类汇总，以便对外部主体进行有效诉求的传达，并对所获资源进行有序引导分流以实现资源配给的精准性。外部主体通过对所获信息进行综合研判以及时调整顶层设计，依据政策要求进行依法合规的资源供给。如图2所示。

图2 多元协同反贫困治理主体结构

外部主体提供重要推力，其结构为党、政府、企业与社会组织。党中央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形成了“上下融贯”的垂直治理和大扶贫格局的水平治理结构，走出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道路[18]；政府担任反贫困治理的总指挥，负责制定贫困治理战略规划与动员社会各界参与规划实施；企业通过投资产业项目，就近解决农村劳动力外流现象，强化技能培训并激发贫困主体内在动力；社会组织凭借精细化、专业化的优势与贫困群体形成长期帮扶结对，提供物质援助的同时积极承担起精神服务职能，弥补贫困群体精神贫困与文化缺失。

中介主体作为治理枢纽，其构成为驻村工作队和基层党组织。驻村工作队作为定点帮扶单位的派出组织负责对所在地区的组织建设、政策落实、思想引领等各项工作进行指导协调。该村的驻村工作队为河北省燕山大学所选拔组织而成，自2016年初至今先后选派7人、3批次参与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工作。基层党组织共有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1人，村两委班子5人及党员26名。自开展帮扶以来，驻村工作队为村级党组织及两委建设提供技术方法支持，与基层党组织形成了良好的指导协作关系，也因此在基层群众中树立了良好的威信，为扶贫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与群众基础。

内部主体提供重要拉力，其构成为贫困户、普通村民及致富带头人。贫困户的积极参与和供需信息反馈推动了农村治理的进程；普通村民作为乡村振兴战略主力军，积极参与乡村建设与反贫困治理各项事业，发挥农村基层自治制度的优越性；致富带头人通过兴建产业等方式，以合作社分红、土地承包流转、务工等途径整合吸纳贫困群体的资源要素，实现贫困群体增收与自身经营风险降低的双重受益。

2.行为维度：多举并行夯实振兴基础。自2016年以来，各类贫困治理主体紧紧围绕精准扶贫的“十大工程”与乡村振兴“五大指标”的部署要求，在产业培育、组织建设、教育文化、人居环境、社会保障5大领域开展了系列反贫困治理举措并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的目标。

第一，多产并创打造减贫致富新业态。首先，在旅游服务业方面，改造建设接待能力100人的集餐饮住宿游玩为一体的银里艺术酒店，开发2处民宿、5套农家院、30亩露营基地，规划了人字花谷旅游生态谷，经营内容涉及艺术采风写生、农村养老康养、露营体验、户外素质拓展、房车自驾旅行等；注册“银里”蘑菇、鸡蛋、鹅蛋、茶叶、工艺品商标近30种，搭建银里特产电商平台，积极对接秦皇岛、天津、承德等8家企业并设立天津杨柳青银里扶贫专柜展销特色农产品。其次，在农业方面，工作队与村两委班子组建种植专业合作社，由致富带头人任理事长，吸收11户贫困户入社，优先安排贫困人员务工，确定股金最低分红额；建设配套设施4 000吨规模蔬菜冷库1处、60亩中药材种植观光园、120亩农田坡改梯以及青储种植基地，累计流转易地搬迁腾出区及贫困户土地600亩；承德市相关市领导亲自牵头推动天津市津垦奥牧业有限公司对接津垦奥银里养殖示范场建设项目，截至2020年底肉羊存栏量1 000余只、肉牛100余头、生猪100余头，辐射带动14户村民。除此之外，以集体出资雇佣贫困户经营的方式建设“银里溜达鸡”养殖场，饲养土鸡300余只，用于生产纯天然土鸡蛋。最后，在加工制造业方面，工作队依托高校资源优势成功研制日处理5 000斤鲜蘑菇的电加热食品烘干机供村集体使用，而后银里村又兴建厂房吸收燕山大学科技人员入股培训村民，成立了村集体所有的银里机械加工厂。

第二，多方共治提升基层组织活力。为有效加强组织战斗力与凝聚力，驻村工作队与村两委积极整合内外资源开展组织建设活动。首先，依托高校人才优势，由河北省公共政策评估研究中心帮助银里村建立了“一中三方”的村民自治体制。“一中”即以提高村民民主参与意识、民主管理能力和民主监督水平为中心，“三方”就是村监会、历届工作队和乡党委政府，从内到外加强监督检查，确保集体经济不变质，公共财产不流失。其次，为强化村两委服务意识和村民主人翁意识建立了“四为民、三为村”脱贫防贫长效机制，“四为民”即村集体服务“一老一小”，用好“一钱一物”，为民做好健康养老、为民办好教育、为民用好集体收入、为民用好公共设施，“三为村”就是所有人要“为村说好话、带好头、添光彩”。最后，充分发挥高校思想教育优势定期开展党史理论宣讲，传达学习党中央最新指示精神。同时，指导推进施行“一肩挑”组织结构改革，监督村两委认真贯彻落实“三会一课”“四议两公开”等组织生活制度，确保基层组织工作程序化与合理化。

第三，多举并行打造生态宜居环境。为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增进农村居民生态福祉先后开展六大工程。一是绿化工程：在村内主路两侧栽种格桑花、万寿菊等多种花卉，形成错季开放的鲜花带，公开选拨村内绿化保洁员负责日常养护。二是净化工程：借助政府资金开展三清一拆，制定了《环境卫生制度》，对生活污水进行分散式处理，建设双瓮式卫生厕所38个，分散式生活污水处理系统5套，依照6户一桶原则在全村范围内投放垃圾桶并由专人进行定期清理，建设垃圾填埋场对生活垃圾集中处理。三是美化工程:将村口七座铁路桥墩粉刷为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作为“七彩银里”门户，邀请高校艺术学院师生绘制村内墙画、修建景观墙等，组织施工队清理河道并就地取材筑造弧形堤坝。四是提质工程:建设标准化村民活动中心1处、3处文化体育广场、3处公共厕所、1个A级景区旅游厕所、1处过度性养老中心。五是亮化工程：共投放太阳能路灯120盏，充分利用高校科研优势设计变色太阳能彩灯装饰路边树木，起到了照明与美化的双重作用。六是硬化工程：累计硬化巷道4公里，加宽村主路总长度5公里，并于2021年开展对村主路5公里的国道标准改造。

第四，多措并用弥合教育文化鸿沟。提升教育质量与破除落后文化思想是阻断代际贫困的根本举措，因此驻村工作队与基层党组织以教育水平提升与思想文化启迪为切入点进行系列帮扶。在教育水平提升方面，经过5年多的接力帮扶，有14人考入大学深造，连续2年2人考取研究生，实现了高考升学率、初升高率和义务教育入学率100%。通过公益旅游、爱心助学、“千里情缘-爱心网校”等项目使村子里学生都能参与互动课堂，爱心捐助与科普教育等活动。同时，驻村工作队成员协调大学生志愿者们与银里村在学初、高中生们建立了“一对一”学习帮扶联系。在思想文化启迪方面，扶贫干部们提出了“扶志、提智、改制”六字诀。”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教室按季度开展技能培训；向党员干部推荐好书、共同学习提高的读书会每月开讲；大学生创业团队设计的现代化村级网站上线运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市场信息和村情信息的广播站定期开播；“叶子上的银里”微信公众号累计关注一万余人，定期更新银里村事迹及自然风光；高校领导、各部门、离退休老专家、教师党支部、民主党派团体、研究生团队、社会实践大学生团体、艺术写生实践学生等不同层次师生群体进村讲解致富办法；驻村工作队带领银里村民先后赴省内外多地考察学习；全省各地乃至周边省市的扶贫干部、村干部来村考察交流，天津市政协调研团、天津市台商企业家代表团等政府和社会团体入村指导。

第五，多维力量整合打造社保兜底机制。严守返贫红线，多领域共同发力是确保农民生活质量不断提升的必由路径。自2016年以来，在贫困助学方面，认真落实国家对于贫困学生的各项教育专项补贴，使原有10名贫困儿童就学得到有效保障。同时，村里唯一一名学龄自闭症儿童，也通过驻村工作队及社会爱心人士的积极联系入学承德市特教学校；在饮水及卫生保健方面，实施安全饮水工程2项，累计组织市县各级义务问诊体检活动6次，建设标准化卫生室和聘请1名执业乡村医生；在住房安全方面，实行14户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并陆续建设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在爱心帮扶方面，驻村工作队与基层党组织积极联系对接社会公益组织及爱心人事募集爱心资金，每户贫困儿童年平均获资助2 000元，实行贫困户与社会组织的“一对一”结对工程，构建长期帮扶机制；在集体养老方面，建设老年人互助幸福院与老年活动中心，以村集体及个人共同出资、老人自愿参与的方式开展集中养老，缓解村民养老压力。

3.绩效维度：多维评估检验振兴成效。反贫困治理活动的绩效评估所涉及的指标众多，通过汇总分类来看可以归结为4个主要方面 ：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管理效益。多维度绩效评估既是对贫困治理的多元主体结构、治理内容、治理成效进行系统科学的全面评估，也是为多元主体结构调整、多元协同治理行为矫正提供信息反馈的必然举措[19]。通过4个维度对反贫困治理成效进行系统检验，发掘破解多元主体参与贫困治理困境的可行之法，为多元协同反贫困治理机制的完善提供科学指导。如表1所示。

表1 多元协同反贫困治理绩效评价表

经济效益评估维度的治理主体包括驻村工作队、政府、社会组织、基层党组织、企业和致富带头人，评估指标为集体经济规模、贫困户人均收入水平与整体居民收入水平。多元主体围绕三产融合发展的思路，培育了旅游、加工、康养、采摘、电商、种植、养殖等13项新业态，形成了以种植合作社为基础、以养殖合作社为辅佐、以加工业为特色、以乡村旅游为龙头，健全产供销一体的产业体系，实现集体经济收入110万元、贫困户人均收入5 500元、整村人均收入11 200元脱贫阶段性目标，有效带动贫困户就业增收与整村经济发展水平。

生态效益评估维度的治理主体包括政府、驻村工作队、基层党组织、贫困户和普通村民，考核指标为植被绿化面积、垃圾处理能力、村容村貌改善。驻村工作队与基层党组织以美丽乡村项目建设为切入点，以打造农村宜居环境为目标，科学规划整村环境治理格局，合理安置使用项目资金，累计跑办21项工作、争取1 670万元，先后开展了绿化、净化、美化、提质、亮化、硬化六大工程，有效提升村庄绿化面积、垃圾处理能力，改善了村容村貌，实现了贫困户就业与环境治理的双重受益。

社会效益评估维度的治理主体包括政府、驻村工作队、基层党组织、社会组织和企业。评估指标为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人才培养、社会影响力。多元主体的共同努力下如期达成46户、110名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发生率降为0%的贫困治理阶段性目标，实现了小初高升学率100%、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社会帮扶长效机制构建等工作多项突破，累计获得国家、省市等各级主流媒体宣传报道40余次，社会影响力及示范效应显著提升。管理效益评估维度的治理主体包括政府、驻村工作队、基层党组织、社会组织、普通村民，评估指标为自治能力、组织结构合理性、规章制度。基本形成以驻村工作队与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纽带、政府为支撑、社会组织和企业为辅助的贫困治理格局，有效促进基层党组织“一肩挑”制度实施，依托省级智库专家推动组织结构精简、自治能力提升、行政权力强化与规章制度完善。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协同治理理论为基础，通过SCP分析范式的研究思路对冀北地区典型反贫困治理案例的多元主体结构、行为内容、绩效评估进行了系统梳理，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主体多元是重要前提。多元主体通过合作、协商、谈判、沟通等方式开展精准化、层次化、专业化扶贫举措，有利于弥补单一主体资金短缺、能力不足等缺陷，满足贫困群体的多样化需求，从而实现贫困地区的高质量持续性发展。第二，权责明晰是基本准则。多元主体间权责划分明确有利于形成社会责任共担机制，激发非政府组织参与扶贫事业的社会责任感，优化贫困治理资源要素路径，从而实现资源配置的高效率。第三，组织建设是关键举措。基层党组织作为多元主体参与贫困治理的关键枢纽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了积极的引导和带头作用，加强党组织建设有利于组织结构优化、治理能力提升，从而为乡村振兴接续发展注入源动力[20]。第四，沟通顺畅是必要保障。良好的沟通协商不仅能够促进多元主体间的能力互补，还能够实现主体间的监督与信息反馈，从而为制定反贫困治理的最优策略提供必要保障。根据以上结论，为促进多元协同反贫困治理机制的最优化，提出如下建议。

(一)优化顶层设计，健全多元主体参与机制

后扶贫时代的反贫困治理中政府、市场、社会与相对贫困主体存在能力不足、资金欠缺等问题，要鼓励动员多元主体参与到反贫困治理的实践中来，提高反贫困治理主体的数量与质量，加快形成治理资源整合，实现精准治理成效。在提高治理主体数量方面，要将持续优化多元协同反贫困治理格局纳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之中，加快构建促进多元主体参与反贫困治理的法律法规体系，进一步提升对各类主体在税收、财政、金融方面的支持力度，为社会组织、企业与其他各类主体在反贫困治理中发挥作用提供制度保障；在提升治理主体质量方面，治理主体的能力和水平是取得良好治理效能的必然前提。新发展阶段要实现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推动共同富裕，广大农村地区势必成为资本、人才、技术等各类要素的聚集地，遵从市场趋利特性分析，农村地区也必将成为各类市场主体、个体资本投资的热门地带。因此，要提高多元主体参与反贫困治理的准入标准，依法对各类主体进行合理规制引导，建立动态评估考核激励制度，严格执行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从而激发多元主体不断提升贫困治理能力，有效满足相对贫困治理的多维诉求。

(二)完善治理体系，明确多元主体权责机制

随着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社会大扶贫格局理念与结构体系持续深化演变，中国的扶贫开发模式逐渐从以往政府为主导向多元共治过渡，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的作用日益凸显。因此，在后扶贫时代，明确外部、中介、内部主体权责能够有效克服因政府权力越位对市场、社会及其他主体造成的“过度倾入”，发挥多元协同治理体系的整体效能。首先，作为反贫困治理的外部主体，政府既要明确在市场与社会主体间的职能定位，健全资源分配与供给机制，还要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对其他主体的治理职能及范围进行规范，以确保各类主体的治理活动有序开展。社会组织应从内部管理、组织目标等方面着手加强专业性建设，结合自身专业特长凝聚社会资源对相对贫困主体进行针对性治理。企业依据市场规律和农村可持续发展原则进行投资创收，通过劳动素质培养与职业技能培训等方式加强农村人力资本建设，提升农村相对贫困群体的生产技能水平和市场竞争能力；其次，作为反贫困治理的中介主体，基层党组织与驻村工作队要充分发挥桥接作用，确保国家政策精准落实、扶贫资源精准输送、群众信息精准反馈、市场与社会的精准联动；最后，作为反贫困治理的内部主体，贫困群体、普通村民、致富带头人要积极参与农村自治，巧用、妙用、善用国家扶贫政策以提升自身人力资本价值，及时有效反馈需求信息以配合其他各类主体开展反贫工作。

(三)坚持党建引领，拓充基层人才选拔机制

反贫困治理的复杂性决定了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与治理资源的多样化，需要有力主体对扶贫资源及扶贫主体承接引导，更需要有为人才引领带动。基层党组织作为反贫困治理的“一线作战”单位，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化、理论、道路等具有充分的认知和自信，能够精准对接多元主体、精准分配多样资源、精准传导内部信息，理应成为反贫困治理中的具体组织者和脱贫振兴政策的实施者。因此，要以强化党组织建设为引领，以“抓党建促振兴”作为考核评价领导班子和选拔任用领导干部的重要依据，深入贯彻“能人治村”理念，从乡贤、农业技术人才、管理创新人才中选拔培育乡村振兴带头人；以优化人才队伍结构为支撑，保障和提高村镇干部及驻村工作队伍生活待遇和发展前景，逐步实现村镇干部同薪同酬，建立村镇干部之间的双向流通工作机制，确保一线干部的工作积极性被率先激活；以打好“乡情牌”“乡愁牌”为抓手,吸引农村外部人才回流，广泛吸取村民对乡村振兴的智慧和计谋，激发农民的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形成组织高效引领与农民热情参与的建设氛围。

(四)强化合作理念，构建多元主体沟通机制

后扶贫时代的相对贫困治理表现为能力贫困、权利贫困、制度与结构贫困、文化贫困等多元贫困的综合体，单一的政府、市场或者社会主体都无法满足多维的治理诉求。因此，为有效破解多元协同反贫困治理的现实困境，需要强化多元治理中的合作理念，构建多元主体沟通机制。一方面，以明晰的治理目标和明确的利益分配机制为共同指引，强化多元主体间的合作共享理念，设立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公民之间的矛盾协调机制，通过制度化手段廓清多元主体间的利益边界，减少多元主体在协同治理中的矛盾与分歧，有效维护各类主体自身利益；另一方面，建立以内部主体需求为指向、中介主体传输反馈、外部主体积极响应的信息流通机制，充分利用互联网等技术搭建信息共享平台，以信息公开化促进治理行为透明化，为各类主体协作治理奠定信任基础。同时，各类主体主动转变治理思维，在新发展阶段的环境中要重新理顺政府、市场、社会与公民责任边界，尤其要破除政府的“本位”观念与贫困群体势微的思维定式，着力打造公平公正公开的沟通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