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利

西北大学文学院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又号晦翁，人称紫阳先生。祖籍徽州婺源（今江西省婺源县）。朱熹的父亲朱松到福建做官，举家迁居闽地。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九月，朱熹出生于福建南剑（今福建省南平市）尤溪。据《全闽诗话》记载，朱松迷信地理风水，“尝招山人择地，问富贵何如？山人久之，答曰：‘富也只如此，贵也只如此，生个小孩儿，便是孔夫子。’后生晦庵，果为大儒”。这种奇特附会当然不足凭信，但朱熹成为孔子之后的一代儒学宗师却是不争的事实。

朱熹画像

朱熹自幼颖悟庄重，3岁时，父亲指天对他说这是天，朱熹追问：“天之上何物？”朱松大感惊异。朱熹后来追忆过类似的童年情形：“某五六岁时，心便烦恼个天体是如何？外面是何物？”7岁时，先生教他《孝经》，朱熹“一阅封之，题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他与小伙伴去沙滩游玩，别的孩子嬉戏打闹，他却安静地端坐一边，在沙地上画八卦图。凡此种种，都显示出幼年朱熹的与众不同。

朱熹10岁那年，时为吏部员外郎的朱松因不愿附和秦桧和议，请辞居家，朱熹因此得以由父亲亲炙教席。朱松与罗从彦、李侗为师友，李侗是杨时的弟子，杨时是程颐的学生。朱松因此受到“伊洛之学”的沾溉，并以此传授朱熹。可惜朱熹禀受庭训的时间不长，他13岁时，父亲因病去世。临终前，朱松嘱咐朱熹对胡宪、刘勉之、刘子翚要以“父事之”，跟从他们学习。

朱熹读书刻苦自励，于绍兴十八年（1148）登进士第，这一年他只有18岁，可谓少年得志。绍兴二十一年（1151），朱熹铨试中等，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县主簿，从此步入仕途，直到他古稀之年致仕。但朱熹不喜做官，常屡召不起，以各种理由辞免，所以他一生做官的时间并不长。《宋史·朱熹传》说他“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宋代官制，地方官员三年一考课，朱熹一生九考，就是说他担任地方官27年，其余时间都宅居讲学著述。朱熹在儒学史上具有重要贡献和深远影响，在除儒学之外的教育、文学、仕宦、杂学百科等诸方面也都取得引人瞩目的成就，可以说，一代鸿儒朱熹，拥有丰富斑斓的多样人生。

仕宦政绩

朱熹仕途不算显赫，但却留下了可圈可点的政绩。朱熹的学生、也是他的女婿黄榦所撰《朝奉大夫华文阁待制赠宝谟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文朱先生行状》谓朱熹在同安主簿任上“蒞职勤敏，纤悉必亲，郡县长吏事倚以决。苟利于民，虽劳无惮”。他体恤民情，征收赋税会提前告知，使百姓有准备的时间。他勤于职守，“许多赋税出入之簿，逐日点对签押，以免吏人作弊”。他对贫富不均、富者损不足补有余的行为深感愤慨：“顷在同安，见官户富家、吏人市户典买田业，不肯受业，操有余之势力，以坐困破卖家计狼狈之人，殊使人扼腕。”他对此类文书总是尽快办理，尽量减轻贫困人家的“宿食废业之患”。绍兴二十五年（1155）夏，同安县有暴动发生，暴民围攻县城，朱熹与同守西北隅的曹侯巡行督促，“循勉慰饬，喻意吏士。士皆感奋为用”。暴动很快平息。

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高宗内禅，孝宗即位，诏求直言。朱熹于八月应诏上封事，陈述三条建议：第一，帝王之学不可以不熟讲；第二，修攘之计不可以不早定；第三，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他坚决反对和议，认为“所谓讲和者，有百害而无一利，何苦而必为之”？彼时他的官职是监潭州（今湖南省长沙市）南岳庙的祠官，属清闲之职，所上封事却体现出对国事的深切担忧与思考。

乾道三年（1167）秋七月，福建崇安大水，朱熹被指派参与赈恤事。他连续十余日走访受灾地区，了解灾情。沿途看到富贵者对灾民态度冷漠：“大率今时肉食者漠然无意于民，直是难与图事。不知此个端绪，何故汩没得如此不见头影？”他对这种现象的反思是要推广义理之学，改变人心：“因知若此学不明，天下事决无可为之理。”把义理之学和整治人心联系起来，他的哲学理念影响到了他的仕宦作为。次年春夏之交，崇安饥荒，他请求官府发粮赈恤，缓解百姓生计危机。又后三年，即乾道七年（1171），朱熹于家乡创立社仓。他设立社仓的缘由是，每年春夏百姓青黄不接时，官粟不能及时发放以解救饥荒，但如果把粮食全部分贮民家，官府又不易掌握民间情况，所以他提议：“请度地里中，放古法，为社仓以储之。”社仓由地方推举贤德人士管理，有严明的管理制度，实施的效果很好，朱熹满怀信心憧憬：“则是仓之利，夫岂止于一时？其视而效之者，亦将不止于一乡而已也。”

淳熙六年（1179）六月，南康军灾荒，朱熹一方面发布《劝谕救荒》，号召百姓互助自救；一方面奏乞减除星子县税钱。他还请求政府修筑沿长江大堤，以工就食，既修固了抗洪防御设施，也解决了饥民缺食问题。淳熙八年（1181）九月，朱熹除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当时浙东荐饥，他忧心如焚，即日单车就道，赶赴临安，向孝宗面奏七札，极力陈说灾异之由和修德任人的建议，孝宗为之动容。这年十二月他到浙东视察民情，目睹底层百姓的真实生活情状，同情不已。他愤怒弹劾隐瞒灾情、谎报政绩的贪官污吏和趁机兼并土地、发灾难财的豪强奸商，请求孝宗减免百姓所欠旧税，遴选贤能治理地方。朱熹的作为，受到浙东百姓的称赞，为他带来良好声誉。

淳熙十六年（1189）十一月，朱熹除知漳州，于次年（绍熙元年，1190）四月到达漳州。这年朱熹已经60岁。他在漳州做了几件引人注目的事情。一是蠲减经总制钱，减轻地方政府负担;二是改变风俗习惯，打击势力炽盛的佛教活动;三是主张“经界”，就是核实田亩，画图造册，抑制豪门大姓兼并扩张土地。核实田亩的举措触犯了豪强利益，最终未能实行，朱熹也因此于绍熙二年（1191）四月离开漳州。九月，差知荆湖南路转运副使，后又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在潭州，他采取安抚措施，使起事首领归降；奏调精锐的“飞虎军”加强地方防守力量；训练地方武装，以备弹压捕盗。这一系列措施的实行，使潭州的地方治安明显好转。

朱熹在朝仅46日，进讲七次、内引留身奏事二次、面对一次、赐食一次。除了热衷于参与议山陵、祧庙外，还不断上乞差官看详封事进言札子、乞讨论丧服札子、乞瑞庆节不受贺札子，论灾异札子等。其所作所为都是要宁宗收放心，正君德，纳忠言，行治道。事实证明，他的具有“清议”性质的进讲，并未对宁宗产生切实影响，但这种努力，既是朱熹讲求义理的理学家身份的体现，也是他“帝王师”政治理想的践履，同时亦因其一厢情愿而显得有些悲壮。

综上所述，朱熹在他的仕宦生涯里，忠于职守，在每一任官职上，都尽心竭力地履行职责，效忠朝廷，施惠百姓，可谓循吏良官。

理学建树

朱熹是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被称为一代理学宗师。他继承先秦孔孟的儒家思想，发展二程伊洛学说，吸收北宋其他理学家的思想，甚至出入佛老，广泛汲取各家学说义理，建立了体大思精的理学思想体系，形成有重要影响的学派。因其出生于福建南剑尤溪，又长期居住在崇安、建阳讲学，故其学说及学派被称为“闽学”。朱熹的“闽学”思想，可以简单概括为：理气的本体论、格物穷理的认识论，以及人性两元论。

理气论是朱熹关于世界的本体论。他认为天地万物都由理和气构成，理（也称为“太极”）是世界的本源，万物皆有理，万物之理又终究归为一理，这就是理一分殊。这个理究竟是什么？陈来认为：“理学中所说的‘理’，其中两个最主要的意义是指事物的规律和道德的原则。”气是构成事物的材料。朱熹在《答黄道夫》中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在认识论上，朱熹继承了二程对格物致知的阐释，建立起更系统的格物穷理说。他认为格物的基本意义是穷理，即穷究万物之理，直至其极：“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又说：“格物只是就一物上穷尽一物之理，致知便只是穷得物理尽后，我之知识亦无不尽处，若推此知识而致之也。”由格物而致知，由致知而穷理，从而达到对事物的全面认识。在人性问题上，朱熹继承张载和二程的思想，全面论证了“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人性二元论，天命之性是人的本性，“是气质之性的本然状态，气质之性则是天命之性受气质熏染发生的转化形态”，二性并存于人身，人通过主敬涵养可以实现气质之性向天命之性的转化。除此而外，朱熹还以“道心”“人心”论述道德意识和个体情欲的关系，提出“知先行后”的知行观等，这些都是朱熹理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淳熙二年（1175），吕祖谦为了调和朱熹学说与陆九渊心学的分歧，邀请他们到江南西路的信州铅山鹅湖寺相会，就“为学之方”等展开辩论，这就是哲学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鹅湖之会上，陆九渊作诗云：“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认为他自己的发明本心是博大悠久的易简功夫,讥讽朱熹的即物穷理为终究沉沦的支离事业。朱熹后来作诗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认为新知从旧学中来，旧学新知一贯相承，与陆九渊针锋相对。朱陆的分歧表现为“尊德性”还是“道问学”的区别，这看起来是个为学方法的问题，实际上涉及到朱陆双方在本体论、心性论和认识论等方面的基本差异。黄宗羲评述说：

考二先生之生平自治，先生（指陆九渊）之尊德性，何尝不加功于学古笃行；紫阳之道问学，何尝不致力于反身修德，特以示学者之入门各有先后……二先生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即使意见终于不合，亦不过仁者见仁，知者见知，所谓‘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原无有背于圣人，矧夫晚年又志同道合乎！

黄宗羲指出所谓“尊德性”与“道问学”，只是理学教人入门先后之不同，朱陆只是各有所侧重，而不忽视对方，所以不能把朱陆之间的分歧过分夸大。实际上，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是中国哲学的两股思潮、两种走向，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思想体系，不可偏废其一。

元朝皇庆二年（1313）恢复科举考试，诏定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取士，朱子学的官方学术地位得以确立。程朱理学在元、明、清三代，一直是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成为巩固王权统治和社会秩序的思想支柱，朱熹本人也因此在理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教育功绩

朱熹非常重视教育。早在泉州同安主簿任上，他“职兼学事”，就“选邑之秀民充弟子员，访求名士，以为表率，日与讲说圣贤修己治人之道”。他整修学舍，严明学纪，在同安营造出浓郁向学的氛围。他还在同安修建经史阁，庋藏书籍，供学者阅览。他恢复、规范县学释奠礼仪，令师生朝夕观览，临事无舛；又严明婚娶仪礼，认为可以“别男女，经夫妇、正风俗而防祸乱之原也”。这些举措，对于同安的教化风习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

淳熙五年（1178），朱熹差知南康军。到任后发布《知南康榜文》，宣布三条措施，其中两条都与教化、教育有关。第二条云：“今请管下士民乡邻父老岁时集会，并加教戒。间或因事反复丁宁，使后生子弟咸知修其孝弟忠信之行，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敦厚亲族，和睦乡邻，有无相通，患难相恤，庶几风俗之美不愧古人，有以仰副圣天子敦厚风俗之意。”第三条云：“今请乡党父兄各推择其子弟之有志于学者，遣来入学，陪厨待补，听讲供课。本军亦一面多方措置，增置学粮。当职公务之余，亦当时时诣学，与学官同共讲说经旨，多方诱掖，庶几长材秀民为时而出，有以仰副圣天子长育人材之意。”他自己坚持每隔数天便去学宫亲自为诸生讲学，又延请地方上的贤德人士为学职，还在学宫为周敦颐立祠，以程颢、程颐配享，提倡理学教化。在这样的举措下，当地的风俗翕然丕变。

淳熙六年（1179）十月，朱熹主持修复重建了白鹿洞书院。白鹿洞书院是唐代隐士李渤的读书之所，后扩建为学舍，到了北宋，已成为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但后来逐渐荒废。朱熹到南康军任后，积极奔走吁请，争取各方面支持、支援，又亲力亲为，终于把书院修葺一新。他又亲自制定学规，名为《白鹿洞书院揭示》，从教育目标、教学内容、品德修养等方面提出一系列规范和要求。如关于教育目标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关于为学之序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揭示》言简意赅，涉及读书做人的各个方面，对于书院教育和学子的日常修习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揭示》问世以来，不仅在白鹿洞书院的教育教学中发挥作用，而且很快被广泛推广，到淳祐六年（1246），理宗诏颁《白鹿洞揭示》于各州府县立石，《揭示》成为全国性推广普及的教育准则。同时，也有一些书院学舍，仿效《揭示》，或以《揭示》为基础，制定出各自的教育教学规定，充分彰显了朱熹制定《白鹿洞书院揭示》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绍熙五年（1194），朱熹在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任内，又在长沙重建了岳麓书院，延聘饱学之士到书院任教，广招生徒，书院规模空前扩大。他本人亲自在岳麓书院讲学，产生很大影响。

在长期的讲学活动中，朱熹精心编撰了《四书集注》等多种教材，还总结了丰富的教学思想和读书理念。朱熹关于读书的理念和方法，被弟子归纳为六条：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后世称之为“朱子读书法”。如关于“循序渐进”，朱熹说：“凡读书，先读《语》《孟》，然后观史，则如明鉴在此，而妍丑不可逃。若未读彻《语》《孟》《中庸》《大学》便去看史，胸中无一个权衡，多为所惑。”强调要依据书的难易程度与前后联系，有顺序地进行阅读。若打破顺序，便事倍功半。又说：“读书，只恁逐段子细看，积累去，则一生读多少书！若务贪多，则反不曾读得。”明确读书之功重在积少成多。关于“熟读精思”，他说：“大抵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耳。”“书须熟读。所谓书，只是一般。然读十遍时，与读一遍时终别；读百遍时，与读十遍又自不同也。”所谓熟读，即对书本进行反复阅读记诵；所谓精思，即再三玩味，体察其中的奥义所在。朱熹的朱子读书法，即便对于我们今天的读书学习，也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文学成就

朱熹的文学成就也相当突出。钱穆认为：“朱子不仅集有宋代理学之大成，即有宋经史文章之学，亦所兼备，而集其大成焉。”朱熹在文学理论、文学创作、文学考据等方面都有不少建树。他在文道关系上，主张在文道一体的本体论前提下崇道而抑文，这是朱熹高出传统儒家文道观以及宋代前期理学家文道观之处。他认为文学风格应平淡雅正，要符合儒家温柔敦厚之旨，符合中庸之道，而不应作激切发越之词。这些文学观念都与他的理学思想一脉相通。他的《诗集传》《楚辞集注》《韩文考异》等著述，都体现出深厚的文学、经学素养，为后世接受学习。

在朱熹诸多的文学活动中，诗歌创作尤为引人瞩目，以至于钱穆在《朱子新学案》中给予他如此高的评价：“北宋如邵康节，明代如陈白沙，皆好诗，然皆不脱理学气。阳明亦能诗，而才情奔放，亦朱子所谓今人之诗也。惟朱子诗渊源选学，雅澹和平，从容中道，不失驰驱……朱子傥不入道学儒林，亦当在文苑传中占一席地。”李塗更称他为“三百篇之后，一人而已”。

朱熹现存诗1300余首，另有词十余阕。单从数量上来看，朱熹的诗歌创作也是很可观的。他的诗基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理学家身份写的诗，另一类是以文人身份写的诗。

朱熹一生当中有两个时期作理学诗较多，一是绍兴末年，朱熹自见李侗之后，开始全面反省自己的治学方向，经过艰苦的思索与内省，最终逃禅归儒，从学延平。在这一自我反思过程中，产生了一批理学诗；二是乾道三年秋冬间，朱熹于长沙拜访张栻，探讨义理，两人之间多有唱和往复，产生了较多的理学诗。加上他在其他时期所作的零星理学诗篇，朱熹一生当中所作意味明显的理学诗有200余首，占他全部诗作的七分之一左右。这个数字首先可以使我们摒弃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即想当然地把朱熹看作一个理学诗人。此外，对于他的理学诗篇，也应做具体的分析。朱熹的理学诗中，有一部分纯是谈说义理之作。如《仁术》《困学二首》《导引》《读通鉴纪事本末用武夷唱和元韵寄机仲》等，称其是诗歌形式的理学家语录似不算过分，因为诗篇除了押韵之外，并无诗性审美可言；另一部分义理诗则附着于一定的物象，借助物象来申说义理。其佳者如《观书有感二首》《鹅湖寺和陆子寿》《卜居》《观野灯》《答袁机仲论启蒙》等，物象与义理浑融为一，自然天成。以向为人所称道的《观书有感二首》为例来看：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其一）

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其二）

诗题既为《观书有感》，诗作内容毫无疑问当是有关读书所获的心得体会。朱熹在这里并没有直白地谈论义理，而是借助于两个自然界的物象来比喻寄托他的读书心得：以半亩方塘水常清，是因为有活水不断地注入，来比喻要保持思想的活跃澄明必须不断地充实提高自己的修养；以江中巨舰自在行，是因为位居中流来比喻思想的发展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一旦积累到一定程度，由量变发生质变，则水到渠成，柳暗花明，进入崭新境界。这样抽象的道理，朱熹却是用两个鲜明具体的物象来寓意，在两幅生动形象的画面中寄寓深刻思索得来的抽象义理。既阐明道理，又不失诗的审美性，这当然是非常成功的理学诗了。

朱熹《致会之知郡尺牍（秋深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朱熹后裔免差徭碑记（拓本）[35]（河南省洛阳市嵩县闫庄镇大朱村朱熹祠藏）

朱熹诗作的绝大部分却是以诗人之笔所作的文人诗，故有学者说：“他的大多数诗可以说和理学毫不相关，绝非只是一些押韵的语录。因此，从总体上看，朱熹诗歌根本就是地道的文人诗。”以诗人的标准来衡量朱熹诗作，其在南宋诗坛上，虽不能和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并列，但也足当名家之称。诗人朱熹的1000多首诗作，诗笔开阔，对现实时事、民众疾苦、亲情友谊、风云花草都有涉及。风格上典雅平正，语言浅易，不重用典，多事白描，形成了自身独特面貌。

朱熹一生对现实时事常牵挂于心，充满关怀。如这首诗：“七十二峰都插天，一峰石廪旧名传。家家有廪高如许，大好人间快活年。”诗的后两句表达的美好愿望，与杜甫之“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如出一心。杜诗尚是由自己茅屋之破推衍出关怀天下寒士的博大胸怀，是激情状态之联想；朱熹则由物名联想到人事，乃理性思索之产物，尤见其济世情怀。

朱熹的部分诗作表现了他作为诗人的雅致意趣。兹举其《积芳圃》为例：乐事从兹不易涯，朱门还似野人家。行看靓艳须携酒，坐对清阴只煮茶。晓起苍凉承坠露，晚来光景乱蒸霞。平生结习今余几？试数毗那襋上花。

从这首诗中，我们读出的是典型的诗人朱熹的形象，他胸次恬淡，优柔温润，吟风月，弄花草，于清明澄澈的大自然中寄托着诗人的雅情逸兴。可以说，在花前水畔的创作情境中，他的诗心摆脱了理学的羁绊，表现出对美好事物的审美本能。罗大经《鹤林玉露》记载：“胡澹庵上章，荐诗人十人，朱文公与焉。文公不乐，誓不复作诗。迄不能不作也。尝同张宣公游南岳，唱酬至百余篇。忽瞿然曰：‘吾二人得无荒于诗乎?’”这段诗话生动地说明，朱熹首先是一个理学家，同时又喜爱诗歌创作，欲罢不能，遂又成就为一位诗人。

通览朱熹留给后世的各种著述，我们发现，朱熹在理学上融通诸家，构建体系，堪称理学的一代宗师。除此而外，他在仕途、教育、文学等方面也颇有建树，甚至在天文学、地质学、中医学、农学、经济学等诸多领域，朱熹都有所涉猎，有所发明。一代理学宗师多姿多彩的人生值得后世关注探究，以发掘其更为丰富的价值。

注释：

[1][清]郑方坤：《全闽诗话》卷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4][6][23]参见[宋]黄榦：《朝奉大夫华文阁待制赠宝谟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文朱先生行状》。[宋]朱熹撰，郭齐、尹波编注：《朱熹文集编年评注》附录一，福建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5252页。

[3][7][27][28][29][30][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56页，第2639页，第195页，第166页，第168页，第168页。

[5][元]脱脱：《宋史》卷四百二十九，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767页。

[8][9][10][11][12][13][14][16][18][21][24][25][26][34][37][39][宋]朱熹撰，郭齐、尹波编注：《朱熹文集编年评注》，福建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069页，第3729页，第773页，第2085页，第2085页，第3762页，第871—873页，第2839页，第2483页，第347页，第1066页，第4599页，第3619页，第150页，第384页，第237页。

[15]陈来：《宋明理学》第2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6页。

[17][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见《大学章句》经一章，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页。

[19]潘富恩、徐洪兴主编，严文儒、吴宣德编著：《中国理学》第2卷，东方出版中心2002年版，第84页。

[20][宋]陆九渊撰，钟哲点校：《陆九渊集》卷二十五《鹅湖和教授兄韵》，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01页。

[22][清]黄宗羲撰，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五十八《象山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86—1887页。

[31][32]钱穆：《朱子新学案》，巴蜀书社1986年版，第1697页，第1714页。

[33][清]李塗：《文章精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0页。

[35]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中华古籍资源库http://read.nlc.cn/allSearch/se archList?searchType=1002&showType=1&pageN o=1&searchWord=%E6%9C%B1%E7%86%B9。

[36]郭齐：《论朱熹诗》，《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38][唐]杜甫撰，[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十《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32页。

[40][宋]罗大经撰，王瑞来点校：《鹤林玉露》甲编卷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