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华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

公元前312年，一位老者在齐国边境昼邑逡巡三日，却始终没有等到齐王派来挽留他的使者，在离开前，他最后一次怆然回望，此后余生再未踏足齐国的土地。彼时，齐楚国势正盛，稷下论辩仍酣，孟子却谢绝了齐宣王高屋与万钟的厚待，背负着身居三卿却毫无建树的质疑，毅然决然离开齐国。面对弟子不解的追问，这位狂狷一世又淹蹇半生的老者落寞的眼中却难掩自负的光芒：“夫天未欲平治天下，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孟子的这一狂傲论断，在当时未必有人理解，但在历史的发展中，最终化为一声延亘两千余年的巨响。

孟子画像

学成于洙泗师友

孟子对其仁政理想的信心源于其游说诸王之前一次成功的牛刀小试。

在40岁之前，孟子一直生活在家乡、讲学于邹鲁之间，并渐有声名，“万章、徐辟之徒俱来学，弟子益进”。同样，孟子的政治生涯也是从邹开始的：“礼，士居本国必君先就见，然后往见异国君。”《孟子》书中涉及邹地的内容相对较少，而提到的有关孟子对于邹国的政治建议仅见一条，这也是孟子有生之年唯一一次仁政思想的成功推行。

《孟子·梁惠王下》载“邹与鲁閧”，在与鲁国的争斗中，邹地官员死难30余人，而邹地百姓却始终袖手旁观、无动于衷，邹穆公对此困惑不已，向孟子求教。孟子借机告知邹穆公，正是因为官员对百姓疾苦的一贯漠视，才导致了今日百姓见官员死难而不相救的结果。如果希望百姓“亲其上，死其长”，那么首先需要为政者施行仁政，重视百姓疾苦。《孟子四考·孟子出处时地考》中也曾言明事件因果：“孟子之仕，自邹始也。时方隐居乐道，穆公举之为士。孟子乃传贽为臣，得见于公。会于鲁閧，有司多死者，公问如何而可。孟子以行仁政勉之。”孟子此次的劝谏非常成功，并触发了邹穆公对孟子仁政思想的践行。贾谊《新书》、刘向《新序》均记载了邹穆公实行“仁政”的故事。邹穆公借口喂食凫雁必须用秕糠，以两倍重量的谷子换取百姓手中秕糠，从而达到藏富于民的结果。这一做法为邹穆公赢得了巨大声誉，甚至在其身故之后，其治下和周边百姓都悲恸不已：“邹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月，四境之邻于邹者，士民乡方而道哭，抱手而忧行。”于是，才有了焦循“孟子一言悟主，乃侧身修行，发政施仁”的评价。孟子也在邹地备受百姓尊重，甚至由于其在冬至那天去世，当地人因此取消了贺冬之礼，并由此成俗流传至今：“是日为冬至，邹人因哭孟子而废贺冬之礼，遂以成俗。”

邹地不仅是孟子仁政生涯的地域起点，同时也是孟子得孔门正传的文化滥觞。明代碑刻《重修庙垣记》称：“邹实古邾，密迩鲁邦。乃邹国亚圣公所生之里，号称诗礼之乡。”然而向上追溯能够发现，尚儒其实是邹鲁地区的固有风气，鲁哀公时就已经有了“鲁多儒士”“举鲁国而儒服”的说法。与孟子同时而稍后的庄子虽然素喜讥儒，但也承认“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也正是因为地理位置和文化心理上与鲁国的相近，孟子才有了“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孟子·尽心下》）的感慨，不仅把“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作为自己一生致力的目标，更是自觉地把自己纳入由尧、舜、汤、文王、孔子构成的圣人系统之中。千年之后，孟子的道统说在韩愈处得到回响：“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

而连接起孟子与孔子的两个关键人物，也同样与邹地密切相关。

首先是孟子的母亲仉氏。孟母三迁的故事，大家已经耳熟能详，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孟母经过多次观察和比较，选择“徙舍学宫之傍”，此处的学宫，正是孔子之孙子思在邹地讲学之处，孟母恰恰是把孟子引向子思学派的关键人物。目前在邹城的遗存中，三迁祠和子思学宫位置临近，子思学宫便是由元代在子思讲堂故址处兴建的“中庸精舍”改建而来。元代潘迪在《子思书院新庙之记》中记载：“邑东隙地乃子思讲堂故基。即孟子幼被母训三徙其侧就学遗址。”明朝许彬的《重修子思书院记》中也提到：“鲁之邹邑孟子故宅之侧，旧有子思书院，即当时传道之所。”已然在冥冥之中奠定了孟子与子思的渊源的孟母也由此成为当之无愧的“母教一人”。孟氏的志书被冠以“三迁”之名，与孔氏《阙里志》、颜氏《陋巷志》齐名，元代仁宗皇帝在《圣诏褒崇孟父孟母封号之碑》中对孟母大加褒扬：“虽命世亚圣之才，亦资父母教养之力也。其父夙丧，母以三迁之教励天下后世。”明王亨在《捐俸重修宣献夫人庙记》中提到：“公之学虽成于洙泗师友之传，实本于三迁慈母之教。”

也正是由于孟子和子思学宫的特殊渊源，尽管孟子自言“私淑诸人”（《孟子·离娄下》），然而后世却普遍认为孟子之学出于子思一脉，差别只是在于是得亲炙还是出自私淑。如陈庆偕的《重葺邹县述圣子思子庙记》有言：“昔子思讲学于此，孟子因得亲受业于其门……其三迁秉母教之日，即受业子思之日，或无疑也。”唐大章的《重修中庸精舍记》有言：“昔韩退之序尧舜以来学脉，直谓‘孔子以是传之孟轲’。然孔传曾，曾传思，思乃传孟，则洙泗脉络也。”当然，1998年郭店楚墓竹简《五行》篇整理问世，荀子所批判的思孟（子思、孟子）五行说因此得到确认，孟子与子思的学脉渊源关系再次得到确证，这又是后话了。

游齐与推行仁政

所谓“学术之兴皆本于世变之所急”，孟子之时，王道解枢、礼崩乐坏、“红紫乱朱”；诸侯并起、攻伐不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为“解民倒悬”（《孟子·公孙丑上》），孟子约从40岁起便离开邹地开始了游历生涯，经任、齐、宋、滕、梁、鲁等诸国，前后长达近三十年。

值得注意的是，孟子周游生涯中的多数时间是在齐国度过的，甚至据钱穆考证，孟子两次游齐，前后合计达26年之久。也正是因为这样，焦循有“齐事莫详于《孟子》，史公尝自言读《孟子》书而作《田完世家》”的评价。那么孟子长期驻留齐国的原因何在呢？答案与孟子仁政政策的推行密切相关。

孟子两次游齐“历威宣二世”，此时正是齐国国力最为强盛的时期：“夫齐威、宣，世之贤主也，德博而地广，国富而用民，将武而兵强。宣王用之，后富韩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齐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天下不能当。”在孟子看来，齐国是推行仁政政策的最佳场所：“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孟子·公孙丑上》）所以孟子抱着“平治天下”的政治期待来到齐国，甚至相当自负地认为以齐国的国力再加上自己的学说，就能使得齐国“莫之能御”（《孟子·梁惠王上》），甚至“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孟子·公孙丑下》）。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面对在齐楚之间艰难求生、对自己几乎言听计从的滕文公，孟子却明确表示出无能为力：“是谋非吾所能及也。”（《孟子·梁惠王下》）只是勉励其对仁政继续持积极态度，“强为善”，“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孟子·梁惠王下》）。可见，孟子并非迂阔、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而是极为清醒地认识到，强大的国力与恰当的时机对于实行仁政的重要性。故此，孟子将其王政理想寄托于强大的齐国。

齐威王时，孟子首次游齐，并未得到重视，《孟子》中也不见详细记载。齐宣王时，孟子仁政思想已渐臻成熟，他怀抱着巨大的政治期待再次来到齐国。这一次，孟子在齐为卿，出入庭对，广泛参与政治活动，影响很大，以至于《隋书·经籍志》有“齐卿孟轲”的说法。这段日子，也是孟子一生游历生涯中的高光时刻。

孟子在第二次游齐的早期，曾度过了一段齐宣王与之“心有戚戚”（《孟子·梁惠王上》）的和谐时光。孟子认为国君是仁政政策推行的首脑与核心，所谓：“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所以在面对其寄予最大期望的齐国国君时，孟子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极大敬意。在初见齐宣王时，孟子就曾连续两次称“臣”，此后也只有在面对齐宣王时才自谦称“臣”，这种情况在孟子游历诸国时绝无仅有。据《辞源》中的解释：在秦汉之前，“臣”并非指代隶属关系，而是人们相互之间的谦称，用以表示对对方的尊敬。此外，还有一个更为典型的例子，即孟子对齐梁二王之子截然不同的评价。面对梁惠王的继任者，孟子称其“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孟子·梁惠王上》），厌恶之情溢于言表；而在从范地返回齐国途中望见齐宣王之子后，孟子却喟然叹服称：“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孟子·尽心上》）齐宣王见孟子第一个问题便是：“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梁惠王上》）征服天下的野心已经非常明显，孟子也深知齐宣王的大欲在于“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孟子·梁惠王上》）。然而孟子并没有像在其他国家那样声色俱厉，而是借助齐宣王爱牛一事，引出关于“仁政”的内容，将尧舜之道徐徐展开；崇尚霸业的齐宣王非但没有反感，反而认为“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孟子·梁惠王上》）。

此时的齐宣王对孟子本人充满了好奇与敬畏，他甚至专门派人悄悄观察孟子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王使人瞷夫子，果有以异于人乎？”（《孟子·离娄下》）更为重要的是，齐宣王对孟子的学说展现出了极大兴趣，当然这不仅仅是因为孟子“诛一夫纣” （《孟子·梁惠王下》）的说法恰好为田氏代齐提供了理论支持。在《孟子·梁惠王》十一篇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中，有八篇都是以齐宣王的主动发问开始的——如“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交邻国有道乎？”“贤者亦有此乐乎？”“人皆谓我毁明堂。毁诸？已乎？”“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也恰恰是这些问题引发了孟子“保民而王，莫之能御”等对仁政与王道内容的系统阐发，并最终成为《孟子》中的经典篇章。在这一时期，孟子也确实曾对齐国君臣和政治产生过重要影响。如《孟子·尽心下》记载，齐国遭遇饥荒时，孟子曾经成功劝说齐宣王开仓赈济百姓，也曾因批评灵丘大夫蚔蛙没有尽到进言的责任，而使得蚔蛙“谏于王而不用，致为臣而去。”（《孟子·公孙丑下》）随着孟子在齐久居，孟子与齐宣王的嫌隙也逐渐无法弥合。当时齐国上下关注的重点在于如何称霸于天下，所以齐宣王关心“齐桓、晋文之事”，孟子的齐人弟子也好奇“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孟子·公孙丑上》）。与此格格不入的是，孟子在齐却一直避谈“霸道”而主张“王道”，甚至将之视为对齐宣王的最大敬意：“齐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孟子·公孙丑下》）因此，在孟子与齐宣王论辩的过程中，我们见到的均是与仁政密切相关的具体举措，以及交邻国之道、与民同乐等问题。遗憾的是，这些最为孟子珍视的仁道信念，在齐宣王看来不过是霸道国家的点缀；孟子并非齐国一统天下过程中的股肱之臣，而只是彰显齐国国内安定的“师”。所以，当孟子决心离开齐国的时候，齐宣王用优厚待遇对孟子极力挽留，目的是让其担当起教化国人的责任：“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孟子·公孙丑下》）这就更加清楚地说明齐宣王看重的一直就不是孟子的施政才能。

随着二者的分歧愈来愈大，孟子与齐宣王之间摩擦与冲突不断。孟子或是步步紧逼使得齐宣王不得不“顾左右而言他”（《孟子·梁惠王下》），或者是声色俱厉地提出批评；而齐宣王对孟子的思想也渐渐失去了兴趣，甚至提出“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孟子·梁惠王下》）的要求，由此更见两人在思想观念上的背离。终于，在“劝齐伐燕”（《孟子·公孙丑下》）一事上二者的矛盾被彻底激化。孟子认为民心向背是伐燕与否的关键；而齐宣王却只考虑攻城略地而罔顾民意，所以才出现了齐伐燕不久燕地百姓就叛乱的结果，也有了孟子对齐国伐燕“倍地而不行仁政”（《孟子·梁惠王下》）的激烈批判。尽管齐宣王有“吾甚惭于孟子”（《孟子·公孙丑下》）之叹，然而齐宣王可惜的是扩张土地的失败，而孟子介意的却是齐国的仁政不施。这一巨大分歧终于使得孟子意识到他和齐宣王之间存在着的根本差距。所以即便齐国君臣极力挽留，孟子仍称自己是“不遇故去”（《孟子·公孙丑下》）。当孟子最终离开齐国时，他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不舍与失望，并在之后匆匆结束了自己的游历生涯，而把努力的重点放到述尧舜之道，仲尼之义上。

以《诗》明王道

孟子游齐、梁而不为所用后不久便结束游历回到家乡。此时孟子已经意识到，战乱纷仍的时代，“仁政”与“王道”是无法推行的，一切只能等待“平治天下”时的“圣人复起”。因此孟子选择退而著述，“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把在当时无法实现的王道政教理想，寄托在了对《诗》《书》的解读中，将这些思想保存于丹青翰墨间，希望王道政教思想可以借由《诗》《书》的流传得以保存。明代经学家郝敬称这一特点为“孟子其言道德必称尧舜，言征伐必称汤武……是故有《六经》，不可以无《孟子》也”。顾颉刚认为孟子是“要借《诗经》来推行他的王道”，此说甚确。

孟子28次用《诗》，其中仅涉及文王的就达11次之多，涉及周公5次，涉及公刘、大王等周朝先祖3次。而这些人物恰恰是儒家王道思想中最为推崇的先圣；他们所开创的时代，也正是儒家学者所津津乐道的西周王道秩序井然的时期。

在孟子与齐宣王、滕文公关于王道政治的问答中，我们能够清楚地发现，孟子完全把《诗》作为了推行王道政教思想的教科书。例如齐宣王向孟子请教“德何如则可以王矣”（《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引用《大雅·思齐》中的“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要求齐宣王仿效周代圣王，推恩于百姓；齐宣王问与邻国的相处之道，孟子则引用《大雅·绵》及《大雅·皇矣》中“文王事昆夷”的记载，认为齐宣王应当“以大事小”（《孟子·梁惠王下》），像文王那样采用怀柔的方式对待弱国；并且又引用《周颂·我将》《大雅·皇矣》中有关文王的记载指出齐宣王应当具备大勇，不以征伐为业，而是以仁政一统天下，如文王一样“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孟子·梁惠王下》）。同样的情况在孟子与滕文公的对话中也多有出现，滕文公询问孟子如何治理国家，孟子引用《豳风·七月》以证“民事不可缓”（《孟子·滕文公上》）；引《小雅·大田》以证周代便存在着井田制度；并明确引用《大雅·文王》中赞美文王德政的话语“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孟子·滕文公上》）以勉励滕文公应如文王一样推行仁政。

更为重要的是，孟子最负盛名的诗学主张，如“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和“迹熄诗亡”，也均体现出了明显的“《诗》载王道”倾向。

孟子最早明确指出了《诗》与王道制度之间的关联：“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儒家学者非常重视“慎始敬终”，孟子认为王道制度的消亡和《诗》的创作终止是相始终的，这不仅界定了《诗》的创作时间的下限，同时也把《诗》的创作与王道制度的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认为《诗》是对王道制度的记录。这反映出孟子对《诗》的价值定位在于其对王道制度的保存。此后，对《诗》的解读和对王道盛衰的关注便被紧密关联在一起。“迹熄诗亡”从总体上界定了《诗》与《春秋》等五经对西周王道政治的承载作用，它不仅统摄着孟子用《诗》的整体过程，而且为汉儒以《诗》为教、以《书》为谏的经世致用的经学化阐释奠定了基础。此外，“以意逆志”（《孟子·万章上》）的提出，不仅有效地解决了《北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文本阐释过程中的矛盾，同时也标志着说《诗》者主体性地位的确立。从此《诗》不再仅仅是创作者意旨的表达，也成为传达阐释者意图的重要途径和工具，这同时也意味着阐释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立场和现实的需要而赋予《诗》以王道政教主旨。同时，孟子“知人论世”（《孟子·万章下》）的《诗》学阐释观点，指出了《诗》是对作者创作背景和创作意旨的如实反映，从而将王道盛衰和作者创作意图的关注纳入《诗》的文本阐释范畴之中。孟子对《诗》之文本的王道政教价值的界定，涵盖了《诗》之文本从产生背景、作者意图、文本价值和读者立场等所有的传播层面和传播环节。由于以上每一个环节均与王道政教密切相关，这也为后世解读者从任何一个环节发现和阐释《诗》的政教价值提供了可能性。

仁政理想的影响

孟子严秉孔门正传，带给他的只是与孔子相似的偃蹇狼狈的游历生活。然而孟子身后百年，当时间推移至汉代，孔子被汉儒推尊为“素王”，孔子作《春秋》被认为是为汉代立法。忠诚继承孔子之学的孟子及其《诗》学主张，也深深影响到了汉代经学阐释的王道政教走向；孟子曾耿耿于怀的“圣人复起，必从吾言”（《孟子·公孙丑上》）的局面也终于拉开了序幕。

在开启汉代盛世的“文景之治”中，我们能够轻易找到孟子仁政思想的影子。作为“文景之治”的主要缔造者，汉文帝的施政诏令均与孟子仁政思想关涉极深，在处理养老、百姓温饱乃至与邻国关系时，多次以《孟子》中的仁政思想为指导。例如，《孟子·尽心上》提到“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饱”，指出“文王之民，无冻馁之老者”；汉文帝元年三月的《养老诏》也因同样的原因而要求地方行政长官给予老者以精神上的慰藉与物质上的关心：“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饱，今岁首，不时使人存问长老，又无布帛酒肉之赐。”此外，汉文帝以和亲的方式处理与匈奴关系的做法，也有孟子的影响。汉文帝和亲匈奴的初衷在于“以全天下元元之民”（《与匈奴和亲诏》），从而“顺天恤民”（《遗匈奴和亲书》）。而汉文帝施行这一政策的理论依据在《孟子·梁惠王下》篇，孟子在与齐宣王探讨“交邻国之道”时曾经提到的在与邻国相处过程中应当“以大事小”。可见，无论是在内政和外交层面，汉文帝的施政举措均以百姓安乐为本，以“忧天下”为职责，这与孟子所倡导的仁政政策高度一致。吕思勉“文帝颇多仁政”的判断确为中的之言。而西汉“文景之治”的出现，与汉文帝所推行的这一系列重民保民的仁政举措不无关联。

从汉代开始，孟子的仁政王道理想便成为诸多有抱负的士人的毕生追求。例如，宋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的王安石，均不约而同在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中尝试践行孟子的仁政思想。而在19世纪中国危机日益严重的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又再次选择从《孟子》中汲取智慧。1902年，康有为在《新民丛报》第十号上以“明夷”笔名刊出《孟子微》自序：“举中国之百亿万群书，莫如《孟子》矣。……孟子哉，其道一于仁而已！……吾中国之独存此微言也，早行之乎，岂惟四万万神明之胄赖之，其兹大地生民赖之！吾其扬翔于太平大同之世久矣。”1924年2月，孙中山对日本记者说：“我辈之三民主义首渊源于孟子……孟子实为我等民主主义之鼻祖。三民主义……不过演绎了中华三千年来汉民族所保有之治国平天下之理想而成之者。”

东汉赵岐在《〈孟子〉题辞》中曾经指出《孟子》的影响涉及治国理念、士大夫精神以及气节人格方面，而又将仁政排在首位：“帝王公侯遵之，则可以致隆平，颂清庙；卿大夫士蹈之，则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厉操者仪之，则可以崇高节，抗浮云。”事实证明，孟子仁政思想并非“迂远而阔于事情”的空谈，在遇到合适的土壤后，“致隆平”的盛世可期。

注释：

[1]《孟子·公孙丑下》，[清]焦循：《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版。文中《孟子》的引用均出自该版本。

[2]济宁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邹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孟子家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3][31][清]朱彝尊撰，许维萍等点校补正：《经义考》，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6年版，第226页，第118—119页。

[4]周广业：《孟子四考·孟子古注考》续修四库全书第15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07页。

[5][汉]贾谊：《新书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48页。

[6][21][24][41][清]焦循：《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59页，第10页，第76页，第13页。

[7]山东邹县地方史志编撰委员会办公室编：《邹县旧志汇编》，山东邹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6年版，第53页。

[8][13][14][15][16][17][18][19]刘培桂编：《孟子林庙历代石刻集》，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120页，第73页，第134页，第461页，第49页，第123页，第426页，第271—272页。

[9][10][清]王先谦撰，沈啸寰点校：《庄子集解》，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19页，第345页。

[11][唐]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

[12][汉]刘向：《列女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20]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国和平出版社2014年版，第383页。

[22]任兆麟的《孟子时事略》记载孟子两次在齐共计十六年，林春溥的《孟子时事年表》载孟子在齐六年，据梁涛《孟子行年考》计算，孟子两次至齐有八年时间。

[23]钱穆推断，孟子首次至齐，在齐国呆了至少十八年；再次至齐，又至少呆了八年。这样算来，孟子前后在齐的时间长达二十六年。参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 2002年版，第366页。

[25]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上）·孟子不列稷下考》，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5页。

[26][27]张清常、王廷栋：《战国策笺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59页，第226页。

[28]《辞源》，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813页。

[29]这点从别国的用人制度中也可见一斑，如赵烈侯曾用牛畜为“师”来“以仁义，约以王道”，荀欣为“中尉”来“选练举贤、任官使能”，徐越为“内史”来“节财俭用，察度功德”。赵国在政治和财政上用法家，教化上用儒家。

[30][35][37][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43页，第2345页，第419页。

[32]顾颉刚：《古史辨》（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60页。

[33]李华：《孟子〈诗〉说与汉代〈诗〉的经学化——以鲁诗“四始”说为例》，《宁夏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34]李华：《论〈孟子〉对文本之〈诗〉王道政教意义的赋予》，《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36][汉]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3页。

[38]吕思勉：《秦汉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81页。

[39][清]康有为：《孟子微·点校说明》，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页。

[40]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32页。

[42][汉]司马迁：《史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8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