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李白这位喜欢搜奇猎异的浪漫诗仙而言，他的诗文广泛摄取《山海经》的故事和语言是很正常的现象;李白对《山海经》的接受与陶渊明的影响也分不开。根据清代学者王琦的注释，《李太白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中的作品至少有35次化用这部上古奇书的掌故，不仅如此，李白的诗作还直接提及《山海经》一次。我们读《赠闾丘处士》诗：

贤人有素业，乃在沙塘陂。竹影扫秋月，荷衣落古池。闲读《山海经》，散帙卧遥帷。且耽田家乐，遂旷林中期。野酌劝芳酒，园蔬烹露葵。如能树桃李，为我结茅茨。

“闲读”等二句，意本陶渊明“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以及“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和郭主簿》二首其一）;“且耽”等四句，意本陶渊明“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如能”二句，意本陶渊明“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园，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归园田居》五首其一）和“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和郭主簿》二首其一）以及“茅茨已就治，新畴复应畬”（《和刘柴桑》）。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固然可以说李白喜用陶诗之典，善于融化陶诗，但是，这种用典实际上已经涉及诗歌文本的建构问题，也就是说，李白将若干陶诗内置于自己作品的文本中，陶诗作为其“前文本”，实际上乃是“文下之文”，或者说是“诗中之诗”，这就是西方学者所说的“互文性”。当然，用典也是“互文性”的表现之一。

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即是“互文性”文本建构的杰作，当然，其“前文本”是《山海经》。李白对这组诗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尽管李白接受《山海经》的背景与陶渊明有很大差异，但是，在这一点上他无疑受到了陶渊明的影响。李白的《古风》有两首诗与《山海经》有关，同时也与陶渊明有关。如其三十：

玄风变太古，道丧无时还。扰扰季叶人，鸡鸣趋四关。但识金马门，谁知蓬莱山。白首死罗绮，笑歌无休闲。渌酒哂丹液，青娥凋素颜。大儒挥金槌，琢之诗礼间。苍苍三珠树，冥目焉能攀。“苍苍”句，王琦注引《山海经》卷六《海外南经》：

三株树在厌火北，生赤水上，其为树如柏，叶皆为珠。一曰其为树如彗。

而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七“粲粲三珠树，寄生赤水阴”，也是这句诗的“前文本”，可见王琦的注释尚有未达一间之处。“渌酒”而句，王琦注引陶渊明《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诗：“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案陶渊明《岁暮和张常侍》诗曰：“素颜敛光润，白发一已繁。”而玄风二句，意本陶渊明“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饮酒》二十首其四），同时也与陶渊明《示周掾祖谢》“周生述孔业，祖谢响然臻。道丧向千载，今朝复斯闻”有关，而“大儒”二句，则直接脱胎于这四句陶诗。《古风》其三十二：

蓐收肃金气，西陆弦海月。秋蝉号阶轩，感物忧不歇。良辰竟何许，大运有沦忽。天寒悲风生，夜久众星没。恻恻不忍言，哀歌达明发。

首句王琦注引《山海经》卷七《海外七经》：

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两龙。郭璞注：金神也，人面、虎爪、白毛，执钺。

但是，王氏忽视了陶诗在此诗文本中的存在。我们试将此诗拆分，并与陶诗加以对比：

秋蝉号阶轩，感物忧不歇。/感物愿及时，每恨靡所挥。（陶渊明：《和胡西曹示顧贼曹》）

良辰竟何许，大运有沦忽。/丹木生何许？乃在密山阳。（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其四）

良辰入奇怀，挈杖还西庐。（陶渊明：和刘柴桑》）

天寒悲风生，夜久众星没。/悲风爱静夜，林鸟喜晨开。（《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

恻恻不忍言，哀歌达明发。/直为亲旧故，未忍言索居。（《和刘柴桑》）

显而易见，例证中有若干诗句文本的语词是雷同的，出现这种大面积的雷同现象，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诗人精心设计的结果。

李白《古风》其三十四：

羽檄如流星，虎符合专城。喧呼救边急，群鸟皆夜鸣。白日曜紫微，三公运权衡。天地皆得一，澹然四海清。借问此何为？答言楚征兵。渡泸及五月，将赴云南征。怯卒非战士，炎方难远行。长号别严亲，日月惨光晶。泣尽继以血，心摧两无声。困兽当猛虎，穷鱼饵奔鲸。千去不一回，投躯岂全生。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

此诗是否与陶诗有关，前人争议较多。末二句王琦注引《艺文类聚》所载《帝王世纪》曰：

有苗氏负固不服，禹请征之。舜曰：“我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吾前教由未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而舞之，有苗请服。

《帝王世纪》是晋人皇甫谧编纂的史书，属于晚出的纂辑旧文的历史文献。《韩非子·五蠹》云：“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淮南子》卷十《缪称训》：“忠信形于内，感动应于外，故禹执干戚，舞于两阶之间，而三苗服。”因此，王氏引《帝王世纪》，虽足以表明这句诗的“本事”，但并不确切。李白的这两句诗正是用《韩非子》的这个典故，表达其希望天下太平的情怀，如萧士赟所言：“此诗盖讨云南时作也。首即征兵时景象而言，当此君明臣良、天清地宁、海内澹然、四郊无警之时，而忽有此举。问之于人，始知征兵者，讨云南也。乃所调之兵，不堪受甲，所谓驱市人而战之，如以困兽当虎，穷鱼饵鲸，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师之入矣。末则深叹当国之臣，不能敷文德以来远人，致有覆军杀将之耻也。”这首诗与陶渊明本来没有任何关系。但清朱亦栋《群书札记》卷十一“舞干戚”条指出：

李太白《古风》：“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吴昌祺云：“‘干羽’改‘干戚’，本渊明‘刑天舞干戚’句，沈确士因之。”……案陶诗自是“形夭无千岁”，曾特据《山海经》以改之耳，非渊明真本也。而谓太白本渊明句，岂非痴人说梦乎？考‘干羽’二字，自《尚书》以外，凡子史所引，无不作‘干戚’者。即渊明有此句，而谓太白本诸渊明，可乎？归愚为一时宗匠，其说诗之纰缪有如此者。（清光绪四年武林竹简斋刻本）

“刑天舞干戚”本是宋人曾纮擅改陶诗“形夭无千岁”的恶果i，所以朱亦栋指出：

曾君此解，即强陶从我，亦自绝世聪明。第后人以之注青莲。曾君有知，当齿冷矣！

“强陶从我”，是说强迫陶渊明服从自己改动陶诗文本的意愿，“以之注青莲”是说用这种改动的结果注释李白（李白号青莲居士）的相关诗作，其内在逻辑是：《山海经》→陶渊明“刑天舞干戚”→李白“如何舞干戚”，结果自然是荒唐可笑的。沈德潜（1673—1769），字确士，号归愚，是清代著名的诗人和学者。以沈德潜的诗学造诣，竟然也落入“曾纮说”的陷阱，实在令人费解。

“干戚之舞”是上古时期的一种乐舞。《山海经》第七《海外西经》：

刑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

晋郭璞注：“干，盾;戚，斧也;是为无首之民。”《山海经》卷五《中山经》：

干儛，用兵以禳。

郭璞注：“禳，祓除之祭名;儛者，持盾武舞也。”这种乐舞在夏商周三代有极大的发展。作为流行三代的宫廷大舞，实际是一种武舞，具有原始巫术、礼乐教化和示武耀兵三种意义。舜的干戚之舞，是礼乐教化、怀柔远人之意，而自修德政是礼乐的基础，所以“有苗乃服”。干的原型是盾，戚的原型是斧，礼乐中的干戚在形制、材料上已经不同于作战中使用的兵器了。《詩经·公刘》：“干戈戚扬，爰方启行。”说的也是这种乐舞。宋蔡卞《毛诗名物解》卷十六“舞”条：

先王之制舞，文以羽籥，武以干戚。盖羽，容也，籥，声也;声名以昭之，文物以纪之者，文也，故于文舞用之;干以捍其内，戚以诛其外者，武也，故于武舞用之。此大舞也。干与戚并陈，羽与籥兼用。

宋陈旸《乐书》卷一百六十八《乐图论》：司干掌舞器，祭祀，舞者既陈则授舞器，既舞则受之，宾飨亦如之。司兵祭祀，授舞者兵。

司戈盾祭祀，授旅者殳，故士戈盾，授舞者兵亦如之。言兵则不止于干，言干则一器而已。《郊特牲》曰：“朱干设锡，冕而舞《大武》。”《明堂位》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乐记》曰：“乐者，非谓干扬也，乐之末节也，故童子舞之。”《祭统》曰：“及舞，君执干戚就舞位。”则干者，自卫之兵，非伐人之器也。自天子达于童子，未尝不执是舞之，所以示其有武事也。

同书卷一百七十《乐图论》亦云：

《礼》曰：“朱干玉戚以舞《大武》。”盖干，盾也，所以自蔽;戚，斧也，所以待敌。朱干，白金以饰其背，《记》曰“朱干设锡”是也;玉戚，剥玉以饰其柄，楚工尹路曰“剥玉以为戚柲”是也。舞《武》执干戚，则舞《夏》执籥翟矣。然朱所以象事，玉所以象德。《武》以自蔽者为主，而待敌者非得已也，故其宣布著尽以为事者，欲自蔽而已。至于持以待敌者，温纯之德耳，此武舞之道。

以上记载，已经足以表明干戚之舞的功能和形式。所谓“朱干玉戚”，正是典型的礼乐之器。周代的干戚之舞是合乐、舞、歌于一体的规范化的宗教礼制形式，也是周人的一种宗教乐舞艺术。陈旸所谓“自卫之兵，非伐人之器也”，是对干戚之舞的准确阐释。干戚是用以自卫的，不是用来攻击人的，有武而不动武，正是舜帝干戚之舞的意义。李白借用这个历史故事表达了他的政治理想。

总之，李白对《山海经》的接受与陶渊明的影响是分不开，就此而言，李白作为一位伟大的浪漫诗人，也是陶渊明的异代知音。

作者：范子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教授、中国古典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魏晋风度的传神写照——〈世说新语〉研究》《中古文人生活研究》《悠然望南山——文化视域中的陶渊明》《中古文学的文化阐释》等。

编辑：张勇耀 mzxszyy@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