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论小说家，厦门大学中文系比起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大等高校来说逊色不少。有人把原因归结为福建是一个出散文家和诗人的省份，的确，我们系就出了不少写散文的高手，从老系主任郑朝宗先生，到校友刘再复、张帆（笔名“南帆”）等，都可列入国内顶尖的高手。但小说呢？在国内文坛上拿得出手的，似乎也只有校友康洪（笔名“北村”）了。不过，且慢作此结论，因为我们系多年来把一位真正的写小说的大师给忘了，他，就是李拓之先生。

李拓之作为小說家的地位如何呢？请听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的评说：“先谈谈李拓之和他的《焚书》是怎么被‘发现’的。这位有才华、有成就的作家，却长期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没有一部文学史提到他的名字。我自己学了多年的现代文学，也根本不知道他的存在。直到八十年代末研究无名氏时，看到无名氏写的一篇文章，提到李拓之，并且认为，他的《焚书》是四十年代最好的小说之一，我当时确实大吃了一惊。”（钱理群：《对话与漫游》，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李拓之的小说集《焚书》是中国20世纪40年代最好的小说之一！钱理群对此感到吃惊，作为厦大中文系一员的我呢？应该是羞愧，居然入学多年不懂得《焚书》的存在与价值。

第一次见识到李拓之的锋芒，是在1980年中文系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上。那时的中文系在校内还有点气冲牛斗之势，招生录取分数线在厦大属前列之阵，所以本属系一级的学术讨论会都可安排到建南大礼堂举办。是时，一位中年教师刚作完关于晚唐诗论家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美学思想的发言，只见一位面容清癯、身材消瘦的老教师随即登上台去，拿起话筒，劈头盖脸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给司空图穿上了中山装”，而后滔滔不绝地生发开去。作为研究生在读一年多的我，顿时为之折服，也明白了不同历史语境中的美学、文学理论切忌随意揉捏、拼贴的道理。而他，则是刚刚平反不久，才回到被迫离开整整20年厦大的李拓之。看来，厄运与困顿并没有挫伤他的锐气和才智。

郑朝宗先生在他编选的《李拓之作品选》一书的“序”中，是这样评述其个性的：“他是个脾性古怪的人，表面上彬彬有礼，而骨子里却蕴藏着一股咄咄逼人的傲气，这是有潜力而自负的知识分子的通病，不足为怪。但这种脾性终究是不祥之物，在教研组里和同事们讨论学术问题时，由于见解上的分歧，他常常争得脸红耳赤，不欢而散。”也正由于此，当年在一次会上因态度失常，言辞激烈，终于铸成大错。

李拓之先生对于学术上的是非真伪，其较真、执着有时越出常态的边缘，1978年平反重返厦大后不久，他就在香港《明报》上发表引起红学界争议的《〈红楼梦〉的瑕疵》长文，其考证之细密，结论之大胆，令人惊叹，若无苦思冥索而获得的独到见解，哪个教授敢斗胆在曹雪芹头上动土？

熟悉他的一位师兄曾回忆他工作时的情景：向房内探头，竟然看不见他的身影：靠窗口那边大书桌上，三面都参差垒起三四尺高的书册，仿如三面围墙。透过间隙漫出的光线，一团朦胧的暗影，竟是他伏案疾书的身形。他投入学术的程度，可用“痴迷”一词涵盖，以至于留下种种“怪行”在学生中口口相传。他曾胡乱用根绳子箍紧长裤，并声明：“皮带断了，没空去接，暂用暂用”;他嗜烟，但空的烟盒却无暇清理，以致经常手忙脚乱地在满抽屉空烟盒堆中去寻索尚未开封的来招待客人;上台讲课，前排女生多次发现他上衣衬衫扣子扣错位，致使衬衫下摆高低不均;他戴手表，却不懂得看表，有次学生问他时间，他捋起袖口，露出表来：“你自己看，我不会看表。”诸如此类的故事太多了，所以李师母说“他是一个脱离现实的人”，此言一点不假。

郑朝宗说他这种执拗的脾性，可能与他身世有关。他出生在福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由于是庶母所生，自幼精神便遭压抑。但他聪慧早熟，品学兼优，一生通晓英法俄及拉丁语四种外文。因其父早逝，中学毕业后就自谋生计，在报社当编辑等。他跟邓拓是同学，亦是生死之交，1979年曾写下《悼念亡友邓拓》一长文，内录“心声剩有忧先句，手译残藏劫后笺。国正需才人已往，嗟予一读一泫然”等“哭邓拓八首”的诗句。

李拓之年轻时思想激进，曾进过国民党监狱;抗战时期，他在重庆郭沫若领导的三厅从事抗日宣传工作，曾给周恩来、叶剑英、叶挺等领导人物的讲演做记录，并结识了诗人柳亚子、潘伯鹰等，常有诗作唱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北京新华社工作，1953年经邓拓介绍到厦门大学任教，1957年被打为右派，1978年平反后回到厦大，1983年因病去世。他身后留下的小说、诗词及学术论文，由我的导师郑朝宗先生整理，编为《李拓之作品选》，由海峡文艺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

文集中收录有李拓之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写的8篇历史小说，十分珍贵。对其艺术水准，郑朝宗在“序言”中赞赏不已，认为“学殖丰富，笔下有功夫”，“最能显示作者的才华的是小说，共八篇（《焚书》《变法》《听水》《文身》《投暮》《惜死》《阳狂》《招魂》）。这些都取材于中国历史，有根有据，却不胶柱鼓瑟，而是变化多端，有些地方作者的想象力大得可惊。笔墨的精妙，风格的多样，也令人钦佩不置”。虽然李拓之留下的作品仅是他全部创作的很小一部分，正如郑朝宗所慨叹：“虽还不至于人琴俱亡，但剩下的琴音确实不多了。”但珍品总会透过历史的风尘而熠熠发光。

对此，钱理群也有同感：“李拓之的《焚书》在1948年9月由上海南极出版社初版，直到九十年代才进入文学史家的研究视野，其间有四十多年的时间。我们通常说作家的创作要经受时间检验，这又是很好的一例。它说明，真正具有创造性的创作，总是会得到历史的承认的，尽管可能是‘姗姗来迟’。”20世纪90年代，钱理群在北京大学给博士研究生开课，就选了其中《文身》一篇作为教材，他们师生们的发言、讨论、研究结果，辑为《对话与漫游——四十年代小说研读》一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焚书》也作为“经过专家学者一再筛选分析后才确定下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中的一本，于2010年再版。

《文身》写什么呢？它是从《水浒传》中人物衍生、虚构而来。一次，水浒聚义厅大摆筵席，众英雄大块肉大碗酒，好不痛快！席散之后，一丈青扈三娘被敞胸赤膊、酒后醉倒的鲁智深、阮小五、史进、燕青等好汉们壮伟的身躯及皮肤上的纹饰所吸引、所迷恋，再看到睡在自己身边的矮脚虎王英，三寸钉的身架，猥琐、丑陋，一股憋闷、怨恨之气，转化为请玉臂匠金大坚为她纹身之求。银针刺处，血珠迸濺，赤裸的肢体上，纹出一条青色的大蛇。一丈青却在巨痛中得到心理上的宣泄，发出“厉鬼似的绝叫！”

钱理群和他的博士生们在讨论中认为，李拓之的《焚书》是施蛰存开创的心理分析小说的继续与发展，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在中国现代心理分析小说与历史小说的发展中，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他们倾向于这样的视角：扈三娘因与王英的畸形婚姻，被压制了本能，生命不能完满释放，遭到被窒息的危险，只好以文身的方式以肉体疼痛来发泄欲望，并以此取得进入男人世界的通行证。

显然，《文身》里是有弗洛伊德“力比多”压抑与发泄的内涵，但我认为，或许还可以转换视角，从社会学、政治学的角度楔入，李拓之选择梁山作为小说情节展开的环境，可能还有他的用意，这就是，批判以造反、聚义、“替天行道”这类“神圣”的话语对肉体实行专制的霸权，因一丈青是由宋江做主，强迫嫁给王矮虎的，对此，她只能以一种非常态化的举动来进行抗争。女性肉体的自主掌控是与自由意志融为一体，任何冠冕堂皇的借口都是非人性的、非道德的。若联系刘再复近年提出的“双典批判”的观点，李拓之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对《水浒传》开始抨击，这是其小说令人震惊之处。看来，是其师生二人心有灵犀一点通吧。

小说令人震惊的还在于其文字功力，浓丽绵密、光怪陆离，非常人所能致。信手拈来一段：“一丈青裸袒的背部和股部，如寒泉中沉浸着水晶，绿波里漾晃着玻璃一样，飘散着一层层摺叠摺叠的波浪向四周伸展开去。这样迷幻的轮廓与晕惑的光影，教刺花能手的玉臂匠倏又万分技痒起来，他抖一抖手臂，舒强筋骨毕剥作响，从地上迅速扒起，更不说话，抢过呆在那里的萧让手中的画笔，就在这光波摇闪浪纹重叠的雪白帧幅上，狠狠地钩出一条缠绕弯曲的水蛇来。”

十分明显，李拓之走的是当时上海流行的“新感觉派”路数，但我觉得本篇一点也不亚于施蛰存的也是以“水浒”为题材的著名小说《石秀》。对此，钱理群赞叹道：“他的文字，更要繁富，华丽：仿佛是作者的想象力过于丰富，感受到的‘声光采色太繁丽，太绚谰，’排山倒海般从笔端冲决而出。”他认为，这种小说的风格类似于“汉赋”，看似堆砌、雕琢，其实是一种繁富、华丽的美，在中国小说多元化发展中有着特殊的存在价值与意义。以上一段，我翻阅陈思和《当代文学史教程》，看到了陈翔鹤写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广陵散》，甚至还猜测，是否曾受啟于李拓之的《阳狂》，因为二者都是以历史小说的形式来写嵇康被杀的悲剧。因此，李拓之在中国现代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略的。

厦门大学百年校庆就要到来了，厦大历史上的先贤哲人也一个个地从逝去的时光中闪回。我有时感到，校庆就像是一条红丝线，把散落的，甚至是遗落的珠子重新穿结成亮丽的珠串。李拓之先生不正是这珠串上的一粒珠子吗？

2020年11月22日二稿

作者：俞兆平，1982年起任教于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厦门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主编;福建省文学学会文艺理论研究会会长、福建省美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等。已出版《闻一多美学思想论稿》《中国现代三大文学思潮》等十二部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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