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 潇，王 腾

（1.莲池书院博物馆，河北 保定 071000；2.保定军校纪念馆，河北 保定 071000）

人类文明进步的一大标志便是使用火，与此相伴而生的即是如何灭火。“消防”一词，中国虽早已有之，但真正具备近代意义上的含义，始自清末。《中国消防警察》一书，对中国消防的种类进行了划分，“我国各省市现在办理之消防，约可分为官办消防及民办消防两种”[1]8。而所谓“民办消防者，即各地人民组织之义勇消防，如救火会、消防团、保安公益会、水社、水局、水会等类是也。此种消防发生在官办消防之先，所有经费器械，概由人民自行筹措”[1]9。综观前人学者的成果，更多的是对官办消防的研究，而对民办消防的研究不够深入。本文拟通过对保定历史上曾出现的民办消防组织——保定水社①本文所讨论的保定水社的地理范围为保定主城区。的探讨，来达到进一步推进保定地方史研究的目的。

一、保定水社的创立

莲池书院博物馆内藏有一块名为“保定西街保义水社公所碑记”的石碑。该碑在记述了保定西街保义水社发展情况的基础上，还简要记载了保定水社初创时的场景：“清苑自金元以后，始号通都，清代为省治，益见殷繁，人烟辐辏。时兆焚如，而防患之举独为缺，然咸丰初，灾患频仍，贤令王公榕吉，思弭未然，亟仿东省水会成章，募皆并办，城绅文善、伍善助成至，是为水会首创之始。”同时，民国年间发表的《保定救火会鸟瞰》一文与碑文所述相同，“本市救火会，创自……咸丰年间，缘藩台王公榕吉鉴于本人烟稠密，商业兴盛，设无大规模救火组织，关系全城生命财产至重且大，乃邀集巨绅富贾，共集巨资，购置救火应用器械，组成民办消防团体，每街各设一处，俾便扑救，总称‘保定救火会’”[2]。也就是说，在清朝咸丰年间，王榕吉有鉴于保定城内消防需求缺口较大，积极倡导并创办了保定水社。

王榕吉（1810—1874），字荫堂，山东省济南府长山县（今邹平）人。出身于书香门第，道光甲辰进士，由直隶望都历仕兵备道山西布政使，迁顺天府尹，终大理寺正卿。王榕吉在清朝政坛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三十年，他勤于公务，政绩卓著，深得百姓爱戴，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还曾顺应民意，为其请旨入名宦祠①据《申报》第1195号，1876年3月21日第4页记载：“臣（李鸿章）查王榕吉前在顺德府任内，著有政绩，而其剿办教匪、倡建堡寨，俾完善之区，不致遍遭蹂躏。肃清保障之功，尤昭昭在人耳目，绅民至今犹深感戴相应，据情请旨将原任大理寺卿、前大顺广道王榕吉入祠顺德、大名各府名宦祠，以顺舆情，除饬取事实，册结送部查照外，伏乞圣鉴，训示谨附。”。王榕吉始终热衷于文化、教育等社会事业的发展。比如他在定州为官时，大力支持定武书院的发展，“咸丰七年（1857），（定州）知州王榕吉请改（定武书院）归绅士经理，所有历任捐置地亩及发商生息文，交绅童支领，作为经费，重修斋舍，明定章程，以垂久远”[3]181，并主持编修了《定州续志》；再比如他“在晋藩去盐务积弊，筹书院经费，刊小学集注，劝士子敦尚实行。至于置义田、赡族人、设同族义塾，捐廉奏请广本县学额”[4]11-12。由此可见，王榕吉能敏锐地察觉到保定有设立水社的必要性并付诸实践，也是必然的了。

二、有关保定水社的两点辨析

保定水社的性质是民办消防组织，关于它的史料记载并不多，加之年代久远，难免出现一些讹误之处，现针对保定水社的建立时间和存在数量作简要辨析。

（一）时间

现有资料对于保定水社创办时间的说法都比较笼统，笔者通过梳理王榕吉在直隶保定的为官经历后推断：保定水社的创立时间当在咸丰二年至四年②邓明、丁建军在所写《保定水社》中认为早在康熙十九年（1680）之前就已经有了水社，理由是康熙十九年《保定府志》所附城区图中明确标注了包括西街保义水社在内的4家水社的名称和位置。然而其文章中所展示的保定府城图实为光绪十二年（1886）成书的《保定府志》所附的保定府城图。之间（见表1）。理由有二：一是咸丰皇帝在位共11年，咸丰二年至四年符合“咸丰初年”的说法；二是在这段时间内，王公虽任不同官职，但公署皆在保定城内，时间充足，便于组织人员建立水社。反观他担任保定知府的时间，仅有短短的5个月，除公务外恐无暇顾及其他。

表1 王榕吉在保定为官经历

（二）数量

莲池书院博物馆馆藏“保定西街保义水社公所碑记”中记载的西街“保义水社”并不是当时所建的唯一一家水社。除此之外，还有东街“保仁水社”、南街“保忠水社”、北街“保信水社”。清李培祜修《保定府志》第三十五卷绘制的《保定府城图》中就记录了这4家水社及其位置。然而在该书第三十八卷中却有“水会在府城，共五处”之语。这是为何？我们可以在《保定救火会鸟瞰》一文中找到答案：“本市救火会……创设以来，火势顿减，保民弥患，功非浅鲜，其后关乡逐渐繁荣，南关乃于同治十年（1871）设‘天一水社’，西关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设‘天义水社’，祝家庄（位于保定西关）于宣统元年（1909）设‘普仁水社’，守望相助，顿使祝融敛迹无所施其虐矣。”[2]也就是说，由于水社创立后，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保定城关外对消防工作的需要也日益迫切，于是便先后又建立了3家水社。《保定府志》编纂结束时（光绪十二年，即1886年），天一水社业已成立，只因位于城关外，故未绘制在府城图内。再加上后来建立的西关天义水社和普仁水社，保定近代历史上曾存有7家水社③傅荣祥在其所写的《保定的水社》中认为保定共有6家水社。。与其他文章中记载的“各街关多有水会之设。如天义、天一、普仁等水社”[5]、“保定城关保仁水社等七水社”[6]之语相符。这7家水社分别是：东街保仁水社、西街保义水社、南街保忠水社、北街保信水社、南关天一水社、西关天义水社、西关普仁水社。

三、保定水社的相关情况

现针对保定7家水社所在位置、人员、资金及灭火工作等情况一一进行梳理。

（一）地址

保定水社布局很合理，适应了保定城市发展不同阶段的不同需要。关于地址，需要指出的有以下四点：一是保义水社的社址变更频繁。早在建立之初的咸丰年间，保义水社“会所无定，筹建维艰。汲绠、戽器之属，初租存于参将署内，同治间又移租于秀水胡同，因就简陋盖五十年。宣统三年夏，会董张君子嘉，请之藩司，始以二道口藩经厅隙地一所，属之水会。又购街房十余间以益之，经营攻作，工未就而储资已罄，绅商公议集股建梨园一区，将以其租入所积踵蒇厥事。适财政部有处分官产之令，会中以千五百六十银圆续购理事府废署，今之公所是也”①参见“保定西街保义水社公所碑记”，现藏于莲池书院博物馆。。几经挫折、搬迁，保义水社在建立50多年后，才终于有了自己的“大本营”，即“西大街二道口四十二号”[7]。二是东街保仁水社和南街保忠水社距离很近，保仁水社在东大街大慈阁西侧路南，而保忠水社位于县学街东侧，两家水社背对而建，如此分布是因为这里消防需求极大。它们的东边就是大慈阁，天干物燥之时极易引起火灾，两家水社相互呼应，可共保该地无虞。三是南关天一水社的建立与府河航运业息息相关。府河的航运业历来繁荣，对保定乃至直隶省的经济发展都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也导致了府河码头的消防任务异常繁重。天一水社位于南关大街中间路西，既弥补了南关府河的消防缺口，又能保证人员、物资往来的顺畅。四是西关天义水社和普仁水社的先后成立，是为应对西关火车站建立后带来的人流、物流猛增这一现实情况的。光绪二十五年（1899）卢汉铁路创建后，保定府站成为京南一大站，车站便位于西门外祝家庄。面对熙熙攘攘的人群和不断涌现的商铺，天义水社和普仁水社的存在可满足此地的消防需求。

（二）人员

民办消防组织本质上属于义勇消防队，“所谓义勇者，皆由本人自愿为社会尽义务，不注重于俸给，此种消防人员，平日皆各营其业，散而不聚，如遇火灾则临时召集，至集合之处，协力扑救……”[1]11。所以，民办消防多以“公益”“慈善”的组织形式出现，保定水社亦是如此，“凡本市入社各社员，均系慈善家，每遇祝融降灾，均皆奋勇义为，争先恐后，以尽社会天职”[7]。根据分工不同，社员主要分为文善和武善。文善由绅商界有名望的人士充任，负责筹集资金、置办灭火所需器具、管理水社内部财物及调动人员协助救火等事宜，每社有十几人至二十几人不等。武善为实施灭火的人员，主要由商户及民户壮丁来担任，下分大龙、挠钩、站井、运水、传锣、救护等组，约100～130人。水社每年开会推选出若干文武善长，文善长一般由本街较为有实力的商家轮值担任，武善长则由救火经验丰富又具备组织指挥能力的人担任。

（三）资金

整体上看，保定各水社的经费来源以自筹为主，并不充足。如保义水社在筹建社址的时候，就曾因“工未就而储资已罄”得到来自军、政、警、学、绅、商的捐款；又如光绪三十三年（1907），南关天一水社因经费短缺，曾向社会募捐，得到了士绅的积极响应，保定工巡总局②是当时官办消防组织的领导机构，成立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与此同时，保定水社作为民办消防组织，受官办消防组织的领导。对此提出了表扬：“保定工巡总局批示：……南关水社素无经费，以致器具年久残破，该绅等业经公益劝捐，蒙府县出示足证热心公益，煞费经营，殊堪嘉尚。”[8]依靠捐款并非长久之计，保仁水社则找到了一个相对固定的经费来源：“原建五套院、房屋四十八间，另建大舞台戏院，存放救火工具大厅一个。其余房产除自用外，余皆出租，租金作为水社经费”[9]325。除此之外，这些水社有时也能得到政府给予的补助，如“保定城关保仁水社等七水社，因经费支绌，请求在晋豫亨私运现洋没收之款项下，酌予补助，经商会转呈省府准各予补助费一百五十元，业经商会转发领讫”[6]。整体上来看，虽然水社的经费来源途径较多，但并不稳定，资金也不充裕。

保定水社的支出则比较一致，主要用于两方面：一是购置应需器械，二是摆会。所谓摆会是指水社按例“每逢春秋两季，祀神酬劳”[10]。“摆会年分两次，有大小之别，春季摆大会，秋季摆小会。目的端在酬劳武善会员一年来之辛苦，即有所联欢，例年春季大会情况异常热烈，会员除可饱餐珍馐大快朵颐外，尚有戏剧助兴，秋季小会，只备酒席，而无笙歌供娱乐”[11]。作为慈善性质的保定水社，摆会是回馈社员的主要表达形式。后期虽有因时局动荡、钱款紧张不能按时摆会的情况出现，但各社也会竭尽所能表达酬谢之情。比如民国二十三年（1934）南关的天一水社考虑到“年来因受金融不景气之影响，致各界同陷于恐慌状态中，曩昔一年一度之酬谢武善（即躬亲救火之人）运动，同时亦多被搁浅。……近为鼓励群情，使各界对公共事业，有浓厚之兴趣起见，于困苦挣扎中，特择十月二十三日摆会。是日，除执事讲演摆会之意义，并阐明会中规章，及洁治樽殇，恭候诸位善士之光临外，并邀城内莲池剧院仁义社全体演戏一昼夜，以佐余欢。想届时门前车水马龙，定有一番热闹云”[5]。

（四）灭火

灭火工作需要有力的硬件设施作为支撑，以便一旦发生火灾，就可以迅速进入扑救状态。然而，保定水社无论是灭火和报警的工具还是灭火的方式，都显得很粗糙。1934年，保定水社“文化的水道尚未敷设，（救）火机械惟有沿用旧式水轧机（俗称水龙，射程约五丈余）。城关七社除东街保仁水社为□架，共余六社均有水轧机两架，水枪三四枝，水筲数十对，挠钩多把，信锣数面，及附属物品如社内号令、灯旗、号坎等设备……”[2]。而早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上海就已经出现了国内第一辆泵浦消防车。

因此，保定水社的灭火工作主要依赖于社员们的密切配合。一旦发生火警，水社由发生火警附近存有信锣的商号敲锣传递火警信号，“迭次传知，火情小者以小锣；大者用大锣”[7]。“各武善长闻悉锣报声后，不问昼夜立即到社领取应用之号令及器械，率领武善会员驰往火场……占井善长指挥占井组武善会员在附近寻觅井台，觅妥后昼间树旗，夜间悬灯于井台上，以为本社运水组武善会员取水目标……运水组武善会员与占井武善觅妥井台后，即向挂有本社旗灯之井台汲水，担运水轧机内，大龙组长司轧机及司枪，挠钩组从事拆屋隔火，救护组则负救人之责”[11]。至于文善虽不实际救火，但也必须到场，“如在白日，手执各该社信号旗帜；如在夜间，各执该社信号灯笼”[7]，以维持火场秩序、指挥路线及引道取水。需要说明的是，救火过程中，除本街本社人员参与救火外，其他水社也会根据火情大小予以帮助。为避免人员过多导致秩序混乱而影响灭火速度，特别规定在灭火时井台的使用规范：“如甲社已占之井台，乙社不得再占，后需另觅他井，以维取水秩序。”[11]大火熄灭后，要先“发倒锣”，即按传锣顺序原路返回，“其声乃两点为度，俾商民闻锣而已知火全灭”[11]。最后，水社还要负责善后清理工作：“火灾发生地区如在甲街水社管辖境内，火熄后由外街水社先行退场，其余烬由本街水社人员负责守望从事清理，设官属庙宇及其他公共场所发生火警，则由四街水社共同在场守望，余烬未熄任何人不得退出火场休息。”[11]在确保达到理想效果后，救火工作才算是结束。

四、保定水社作用发挥

保定的水社因时势之需而诞生，建立早，布局合理，组织严密，灭火高效，“每遇灾难，辄就近经临扑救，补官方之不足，弥社会之不虞，商民交便，人咸称道之”[5]。反观当时的官办消防组织，不仅成立时间晚，灭火效率也不高，甚至有“公安局附属之消防队，似属虚设”[12]的评语。民国元年（1912）三月，保定发生了著名的“壬子兵变”，在此次兵变中，商户居民损失惨重。而面对此起彼伏的大火，更多人选择求助于水社：“火遂起，方宅家人往请水社救火……”[13]8“叛军怒，遂将其前院东厢房放火……北邻许君镇东者系水社首领，因亲往水社，立将水龙取到手，执水令铜鼓摇摇不止……”[13]20-21。保定水社的作用并不单纯只体现为救火，有时候甚至可以解城市于危难之中。莲池书院博物馆收藏有一块为冷庆请旨建祠的石碑，其上记载：“同治七年（1868），捻匪北窜，逼近省垣，城内空虚，人心惶恐，一夜数警，冷副戎建议城防邀集绅商、水社等陴守御，虚张声势，昼夜督巡……论者以十数昼夜之苦守危城，深赖水社、绅团之力……”保定水社对保定城市安全的贡献可见一斑。

五、保定水社的消亡

“民办消防组织，历史悠久，在清末日渐盛行，民国时期仍相因沿袭。尽管组织形式各不相同，名称也各异，但在减少火灾危害，保一方平安中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而历来为地方绅商和热心社会公益人士所推崇和倡导，也为政府所倚重”[14]。在保定的官方消防力量出现后，保定水社并未就此消失，而是作为官方消防力量的重要补充而存在。后随着时代的进步，更现代的、更专业的消防力量开始出现，保定水社已经无法满足城市的需要，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保定水社为保障保定古城繁荣作出的贡献不应被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