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灿

《皮皮鲁与鲁西西之罐头小人》改编自“童话大王”郑渊洁的文学作品《皮皮鲁与罐头小人》，不仅让童话迷在银幕上看到了久违的郑渊洁电影，还以儿童题材的真人童话直面社会议题，深入当代小学生的生活与苦恼中，抛弃了狭隘的文学教化观念，显现出鲜明的反传统特征，赢得一片赞誉。

一、童话冒险题材中的现实衍射

在中国的青少年电影中，动画形式的冒险、战斗、成长题材故事片与真人实拍的青春片常年占据着电影生产与票房榜单的前排。前者以少年儿童为主要受众，以明显的造型特征与简单有趣的情节见长；后者则兼顾青少年与成年观众，借年轻角色的生活经历向现实与时代发起叩问。在2021年的国庆档期，前者有中法合拍动画《山海经之小人国》（凯文·门罗、克里斯蒂安·坎普）、日本经典IP衍生动画《宝可梦：皮卡丘和可可的冒险》（矢岛哲生）、中美合拍的3D冒险动画《拯救甜甜圈：时空大营救》（大卫·西尔弗曼、雷蒙德·S·佩尔西）；后者有体育题材青春片《五个扑水的少年》（宋灏霖）等，青少年受众与童话冒险题材的选择、配合别出心裁的视听语言设计被认为是影片在市场上占得先机的关键要素。相对而言，以少年儿童为主要角色，将现实内容与童话冒险相结合的题材在市场上较为少见。在此背景下，《皮皮鲁与鲁西西之罐头小人》可以说为中国儿童电影题材的扩展提供了一份富有价值的参考范本。或者我们可以更具体地说，《皮皮鲁与鲁西西之罐头小人》提供的是与儿童动画的奇幻冒险故事、青春真人故事片的现实题材完全不同的，来自少年儿童视角的现实批判型影片。《皮皮鲁与鲁西西之罐头小人》的背景设置在一座虚拟却颇具现实生活典型性的“魔方城”，一对双胞胎兄妹皮皮鲁和鲁西西正在上小学，父母希望他们能通过保送名额升到重点初中。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鲁西西开启了一只来自“魔方大厦”的神秘罐头，并和罐头中五个性格、天赋各异的小人成为好友；皮皮鲁随后也发现了这一秘密，兄妹二人在五个小人的帮助下开启了充满奇幻色彩的奇妙生活。

在儿童题材的影片中选择社会性议题，意味着影片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现实衍射与儿童题材的双重考验：一方面，应试教育、升学压力、儿童教育压抑个性等议题的现实指向性，决定了电影需要忠于实际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这些重要的议题也在拷问电影对现实的呈现，究竟做到了对现实题材的真实处理，抑或只是对现实问题进行了一次浅尝辄止的消费；加之儿童影片必要的奇幻冒险元素与郑渊洁童话的文学改编元素，使得《皮皮鲁与鲁西西之罐头小人》的制作面临着诸多挑战。制作人郑亚旗身为郑渊洁之子，在忠于原作的基础上进行了许多大胆尝试，令影片在儿童童话与现实问题间显现出难得的平衡。首先，在电影造型上不同性格的“小人”赋予了影像十足的趣味性。五个罐头小人从一个没有装肉的肉罐头中钻出，鲁西西根据他们各自的性格与天赋，分别给他们起名为博士、上尉、艺术家、歌唱家和外交官。博士戴着眼镜，身穿红黑相间的博士服，头戴博士帽，知识丰富，擅长答题，多次在考试中偷偷帮皮皮鲁与鲁西西指出答案；上尉身穿紫色军队制服，性格勇敢而忠誠，因在火场上用身体熄灭一根绳子上的火焰而受伤，被皮皮鲁一家送到医院治疗；外交官穿着西服，双眼有透视功能，曾帮鲁西西学会6门外语，获得外国考察团的好评；歌唱家身穿黄色礼服裙，具有优美动听的歌声；艺术家穿着一身艺术气息浓厚的苏格兰格子斗篷与裙子，擅长微雕。由真人扮演绿幕拍摄，再与真人实拍镜头合成的小人在身材尺度上也颇具趣味：作弊时一只手就能将小人包裹起来；在找画板时小人们各显神通，上尉在金属口哨上荡秋千，艺术家在斜放的书上滑滑梯被烫坏了屁股；上尉受伤后被送去医院急救，皮皮鲁一家人焦急地向医生询问时，护士揭开空荡荡的床单，细小的身体在偌大的病床上显得多少有些滑稽，也冲淡了这一时刻凝重的气氛……作为小人演出的“布景”，影片在道具细节上也加以雕琢，老师桌上的生锈的茶叶罐、号称“无尘”却灰扑扑的粉笔盒、色彩斑斓的油彩棒，都是许多观众对于20世纪90年代小学生活的珍贵回忆。

无论在何种类型的影片中，共情、同情总是调动观众感受的重要因素。但在一部指向现实问题的真人童话故事中，想要满足共情心理衍生出的各项要求，困难是显而易见的——过于“滥情”的处理会大大减弱现实批判的力度，过于注重批评又会降低《皮皮鲁与鲁西西之罐头小人》作为儿童电影的趣味性和可看性。导演和编剧既要从原作中的现实衍射出发，又要掌握影像叙事的手段，才能有能力使不断扩展的“道德对象”达到平衡。“在历史上，人们已经利用文学、戏剧和绘画作品作为辅助手段。今天的媒介手段更是数不胜数，让人们仿佛能近距离地感受到遥远处的不幸，尤其是通过摄影、影视及电视作品。当摄影技术捕捉到世界上某一角落的惨状，观者就会在距离感上出现错觉，仿佛远处发生的一切比身边的不幸更容易触动他们。”[1]在这种作用下，类似摄影技术的真人实拍与特效合成，成了可以调和童话故事与现实指向的，“一种具有道德效应的艺术形式”。[2]《皮皮鲁与鲁西西之罐头小人》保留了郑渊洁童话的核心要素与价值旨向，其本身的生活情景是极度现实和富有典型性的，但奇幻与架空的“罐头小人”以陌生化的视角引导着观众重新审视青少年日复一日的平凡生活，带给观众一种“远看”和“审视”的疏离角度，令观众在真人特效的现实童话中再次反思现实中的种种问题。

二、从儿童文学到儿童电影的话语生产

《皮皮鲁与鲁西西之罐头小人》改编的文学原型，为郑渊洁早期童话作品《皮皮鲁与鲁西西》系列中的《罐头小人》。这部作品精彩纷呈、引人入胜，虽然以少年儿童的日常生活为主要描写对象，却在大胆的想象中确立了相对开放的快乐主义原则，被称为中国童话创作中的“热闹派”。“热闹”一方面体现在对儿童天性和个性的尊重，郑渊洁笔下总不缺乏爱玩爱闹、朝气蓬勃、令老师和家长头疼不已、对感兴趣的事情敢想敢干的顽皮儿童；不同的儿童之间又各具特点，像《皮皮鲁与鲁西西之罐头小人》中的皮皮鲁与鲁西西虽然是一对孪生兄妹，但妹妹鲁西西文静顺从、成绩优异，哥哥皮皮鲁却调皮贪玩，幻想上天入地，父母和老师都对鲁西西寄予厚望，却对皮皮鲁不那么上心。另一方面，“热闹”又意味着其童话的成人化倾向，老师、家长不时以压抑青少年个性的“反面角色”出现，对金钱、虚荣的看法、对性教育意识的强调与对应试教育的追问，也使得许多家长对郑渊洁的童话文学提出反对意见，认为郑渊洁的童话属于“成人童话”，并不适合儿童阅读。在《皮皮鲁与鲁西西之罐头小人》中，这些具有批判色彩的情节设置被保留了下来，例如学校的老师以成绩高低论学生的人格好坏，成绩好的学生可以坐前排，但差生只能坐后排，还不能参加学校的重要活动；家庭中，父母更看重成绩优秀的鲁西西，但要求鲁西西一定要每科考100分，给鲁西西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考不到90分就要被开除……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之前，郑渊洁的儿童文学以独特的“热闹”想象切入对现实秩序的生产之中。尽管郑渊洁的童话作品长期以来备受保守观点的质疑与诘难，但他的文学启示了中国儿童文艺作品不仅要“为儿童”而创作，还要具备反映现实的广度与思想的深度，做到“为人类”而创作。其文学作品的系列影视改编也同样打破了儿童文学只反映光明面的传统，摒弃了传统童话中说教、沉闷、呆板和脱离现实的特征。

在文学文本中，故事的书写既联系着它使用的语言，也联系着使用特定语言所产生的一般意识形态。在这里，“意识形态”既指向个体与世界、儿童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想象方式，也联系着童话作品中伴随语言或话语生产，潜在发挥着作用的权力生产。“随着思想的空前解放和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在享受物质生活时，精神普遍处于一种浮躁、迷惘、失落的状态之中。孩子们在这样的环境中耳濡目染，心智都较为早熟，很早就懂得了经济生活的游戏规则，对社会也有较深的认识。他们是享乐的一代、物质的一代，成功主义是他们的人生哲学。什么是成功？他们一手指向财富，一手指向自由。这是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孩子的思想，他们是郑渊洁童话作品的最大读者群。”[3]可以说，正是因为郑渊洁的作品以皮皮鲁、鲁西西等角色展现了市场经济大潮下少年儿童的真实心理，说出了无数少年儿童对父母、老师的心里话，做到了他們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所以其作品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深受数代读者们的欢迎，改编影视作品的呼声也一直强烈。《皮皮鲁与鲁西西之罐头小人》影视改编的难度首先便在于要深入小学生的内心世界，从少年儿童的心理特征与价值观念出发，站在每个富有个性的孩子的位置上观察他们的生活。电影中，鲁西西在学校起火后努力帮助师生逃离火海，老师们认为她应该受到表扬，把她抛高并开心地欢呼；为身处危险的上尉而担心的鲁西西难过得直流眼泪，她并不在意来自学校的荣誉，却为了救她而陷入危险中的伙伴露出了“不合时宜”的表情。大人的笑容与鲁西西的哭泣形成鲜明的反差，让观众重新站在孩子的角度观察世界。他们尽管都不喜欢接受呆板的学校教育，时常调皮捣蛋，让大人头疼不已；却也勇敢善良，纯真率直，用真心去帮助每个伙伴。

也是在这一点上，《皮皮鲁与鲁西西之罐头小人》做到了突破对现实社会的反映，作为一种富有问题意识的媒介来帮助观众重新认识世界。尽管郑渊洁的作品以反映现实、批判应试教育著称，但其文学及改编作品远非批评者所称的那般机械，也并非镜子般地反映现实的作品。这些童话故事与现实秩序的构造直接相关，其本身就是对现实的塑造。《皮皮鲁与鲁西西之罐头小人》作为一部优秀的文学改编电影，“不是传达观念的媒介，不是现实社会的反映，也不是某种超越性真理的体现；它是一种物质现实，我们可以像检查一部机器一样分析它的活动。”[4]片中的皮皮鲁与鲁西西善良的天性与升学压力下父母师长的要求形成了叙事的主要矛盾，“你不能和成绩差的孩子玩，会被带坏的”“快考试了，学习成绩才是最重要的”“你只有学习成绩好了，才能上重点中学，才有机会考上重点大学，才能找到满意的工作，这样才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等台词都携带着观众对现实问题的切身感知，进入影片叙事矛盾的塑造中。当观众感慨这是自身亲身经历的话语时，这些现实问题已经以语言的方式内化到个体对世界先验的认知秩序之中，影片对这一套语言的套用，即将电影与隐于语言中的认知秩序直接进行了连接。换言之，《皮皮鲁与鲁西西之罐头小人》并非单纯地进行了一套所谓“反映现实”的话语生产，而是以电影这一手段将观众直接拉入了影像构筑起的现实世界之中。这也是现实主义电影理论一直强调的电影观点之一：电影通过种种现实素材来达到物质存在本身，而非远离它们。

三、寓言叙事中的影像思考

在《皮皮鲁与鲁西西之罐头小人》中，寓言叙事与童话叙事并存。其中，童话叙事指向日常生活的陌生化与奇观化，五个能装在罐头与铅笔盒里的小人帮助善良的孩子在日常生活中大显神通；寓言叙事则提示观众注意罐头小人本身的意指作用：他们或象征朋友的帮助与伙伴的陪伴，或象征儿童们向往冒险与艺术的天性，其中的意义正是解读影片的关键。《皮皮鲁与鲁西西之罐头小人》在对现实问题的柔化表述中实现了童话的叙事，同时也在分离词与物时体现出寓言叙事的特征。人无法脱离语言而存在，语言与其携带的象征秩序先于人存在，人生而位于这一秩序中；语言的疏漏之处，也是超越象征秩序、通往现实秩序的入口。如果将皮皮鲁与鲁西西的故事当作一种能动言说的“词”，将现实情景当作被言说之“物”，那么郑渊洁的童话原著与于飞重新编剧过后的《皮皮鲁与鲁西西之罐头小人》，在两者的接缝处显现出了本雅明所说的寓言力量：它能分开词与物之间的象征性连接，从而呈现出二者之间更为丰富的多样性。[5]在本雅明看来，寓言是一种带着忧郁情感的注释，它的注释令表达客体在内在意义的失落中放弃了物质的能指。换言之，语言的表达令词与物之间的间隙显露出来，也使得词语秩序系统内部的连贯性开始断裂。具体到影片中便是种种“无言之言”的回应与批判性的童话故事本身。

影片中充满了代际沟通失效，子女与父母的沟通受到阻碍，子女陷入无言境地的时刻，这往往也是“罐头小人”出现或大显神通的关键时刻。鲁西西在初次撬开罐头时发现了小人们，拿着空罐头告诉父母里边没有肉，母亲却坚定地认为是鲁西西把肉偷吃了，父亲还擦了擦她干净的嘴角；在鲁西西对父母坦言自己不喜欢就读的第一小学时，母亲近乎歇斯底里地对着她怒吼，说爸爸一直有机会到电视台担任喜欢的工作，却因为兄妹俩就读的学校与报社有合作关系而留在了自己并不喜欢的岗位上，“爸爸为了让你在第一小学读书，做了很大的牺牲，放弃了自己的理想，你现在却不好好读书，说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你没有这个权利！”这段承载着父母压抑与期望的话语令鲁西西完全陷入了无法反驳的境地。本片最后的高潮部分，鲁西西在火灾中表现英勇，被学校嘉奖时，她终于借“小人”发表了一段“反驳”父母的演讲，成为全片的高潮段落与点睛之笔。鲁西西分别概括了五个罐头小人各自代表的优秀品质，也提出了成绩并不代表一切，应当尊重每个人的个性，培养其优秀的品质；对伙伴应当敞开心扉，学会沟通，去感受彼此的爱。“罐头小人”作为影片寓言叙事的关键要素发挥着作用，它们解构了现实事物所对应的所指的固有内涵，与童话性的表达一起将社会神话的神圣性解构，将其还原成了由各种意指组成的复合体：学校不再单纯地意指知识和教育，也有对个性的压制与刻板的教育；家长的爱在无私的神话之外，也包含着沉重与压抑。这样的寓言是一种拒绝被象征化的力量，它在《皮皮鲁与鲁西西之罐头小人》中配合孩子们的视点，重新赋予了日常事物以影像化的思考。

结语

《皮皮鲁与鲁西西之罐头小人》继承了郑渊洁童话现实性与批判性的特征，深入少年儿童的内心世界，在丰富的想象、夸张变形的造型特征中弘扬自由教育精神，试图启发观众解放当代儿童的心灵。导演把童话和语言引入到影片对现实的表达之中，其用意并非要对现实加以彻底的否定，而是企图让儿童视角成为一种有效的表述位置，令其话语的功能回归到现实语境之中。

参考文献：

[1][2][德]汉宁·里德.无处安放的同情[M].周雨霏，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0：31，15.

[3]王欢.郑渊洁童话创作新论[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8：10.

[4][英]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0.

[5]石天强.流浪在破碎的世界中：本雅明寓言思想评述[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8：30.

【作者简介】 耿 灿，女，河北辛集人，内蒙古医科大学人文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文艺学，民族艺术学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系蒙古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蒙古文书法现状及传播策略研究 ”（编号：2019NDC098）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