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青

从内容上看，纪录片《最后一个店铺》的叙述体量非常“小”，作品仅以6集，每集15分钟，一集一行业的微纪录片形式，为繁华都市中的独特行业留下时代剪影，其中有四川省仅存的一家连环画书店、杭州市储藏量最多的二手黑胶唱片店、坚持三十二年的老西关水菱角、合肥增知旧书店、南昌一元水酒店和重庆胶片相机维修部。这些店铺经营的老物件、老味道，既小众又特殊，因为只被一小部分人需要且需倾注大量的心血，使得这些店铺并没有太大的利润空间，但店铺的经营者从年轻到年老、从父辈到子辈，从不消极遁世，也不逃避时代，只是坚守着自己的精神世界，在方寸之间固守不变，以适应时代发展的巨变。“如果我不做的话，基本就没有人做了”，这样的坚守让老店铺得以存在至今，犹如时代变迁中的一场孤行。或是老主顾的精神寄托，或是新顾客因为一张唱片或一本旧书的喜极而泣，都成为从业者坚持前行的动力。从纪录片的命名可以看出，创作者以“最后一个”来强调个体经营范畴的独特性，以及行业面临的断代现状，而“店铺”一词，則将作品的叙事指向这一群体的集体特质，即他们对时光的倔强和执着，一直通过物理场域的形式存在着，强烈的形式感使守店人呈现出不同俗流的人格魅力。《最后一个店铺》在平实的影像中展现了个体生活的意味绵长，叩问观众内心关于“价值”与“幸福”的定义，以此传达对从业初心、技艺传承等方面的深切思考。

一、微纪录：时代变迁中的孤旅坚行

不同于长篇纪录片的“厚重叙事”，微纪录片以新颖独特的微小视角、短小精悍的篇幅，展现了生活的真实本质，以点带面地反映了生命状态和社会现实，进而折射出一座城市、一个时代的精神气息。同时，在新媒体环境下，微纪录短而小的传播形式，使其具有真实性、艺术性和原生性等艺术特点，也迎合了现今社会受众“短平快”的信息接收方式，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得较为深厚的观众基础。“微纪录片关注的不是重大的历史事件，而是将镜头更多转向微生活、微事件，而这些事件恰恰和普通人的生活联系更为紧密，更能获得观众的共鸣。”[1]因为缺乏长篇纪录的完整叙事，所以微纪录的创作者们只有精心地打磨和精简，才能于尺水之间显现波澜，在简洁灵动的叙述过程中传达出作品的深切思考，使微纪录成为真正的“品质纪录”。《最后一个店铺》以每15分钟一集的微纪录片形式，挖掘“店铺”承载的文化意义和人文价值，通过回忆时空与现实时空的交错剪辑，打破时间的阻隔，唤起观众的时代记忆，从而获得情感共鸣。纪录片将镜头对准了城市中最后一群守店人，记录下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人生故事，进而回顾时代变革中的行业变迁。

《最后一个店铺》开篇介绍了在成都市的连环画之家，店主刘高经营连环画23年之久，藏书数十万，随着城市的发展，连环画之家从繁华的市中心逐渐搬迁到寂静的马路边，成为成都市连环画爱好者的最后据点。二十几年间，刘高和众书友们从风华正茂的年纪步入中年，一本连环画承载着几代人的记忆，也是陪伴他们走过困苦岁月的精神伴侣。而在杭州市创意文化园区的大楼深处，年近六旬的经营者金方勇，也依然坚守着旧时光中的音乐本真，在一间不足百米的狭小空间内，收藏了五万多张二手黑胶唱片，风格涵盖古典、摇滚、爵士、乡村等各种音乐门类。在数字化音乐兴起的当下，留声机中的空灵音质留下了一些人的步履匆匆，也改变了金方勇后半生的人生轨迹。同时在重庆沙坪坝区的沙龙相机维修部，维修技师陈亚军在操作台与金属齿轮之间辗转钻研了四十年，与数码相机相比，胶片相机型号众多、零件繁杂，且内部结构相当精密，仅一台小小的海鸥相机，零件就高达一千多个，陈亚军仅仅依靠放大镜、小镊子、核桃夹等改装工具，让一部部的老相机起死回生，被网友称为“相机界的华佗”。

《最后一个店铺》选择了具有代表性、集体性的物品触发观众的怀旧情绪，唤醒观众对童年生活或者青年时代的集体记忆。关于人文纪录片审美理念的转变，有学者总结道：“我们不难看出，中国人文纪录片正在经历从‘客观之美到‘主观之美的审美转变，纪录片的‘客观之美更多的是告诉观众‘美是什么，而‘主观之美则侧重于‘什么可以是美。”[2]连环画、黑胶唱片、胶片相机，这些兴起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尚潮流，参与了一代人的青春岁月，随着时代的发展，多样的阅读形式取代了连环画，黑胶唱片成为小众群体热爱的音乐格式，数码相机的出现使胶片相机的黄金时代成为过去，如今这些专属于60后、70后的时代记忆，已经成为一种缅怀过去的标志。对于观众来说，曾经走在时尚前沿的老物件早已慢慢淡出视野，那么在繁华万千的现代化都市中，这些古老店铺的经营初衷是什么，在经营过程中又发生了哪些故事，是谁给他们带来匠心到老的信心，而面对店铺销量沉寂的窘境，他们又有着怎样的心绪转变，这些鲜为人知的问题无形中让观众产生了一种印证期待。《最后一个店铺》带着这些疑问走入店铺经营者的生活，通过平实朴拙的镜头语言构建起守望者的精神世界，展示附着于器物之上坚毅朴实的价值观念。

纪录片除了通过老物件回忆旧时光之外，还将镜头对准了幽深古巷中的酒香弥漫、距离南昌市摩天大楼群百米之隔的小巷内。王细英夫妇经营的一元水酒店，坚持古法酿酒30年，且一碗水酒只有不到两毛的利润。与车水马龙的城市繁华相比，小巷里的水酒店宛如另一个世界，店铺没有招牌，有时候甚至老板都不会来，粗笨圆桌、长条板凳、木质筷笼，这些20世纪的老物件挤占在十平方米的空间内。老主顾们自备钥匙、每日必到，双手捧起锃光瓦亮的白瓷大碗，一元钱的水酒下肚，冰凉、解渴、鲜甜，然后挑起担子继续为生活奔波。水酒一元，情义无价，白瓷大碗里的绵甜甘冽，见证了小巷30年的人情冷暖。与王细英经营境况相同的还有广州市老西关濑粉店，店主伍文辉32年坚持制作没有任何利润可言的水菱角，为城市保留住经过时间和记忆调味的老味道。《最后一个店铺》以微记录的形式，回望城市发展的车辙轨迹，唤醒观众脑海中被封存的“记忆胶片”，那些融入城市血脉里的老物件、老味道，是最醒目、最典型的岁月见证，同时也镌刻着守望者与它们一生的情与缘。

二、双线叙事下的隐性指向

（一）主线与支线交替推进

在《最后一个店铺》中，创作者并没有通过刻板说教的方式，凸显守店人孑然一身的怅然，而是在简短的15分钟内，通过主线、支线交替推进的方式，自然地流露出作品的人文关怀和情感渲染。其中主线是以“主人公自述+解说”的形式介绍守店人的从业初衷，他们有的是在延续年轻时的本职工作，有的是为了重温儿时的旧梦，有的是不情愿地从父辈手中承继手艺，由无感到热爱，一直坚持几十年。但是理想的美好总是挡不住现实的残酷，随着年华逐渐老去、店铺的不断搬迁和电子商务的不断冲击，老店的运营日益艰难，在爱好与生活两者中间，似乎永远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纪录片通过大量泥泞坑洼的道路镜头，隐喻老店铺步履维艰的困境。但是作品也没有忽视经营者的坚韧与乐观，老顽童刘高立志要让连环画走进中小学校园，金方勇要让更多的人体会到黑胶唱片带来的独特的情感体验，而陈亚军则认为一个人把自己热爱的事情做成事业，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可见，在一个个老店铺艰难维系的背后，有着守望者发自本心的热爱和不计回报的匠心，平凡生活中的一汤一酒、一书一曲，都在言说着店铺经营者的生命执着，也承载着无数异乡人的情感寄托。

另一方面，纪录片支线是记录与经营者产生过交集，并且具有典型性的人物和事件，揭示老店的存在其实有着平实而伟大的精神价值和人文价值。对此，纪录片从经营者与老主顾的双方视角徐徐展开，比如合肥市最后一家增知旧书店，店铺以“文化摆渡人”的方式，坚守这个城市的心灵驿站并传承两代人，在经营者看来，书籍扉页上的一枚藏章或一个签名，其背后都可能蕴含着一段难忘的故人往事。对此，纪录片还原了一段发生在顾客身上的动人故事：在货架上的几万本藏书中，一本老旧泛黄的《无冕非王》是周锦的父亲周军以记者生涯为底色所著的长篇小说，书籍倾注了老人家对事业的热爱忠诚，在其过世后，因为遭遇极端天气，周锦保留的底版全部损毁，而在旧书店里一次无意驻足，使得周锦与父亲得以再相逢，当扉页上的签名映入眼帘之时，一份关于往事经年的回忆随即涌上心头，因此老店主朱传国在日记中记载到“只要把书放在书架上，总会遇到喜欢的人”。两鬓斑白的张朝志沉浸在连环画世界三十余年，为年轻时候的痴迷情结寻找情感落点，“只要把连环画给我断了，我也就没什么活头了”。墙绘工作者阿恒因为儿时临摹连环画走上了艺术道路，如果没有连环画的指引，阿恒或许会成为流水线上的操作工人，连环画既装点了他的童年，也改变了他的命运，至今还不断为他的创作提供灵感；女大学生多年苦寻日本歌手玉置浩二的黑胶唱片，当空灵细腻的声音荡漾开时，她不禁潸然泪下；沙龙相机维修部不断收到从全国各地寄来的废旧胶片相机，每个相机上都会附赠一张纸条，有些纸条上写的故障，有的纸条上写的是故事，所以店主陈亚军说“有时候修复的不仅仅是相机，也是在修复一个故事，修复一段感情”。

（二）“店铺”的双重指向

《最后一个店铺》主线与支线的交替推进，使“店铺”一词在叙事中具有了双重指向，其中第一重指向是作为个体称谓的存在，即个体经营范畴的独特性与守店人自身的人生故事。连环画之家与刘高、一元水酒店与王细英、胶片相机与陈亚军等等，每一家特殊的小店，都有着各自的人来客往、悲欢离合，来到店里的顾客，有多年的铁杆拥护者，也有“相见恨晚”的有缘人。六种行业代表了六种不同的文化风情，在行业更替日益迅速的当下，店铺独到的经营方式和人文情怀，成为了城市中的一道独特的人文风景线。

因为同样的经营初衷和生存境况，使得纪录片中六个不同属性的店铺具备了“最后一个”的共同特质。在纪录片中，老西关水菱角只有依托特色小吃濑粉的名号，才能吸引更多的顾客前来品尝，该片开篇就揭示了店铺的易址困境，陈家祠店修广场—搬迁，康王路修地铁—搬迁，光复路租赁期已到—搬迁，一碗水菱角留下的时代痕迹变成墙上一张张记忆中的老照片。随着店主身体的每况愈下，一元水酒店的产量也逐年下降，五十多岁的王细英夫妇一个淘米、浸米，一个蒸米，年轻时一天轻松产出200多斤，如今已经“做不动了”；增知旧书店的老店主朱传国因病去世，他在日记中遗憾地说道“一座城市不能没有一家旧书店，如果我离开了，他的命运将会如何”。《最后一个店铺》在双线的交替推进中完成了作品的双重叙事指向，传统技艺在“快”节奏的当下如何才能代代不息，手工作坊式的精细操作，在工业化的飞速发展中如何沿袭，在行业瓶颈的现况面前，是放弃、是转型，还是易址再战，纪录片没有止于对最后一个店铺的表层书写，而是尽可能客观地展现出行业的真实生存状态，以此传达创作者对于从业初心、技艺传承等方面的深切思考。

三、日常视角下的时代温情

“社会人文类纪录片关注的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与社会现实有天然的贴近性，它所展现的是社会发展和变迁，是社会里的人的生存状态与生活际遇、情感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影像纪录。”[3]《最后一个店铺》关注社会生活中普通人的生存境遇，将触角探向他们的内心世界，拷问新消费语境下人的命运与价值归宿，这样的纪实方式使作品有了真实而厚重的情感温度。在作品中被记录者提及最多的词语便是“房子”，这是百姓生活最看重的生活基础，也是当下最热门的经济话题。纪录片通过房子与店铺的对比，多次展示守店人在理想国与现实之间的挣扎，让观众深刻思考着物质与精神的依存关系。面对张朝志数万的连环画收藏，老伴不停埋怨“你买书的钱拿来做按揭，买套房子现在都增值好多了”，同时金方勇对黑胶的热爱也给家庭带来了很大的困扰，他与妻子唯一的一张合影还停留在二十年前的西湖留念。多年以来，妻子无法认同丈夫的执着，儿子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父亲也无法给予相应的支持，“我这个店投下去的钱，买一套房子都可以了”。陈亚军的妻子在支持丈夫事业的同时，还要靠着打零工或者开出租车贴补家用，“四十年下来修了十几万台有多无少，但是想买个好点的房子和车子，还是很困难的”。一边是房子、妻儿和家庭，一边是情怀、理想和事业，纪录片在日常视角下直面守店人“人各有志”下的无奈和坚持，同时又没有停留在对店铺经营困境的简单书写，而是深入到经营者的精神世界，展现他们淳朴外表下认真生活的人生态度，抛开经营坎坷和身体的每况愈下，对事业的热爱是守店人数十年精神守望的支柱。一座城市的边缘角落，一个几十平方米的逼仄空间，还有一腔热烈诚挚的情怀，是支撑他们走向幸福的全部依托。

《最后一个店铺》播出后，很多游客亲自前往异乡都市，品味店铺里的一张唱片、一碗水酒。可见，通过日常视角展示店铺背后的百姓故事，书写温情时代中的人性之光，是作品获得观众认同的关键。在第一集的结尾处，临街避雨的小朋友露露走进刘高的连环画王国，连环画世界里流畅的线条和灵动的人物形象让露露驻足许久；与此同时，南昌市正在筹建的绳金塔仿古街道向王细英抛出了橄榄枝，为一元水酒店提供帮助，全新的店铺设计、相互联动的营销方案给老店带来了一个美好的未来；伍文辉的老西关水菱角在天河区的地下广场找到了合适的铺位，根据营业额比例收取租金的方式缓解了老店铺的经营压力，伍文辉也适时求变，将口感粘稠的水菱角调整出适合年轻群体喜爱的麻辣口味；随着电商经济的兴起，身处绝境的陈亚军夫妇看到了一线生机，网点的开业救活了濒临倒闭的老店，需要维修的胶片相机从全国各地寄往重庆。凭借着对店铺的执着坚守，这群守望者最终等到了春天，熟悉的味道再次在餐桌间流转，泛黄的书籍依然穿梭于烟火人间。

结语

城市的记忆不单单是一座座摩天大楼的拔地而起，还有存留在记忆中的生命热度和岁月沧桑，《最后一个店铺》以微记录的形式探寻行业的存在价值，通过平易的日常视角展示着经营者的悲喜、困顿和坚持。在作品中每一件见证时代的器物或者味道，都形成了一座城市的文化层积。创作者将对守望者、记录者、记忆者的人文关照转化为对城市、社会、时代的温情书写，那些不可替代的文化火种使经营者的人生回味绵长，也让主顾们在方寸之间追忆着匆匆时光里的不老童年。

参考文献：

[1]李然.微纪录片美学研究[D].天津：南開大学，2014.

[2]李春朋，消费文化时代下人文纪录片创作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5.

[3]夏丽丽.社会人文纪录片创作再思考：观念与伦理[ J ].电影评介，2012（16）：18-21.

【作者简介】  李 青，女，河南郑州人，韩国清州大学艺术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媒体文化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系安徽省教育厅高校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划项目“艺术类高校影像艺术人才的培养机制及实践研究”（编号：gxyq2020200）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