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 轲，高 斐

（河南师范大学，河南 新乡 453007）

任何重大理论创新都不是无缘无故、随意提出的，而是建立在一定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基础之上的必然结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1]，这是我们党对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作出的“重大创新性论断”，充分说明了其“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2]。作为一个重大理论创新，这一论断有着极为深厚的历史逻辑、十分严密的理论逻辑和丰富多彩的实践逻辑。正确认识和深入把握这“三重逻辑”，不仅有助于深化我们对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认识，而且更加有利于在现实实践中的全面贯彻和具体执行。

一、“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重大论断确立的历史逻辑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3]。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始终坚持“两个结合”，领导人民群众大力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并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不同阶段逐步与具体实践相结合，使之持续不断地得到延续和发展，从而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这一“重大创新性论断”的确立创造了深刻的历史必然性。

（一）党始终坚持“两个结合”的实践过程遵循，是“重大论断”得以确立的内在历史根据

实践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遵循文化传播的本土化规律。“任何一种思想文化传播到一个新的民族或地区中，要为该民族或地区的人民所接受并发展，就必须与其社会生活和文化传统相结合，在坚持自身基本思想和根本性质的前提下，采取该民族或地区人民所认同的方式，回答和解决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人类思想文化传播的这一基本规律，可以称作文化传播的本土化规律。”[4]这不仅意味着对作为一种思想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如何更好地在世界各民族不断发展传播提出了客观要求，又内在地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1]这两个实现路径。这里所谓的“中国化”，在一定意义上主要是指如何将马克思主义这一关于实现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所谓的“本土化”，在一定意义上主要是指如何将马克思主义这一源自近现代欧洲社会的“外来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由于种种历史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中国共产党人在初期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本土化过程中，存在着颇为严重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等错误倾向。针对这些问题，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命题，要求全党上下既要把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作为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又要把“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5]533作为另一项重要的学习任务，强调“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5]534。之所以说“重要的帮助”，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5]534，而民族形式显然蕴含在这些珍贵的遗产之中。

显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本身内在地包含着“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6]的基本意蕴。它既是“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战略要求，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实践过程遵循。六届六中全会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7]，不仅高度重视对中国现实国情及其特点的深入理解，而且特别注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背后的中国精神力量的深刻认识，并使之成为推动革命和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在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8]。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不仅将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提升至新的高度，而且更加强调“用党在百年奋斗中形成的伟大精神滋养自己、激励自己，以昂扬的精神状态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9]。这就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这一“重大创新性论断”确立了内在的历史根据。

（二）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党对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弘扬传承，是“重大论断”得以确立的基本历史铺垫

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10]。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开始尝试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有关文化的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5]697。与这一文化思想相呼应，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形成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为代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精神谱系。这既是对中华文化的科学继承和深化发展，又具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特色，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民族精神力量，为最终赢得革命胜利、建立新政权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如何弘扬传承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进行了深入思考，先后提出繁荣文艺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11]、发展科学要“百家争鸣”[12]的重要论断，进而把“百花齐放”与“百家争鸣”作为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这既是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文化观的标志性成果，也是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如何弘扬传承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战略谋划。在这一方针指导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文化发展一度“焕发出蓬勃生机”[13]，并先后形成雷锋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红旗渠精神等鲜明的时代精神标识，为当时经济生活相对比较贫乏的人民群众提供了充沛的精神动力。

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既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积极进行文化创新，大力弘扬和传承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无论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还是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乃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一不是从宏观视野对中华文化的时代创新和应用。同时，党还先后提出“改革开放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劳模精神”[14]等中国精神，并首次明确提出中华民族精神的时代内涵：“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15]后又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16]，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范畴之中。

（三）新时代党对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创新升华，是“重大论断”得以确立的历史必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中，始终坚持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高度，大力弘扬和传承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并根据新时代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升华，由此使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既接受了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丰厚滋养，又在新时代赋予其新的深刻内涵，既以马克思主义深刻激活了中华文化，又以中华文化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并具有鲜明的中国精神标识，从而为其真正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确立了历史必然性。

一是首次提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重要命题。在2014年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17]此后，这一重要命题先后被写进《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和党的十九大报告，我们党还提出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10]的宏伟目标，充分表明它已经“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指导思想的内蕴旨趣”，成为“我们正确处理当前和今后文化建设大是大非问题、推动中华文化发展的逻辑基点”[18]。

二是首次明确提出“中国精神”这一概念，并凝练阐述其核心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19]他还从中华文化的角度对“中国精神”进行创新拓展，认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20]164，“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20]171。这就要求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必须“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10]。

三是首次提出“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大理论研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21]作为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又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21]。这就要求我们，要进一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进而“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践提供有力理论支撑”[21]。

二、“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重大论断确立的理论逻辑

任何重大创新理论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都是在继承前人思想精髓的基础上，结合新的时代背景与具体实践发展起来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所以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不仅在于其形成发展具有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和伟大的中国精神气质，而且更在于其本身在实践中不断赋予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新的时代内涵，成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的重要理论标识。

（一）博大精深底蕴深厚的中华文化理念，是“重大论断”得以确立的充沛智慧源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传承和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丰富的哲学、政治、法律、治国理政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2000多年前，中国就出现了诸子百家的盛况……提出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22]，诸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自强不息等精神理念、道德规范、人生信念”[7]。这些思想不仅为古代中国提供了治国之道和行为示范，而且为当代中国更好地治国理政、从而成就“中国之治”提供了充沛的智慧源泉。

从语言表达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很多语言直接引用古代文化典籍和诗文中的名言佳句、成语典故。在国内外不同场合，习近平总书记经常引用中华文化经典名句和历史史实来阐述观点、分析问题、启发思维，展现了中华文化的语言魅力和活力，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具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例如，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引用“天地之大，黎元为先”，将“民生”放在了全面小康的首位，指出全面小康是惠及全体人民的小康，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也不能有“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的反差[23]11。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上，他引用“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说明中国的“生态价值观”和“绿色发展”理念[23]29。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他引用墨子的“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指出全球互联网治理要坚持“同舟同济、互信互利”的理念，搭建更多沟通合作平台[23]53。

从内容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特色和精髓，实现了中华文化思想理念、传统美德、人文精神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时代精神的融会贯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决不可抛弃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恰恰相反，我们要很好传承和弘扬，因为这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丢了这个‘根’和‘魂’，就没有根基了。”[2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关于民生建设的思想，是中华文化“讲仁爱”精神的体现；以人民为中心、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中华文化“重民本”思想的体现；兑现承诺、诚信相待的外交观，是中华文化“守诚信”精神的体现；倡导公平正义，要求“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中华文化“崇正义”精神的体现；和谐相处、和衷共济的民族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是中华文化“尚和合”精神的体现[25]；倡导绿色发展、保护环境，是中华文化“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华文化“小康”思想的体现；等等。

从方法论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科学运用了中华文化之中蕴含的古代智慧，而且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之中的深刻哲理。一是实事求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更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26]25。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现实国情出发，提出我国进入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新变化，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新形态等论断。这些战略策略方针的转变，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精髓。二是辩证统一。无论《周易》“一阴一阳之谓道”、《老子》“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还是《孙子兵法》强调胜负和强弱之变化、中医强调辨证施治，都是中华文化辩证统一思想的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扶贫开发要处理好“全局与局部的关系、紧缩和发展的关系、增加财政收入与搞活企业的关系、多办事和量力而行的关系”，关于正确处理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的关系，强调“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加强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20]68等论断，无一不体现了中华文化之中的辩证法思想。三是统筹兼顾。无论孟子提出“上下与天地同流”，还是庄子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均强调从事物的整体性、协调性角度，全面认识问题，统筹兼顾解决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20]1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自信”、“四个伟大”、“五大发展理念”以及城乡融合发展、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等，都充分体现了统筹兼顾的思想[27]。四是知行观。无论是《左传》中孔子的“学以致用”，还是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均体现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学习教育要“使全党同志对党章内化于心、外化于行”[28]，倡导“大兴学习之风，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坚持实践、实践、再实践”[29]，充满着深刻的知行观内涵。

（二）内涵丰富源远流长的中国精神气质，是“重大论断”得以确立的内在力量根脉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多年来，在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先后形成并发扬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起源的中国精神谱系。这些深刻反映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远大梦想和高远追求，“凝结着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具有强大的历史穿透力、文化感染力和精神感召力”[30]。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问题导向，继承和弘扬这些伟大的中国精神，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不仅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而且使在这一过程中所形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了强大的内在力量根脉。

第一，以伟大创造精神充分彰显中华民族的优秀品格。中华民族是富于创造的民族，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创造精神的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在阐释“创造精神”时，深刻揭示出中华民族在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强调“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31]，使中华民族的创造精神在世界舞台绽放出更为夺目的光彩，推进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提升，为世界科技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第二，以伟大奋斗精神充分彰显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华民族是自立自强的民族，中国人民是勤劳勇敢的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在阐释“奋斗精神”时，深刻指出中华民族在长期的艰苦奋斗中攻坚克难、披荆斩棘，抵御了外敌入侵，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进入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任何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32]，必须“撸起袖子加油干”[33]。

第三，以伟大团结精神充分彰显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一直就有“家国同构”的思想，奉行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处事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在阐释“团结精神”时，深刻揭示出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虽然也出现过内外交困、有战有和、有分有合等复杂情况，但追求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始终都是最深层次的民族意识，中国人民始终团结一心、同舟共济，发展了56 个民族多元一体、交织交融的民族关系，构建了和谐相处的共同家园，强调中华民族要“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34]，万众一心去实现民族复兴的共同愿望；要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第四，以伟大梦想精神充分彰显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夙愿。中华民族一直是具有远大理想抱负的民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美好期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仅需要物质基础，也需要精神力量。只有坚持伟大梦想精神，以民族复兴为目标，以共产主义为理想，真抓实干、奋力拼搏，才能激活中华民族强大的内生动力，创造伟大奇迹。

事实证明，我们党和人民之所以能够历经磨难而不衰，千锤百炼更坚强，就是因为我们拥有伟大的中国精神气质。这既是我们独特的政治优势，又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发展提供了内在的力量根脉，由此汇聚起的强大精神力量，使“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20]35-36。

（三）赋予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以新的时代内涵，是“重大论断”得以确立、实现“新的飞跃”的重要理论标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26]31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实践，成为其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的重要理论标识，不仅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民族性，而且又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性，彰显了深厚的中国底蕴和中国品质。

其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特征相适应、相协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科学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特别注重推进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利于克服其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一是从民本思想到“以人民为中心”。虽然古代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为代表的民本思想，是中华文化有关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但其却具有明显的工具理性，本质上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他多次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26]213-214。这些论述不仅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有机结合，而且始终将人民群众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从而既全面继承了古代民本思想的合理因素，又超越了其本身的工具理性，使之更具根本性和价值性。二是从大同思想到“中国梦”。无论是孔子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还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康有为的《大同书》，尽管都体现了不同时代人们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向往与追求，但却无一不停留于想象的空间，可以说是中国式“乌托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既延续了大同思想中关于未来美好社会的构想，又将中国梦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紧密结合起来，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强调“中国梦归根结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20]40，从而为实现中国梦指明了努力方向，奠定了群众基础，实现了对大同思想的科学超越。三是从“以法治国”到全面依法治国。中国古代有着朴素的“以法治国”理念，强调“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令则行，禁则止”。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全面依法治国进行了深刻论述，强调要“准确把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点任务，着力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35]，不仅丰富和完善了我国传统的法治思想，而且实现了古今法治思想的充分融合。

其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坚持弘扬传承中国精神，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一是充分体现中国精神的价值意蕴——兴国之魂、强国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36]二是正确看待中国精神的伟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辩证唯物主义并不否定精神的巨大能动作用，当然也不能片面夸大精神的决定性作用。中国精神是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而愈加浑厚，也随着实践和历史的积淀浸入中国人的骨髓。三是赋予中国精神以新的时代内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在话语表达和内容实质上处处体现中国精神，而且还结合时代要求和自身的初心使命，赋予了其更为丰富和深刻的时代内涵，提出了一系列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和方案。显然，中国精神的时代内涵，既是“对历史的民族精神的传承”，也是“对当今时代背景下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发展的现实反映和精神升华”[37]。

其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中华文化与中国精神相结合，体现了中国精神和中华文化的一脉相承、一以贯之。一方面，中国精神是中华文化的集中体现，是对中华文化精神内涵的高度凝练和升华，并以中华文化为归因，立足中华文化的深厚根基而不断充实完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38]另一方面，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具有同构性，中华民族创造的博大精深、灿烂辉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39]。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不仅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也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

三、“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重大论断的实践逻辑

实践是理论之源。任何一个理论创新，都是从实践中产生、到实践中运用、在实践中发展，进而在实践检验确认为真理的基础上更好地指导实践。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视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既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检验，进而指导实践。从实践的角度来看，这一“重大论断”显然不仅源自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激活传统文化生命力、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提升文化软实力等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而且带有习近平总书记作为领袖人物强烈的文化情结和精神追求而赋予的鲜明“主体色彩”。

（一）激活传统文化生命力的伟大探索，为“重大论断”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历史悠久。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在生生不息的历史长河中留下的瑰宝，是中华民族长期社会实践的精神凝结，是中华儿女的历史实践活动在精神上的折射，蕴含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到来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各式各样内容和形态不一的西方文化开始大量拥入我国，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遭受严重冲击。同时，随着时代发展步伐的不断加快，传统文化对很多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和引领力也表现出明显不足。

面对这一严峻的现实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要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40]，并使之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标识。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党和国家“坚持以文化为国家和民族之魂、国家治理之基，塑造整体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新格局；坚持以摸清文化资源家底为支点，进一步夯实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工作基础；坚持以重大工程项目为牵引，凝聚各方合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走深走细走实”[41]；“坚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42]。

无论是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等文件，还是“启动中华文化资源普查工程，完成可移动文物、古籍、美术馆藏品和戏曲剧种普查”，无论制定和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重点项目规划》，还是“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国民教育，找到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连接点”[43]，无一不是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创”实践探索的重要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探索，不仅从根本上增强了国人对中华文化的自信，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吸引了世界目光，大大激活了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使其能够为新时代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尤其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从中华文化资源宝库中提炼题材、获取灵感，提出运用戏曲、诗词、书法等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保护和发展传统工艺，传承振兴中华文化，从而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二）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铸魂工程”，为“重大论断”铸就了牢固的“价值根基”

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充分证明，共同的价值观念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团结奋进的思想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为新时代人民群众建立起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谓是新时代“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44]的铸魂工程，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铸就了牢固的“价值根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深厚的中华文化根基和中国精神养分，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10]。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41]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20]164。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指引，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先后印发了两个重要文件，一是从整体角度进行顶层设计的文件——《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二是在此基础上更加注重制度化培育的文件——《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具体部署如何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和法治建设之中；党的十九大提出“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的培育践行新要求，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入宪法，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又将“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确立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45]，从而为进一步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努力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指明了前进方向。

总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提供了价值引领和行为规范，极大提升了全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使之成为激励中国人民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动力，而且进一步建构了与时代和环境相适宜的、兼有民族特色和国际特色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在国际舞台上宣示我们的价值观念和诉求，扩大了中国价值观念的影响力，大大增强了我们的价值观自信，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区别开来。即虽然在价值观念中都有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但其内涵和外延根本不同，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含着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核心要义。

（三）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国家行动”，为“重大论断”提供了强大的“力量支撑”

所谓“文化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46]，主要是“文化、价值观、政策制度、意识形态及民意等方面所体现出来的力量”[47]。显然，文化软实力这一范畴是相对于经济、政治、军事、科技等硬实力而言的“软性力量”，并与这些硬实力一样，同样属于一国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世界各国的竞争越来越取决于文化软实力的较量。就当代中国而言，中华文化在长期发展过程中，融合和吸纳了各种思想文化，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知识、理念、伦理、习俗等构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群众挽救民族危亡、争取民族独立、谋求民族复兴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强大民族凝聚力和感召力的中国精神力量，这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48]。他不仅从战略高度科学阐释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对于当代中国长远发展的重大意义，而且还从国际文化传播交流层面提出了其不可或缺的战略价值和宏观策略，强调“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20]161。党的十八大以来，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我国进一步深化人文领域国际合作，健全中外高级别交流机制，完善对外文化交流机构全球布局。截至2020年，我国已在全球设立45家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同时，做大做强“感知中国”“欢乐春节”“文化中国”“四海同春”等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品牌，并把文化遗产作为文明传播交流的“天然使者”，与20多个国家签订文化遗产领域合作协定[40]。

在这一实践过程中，我们不仅十分注重“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20]155，而且格外重视“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10]，通过在国际上传播我们的声音，进一步彰显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和话语权，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撑和精神动力。所有这些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国家行动”，不仅在很大意义上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着的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之丰富内涵，而且对其作出了最新的阐发和诠释，赋予其适应时代的崭新内涵和外延，更加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明特征，从而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提供了强大的“力量支撑”。

（四）领袖人物强烈的文化情结与高远的精神追求，为“重大论断”赋予了鲜明的“主体色彩”

任何一种理论的生成发展，都离不开主体本身的思想认知和实践探索，并带有其相应的文化情结和精神追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所以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不仅在于其充分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团队贡献”，属于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且又是习近平总书记作为领袖人物强烈的文化情结和高远的精神追求，特别是其从政以来在地方从政期间对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相关探索之深刻反映，为这一重大论断赋予了鲜明的“主体色彩”。

习近平总书记出生在红色革命家庭，父母都是一生追随共产党、追求真理的革命家，浓郁的革命氛围和家庭熏陶，不仅从小培养起其强烈的文化情结和高远的精神追求，而且赋予其始终坚持爱国主义的先天“文化基因”，奠定其始终忠于信仰的“红色精神”气质，并在其后长期的从政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习近平在陕西延川县梁家河扎根农村七年期间，黄土高原、三秦大地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给予其宽广博大的文化视野；在河北省正定县从政三年，他以电视剧《红楼梦》的拍摄为纽带，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成功开创全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正定模式”；在福建省从政17 年期间，他多次强调“评价一个制度、一种力量是进步还是反动，重要的一点是看它对待历史、文化的态度”[49]，“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过程的两个方面”[50]；在浙江从政5 年期间，他以高瞻远瞩的战略视野描绘了以“浙江精神”建设“文化大省”的宏伟蓝图，形成了更具“习式”风格和浙江特色的文化建设思想。

总之，习近平总书记长期以来强烈的文化情结、高远的精神追求及其相关从政实践，不仅显示出其作为领袖人物的深厚文化素养和崇高精神境界，而且也为“重大论断”的产生赋予了鲜明的“主体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