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大伟 陈大鹏 编辑/王亚亚

上世纪末以来，随着我国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分工，以中间品贸易为代表的我国对外贸易迅速增长，我国逐步成长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当前，全球产业链格局出现明显变化，跨国产业链出现一定的收缩趋势，更加注重针对区域市场进行布局。凭借国内市场潜力、基础设施、配套能力、营商环境等领域的综合优势，我国在绝大多数产业链中的地位仍有望进一步巩固、提升，这也将有效支撑我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

全球产业链格局有变

一是抗疫成效成为疫情期间决定各国在全球产业链地位的重要因素。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跨国企业希望通过分散供货渠道方式缓解短期供应中断给企业带来的运营压力。但随着全球疫情迅速蔓延，欧美、东盟、拉美等全球主要制成品生产基地为控制疫情蔓延态势相继关停工厂，早期“避险性”措施已无法解决企业供货中断问题，加之各主要经济体相继关闭港口、加大海关疫情检测检疫力度，导致企业无法通过跨境运输方式调配资源完成生产。因此，抗疫措施有效与否成为确保海外工厂顺利开展生产的关键因素。目前来看，由中国、韩国、东盟等构成的东亚生产网络由于制造业综合竞争力较强，产业链体系最为完善，加之抗疫取得重大成功，远早于欧美发达国家率先实现复工复产，在弥补全球供需短期缺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统计数据测算，2021年中国、韩国、越南等东亚生产网络成员出口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重分别为15.1 %、2.89%、1.51%，较疫情前的2019年上升了1.9、0.04和0.11个百分点，弥补全球供需缺口的态势十分明显。

二是全球跨境产业链呈现出加快收缩趋势。美、欧、东亚三大生产网络均具备了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以及从原材料供应、关键零部件制造到最终产品生产的能力，且科技创新能力较强，能够依托自身的要素禀赋构建合适的产业链体系以满足需求。早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就呈现出收缩的趋势，参与产业链的国家数量有所减少，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贸易总额（GVC participation，为一个经济体出口产品中来自其他经济体的增加值加上其他经济体出口中来自该经济体的增加值）增速也明显放缓。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数据库测算，2000—2010年间各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贸易总额年均增速普遍在9%以上，而2010—2017年年均增速则全部在4%以下。此次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蔓延，暴露了当前全球化在产业链、供应链、人员流动等领域的弱点，导致全球大型跨国公司从产业链的安全性考虑，一方面将原有的“线状”企业间供应链网络转变为“网状”，以防范因部分国家出现重大危机所导致的全球产业链中断，另一方面则进一步缩短跨境产业链长度。WTO《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21》表明，全球价值链参与率在2018年达到峰值，2019年开始下降，疫情暴发以来进一步下降，以生产法测算的2020年全球价值链参与率相对2019年下降了4.9个百分点，以贸易法测算的2020年全球价值链参与率相对2018年下降了2.5个百分点。

三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正积极加速推动产业链格局调整，但效果尚有待观察。目前，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出于维护其在全球产业链主导地位，并提升相关产业链安全性的目的，出台了一系列企图推动全球产业链格局调整的政策。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积极推动跨国公司将全球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回流本土。如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库德罗建议美国政府为美国在华企业撤离中国、迁回本土提供税收优惠，允许厂房、设备和知识产权等投资支出“100%直接费用化”。日本经济产业省也计划斥资20多亿美元支持日本企业撤回本土。另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也考虑到自身的要素禀赋已经不适合部分产业链环节的发展，提出“印太经济框架”等一系列新倡议，意图加强构筑和南亚、东南亚等经济体的产业链、供应链联盟，形成所谓的“友岸产业链”，以维护自身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但要看到，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所出台的现行措施对各经济体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的比较优势影响相对有限，加之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宕延反复，全球生产要素流动仍然严重受阻，因此这些政策的效果仍将有待观察。

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仍将巩固提升

一是以巨大市场潜力为代表的综合竞争优势决定了我国仍将是亚太地区产业链的核心。当前，我国正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形成国内统一大市场。一方面，我国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消费潜力将得到进一步释放。根据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预测，我国有望在2025年左右进入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国家行列。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居民消费规模将进一步扩大、消费结构将进一步优化、消费层次将进一步提升，为亚太地区产业链提供最重要、最优质的市场。另一方面，我国在基础设施、配套产业、高素质人才等方面仍然具有明显的优势，有利于全球优质要素向我国集聚。2022年上半年，尽管受到多重不利因素影响，我国实际利用外资仍逆势同比增长17.4%，尤其是高技术产业同比增长33.6%。作为全球产业链的主导者，跨国公司持续看好我国国内市场，充分体现了我国在全球产业链特别是亚太生产网络中的地位将进一步强化。

作为全球产业链的主导者，跨国公司持续看好我国国内市场，充分体现了我国在全球产业链特别是亚太生产网络中的地位将进一步强化。

二是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上升不会在根本上影响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持续提升，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显著上升，我国在服装加工、手机加工等劳动密集型环节的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有所下降。据海关总署数据，2021年我国对美出口服装、鞋帽所占美进口份额较2016年均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但要看到，由于我国在配套产业体系、营商环境、物流成本等方面相较越南、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优势十分明显，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上升的劣势，因此在高品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环节仍然具有一定竞争力。2022年5、6月，我国鞋靴出口额分别同比增长49.5%和45.7%，也证明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尤其是具有一定高附加值的优质产品中仍然具有明显竞争力。此外，我国在将部分中低端劳动密集型环节向境外转移的同时，正在加速向服装设计、服装品牌营造等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升级，对相关产业链的控制力并未下降，反而有所上升。

三是跨国公司决策调整对我国作为其主要产业链布局所在地的影响有限。受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反复、俄乌冲突以及中美经贸摩擦等因素影响，跨国公司的战略决策因素有所调整，由传统的“效率优先”转变为“效率和安全并重”。同时，由于美国是全球产业链的诸多核心技术提供者和最大的高端消费市场，其提出的“友岸供应链”战略客观上也会对跨国公司的决策产生影响。部分跨国公司未来可能会将面向美国市场的产业链更多向美国的所谓“盟友”布局。同时，东盟、印度等经济体吸引欧美大型跨国公司，促进经济发展的意愿十分强烈，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跨国公司布局供应链实施鼓励政策。因此，未来我国在承接全球跨国公司产业链布局时，所面临的竞争相较当前将更加激烈。但从中长期看，以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人为扭曲全球产业链的这种做法将显著降低全球产业链的运行效率，并不具备可持续性，全球特别是亚太区域的产业链向着更加公平、合理、高效、透明的方向发展的大趋势不会改变。由于我国在承接大多数产业链方面的综合竞争优势仍显著强于印度、越南等经济体以及美国本土，所以，我国仍会在面向欧美市场的产业链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四是要素禀赋持续优化决定了我国有能力在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链中处于更高的地位。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中高端人才和技术创新等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新优势日益突出。一方面，我国具有雄厚的中高端人力资源优势。根据教育部数据，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已达2.4亿，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3.8年，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9年，高等教育进入世界公认的普及化阶段，明显领先越南等国。另一方面，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不仅在整体专利申请方面连续三年（2019—2021年）排名第一，而且在人工智能、5G、大容量电池以及量子科学等尖端领域已经实现技术全球领先。中高端人才和科技创新能力成为我国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制高点、提升在新兴产业链中地位的重要支撑。例如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我国在“三电（电池、电机和电控系统）”核心技术方面均实现了技术突破，构建了一定的竞争优势，尤其是动力电池方面，宁德时代、比亚迪等企业已经领跑全球，2022年上半年宁德时代全球市场份额已经达到34%，产品覆盖55个国家和地区。从出口数据看，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2022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达到20.2万辆，同比增长1.3倍，占汽车出口总量的16.6%。

稳步支持国内企业通过并购、绿地投资等方式积极拓展东盟、南亚、中东欧等地区的市场，同时推动相关企业在国内布局研发、品牌设计等高附加值环节，提升我国对相关生产网络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应对建议

一是聚焦新兴产业价值链，坚决弥补短板和锻造长板，以提升产业综合竞争力。针对专用芯片、关键元器件、创新药物研发等我国尚处短板的新兴产业价值链关键环节，积极运用加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实施力度、对从事相关环节基础研究的企业给予税收返还等措施，尽快培育一批隐形冠军和“链长”企业，弥补我国在产业链关键环节的短板。对于新能源汽车整车制造、光伏设备制造等我国已经具备较强竞争优势的新兴产业价值链关键环节，鼓励企业持续进行应用技术创新，确保上游供应链稳定运转，不断提升相关环节的核心竞争力。

二是继续鼓励跨国公司将产业链高附加值环节布局在我国。积极应用《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鼓励外商进入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无人机、VR设备等新兴产业价值链中我国尚存一定短板乃至空白的环节，引导外资将关键零部件制造和研发环节继续向内地布局。尽快实施新一批重大利用外资项目，充分发挥其对跨国公司的导向作用。鼓励地方政府建设新型跨国产业合作园区，通过在科技创新、项目建设管理等方面的制度创新，为优质跨国公司塑造更优的营商环境。

三是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承接传统产业价值链中低端环节的鼓励力度。适度修订《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产业结构调整目录》以及《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中的中西部地区章节，探索将服装鞋帽加工、服装面料制造、笔记本电脑加工、计算机配件制造等劳动密集型环节纳入相关目录。支持中西部省份地方政府针对上述环节开展专项招商引资活动。鼓励中西部省份在部分中低端环节形成一定规模后向上游的高附加值零部件研发制造环节延伸，逐步形成产业集群优势。

四是稳步构建“以我为主”的跨国生产网络。稳步支持国内企业通过并购、绿地投资等方式积极拓展东盟、南亚、中东欧等地区的市场，同时推动相关企业在国内布局研发、品牌设计等高附加值环节，提升我国对相关生产网络的控制力和影响力。继续完善境外投资法律法规和分类分级监管体系，健全境外投资信息监测报告制度，建立健全境外投资违法违规行为记录，有效防范企业“走出去”面临的外部风险。在电子、机械等行业加强对关键零部件制造、核心研发等产业链关键环节的跟踪，防范相关环节出现过度外迁现象，有效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