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 潇

（作者单位：上海戏剧学院）

2021年是建党100周年，在广电总局的号召下，一大批主旋律电视剧纷至沓来、抢滩市场。然而，即便每逢献礼季影视市场上总会涌现出大批主旋律剧集，但总体的市场反馈仍不尽如人意。

本文所界定的主旋律电视剧取其狭义含义，即以当代主旋律话题或事件为题材，弘扬主流文化和集体价值观，鼓励健康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电视剧，主要包括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如《外交风云》）、献礼“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扶贫剧”（如《山海情》），以及由于疫情才兴起的“抗疫剧”（如《在一起》）等[1]，参考数据主要是以深受网友认可、影响深远的豆瓣评分作为重要标准，以此来分析主旋律题材电视剧的互联网接受情况。

数据显示，从2020—2021年上半年（截至5月30日）的主旋律电视剧豆瓣评分及评论人数来看，其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厘清艺术品与宣传品、艺术与政治的本质区别，许多主旋律电视剧的公式化、概念化的问题突出，将党的指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直接用台词说教式输出，自然不被年轻受众所接受和理解。因此，若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在各个方面求新求变。

《觉醒年代》在播出之后有效引起了网络年轻受众的关注，保持着极高的互联网讨论量，并在第27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上荣获8个提名，最终获得了最佳导演、原创编剧、最佳男主角三项大奖，因此本文将以《觉醒年代》为例，探求主旋律电视剧“闯”入年轻互联网受众市场的方法论。

1 破除古板人设，塑造“福斯塔夫式”的典型人物

以往涉及重大革命历史的电视剧中所塑造的伟人形象无不是伟岸正直、刚正不阿、为国为民的，为了贴合历史人物的形象，制片方会选取与伟人相像的演员饰演，如唐国强就饰演了34部剧中的毛泽东。

当然，对于伟人形象的刻画不仅依靠演员的形象和表演，更是依托于剧本对人物的描述及细节的刻画。文艺作品如果想要吸引观众，必须要塑造“福斯塔夫式”的人物，也就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福斯塔夫”是莎士比亚在《亨利四世》和《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塑造的人物，恩格斯在写给拉斐尔的信中提出了“福斯塔夫式背景”，也就是将人物放在广阔而复杂的环境中塑造[2]。

《觉醒年代》将背景放置在20世纪初，袁世凯下令签订《二十一条》，引发了全国民众的一致反对，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纷纷开始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觉醒年代》以北京大学为辐射点，不仅展现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北大教授的观点碰撞，也塑造了青年毛泽东、易群先、郭心刚、陈延年、陈乔年、柳眉等学子的形象，甚至还有工友、商人、官员等为“救国”行动所作出的贡献。

《觉醒年代》的编剧龙平平担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主任、邓小平思想生平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理事等职务，对党史及重要伟人研究透彻。因此在他的笔下，这些历史人物并非是存在于书本上的扁平形象，而是纷纷鲜活地跃然荧屏，这得益于其对伟人的全面钻研，并非单纯的编剧技法所能辅助的。

1.1 不完美的人设

“人无完人”才是剧本塑造人物的关键，伟人原本也是平凡之人，拥有妻子、儿女，会畏惧生死。只不过在国家大义、民族危亡面前，他们纷纷做出了正确的抉择。

《觉醒年代》对人物的塑造是本着真实的原则的，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蔡元培等形象并不是绝对正面、完美，他们也会有失察、犯错的时候。比如，虽然陈独秀创办了《新青年》杂志，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但他不擅长处理父子之间的关系，由于与原配妻子的妹妹结婚而与两个儿子产生了隔阂，父子俩在救国观点上也持有不同的意见；胡适虽然博学多才，但情商极低，经常得罪人，时常以“极端”评价陈独秀。

剧中的保皇派负面形象如辜鸿铭也绝非十恶不赦，编剧从他们的角度交代了保皇派的真实想法，他们并非“卖国”，只是由于根深蒂固的思想难以改变才产生了“没有皇帝就没有国家”的错误观念。从本质上来讲，无论是保皇派还是维新派都一样热爱祖国，想通过各自的方法进行救国。

编剧从人物出发，赋予人物的行为动机以合理性，这从根本上破除了以往主旋律剧“非黑即白”的人物形象，为红色经典电视剧中的伟人塑造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范本。

1.2 对家庭背景的补充

《觉醒年代》聚焦在人物本身，毫不吝啬地展现隐藏在人物背后的家庭生活、亲情关系。

陈独秀与长子陈延年、次子陈乔年具有多年隔阂，两个儿子宁愿在码头打工，也不肯接受姨妈和父亲的救济。年幼的陈乔年更是当着父亲同僚的面，用癞蛤蟆捉弄陈独秀，这一场景令观众印象深刻。陈乔年受陈延年的影响信奉无政府主义，兄弟俩还在餐桌上与父亲陈独秀产生了争执。二人勤工俭学想要去法国学习无政府主义，但最终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了无政府主义的不可操作性，转而信奉了父亲所提倡的共产主义，父子俩终于殊途同归。

对于陈独秀父子的矛盾、隔阂及其化解的过程，编剧倾注了大量的笔墨，对陈氏父子的描绘并不单纯是作为陈独秀人物的背景补充，更重要的是展现乱世之下“百家争鸣”的思想状态。

李大钊从日本回到家中，年幼的子女已经不认识自己的模样，而他无论在外多么受人崇敬，面对妻子的一句“憨坨回来了”仍然尽显朴素。古板的胡适被描绘成是一个“妻管严”，晚上十点前必须上床睡觉，而他的妻子却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虽然难登大雅之堂，但夫妻二人仍旧相敬如宾。

即便这些隐藏在伟人背后的家庭故事对故事主线剧情的推动作用并不突出，但轻描淡写地提笔点缀也增强了故事的趣味性。

习近平同志引导文艺作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3]。《觉醒年代》的编剧坚持把满足观众的需求作为创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塑造平易近人的伟人形象，易于引起观众的观剧兴趣，产生情感共鸣，也有助于该作品在网络平台上的传播。

2 选取独特视角，展现宏观的历史群像

《觉醒年代》的新颖之处不仅在于对历史伟人的鲜活塑造，更在于其选取了一个全新的叙事视角。与以往主旋律电视剧以毛泽东为主角的创作模式截然不同，该剧巧妙地选择了新文化运动伊始到建党之前的这一段历史进程，那时毛泽东还是一个小角色，全剧重点表现的对象是陈独秀和李大钊这两位建党的领军人物。

2.1 贴合“思想觉醒”的主题

《觉醒年代》重点讲述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共产党成立这三件大事，以陈独秀和李大钊这两位新文化运动的倡导领袖作为主人公，描绘了在他们二人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共产主义会带领中国走向光明，越来越多的人信仰马克思主义。

《觉醒年代》展现的并不是一个又一个流血牺牲的大事件，而是将叙事的重点集中在几位领袖之间的精神碰撞。陈独秀与李大钊最初相识之时是在日本的早稻田大学，二人在救国理念上的思路异常一致，那就是都认为“救国并不是换一个总统或皇帝的问题，而是改造国民性的问题”，这为日后二人英雄惜英雄的革命友谊，以及携手开创救国道路的行动作了铺垫。

二人同时进入北大，结识了蔡元培、辜鸿铭、胡适等意见领袖，他们由于立场和学识不同而产生着碰撞。尤其是胡适，作为留美归国的天之骄子，他信奉美国的杜威论，在陈独秀入狱后，他将《新青年》变成了杜威论的讲坛，引起了陈独秀、李大钊，以及其他《新青年》编辑的不满。

诚如其名，《觉醒年代》就是要展现20世纪初国民的思想觉醒，因此将剧作的重点放在“思想博弈”上也无可厚非，甚至更加贴合主题。

2.2 从熟悉的历史事件切入

《觉醒年代》之所以能引起年轻观众在互联网上热切讨论，甚至剧集收官之后很久仍然有更多的网友加入到“讨论大军”中，2021年的高考作文也围绕着该剧出题，是因为该剧将一些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巧妙地融入剧情中。比如，鲁迅名作《药》中，“吃人血馒头”的骇人场面就被该剧艺术化地表现了出来；因巴黎和会失败而忧国病逝的郭心刚的原型是“五四烈士”郭钦光；陈望道因连夜翻译《共产党宣言》而不慎将墨汁当成红糖蘸在粽子上而食的桥段也是有历史依据可寻的。

这些情节虽然对《觉醒年代》整体的剧情脉络而言无足轻重，但将年轻人感兴趣且有教育意义的故事融汇在剧集之中，会让观众在观剧时有一种重读历史的快感。通过导演镜头下的再演绎，也能帮助青年学生更加深刻、生动地理解历史和政治，更能体现文化的力量、历史的力量。

观众从《觉醒年代》的弹幕中也能够发现，一旦剧情中出现了书本上熟悉的桥段，如蔡元培校长的演讲、陈独秀阅读鲁迅的《狂人日记》时，总能引起弹幕的兴奋。利用熟悉的历史故事可以拉近主旋律电视剧与观众之间的距离，而这些小故事的选取也要视角独特，既要选择观众所熟悉的，又不能重复表现其他文艺作品中已经呈现的，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让观众出现审美疲劳，又能吸引一部分年轻受众。

3 诗化隐喻镜头，建立电影化视听质感

视觉传播是以视觉认知的方式进行的信息传播活动，那些可以被听到、感受到、看到的物质讯号中，作用于视觉的占绝大部分，这就是视觉信息[4]。电视剧作为一门视听艺术，致力于传递视觉美学，通过对画面、声音等多方面加工，以期带给观众高水准的审美体验。《觉醒年代》在视觉传播上具有鲜明的美学特征，其中充斥了大量富有诗意化美感的隐喻镜头，通过电影化的叙事方式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这一宏大历史事件呈现在观众面前。只有具有高级质感的镜头，以及与主题相适配的视听语言，才能够使该剧在年轻的受众群体中引起“狂欢”。

意象符号的运用能使观众在观剧时产生深刻的感悟，意象来源于视觉形式，是从视觉形式中提取的意义，产生的思想和情感，是一个充满意蕴和情趣的感性世界[5]。《觉醒年代》不乏意象隐喻的存在，其中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动物隐喻，二是镜头隐喻。

3.1 动物隐喻

《觉醒年代》中有许多利用动物表现隐喻的镜头，或许没有一句台词，单是无声的动作就能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守常先生意外发现蜉蝣，玩味之间也使其隐喻效果呼之欲出，所谓“蜉蝣撼大树”，在此撼动的是几千年民智未开的大树，撼动的是封建迷信的大树，而蜉蝣正是这些探索救国图存道路的普通知识分子，他们虽然人微言轻，却在坚持真理的道路上不懈前行。

随后在狱中，陈独秀玩弄着螳螂，二者交相辉映有异曲同工的效果，所谓“螳臂当车”，作为开路先锋，陈独秀就像这螳螂一样，虽然力量渺小，但仍然要在启发民智的道路上勇往前行。

还有负重前行的骆驼，亦象征着革命之路任重道远，这些骆驼就是劳动人民和革命者们最真实的写照。

3.2 镜头隐喻

除了拍摄动物的镜头表达主题思想，《觉醒年代》也综合运用了视听镜头，营造出诗意的氛围，如雨中泥泞的道路、土路上孤单的车辙等。隐喻镜头赋有多义性，《觉醒年代》营造出来的意境美值得回味。

胡同土路上，孤单的车辙实际上是象征着中国人为革命寻找出路的状态，从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开始，车轨也具有明确的规定，这个规定自此后就再也没有改变，然而桎梏了人们两千多年的封建思想如何面对西方的船坚炮利，这是剧集一开头就抛给观众思考的问题。这条两千年都未曾改变的车辙恰点醒了观众——若想救国，必须觉醒！

还有另一处镜头也让人印象深刻：大雨滂沱，所有人都在向一个方向行走，只有青年毛泽东在人群中逆行。这个镜头隐喻了救亡路上的艰难，而毛泽东却要逆流而上，暗示了其将来会带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之路的光明前景。

4 结语

2021年，恰逢建党100周年的献礼时刻，各电视台、视频网站、制作公司都纷纷输出主旋律题材的电视剧，但从市场反馈来看，叫好与叫座往往难以平衡。因此，拍摄红色题材电视剧时，不能抱着盲目完成任务的心态，而要思考国产主旋律剧集在创作时的种种问题，如何在保证剧作质量的基础上提升国民影响力，尤其是需要提高互联网用户圈层中的认可度。

国家鼓励主旋律文艺作品的输出，是希望通过文艺作品的播放对民众起到寓教于乐的作用。因此，平衡娱乐性与政治性之间的关系也迫在眉睫，《觉醒年代》无疑提供了良好的范本，使观众在观剧的过程中轻松掌握了历史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