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岩，李彭元

我国江南地区经济文化发达，杭州、苏州、镇江、扬州等是传统藏书中心；民国时期南京为首都，上海为当时最大的现代化都市，文教发达，是我国藏书最集中的地区之一。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日军11月11日占领上海，12月13日占领南京，12月14日占领杭州，苏州、镇江、扬州等地也纷纷陷落，江南地区丰富的藏书文献既饱受战火摧残，也被日军以 “接收” 为名掠夺[1-3]。这些文献的最终去向，学界关注和研究成果均少。目前研究成果中，有的分析日军对南京公私藏书的接收、移管和 “分让” ，但只限于南京被掠文献的部分去向[4]；有的讨论被掠图书返还，但所据资料多为日文，极少涉及中文文献[3，5]。为此，笔者根据中外文文献和档案，探索日军所掠江南地区文献的去向问题。

1 江南地区被掠文献的最初去向

1.1 日军截留

一直以来，为学习中国思想文化制度，日本通过派遣遣隋使、遣唐使、学问僧，开展贸易等方式引入汉籍。明治维新后，日本脱亚入欧，热衷于学习西方文化，汉籍渐受轻视。日本在甲午战争中获胜，催生了新一轮中国研究热，以各种方式搜求汉籍。比如，日本学者纷纷前往华北、江南，甚至新疆搜集文献[6]，敦煌文书、皕宋楼藏书等纷纷流入日本。而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就疯狂掠夺中国文献，以江南地区为甚。

日军占领上海、南京、杭州等城市后，成立中支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大规模 “接收” 公私藏书。后成立中支建设资料整备委员会，整理这些文献。这些工作服务于军事占领、资源掠夺，并非日军抢救和保护了中国文献，使其免于战火毁灭[7]。日军又以日本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为中心，成立学术资料接收委员会， “接收” 南京、杭州等江南地区的学术标本。

1938年8月，解散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和学术资料接收委员会。9月，设立中支文化关系处理委员会，下设中支图书标本整理事务所，负责图书整理等[2]507。

1939年初，中支文化关系处理委员会改称中支建设资料整备委员会，下设中支建设资料整理事务所，事务所设置图书整理部、标本整理部、编译部和复兴部[3]62。

编译部迅速整理 “接收” 的文献，截留重要图书，编辑《全国经济委员会刊行目录》《中国经济财政金融资料目录》《中国水利资料目录》《中国矿业资料目录》《中国公路资料目录》等；部分文献译成日文，以《资料通报》《编译简报》《编译汇报》形式提供给日方决策参考[4]。

被截留图书是日军在江南 “接收” 文献中的精华，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运往日本。1942年，日本《图书馆杂志》主编中田邦造出席由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主办的华北各省市社会教育人员短期讲习会，会后代表东京帝国大学交涉接收 “现代支那研究所” 数千册资料，他说： “由于国内缺少这些资料，日本不得不花费几百亿的国币并牺牲数十万的赤子以其他方法获得这些资料。”[8]338-339

1.2 焚毁

早在全面抗战爆发以前，日伪当局就在我国东北地区实施过大规模的焚书。据伪满洲国文教部记载，1932年3月至7月，日伪当局就在东北地区焚书达650余万册[9]435。在江南地区，日军严厉审查文献，焚毁涉及新思想、三民主义、共产主义等方面的文献，主要有两种形式。

一是居民焚毁。日军宣称重惩藏有反日侮日图书者。文献是否涉及反日侮日的标准难以把握，为免遭灾祸，诸多印有文字的纸张，甚至莎士比亚剧本、爱因斯坦著作均成为居民销毁的对象。郑振铎先生是藏书家，也不得不忍痛将珍贵藏书付之一炬。

二是日军焚毁。焚毁图书是日军惯常行为[3]199-203。根据日本外务省特殊财产局编印的《中华民国掠夺文化财产总目》，日军在江南焚毁的个人藏书包括但不限于：上海张志煌1，700册，杭州丁辅之1.5万册、丁绪宝4，000册、吴定良1，100册、陆龙孙160册，常州徐复17种[3]197-199；焚毁的高校和科研机构文献数不胜数[10]。

1.3 移交汪伪政权

1940年3月，汪伪政权在南京成立后，与日方交涉，希望归还上海、南京等地区被 “接收” 的图书、学术标本和文物。为此，1940年12月成立古物接收委员会。

1941年3月，为庆祝汪伪政权 “还都” 一周年，日本驻汪伪政权大使本多熊太郎致函汪伪外交部长徐良，表示将交还部分图书、学术标本和文物，但 “上列各项中，现供军用之部分，应作除外。又移交后，在继续战争之期间，得提出军事上必要之要求” 。

同月，汪伪政权成立文物保管委员会，徐良、褚民谊先后任委员长；下设图书、天文气象、博物3个专门委员会，规定各专委会须聘用2名以上日本人任顾问[11]。

1941年5月起，中支建设资料整备委员会陆续向文物保管委员会移交文献947，881册[12]。日方此时交还所掠文献，除了时局考虑，还和经过较长时间整理，已成功截留精华文献有关。

日军占领南京后，曾设想以 “接收” 图书建立日本图书馆，但最终未果。究其原因，一是以战利品建立图书馆会强化日本文化侵略印象；二是文献数量庞大，工程浩大[1]。

2 汪伪政权所获文献下落

日军掠夺江南文献违反《海牙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13]。日方交还给汪伪的文献受到各方重视，纷纷要求获得复本，为此设立组织处理复本图书审查委员会具体实施，其中部分 “分让” 给汪伪机构，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接收；部分以分让之名再次被日方掠走。日方所获分让文献，抗战胜利后，部分被国民政府接收；部分被日方焚毁；部分被日方撤离时非法携走带到日本，往往不公开[8]94-96。

2.1 日方通过分让获得精华文献

1942年4月14日，褚民谊将部分复本图书分让给日方。褚民谊向汪精卫报告时称： “此次复本分让日本各文化机关不特为投报应有之谊，更具有两国沟通文化之深意，是以于三月三十一日在本会大礼堂举行分让仪式，友邦方面到有日高公使、伊东文化局长暨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东亚研究所、同文书院大学、满铁事务所各代表，由民谊亲交分让图书目录与日高公使接受，并定于四月一日至五日实行提取。” 第一次分让复本图书，日方 “提取时其领取人” 有 “兴亚院华中联络部沼田宏、满铁上海事务所庄野英三、东亚同文书院大学鹈鹰幸藏、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西村舍也、东亚研究所上海支所藤井正夫” 等[14]，日方各机构受让图书30，956册[15]。

1943年5月14日，日本驻汪伪政权代理大使日高信太郎致函褚民谊称： “贵会分让惠与多部图书，感谢无穷。本大使即时分别交给兴亚院华中联络部、东亚同文书院大学、满铁公司、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东亚研究所，嗣接该五机关来函称业已照领，并盼本大使对于贵会代申谢意，兹特函达，专致谢忱。”[14]

之后，汪伪文物保管委员会将文献目录送给日本各机构，供其随时选择，仅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中支那振兴株式会社调查部资料室、华中兴亚院资料调查所等就通过分让获得中国经济情报文献5，803册[3]。

1942年5月25日，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致函汪伪图书专门委员会，要求提供有关中国经济委员会及地质调查所的出版物。6月31日，图书专门委员会呈送相关书目。1943年11月12日，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调查局长伊泽道雄致函褚民谊，称收到资料264册。

1943年5月12日，中支那振兴株式会社调查部资料室索要中国经济社会文献。10月23日，汪伪在南京珠江路942号将图书783册、清史稿全套131册移交日方[16]。

1943年7月19日，台北帝国大学南方文化研究所索要资料，后由日本人梅田洁代领图书804册[17]。

1943年10月7日，华北交通株式资业局收到分让图书328册。

1943年11月4日，华中兴亚院资料调查所致函褚民谊、李圣五，确认收到分让资料910册、古今图书集成464册、丛书集成1，989册、清史稿131册。

1944年5月12日，中支那振兴株式会社致函汪伪文物保管委员会： “复本图书目录中用红色圆圈标志圈画了参谋本部图书室所藏图书目录之外所需的877册图书，希望寄送前来。”

2.2 汪伪机构通过分让获得文献

1941年6月11日，汪伪全国经济委员会通过分让获得原南京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出版物1，638册。8月26日起，汪伪中央机构获得原南京国民政府各机关法规公报等2，877册和最高法院卷宗256捆。

1942年3月，汪伪各机构获得文献117，639册。

1942年4月14日，褚民谊向汪精卫汇报，各伪地方政府先后函请分让复本图书，除伪广东省政府、伪湖北省政府因路程较远尚未派员提取外，分让给其他地方机构的图书已被提取[14]。

1942年9月，汪伪各机构分让获得文献26，559册，伪满洲国派驻汪伪政权大使馆获得298册，伪满洲国中央图书馆筹备处获得900册文献和清史稿全套131册[15]。

2.3 抗战胜利后接收归还文献

1945年初，抗战胜利在望，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准备对沦陷区文献进行接收与整理。

1945年3月17日，中国保存战区美术及古迹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组织规程》，拟定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委员名单，推选梁思成为建筑组主任、汪日章为美术组主任、蒋复璁为古书组主任、马衡为古物组主任，在日文物由贺昌群负责，蒋复璁时任中央图书馆馆长[18]。

1945年11月1日，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更名为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主任委员为教育部次长杭立武，副主任委员为李济、梁思成，委员有马衡、蒋复璁、袁同礼等18人。袁同礼时任北平图书馆馆长、中华图书馆协会理事长。

为接收敌伪产业，设置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设立各收复区敌伪产业处理局。收复区的图书文物接收、整理和发还工作，南京最繁杂，先经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封存，后由陆军总部予以加封。

1945年12月2日，教育部南京区特派员办公处特派员蒋复璁主持封存文物文献的清点与发还事宜，决定成立清点封存伪设机构文物委员会，以3个月为限，完成封存文物文献的清点与发还。

1946年1月21日，南京区清点接收封存文物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通过《南京区清点接收封存文物委员会组织章程》《南京区清点接收封存文物委员会办事细则》《南京区清点接收封存文物委员会实施办法》。半年内共召开会议5次，集中讨论南京区接收封存文物的整理与发还事宜[19]。

1946年1月25日，南京区清点接收封存文物委员会会同陆军总部及警察厅启封清点，依次清点伪天文气象专门委员会、伪中央图书馆、伪博物专门委员会、伪图书专门委员会藏书。伪图书专门委员会藏书最丰富，达90万册，经过4个多月努力，完成清点，发还原主，无主之书由教育部处置[20]。

截至1946年7月2日，累计发还封存的原中央研究院图书68，601册、伪中央图书馆图书60，173册、地质调查所图书549，719册和私人图书26，504册[21]。

1946年7月7日，发还工作结束，无主图书中，存中央研究院10，321册，存地质调查所113，054册；其他私人及各机关未领书籍10，442册[21]。

1946年4月13日，教育部上海区清点接收封存文物委员会开始工作，检理封存书籍，其中以接收陈群书籍为大宗[22]。

3 日本所掠文献去处

抗战期间很多江南被掠文献运到日本，其最终去处主要有三个。其一，抗战胜利后在驻日盟军支持下，从日本追回158，873册[23]。其二，盟军占领日本后，美方从日本运回大量文献，其中包括被日本掠走的江南文献，主要是政府公文和档案。1960年代，日本学界强烈要求美国归还被运去美国的文献，后来归还了部分。其三，被日本掠走的江南文献，目前大多存于日本图书馆等公藏机构和私人藏家。中日关系正常化后，日本民间和学界要求反思掠夺中国文献的历史问题。1972年10月，在第62次日本学术会议大会上，有学者提出对日本略夺中国图书的历史展开研究[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