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炳海

汉代是中国古代历史的辉煌期。汉承秦制，建立了以郡县制为基础的大一统封建帝国。这种体制在中国古代延续两千余年，是一笔重要的历史遗产。汉代文学在中国古代也具有垂范后世的作用，处于重要的历史地位。对某段历史进行评价，既要考察它做了哪些事情，更要考察它提供了哪些前代未曾有过的有价值的东西。汉代文学的历史贡献体现在多个方面，其中包括对一系列文学范型的确立。通过对汉代所确立的文学范型的考察，可以从一个侧面透视汉代文学的历史地位，即它在继承先秦文学的基础上又有哪些超越，这些超越又如何垂范后世。汉代对文学范型的确立是全方位的，可以划分为多个系列，下面主要从文章样式、重大主题两个维度切入，探讨汉代文学所确立的几个范型。

一、文章形态的凝结固化

汉代文学确立范型有些体现在文章形态方面，许多文章的形态在汉代进入稳定阶段，是文体的凝结固化时期。

汉代的主要文类是赋，章学诚在追溯汉赋源头时写道：

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诸说》之属也。征材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1］1064

章氏所持的赋类文章多源论的理念，其说可取。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战国有些文类如何在汉代定型，中间经历了哪些转换方式。

（一）设辞：从无韵无题的短章到有韵有题之鸿文

汉代确立的重要文体形态是设辞。这类文章采用的是主客问答的方式，抑客而扬主。东方朔的《答客难》、扬雄的《解嘲》《解难》、班固的《答宾戏》、张衡的《应间》、蔡邕的《释诲》，均是属于这个系列的文章，文体形态基本相同，已经形成固定的模式。汉代设辞类文章的直接源头，可以追溯到以宋玉为主角的两篇对话文章，均收录在刘向所编的《新序》一书中。第一篇文章是“楚威王问于宋玉”［2］25，第二篇是“宋玉事楚襄王而不见察”［2］170-171。《文选》卷四十五收录上述第一篇文章，标题是《宋玉对楚王问》，楚威王，作楚襄王，应作襄王。如果把汉代设辞与《新序》所载以宋玉为主角的主客问答体文章相对比，会发现三方面差异。第一，《新序》所收录的与宋玉相关的两篇文章，原来均无标题，至于第一篇文章称为《宋玉对楚王问》，是《文选》编者所追加，或称为《郢中对》，题目亦是后人所追加。汉代设辞则是各篇均有标题，而且文题与文意相契，显然是精心设计的结果。第二，《新序》所收录的以宋玉为主角的问答体文章是两则故事，篇幅短小，而汉代的设辞则洋洋洒洒，长篇大论，属于巨制鸿文。第三，以宋玉为主角的两篇文章是无韵之文，而汉代设辞则追求声韵的和谐，往往句尾用韵，还有运用五言韵语的段落。由此可见，汉代文人是在以宋玉为主角的问答体文章为基础，作了三方面的增益，从而形成设辞体系列，并且最终定型。《骈体文钞》卷二十八收录的汉代以后设辞体文章，有晋束皙的《玄居释》、皇甫谧的《释劝论》、夏侯湛的《抵疑》，采用的均是汉代设辞的体式［3］559-567。

（二）九体：从章无标题到章末缀目

汉代骚体赋有九体，传世文献能够见到的最早的九体文章是王褒的《九怀》。全文共九段，每段末尾都缀以标题，依次是匡机、通路、危俊、昭世、尊嘉、蓄英、思忠、陶壅、株昭。继《九怀》之后，刘向有《九叹》、王逸有《九思》，所采用的体式与《九怀》相同。九体作为骚体赋的一种样式，它的形态范型在汉代已经确立。

提到九体，人们自然首先联想到篇名冠以九字的战国楚辞类文章，通常都从那里追寻九体的源头。屈原所作的《九歌》系组诗，共十一篇作品，诗篇的数量与组诗的名称不相一致。屈原的《九章》也是组诗，虽然诗篇的数量与组诗名称相符，但是，各首诗独立成篇，无法组合成一篇文章。宋玉的《九辩》在体式上与汉代的九体最为接近，朱熹把它划分为九段［4］119-131，其说可取。然而，《九辩》各个段落均无标题，如果加上标题，就与汉代九体的样式不存在差异了。汉代九体样式的直接源头确实是《九辩》，它是在《九辩》的基础上各段缀以标题，从而确定了九体样态的范型。

（三）七体：从变量到常数

枚乘所作《七发》是汉代散体赋的奠基之作，李兆洛称它：“楚人之遗则，源亦从《招魂》，《大招》出耳。”［3］569这是把《七发》的源头追溯到战国楚辞的《招魂》《大招》。鲁迅先生亦称：“然乘于文林，业绩之伟，乃在略依《楚辞》、《七谏》之法，并取《招魂》、《大招》之意，自造《七发》。”［5］53把《七发》的源头追溯到《招魂》《大招》，确实有其道理，因为这三篇文章都是列举多种美好事物进行诱导。《招魂》《大招》是诱导游魂返回故土，而《七发》则是吴客对楚太子进行诱导。不过，如果对三篇文章用以进行诱导的美好事物按照种类进行量化统计，会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的差异。《招魂》用以诱导游魂归来的美好事物共有三大类，即居处之乐、美食之乐、女乐游戏之乐。在铺陈居处之乐的前边一个段落，叙述的是进行招魂的方式，与后边三个板块出现的欲望对象的美好事物不属于同类，因此，《招魂》用于诱导游魂归来的美好事物是三大类。《大招》列举美好事物呼唤游魂归来，首个段落如下：“魂魄归来！闲以静只。自恣荆楚，安以定只。逞志究欲，心意安只。穷身永乐，年寿延只。魂乎归来！乐不可言只。”王逸注：“言居于楚国，穷身长乐，保延年寿，终无忧患也。”［6］219这个段落是叙述楚国安定的环境，对游魂进行呼唤，意谓返回楚国可以意定神安，能够终生欢乐，延年益寿。这是诱导游魂归来的第一种美好事物。《大招》在这个段落之后所列举的美好事物，依次是饮食之美、女乐之乐、居处之乐、政治昌明之美。这样看来，《大招》从正面诱导游魂来的文字共五个段落，列举五类美好事物，与《招魂》的以三类美好事物相诱导在类别数量上明显不同。

《招魂》《大招》所出现的用以进行诱导的美好事物或是三类，或是五类，数量上不固定，属于变数。再看《七发》及汉代七体文章。关于《七发》，《文选》李善注：“《七发》者，说七事以起发太子也。”［7］478枚乘《七发》列举七类美好事物用以启发楚太子，这种写法确实可以溯源到《招魂》《大招》。然而，《七发》并没有完全沿袭《招魂》《大招》的文章格局，而是作了调整：一是所列举的美好事物的总体数量增多，由三种、五种增加到七种；二是所列举对象的类别有较大变化，其中的广陵观涛，要言妙道等，都是《招魂》《大招》所未曾出现的。

从《招魂》到《大招》，对美好事物所作的铺陈，在类别数目上呈现的是变量，即数量不确定。而汉代自《七发》问世之后，七体文章的样态遵循相同的结构模式。傅玄《七谟序》有如下论述：

昔枚乘作《七发》，而属文之士若傅毅、刘广世、崔骃、李尤、桓麟、崔琦、刘梁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纷焉，《七激》、《七兴》、《七依》、《七疑》、《七说》、《七蠲》、《七举》之篇。通儒大才马季长、张平子亦引其源而广之，马作《七厉》，张造《七辩》。［8］1020

汉代文坛出现的这种状况，表明七体作为一种文章样式，它的基本形态在汉代已经牢固地确立，不再有大的变化。汉代所确立的七体文章样式，在后代一直沿用。《艺文类聚》卷五十七在收录汉代七体文章之后，又对从曹植《七启》到萧子范《七诱》等八篇文章予以著录［8］1027-1035，采用的均是七段成文的结构模式。直到清代，由汉代确立的七体范型仍在沿用，李炁伯的《七居》即是其例证［9］907－909。

（四）连珠、先文后诗：从浑然一体到剥离成文

最先把连珠作为文章名称的是扬雄，而真正使连珠体得以确立的是班固。班固有《拟连珠》五首传世，其中四首只存片断，只有一首完整地保存下来：

臣闻听决价而资玉者，无楚和之名；近习而取士者，无伯王之功。故玙璠之为宝，非驵侩之术；伊尹之为佐，非左右之为旧。［10］111

这篇《拟连珠》属于袖珍型文体，篇幅短小，运用偶句，以比兴发端，多格言警句，累累如贯珠。关于这种文体的起源，通常把它追溯到《韩非子·内外储说》。李兆洛称：“此体昉于《韩非》之《内外储说》，《淮南》之《说山》。”［3］591近人林传甲亦称：“《内外储说》实连珠体之所昉，《淮南·说山》即出于此。汉班固以后，遂递相模仿矣。”［11］294把连珠体的源头追溯到《韩非子》，确实有一定道理，因为该书《内外储说》的各篇开头段落，所采用的表述方式确实与后来的连珠体相似。除此之外，《庄子》《文子》《礼记·中庸》等先秦文献中也可以找到类似段落。如《文子·符言》：

其文好者皮必剥，其角美者身必杀。甘井必竭，直木必伐。物有美而见害，人希名而召祸。华荣之言后为愆，先骋华辞，后招身祸。［12］177

把这个段落与前边所录班固的《拟连珠》相对比，两者相似之处颇多。连珠体的多种基本属性，在《文子》的这个段落中均已具备。在西汉文献中，《淮南子》的《说山训》《说林训》《说苑·谈丛》，也可以见到类似段落。不过，在扬雄正式以《连珠》为文章标题之前，这类段落是以散金碎玉的方式分布在文章中，是整篇文章的组成部分，还没有独立成篇。扬雄使连珠体具有独立性，班固则进一步从文章形态方面加以规范，从而形成固定的文章样式，为后世确立了文体范型。《艺文类聚》卷五十七在收录扬雄、班固的连珠体文章之后，又依次收录了从东汉潘勖到南梁刘孝仪的一系列这类文章［8］1036-1039，体式基本相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连珠体已由附庸变为大国，文章数量颇多，蔚为壮观，所遵循的均是班固确立的文体范型。

汉代所确立的文章样式的范型，还有先文后诗的结构模式，这个范型最初是由刘向确立的。他所编纂的《列女传》每篇文章分前后两个板块：第一个板块对传主的情况进行叙述，援引《诗经》的句子作总结；第二个板块是刘向所作的“颂”，通常是八句四言诗，如卷一《有虞二妃》作为文章结尾的颂是如下诗句：

元始二妃，帝尧之女。嫔列有虞，承舜于下。以尊事卑，终能劳苦。瞽叟和宁，卒享福祜。［13］2

这八句诗主要是复述前边叙事已经讲过的内容，表达自己对传主的评价。这篇传说前边是散文，后边是诗，明显分成两个板块，两者形成相互对应的关系。《列仙传》也是出自刘向之手，这部仙话集各篇文章采用的仍然是先文后诗的结构模式。前边叙述传主的成仙故事，后边用八句四言诗加以复述。

先文后诗的文章格局在先秦典籍中可以找到它的雏形。《楚辞·渔父》前一部分叙述屈原和渔父的对话，后一部分是渔父唱着《沧浪之歌》而离去，基本是一篇先文后诗的文章。不过，这篇文章在叙述渔父所唱的《沧浪之歌》的后边还有如下交待：“遂去，不复与言。”［6］181真正作为文章结尾的不是诗，而是文章作者的叙述性语言。《战国策·楚策四》收录了荀子写给春申君的一封书信，前边是援引历史典故进行议论，然后是荀子所作的赋，其实是一首诗，《荀子·赋篇》所载的《佹诗》把这首诗收录［14］567-572，字句稍有不同。从总体上看，《楚策四》收录荀子的书信，呈现的是先文后诗的格局。然而，这封书信并不是以荀子所作的诗结尾，而是后边还有如下句子：“《诗》曰：‘上天甚神，无自瘵也。’”［15］567这是援引当时流传的《诗经》句子进行议论，整篇书信从是否自作的角度考察，不是严格意义的先文后诗格局。

先秦文献中已经存在先文后诗的文章雏形，但是，其中的文和诗无法分割开来，置于后部的诗是前边散文叙事或议论的延伸，如果把诗剥离出来，文章就变得残缺不全。另外，这类文章最终结尾的句子往往不是作者所写的诗，而是其他类型的句子。刘向所确立的先文后诗的结构模式，则是文章的文和诗作为两个板块，都有相对独立性，已经把置于后边的诗与前边的文作了剥离，两者不再是浑然一体，而是二元并立，相互对应。作为这类文章结尾的文字纯是作者的诗句，剔除了后缀。

先文后诗的文章结构模式在东汉得到广泛的运用。班固的《两都赋》结尾是五首四言诗，《封燕然山铭》结尾是五句骚体诗，张衡《思玄赋》结尾是十二句七言诗，马融《长笛赋》结尾是十句七言诗，王延寿《梦赋》结尾是六句七言诗，赵壹《刺世疾邪赋》结尾是两首五言诗。赋尾附诗是东汉文坛的一种风尚，这种先文后诗的文章结构模式对五言、七言诗具有孕育作用，“一旦这两种诗体成熟，就开始逐渐脱离辞赋母体，以独立的文学样式出现，诗赋之间的界限也由模糊变得清晰”［16］498。

班固所撰写的先文后诗格局的文章，还见于《汉书·叙传》。这篇文章前一个板块叙述家族谱系及自身经历，以散文为主，也收录了班固所作的《答宾戏》。后一个板块是对《汉书》各篇内容、主旨所作的总结概括，则是采用诗的形式，末尾一则是三言诗，其余基本都是四言。历史著作的书写采用先文后诗的结构模式，还见于《晋书》和《南齐书》。《晋书》的人物传记除《宣帝纪》《景帝纪》两篇之外，其余各篇传记结尾的赞都是四言诗，《南齐书》则是所有人物传记结尾的赞全都是四言诗。不过，这种先文后诗的文章结构模式，在后来的正史系统中没有延续下去。

在整个中国古代，采用先文后诗的结构模式，并且世代相承的文类是碑文。蔡邕撰写了一系列碑文，全部采用先文后诗的结构模式。前一个板块用散体叙述碑主的生平经历及谱系，第二个板块的铭则是用诗体，主要是四言诗。传世的东汉其他碑文，采用的也是这种结构模式。这种先文后诗的碑文样式，成为后代效仿的范型。韩愈的《平淮西碑》是古代碑文的名篇，尽管它是碑文的变体，所采用的仍然是先文后诗的模式，只是诗的板块篇幅加大，与前边文的板块平分秋色而已［17］284-286。先文后诗的文章结构模式是刘向在《列女传》《列仙传》中确立的，这两书系传记类文章的结集。这种结构模式开始是在传记类文章中得到确立，后来又在作为传记类别的碑文中世代延续，有其历史必然性。

二、文章重大主题的确立

中国古代文学许多重大的主题是在汉代确立的，这些重大主题有的是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但是处于萌芽、潜在形态，到了汉代才变得明朗，得以真正确立。还有的主题先秦时期根本没有涉及或很少提到，到汉代才真正形成并且得以确立。汉代文学对这些重大主题的确立，在具体文章中采用的方式多种多样，重大主题的确立经由多个渠道。

（一）悲士不遇与圣主得贤臣颂

悲士不遇作为文章主题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屈原的《离骚》《九章》多数篇目，宋玉的《九辩》，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不过，明确把悲士不遇作为文章主题，这个进程是从汉代正式启动的。汉代文学悲士不遇主题的确立，是以对屈原的悼念发端。贾谊作《吊屈原赋》，仅从文章题目就可看出这是哀悼屈原的怀才不遇。文中称屈原“遭世无极”“逢时不祥”［18］410，也就是生不逢时，因此造成“乃陨厥身”的人生悲剧。

董仲舒作《士不遇赋》，所用的标题使得悲士不遇主题进一步明朗化。贾谊是通过哀悼屈原表达悲士不遇主题，董仲舒则是直接抒发自身的感受：“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19］146他感慨自己生不逢时，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司马迁是董仲舒的弟子，他的《悲士不遇赋》用篇题把这个主题进一步明朗化。文章慨叹“士生之不辰”，“虽有行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19］189。司马迁把自己怀才不遇，壮志难伸的抑郁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至此，悲士不遇作文章的重要主题正式确立，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

汉代涌现出一大批以悲士不遇为主题的文章，设辞、九体都属于这个系列。还有一些九体之外抒发个人情志的骚体赋，也以悲士不遇为主题。把悲士不遇作为文章主旨，并且通过文章题目加以昭示，这种做法在后代仍然可以见到。陶渊明有《感士不遇赋》［20］145-148，明代伍瑞隆有《惜士不遇赋》［21］卷三，显然是把董仲舒、司马迁的上述两篇文章作为范型，以悲士不遇为主题而以篇名道其志。

古代士人有怀才不遇之感，还有圣主贤臣相遇的企盼，两者往往交织在一起，屈原的《离骚》《天问》就是如此。战国时期其他文章也有这方面的内容。至于明确地把歌颂圣主贤臣相遇作为文章主旨，并且用篇题加以标示，这是在汉代开始的。王褒从蜀地被朝廷征招到长安，“既至，诏褒为圣主得贤臣颂其意”［22］2822。圣主得贤臣颂这个题目是汉宣帝所定，文章是王褒所写，属于命题作文。文中写道：“故世必有圣知之君，而后有贤明之臣。”“故圣主必待贤臣而弘功业，俊士亦俟明主以显其德。”［22］2826-2827这几句话把圣主与贤臣之间互依、互动的关系论述得非常透彻，成为格言警句。韩愈《杂说四》称：“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17］128这与《圣主得贤臣颂》给出的结论同出一辙。王褒这篇文章是颂扬君主得贤臣重大主题正式确立的标志，是后代同类主题文章的范型。

（二）盛世颂歌与刺世疾邪

歌颂与批判是中国古代文学具有互补性的两类重大主题，先秦时期已经出现大量这方面的文章。然而，通过文章题目明确标示对现实的颂扬和批判，这个进程还是从汉代真正开始。

司马相如的《封禅文》是事先为汉武帝到泰山封禅而作。所谓的封禅是天下大治、太平盛世的标志，因此，司马相如这篇文章的题目，标示出为太平盛世歌功颂德的主旨。文中写道：“大汉之德，逢涌原泉，沕潏曼羡；旁魄四塞，云布雾散；上畅九垓，下泝八埏。”［22］2601对西汉盛世进行歌功颂德，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后来扬雄的《剧秦美新》、班固的《典引》，沿袭的是司马相如的路数。对现实社会歌功颂德而用文章题目明确地加以昭示，这种模式在东汉傅毅、崔骃那里凝固为对天子的赞美。《后汉书·文苑列传下》记载：“毅追美孝明皇帝功德最盛，而庙颂未立，乃依《清庙》作《显宗颂》十篇奏之。”［23］2613《清庙》是《诗经·周颂》首篇，是周族用于宗庙祭祀的歌诗。傅毅为祭祀东汉明帝所作的庙颂借鉴《清庙》一诗，篇名定为《显宗颂》，明显是为明帝歌功颂德。崔骃作《四巡颂》，即《东巡颂》《南巡颂》《西巡颂》《北巡颂》［24］99-108。所谓的巡，这里专指天子巡狩。这四篇文章都作于汉章帝时期，把汉章帝写成圣明天子，把当时的社会渲染为太平盛世。继崔骃之后，马融、刘珍都有《东巡颂》［24］108-111，是对汉安帝进行歌功颂德的篇章。把对现实社会的赞美聚焦在天子身上，这种做法始于司马相如的《封禅文》，到东汉傅毅、崔骃等人的颂类文章而最终确立，成为歌功颂德的一种模式。北魏高允的《南巡颂》［24］112-114，明显是沿袭东汉的天子巡狩颂。这类为天子歌功颂德的文章在后代颇为常见，可以从上述汉代诸篇颂类文章那里找到源头。

从先秦到两汉，各个历史阶段都不乏愤世嫉俗之士，并且出现数量众多的针砭时弊的文章。这类文章绝大多数选择一个或几个侧面对现实社会进行批判，至于从整体上对社会作全盘否定，进行彻底批判，并且把这种主旨明确地用篇名加以标示，则是始于东汉的赵壹。《后汉书·文苑列传下》记载：赵壹恃才倨傲，为乡党所排斥，乃作《解摈》。后来几次入狱，险些丧命，被友人搭救，作《穷鸟赋》，感谢友人。“又作《刺世疾邪赋》，以舒其怨愤。”［23］2630赵壹这篇赋是在他屡经坎坷之后胸中愤怒的集中喷射，同时也是以批判现实为主题的意义指向的凝结强化，并且通过文章题目明确地显示出来。这篇文章的标题既是对以往批判现实文章主题所作的高度概括，也为后代这类文章确立了主题范型。

（三）立言不朽与激赏使者边功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鲁国叔孙豹如下话语：“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25］1088叔孙豹提出的“三不朽”价值观，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得到普遍的认可，但是把立言不朽和激赏使者的边功作为文学的重大主题，却是在汉代才开始真正确立的。

先秦时期有一大批追求立言不朽之士，确实有许多人实现了立言不朽。然而，先秦时期有立言不朽之人，却基本见不到以立言不朽为主题的文章。《史记·孔子世家》把孔子修《春秋》的动机归结为“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26］1943。这是司马迁所作的推测，孔子本人并没有明确地把修《春秋》与立言不朽联系在一起。《史记·吕不韦列传》称，《吕氏春秋》成书之后，吕不韦令人在咸阳市场悬赏，能增损一字者赏千金［26］2510，暗示吕不韦有立言不朽之意。可是，《吕氏春秋·十二纪》自序，根本没有明确提到立言不朽，只是说这部书是“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27］122。大量事实表明，先秦时期的文章还没有把立言不朽作为重大主题。

进入汉代以后，陆续涌现出一大批以立言不朽为主题的文章，这些文章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则是在文章或著作的结尾处点明主题，是篇末点题，卒章通其志，而不像以悲士不遇、圣主得贤臣等作为主题的文章那样以篇名道其志。

《太史公自序》是《史记》的叙传，放置在全书最后。这篇文章结尾称他对《史记》这部书有如下期待：“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26］3320显然，这是希望立言不朽，扬名后世。

《汉书·叙传》是该书最后一篇，是班固自述家世及撰写《汉书》的始末。文中称：“故虽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22］4235这几句还是暗示立言可以使人生不朽，名扬后世，他撰写《汉书》的目的也在于此。《论衡·自纪》是该书的末篇，王充在文中称：“身与草木俱朽，声与日月并彰；行与孔子比穷，文与扬雄为双，吾荣之。”［28］287在王充看来，立德立言是人生的根本，立德是以孔子为楷模，立言要与扬雄比肩而立，以此实现人生不朽。王符在《潜论·叙录》也提到立德、立功、立言，他选择立言：“刍荛虽微陋，先圣亦咨询。”［29］193他相信自己的著作会有读者，产生反响，把立言作为人生寄托。

设辞是汉代确立的文章样式之一，这类文章往往在结尾表达立言不朽的理念。扬雄《解嘲》结尾称：“默然独守吾《太玄》。”［22］3573扬雄为什么独守《太玄》，班固称扬雄：“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22］3583扬雄是通过撰写《太玄》等一系列著作，用以扬名于后世。班固的《答宾戏》结尾把自己的人生选择锁定在“故密尔自娱于斯文”，颜师古注：“密，静也，安也。”［22］4233班固是把料理文章作为人生的寄托。他在《幽通赋》称：“要没世而不朽兮，乃先民之所程。”［22］4222班固追求人生不朽，又把写文章作为人生的选择，显然，《答宾戏》结尾表达的正是立言不朽的理念。张衡作《应间》一文，设主客问答以表达自己的心志。文章结尾段落写道：“愍《三坟》之既颓，惜《八索》之不理。庶前训之可钻，聊朝隐于柱史。”［23］1908这里所说的《三坟》《五典》用的是《国语·楚语》的典故，文中泛指古代文献。“柱史”指老子，老子曾在东周朝廷任柱下史，负责管理图书。张衡把自己的人生寄托在与文章打交道方面，其实还是强调立言不朽。

综上所述，汉代文学把立言不朽确立为文章的重大主题，这个进程发轫于武帝时期的司马迁，经由扬雄，到班固而最终完成。其后王充、王符、张衡等陆续有这类文章问世。以立言不朽为主题的文章，无论在历史散文中，还是设辞类作品，主题的昭示均置于文章或著作末尾，几乎已成定制。立言不朽的意义指向是未来，把主旨的昭示置于文章末尾，与它的意义指向相契合，可谓顺理成章。“文章千古事”是古代文人的普遍理念，汉代文学确立的这一重大主题，在后代文学中不时地发出回响。

颂扬外交使者在边塞绝域建功立业，是汉代文学确立的又一个重大主题。清人赵翼称：“自武帝击匈奴，通西域，徼外诸国无不慑汉威……而其时奉使者亦皆有胆决策略，往往以单车使者，斩名王定属国于万里之外。”［30］57这种气象在先秦时期是见不到的，那个历史阶段外交使者的活动范围局限在中土之内，西域与中土基本上属于隔绝状态，当然也不会出现在西域建功立业的使者，更无法出现这方面题材、主旨的文章。《史记》《汉书》对于这些充满冒险精神的外交使者，予以充分的肯定，由此确立激赏使者边功的文章主题。

张骞是首位通西域的西汉使者，《史记·大宛列传》详细记载张骞出使西域的始末，并且用赞扬的笔调叙述张骞的历史功绩。司马迁称：“张骞凿空。”裴骃集解引苏林语：“凿，开。空，通也。骞开通西域道。”司马贞索隐：“案，谓西域险阨，本无道路，今凿空而通之也。”［26］3170所作的解释大意得之，但是不够确切，所谓凿空，指凿出窟窿，通道。空，通孔，窟窿。《史记·五帝本纪》称“舜穿井为匿空旁出”，张守节正义：“言舜潜匿穿孔旁，从他井而出也。”［26］35所作的解释是正确的。这里出现的“空”字，指的是孔，《史记》本身提供了内证。司马迁在《大宛列传》中把张骞通西域的历史功绩从多方面予以叙述，展示出丝绸之路开通之初中土与西域交往出现的崭新局面。《大宛列传》初步确立了激赏外交使者边塞绝域建功的文章主题。

《汉书》卷六十一设张骞传，基本沿袭《史记·大宛列传》的相关记载。《汉书·叙传》称：“博望杖节，收功大夏。”［22］4256亦对张骞通西域予以高度赞扬。《汉书》卷七十是傅介子、常惠、郑吉、甘延寿、陈汤、段会宗六人的传，他们都是经营西域的著名外交使者。该传记结尾称：“自元狩之际，张骞始通西域，至于地节，郑吉建都护之号，讫王莽世，凡十八人，皆以勇略选，然其有功迹者具此。”［22］3032这是对西汉开启陆上丝绸之路阶段的外交使者群体作出总的评价，指出他们勇敢而又有谋略，是智勇双全的人物。该卷的主旨是赞扬六位外交使臣所建立的功勋，是把激赏使者边功作为文章主题牢固确立的标志。

东汉经营西域的著名使者是班超，《后汉书》卷四十七设《班超列传》，对于班超经营西域所作的叙述极其详细，时间跨度长达30 余年。篇末赞语称：“定远慷慨，专功西遐。坦步葱雪，咫尺龙沙。”李贤注：“葱岭、雪山，白龙堆沙漠也。八寸曰咫。坦步言不以为艰，咫尺言不以为远也。”［23］1549这几句赞词昭示了《后汉书》班超传记的主题，就是高度赞扬，充分肯定班超在西域建立的功勋，赞扬他的冒险精神和家国情怀，继承的是《史记》《汉书》同类传记确立的主题范型。

两汉是陆上丝绸之路开启阶段，涌现出一批在边塞绝域建功立业的外交使者，并且使得以激赏使者边功为主题的文章陆续出现，可以说是时势造英雄，也是时势造文章。两汉之后，往来于陆上丝绸之路的主要人物不再是朝廷的外交使者，而是商人和僧侣。由此而来，汉代确立的激赏使者边功的文章主题，在后代出现的频率很低。从严格意义看，它真正作为范型而被沿用，到《后汉书·班超传》就已经基本结束。不过，张骞、班超这两位在陆上丝绸之路开启时期作出巨大贡献的外交使者，作为历史典故仍然经常出现在后代的各类文章中。

（四）灾异示祸与符瑞显德

古人秉持的是天人相通、天人感应观念，认为人间万象与自然界的灾异祯祥存在对应关系，这种观念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并且有明确的表述。《国语·周语上》记载东周王朝的大夫内史过有如下话语：

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禄信于聆隧。商之兴也，祷杌次于柸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兴也，鸣于岐山；其亡也，杜伯射王于鄗。［31］29-30

这是列举有关夏、商、周三代的历史传说，把祯祥和灾异与国家兴亡联系在一起，认为彼此之间存在对应关系。《礼记·中庸》亦称：“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朱熹注：“祯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祸之萌。”［32］33《中庸》出自孔子之孙子思之手，属于儒学正宗，也是孔子家学的嫡传。先秦文献虽然对于灾异祯祥多有记载，但是不够系统、集中，而是零散地分布在各种典籍中，还没有成为文章的重要主题，当时人们对灾异祯祥所作的解说也比较简略，很少有长篇大论而构成独立的文章者。

进入汉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一大批言说灾异的学人。对此，《汉书》卷七十五结尾写道：

汉兴推阴阳言灾异者，孝武时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则眭孟、夏侯胜，元、成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哀、平则李寻、田终术。此其纳说时君著明者也。［22］3194-3195

班固提到的上述诸人都是西汉时期的经师，研论“五经”，各有所长，学问上也有高低之分。班固在谷永传记中指出：“永于经书，泛为疏达，与杜钦、杜邺略等，不能洽浃如刘向父子及扬雄也。”［22］3472西汉推言灾异的经师有的学问渊博，推言灾异颇有学理性，所写的是学者之文。而学术粗疏者则近乎术士，推言灾异则牵强附会颇多。

在古人观念中，灾异和祯祥是相互对立的，因此，汉代的经学著作往往是兼顾两者。董仲舒《春秋繁露·同类相动》同时提到灾异和祯祥［33］45，班固编纂的《白虎通德论》则分别设立《灾变》和《封禅》两个栏目，后者主要论符瑞。推言灾异祯祥是汉代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灾异示祸和符瑞显德理念是在经学框架内体系化、严密化，并且成为文章的重要主题。

祯祥和灾异在先秦时期就与国家的兴亡建立起对应关系，汉代以符瑞显德、灾异示祸为主题的文章写作背景，也与世道的兴衰大体构成横向对应关系。西汉最早把符瑞集中写入文章的是司马相如的《封禅文》，是为武帝到泰山封禅预先而作。这篇文章不但在正文板块中提到多种符瑞，而且在所附的五首诗中有四首展示符瑞，这篇文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符瑞的萃集。班固的《典引》是受《封禅文》的启发而作，其中出现的符瑞数量较之《封禅文》有过之而无不及。崔骃和班固是同时代人，他所写的《东巡颂》《北巡颂》，也提到一系列符瑞。另外，班固《东都赋》后边所附的《灵台诗》《宝鼎诗》《白雉诗》，符瑞在三首诗中都是主要展示对象。汉代文学对符瑞集中加以表现的作品，一是出自西汉武帝时期的司马相如之手，二是东汉明帝、章帝时期班固、崔骃所作。这两个历史时期是汉代的盛世，也是以符瑞显德为主题文章的繁荣时期。以符瑞显德为主题，这类文章在汉代由司马相如首创，初步确立传统。到了东汉明、章之世，则由班固、崔骃等把这类文章的范型稳固地确立下来，基本已成定制，并且一直被后代所沿袭。

如前所述，班固曾对汉代推言阴阳灾异的主要人物进行罗列，总共十位，其中元帝、成帝以后的六位，在三个历史阶段中人数最多。西汉从元帝开始就走向衰落，成帝时期已经进入乱世阶段。与此相应，这个时期以阴阳推言灾异的风气也最盛，并且已经形成体系，代表人物是刘向和京房。班固称刘向：“刘氏《洪范论》发明《大传》，著天人之应。”［22］1972《汉书·艺文志》著录刘向的《五行传记》十一卷，他是用阴阳五行学说解释灾异，形成完整的体系。至于京房，“其于天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灾异”［22］3472-3473。京房擅长以天象解说灾异，也是自成体系。汉代推言灾异的文章始于董仲舒，及至刘向、京房所处的西汉后期，这类文章已经确立固定的范型，是衰世乱世而使这类文章定型。东汉以灾异示祸为主题的文章集中出现在桓帝、灵帝两朝，也是乱世的产物。蔡邕传世的文章有《日蚀上书》《答诏问灾异》《答特诏问灾异》，都是以灾异示祸为主题。其中《答诏问灾异》序言称，光和元年（179年）七月十日，朝廷召集蔡邕、杨赐、张华、马日、单飏等朝廷大臣，传达天子指令：“朝廷以灾异忧惧，特旨密问政事所变改施行，务令分明。”［34］239蔡邕的《答诏问灾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的，篇幅甚长、其他人当然也要遵旨撰写，是以灾异示祸为主题文章的集中推出。这个事件发生在灵帝光和元年，当时正值乱世。《后汉书·方术列传》首列八位与灾异星占有关的方士，除排在前边的房檀、公沙穆之外，其余六位均是桓、灵之世的人。这也可证明东汉后期的乱世言说灾异之风颇盛，因此，以灾异示祸为主题的文章在这个阶段成批地出现。

灾异示祸、符瑞显德为主题的文章，分别初步定型于董仲舒、司马相如，而稳固定型于刘向、班固。司马迁生活在这两类文章的初步定型到稳固定型的中间阶段，灾异示祸和符瑞显德也成为《史记》的重大主题之一。《秦始皇本纪》列举许多灾异，暗示这是上天向秦始皇提出的警告。《高祖本纪》着眼表现刘邦对各种符瑞的心领神会，对上天启示所作的巧妙回应［26］369-370。这是灾异示祸与昏君亡国相对应，而把符瑞显德与明君兴国创统相贯通，这在后来的史书中成为一种模式。

汉代文人推言灾异致祸，多数把灾异与人间祸患之间的关系说得很清楚，所用的话语容易被人理解。也有的文章带有神秘色彩，用语艰涩，含义隐晦，不易理解，甚至产生误解。

谷永是西汉成帝时著名的推言阴阳灾异的代表人物之一，与京房齐名，他所写的奏书中有如下几句：

陛下承八世之功业，当阳数之标季，涉三七之节纪，遭《无妄》之卦运，直百六之灾厄［22］3468

这几句话的特点是用了一系列数字，破译这些数字的含义是解读的关键。“当阳数之标季”，颜师古注引孟康语：“阳九之末季也。”［22］3468成帝是西汉第九代天子，即前边所说的“承八世之功业”。九是阳数，孟康所言在这方面可取。至于把标季释为末季，则在情理上扞格难通。如果把标季释为末季，“当阳数之标季”就等于是说成帝处于第九代天子的末期，这无疑是对他的诅咒，谷永不会说出这样的蠢话。标，应释为标志。季，谓朝代，代。“当阳数之标季”，意谓处在第九代天子的位置，标示的是西汉的第九代天子。“涉三七之节纪”，颜师古注引孟康语：“至平帝乃三七二百一十岁之厄，今已涉向其节纪。”［22］3468谷永的这篇奏书写于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上距西汉王朝建立已经190 余年，谷永在此前奏书中也提到“汉兴九世，百九十余载”。如果按照孟康所作的阐释去理解“涉三七之节纪”，就等于说西汉王朝只有210年的寿命，你已经步入王朝的灭亡期。这无疑是诅咒西汉王朝迅速灭亡，谷永如果真是这样陈述，难免招来杀头灭族之灾，他绝对不可能如此丧失理性。其实，这里所说的“涉三七之节纪”，三和七分别指十二地支的寅和午，它们在十二地支中分别排在第三、第七。古人对十二地支分别赋予象征意义。《史记·律书》：“寅言万物始生螾然也，故曰寅。”［26］1245寅是物之始生之义，具体指怎样一种状态呢？《说文解字·寅部》：“寅，髌也。正月阳气动，去黄泉欲上出。阴尚强也，象宀不达，髌寅于下也。”［35］745照此说法，寅字是物之始生而受到阻碍之义。髌，通“摈”。王筠称：“小徐说髌为摈斥之意（大徐本脱摈字，便难解），盖得其旨。”［36］258寅字指的出生受到阻碍，与寅对应的数字是三，所谓的“三七之纪”，三应指出生遇到障碍。

十二地支排在第七位的是午，《史记·律书》：“午者，阴阳交，故曰午。”［26］1247午指阴阳交，于人事指男女媾和。“涉三七之节纪”，意谓步入男女交媾而出生受到阻碍的时期，具体指成帝没有子嗣之事。此前谷永的奏书就建议成帝广纳宜子妇人，宁肯“得继嗣于微贱之间”［22］3453。由此看来，谷永的“涉三七之节纪”是专门针对成帝无继嗣而发，绝不像孟康所解释的那样是预测西汉王朝即将灭亡。后代基本是沿袭孟康之说，三七之厄被视为谶言。

三、范型之间的逻辑关联

汉代在文章样式、主题方面确立了一系列范型，各种范型并不是孤立存在，而是彼此之间存在逻辑的关联。这种关联既体现在同一系列范型之间，又反映在不同系列范型之间。文章样式系列的范型之间，主题系列的范型之间存在内部关联，文章样式系列和主题系列的范型还存在外部关联。它们之间的关联按逻辑划分主要有三种类型，即因果关系、依存关系、两极互补关系。

首先看因果关系。汉代文学确立的主题范型包括悲士不遇和立言不朽，是因为立功无门而产生悲士不遇情怀，又因为悲士不遇而把文章写作视为人生的寄托，因此把立言不朽作为文章的主题。立言不朽与激赏使者边功两个主题之间也存在因果关联。《后汉书·班梁列传》结尾有如下评论：

时政平则文德用，而武略之士无所奋其力能，故汉世有发愤张胆，争膏身于夷狄以要功名，多矣。祭肜、耿秉启匈奴之权，班超、梁谨奋西域之略，卒能成功立名，享受爵位，荐功祖庙，勒勋于后，亦一时之志士也。［23］1594

太平之世多出现一系列追求立言不朽之士，文章写作得到朝廷的重视。与此相应，那些有胆略和冒险精神的人就要另寻出路，到边塞绝域去建功立业。班超年轻时就投笔而叹：“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23］1571班超不肯久事笔砚间而投笔从戎，成为以激赏使者边功为主题文章的取材对象，这与班固的“密尔自娱于斯文”形成鲜明的对比。立言不朽和激赏使者边功两个主题的生成，彼此呈现的是互为因果的关系。

再看依存关系。设辞、九体是汉代确立的两种文体范型。综观这两个系列的文章，基本都是抒发悲士不遇的情怀，只是设辞类文章是作者直抒胸臆，而九体文章则往往以屈原为依存。这样看来，作为文体范型的设辞、九体，成为重大主题范型悲士不遇的载体，悲士不遇主题依存于设辞、九体。汉代确立的重大主题范型有立言不朽，这类文章也往往依存于设辞。汉代确立的文学重大主题有盛世颂歌和刺世疾邪、灾异示祸和符瑞显德，这两组文学主题之间也具有依存关系。盛世颂歌则铺排符瑞，刺世疾邪则推言灾异，盛世颂歌是以符瑞显德为依存，刺世疾邪则是以灾异示祸为依存。

最后看两极互补关系，这种关联主要体现在重大主题范型内部。汉代文学确立的重大主题范型主要有八种，可划分为四组。悲士不遇和圣主得贤臣颂，反映的是现实与理想的关联。悲士不遇是许多文人的现实处境，而圣主得贤臣颂表达的则是文人的普遍理想。士不遇经常可见，圣主得贤臣则是千载难逢，两者均成两极对立而又互补的关系。灾异示祸和符瑞显德这组重大主题也是两极互补。人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又有逢凶化吉的愿望，这两个文章主题范型，体现的就是利与害、吉与凶之间的相反相成，对立互补。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同类相动》写道：“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32］445董仲舒秉持的是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的理念，把祯祥、妖孽的出现与帝王的兴亡联系在一起，认为有其必然性。清人赵翼有如下论述：

汉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穀梁》，数其祸福，传以《洪范》（《五行志·序》），而后天与人又渐觉亲切。［30］39

所谓的“天与人又渐觉亲切”，指的是天人相通、天人感应理念。灾异示祸和符瑞显德主题，是以相反的方式表现天人感应理念，构成的是两极对立而又互补的关系。立言不朽与激赏使者边功，这两个主题从生成层面考察，构成的是互为因果的关系，而从意义层面考察，呈现的又是立言与立功的两极互补，两者并不构成对立，而是同属于人生不朽系列。盛世颂歌和刺世疾邪，亦属两极互补。汉代文学所确立的重大主题范型每两个为一组，彼此之间存在两极互补的关系，有内在的逻辑层次，因此呈现为孪生形态。

汉代在文章样式和重大主题方面确立了一系列范型，而诸多范型之间又存在逻辑关联，构成比较完整的体系。就此而论，可以说汉代文学之所以在历史上处于重要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确立了一系列范型。刘熙载称：“西汉文无体不备，言大道则董仲舒，该百家则《淮南子》，叙事则司马迁，论事则贾谊，辞章则司马相如。”［37］10刘氏对西汉文章给以高度评价，充分肯定它的历史地位。然而，并非“西汉文无体不备”，中国古代还有许多文体是在西汉以后生成的。汉代确立了一系列文学范型，但是，中国古代文学范型的确立并没有到此结束，而是还在继续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