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泽应

在五千年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爱国主义成为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优良传统，并促进着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和壮大，成为民族魂和民族心，促进着中国历史和中国文明、中国文化的不断发展。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为什么几千年能生生不息、不断发展？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有一脉相承的价值追求。”［1］123-124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并一脉相承的民族精神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成为中华民族行稳致远的价值观念和精神谱系。梁启超曾经著文坚持认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是世界上最讲爱国主义的民族和国民，爱国、报国思想不仅源远流长，而且特别强烈，即便在国衰民穷的情况下也不改初心。“我民之眷怀祖国，每遇国耻，义愤飚举，犹且如是，乃至老妇幼女，贩夫乞丐，一闻国难，义形于色，输财效命，惟恐后时，以若彼之政象，犹能得若此之人心，盖普世界之最爱国者莫中国人若矣。呜呼！此真国家之元气而一线之国命所借以援系也。”［2］2777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传统，以忠于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重并将其视为最根本性的道义，并能在这种最根本性的道义的指导和武装下做到不为贫贱所移、富贵所淫、威武所屈，坚守自己的高尚节操，即使身处危境，也能见危致命、杀身成仁、舍身取义。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以“为民族谋复兴”和“为人民谋幸福”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爱国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爱国主义，谱写了人类爱国主义发展史上最恢宏壮丽的史诗。

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国性基质

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爱国既是爱国家的集中体现，也是爱国土（江山社稷）、爱国人（包括逝去的祖先、活着的今人以及未出世的后人）、爱国文（文化精神及价值系统）、爱国体（典章文物制度及国家政权的建构）的自然展开，还有着对国性、国德、国格、国品、国运、国命等的无比关心和魂系梦牵，念兹在兹，如此等等，整体上造成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意义世界。世界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民族会像中国人那样有一种自出生到死亡乃至死后都将自己与其所属的国家和民族共同体自然自觉地联系起来，在对国家和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认同、价值认同和伦理认同中建构自己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

国民是国家中的第一要素，是国家的主体、根本，是国家进步与发展的动力，因此爱人民历来是稳定国家秩序、维护社会和谐的重中之重。如果说民惟邦本是古代统治者在治理国家时的治政理念，那么爱人民、服务人民便是汲取了民惟邦本理念中的精华要素而适应于、符合于当今社会的基本治道。换言之，当今社会，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要求——爱人民，这一理念的提出是从中国古代民惟邦本的治国理念中衍生、发展而来的，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与理论传统。此外，又继承了民惟邦本理念中可以借鉴、汲取的部分，为爱人民理念内容的丰富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在中国古代，民惟邦本这一理念的产生是有其深刻渊源的。“民惟邦本”一语出自《尚书·五子之歌》：“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由此，民本的思想便成为了贯穿中国人政治信念、治国理念的脉络与线索。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是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基本理念，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内容。以民为贵，凸显了平民百姓在国家民族共同体中的基础性地位、本源性地位和至上性地位，夯实了平民百姓对国家民族共同体兴废存亡的根本性和决定性根基。

在中华民族的认识中，共同体要能得以形成并且获得稳固性的发展，不能仅仅局限于少数统治者或精英人物，必须建基于平民百姓的利益维护和价值认同。因为决定江山社稷根本命脉和前途命运的是平民百姓。平民百姓的利益维护和价值认同本质上构成中华之“道”的根本内容，所谓“得道”其实就是“得民心”，“得民心”才能够“得天下”。孟子把得民心与得道联系起来，强调只有得民心才能得天下，指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要得民心，就必须尊重民众的欲望和需求，政治上施行仁政，包括“制民之产”“不违农时”“轻徭薄赋”等，能够使民众过上“养生送死无憾”的生活。生活富足是百姓安居乐业的前提，也只有生活富足、衣食不缺百姓才能自觉地遵守社会秩序，接受教化。

在儒家看来，厚生养民是国家的首要任务，而富民、裕民则是实现王道政治的基础。养民、富民观是儒家仁政学说的重要内容之一，如果说养民在于强调维护百姓最基本的生存权益，那么富民则是在养民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其重点在于强调百姓富裕的实现，即是使百姓能够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养民、富民的措施主要是通过保证维持百姓生存的田产，使民以时的方针，节用善藏的主张，轻徭薄赋的政策，耕作生产技术的改进等予以实现的。

贵民、养民、教民最终会落实到爱民、敬民这一基点上来，这不仅说明统治者应该重视民众的价值，使百姓过上富裕的生活，而且教化百姓，也应该重视民众的主体价值，将民众尊严的维护纳入到民惟邦本的理念之中。贵民、养民、教民、爱民可以说是儒家传统文化民惟邦本观念的重要内容，虽然仍带有一定的时代局限，但其中所体现的对民众价值的体认，对民众在国家中作用的肯定，以及在改善民生政策方面的侧重，都或多或少地改善了民众的生存状态，调动了民众生产劳动的积极性，也增加了民众对社会的认同感、归属感，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培养与传承，内容的丰富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国民共识

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始终把维护国家的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视为根本的价值观念、价值目标和价值追求，并因此形成为一种国民共识，使其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落实在中华民族的行动上。“天下为一家”见于《礼记·礼运》，其曰：“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天下一家”的观念奠基于先秦，孟子、荀子、韩非子都认同，天下的发展趋势必然归于“一”。孔子的“为东周”“张公室”，称誉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孟子的“定于一”“用夏变夷”，荀子的“法先王，一天下，财万物”，都表达了对天下一统的肯定和向往。“大一统”思想始见于《公羊传》。《春秋经》开篇首句就是：“（鲁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对此，《公羊传》解释道：“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诗·小雅·北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大一统观念的典型写照。

《汉书·董仲舒传》记载，汉代大儒董仲舒有语：“春秋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董仲舒精研《公羊传》，致力宣扬“尊王攘夷”的大一统思想。他在“天人三策”中指出：“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又说：“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汉书·董仲舒传》）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的混乱局面。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统一是统一国家最为重要的内容。董仲舒特别强调儒家“大一统”思想，认为大一统是宇宙间的普遍法则，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将大一统思想推崇到“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宜”的高度，带来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奠定了后世史家编撰历代统一王朝历史的传统。司马迁在“本纪”中立正朔，按照时代先后顺序，排列王朝谱系，体现了大一统的政治伦理思想和价值追求。东汉时期，公羊学大师何休在《春秋公羊解诂》中释义道：“统者，始也，总系之辞，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施政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何休理解的“大一统”是以皇帝为代表的中央集权为中心的实现国家的高度统一。何休秉承秦汉以来的大一统精神，以弘扬《公羊传》大一统思想为主旨，呼吁维护国家统一，维系中华民族“天下一家”的政治局面和伦理大义。

天下一统是中国发展的大趋势，中华文明是中华大一统思想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巩固和强化的结果。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搞朴以鞭笞天下，威震四海”［3］4，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中国第一次实现了政治、经济、文化、地域上的空前统一。秦朝的统一，结束了春秋以来诸侯混乱、社会动乱的局面，从而使中原诸夏成为了一个生活于一定地域的，具有共同文化、共同语言、共同民族心理及共同生活习惯的整体民族。钱穆《国史大纲》认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起大一统的秦朝，其重大意义有四个方面：第一为中国版图之确立，第二为中国民族之抟成，第三为中国政治制度之创建，第四为中国学术思想之奠定。“此四者，乃此期间中国民族所共同完成之大业，而尤以平民社会之贡献为大。即秦人之统一，亦为此种潮流所促成。”［4］116-119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措施，废分封、置郡县、车同轨、书同文等，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把中国纳入到统一的模式中去。秦朝建立之后，“六合之内，皇帝之土”，统一国家已经弥合了先秦时期“中国”与夷狄地域上的界限。在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里，各族人民使用同样的文字，享有共同的文化资源。秦的统一使先秦时期人们所向往的“天下一家”终于变为了现实。“如果说中国的英文名字（China）由秦（Chin）而来，那是恰当的。”［5］162西方学者以秦帝国或秦朝作为中国的英译之语，可见秦的统一不只是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而且也成为世界认识中国的关键时期。秦的统一，起初固然是以武力或战争实现的强制性的政治统一，但是这种统一顺应了广大人民渴望统一与和平生活的愿望。秦朝由诸多制度开创的大一统的政治认同，逐渐转化为普遍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精神认同。中华民族天下一家的统一精神由此蓬勃而兴。有了这种自觉的统一的精神认同感，秦以后，虽然中华民族和中国历史经历了分裂的痛苦，但是广大有识之士和绝大多数人民捍卫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共同信念始终是主流并占据着支配性的地位。汉代继秦之大一统的端绪，进一步巩固了中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虽然文帝时期分别爆发了济北王刘兴和淮南王刘长的公开叛乱，景帝时期又爆发了吴楚七国之乱，但是很快就平息下去。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帝国统一，汉武帝采纳儒生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学说统一社会思想。

民族团结的理念以族群融合、族群认同、族群交流或族群开放的方式加以落实。民族团结是国家统一的基本保证，民族之间的融合促进了国家的统一，而在国家统一的进程中，民族之间的沟通、交流也在不断进行，从而更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巩固与发展。团结统一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民族团结互助、国家统一奋进的历史。从发展趋势上看，民族统一是不可抗拒的趋势，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而中华各族人民在长期历史发展、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团结互助的优良传统，在促进民族繁荣、兴盛，国家统一、富强方面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在长期的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团结统一的优良传统，不仅使得中国各民族内部、民族之间能够紧密团结起来，使得中国历史上分裂的局面可以被统一局面所取代，而且为当今中国以一种和谐友善的心态处理族与族、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三、文化统合、固本培元的价值认同

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形成和发展始终是同中华文化的肇造与建构、拱立与护卫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爱中华文化不仅是爱国主义的内在构成和集中表现，而且也为爱国主义精神的培育和挺立、光大与弘扬奠定基础、提供保障。中国人很早就“把民族和国家当作一个文化机体，并不存有狭义的民族观与狭义的国家观，‘民族’与‘国家’都只为文化的存在。因此两者间常如影随形，有其很亲密的联系。‘民族融合’即是‘国家凝成’，国家凝成亦正为民族融合。中国文化，便在此两大纲领下，逐步演进”［6］23。英国学者马丁·雅克也认为，世界上有许多种文明，比如西方文明，但中国是唯一的文明国家。中国人视国家为文明的监护者和管理者的化身，其职责是保护统一。中国国家的合法性深藏于中国的历史中。这完全不同于西方人眼里的国家。中国文化不断陶铸融合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情怀。中国古人的爱国表现在将文化的统合和认同视为善治的根本，所谓王道实现的极致。爱中华文化是当代爱国主义的内在要求和基本主题。中华文化也始终高扬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苟利社稷，生死以之”的爱国主义精神。两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助推中华文明和中国历史不断向前发展。

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指出：“中国乃文明之国之义，非方位、界域、种族所得限。是实吾国先民高尚广远之特征，与专持种族主义、国家主义、经济主义者，不几霄壤乎！”又说：“唐、虞之时所以定国名为‘中’者，盖其时哲土，深察人类偏激之失，务以中道诏人御物。”“是唐、虞之教育，转就人性之偏者，矫正而调剂之，使适于中道也。以为非此不足以立国，故制为累世不易之通称。一言国名，而国性即以此表见。其能统制大宇，混合殊族者以此。”［7］33中国人崇尚圣人之道，推崇中正之道，也推崇仁义之道。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价值共识和精神支撑。中国自古就有“华夏”之称，而这一称谓也是最能表现中国人对自己文化认同、文化自信的称谓。“华夏”一词最早见于周代《尚书·武成》，其曰：“华夏蛮貊，罔不率俾，恭天承命。”梅颐《伪孔传》解释说:“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孔疏：“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故谓之华。”都是以“大”释“夏”，以“文采”释“华”。清末民初，杨度《金铁主义说》解释中华一词：“中华云者，以华夏别文化之高下也。即以此言，则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可以看出，以“华夏”称谓中国，其最想表达的含义在于文化，文化高的地区称为夏，文化高的人或族称为华，含有美好壮大的意味。正是这种灿烂的中国文化造就了中华民族共同的心理素质，孕育了中华民族深沉的爱国气质，奠定了民族融合的坚实基础。

中华民族具有“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大德敦化、小德川流”的博大胸怀。吕思勉有言：“惟我中华，合极错综之族以成国，而其中之汉族，人口最多，开明最早，文化最高，自然为立国之主体，而为他族所仰望。他族虽或凭恃武力，陵轹汉族，究不能不屈于其文化之高，舍其故俗而从之，而汉族以文化根柢之深，不必藉武力以自卫，而其民族性自不虞澌灭，用克兼容并包，同仁一视；所吸合之民族愈众，斯国家之疆域愈恢；载祀数千，巍然以大国立于东亚。斯故并世之所无，抑亦往史之所独也。”［8］8爱国主义具有兼收并蓄、海纳百川和有容乃大的特征。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作为四大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之所以绵延不绝，历久弥新，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原因众多，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华文明具有包容会通、博采广纳的价值特质。其他文明之所以消失，原因也不少，但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它们缺乏包容性而具有排他性，缺乏和谐性而具有冲突性，缺乏向其他文明的学习性而具有敌视其他文明的傲慢性。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在历史的发展变革中不断继往开来，就在于有其广博的胸怀、开阔的视野和海纳百川的度量。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具有多元发生并相互融合的发展历程，这种多元发生犹如满天繁星形成熠熠生辉的格局和景象。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比较了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的关系，指出：“罗马如于一室中悬巨灯，光耀四壁；秦、汉则室之四周，遍悬诸灯，交射互映；故罗马碎其巨灯，全室即暗，秦、汉则灯不俱坏光不全绝。因此罗马民族震烁于一时，而中国文化则辉映于千古。”［4］14应该说，钱穆先生的这一比喻形象而又生动地揭示出中华文明与古罗马文明的本质区别，亦即中华文明是多点支撑、多元一体的，而古罗马文明还有其他古代文明诸如古埃及文明、古希伯来文明、古希腊文明等基本上都是一种因素取代另一种因素或两种因素彼此争斗不已的文明类型，它们很难形成对其他文明因素平等尊重、有机兼容的格局，确实处在文明与文明的冲突与战斗之中，结果就造成了“一支独大”或“两败俱伤”的后果。梁启超在论及华夏族的形成时不无正确地指出：“吾族自名曰‘诸夏’以示别于夷狄……夏而冠以‘诸’，抑亦多元结合之一种暗示也……自兹以往，‘诸夏一体’的观念，渐深入人人之意识中，遂成为数千年来不可分裂不可磨灭之一大民族。”［9］3436-3437不仅华夏民族是“诸夏一体”的产物，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更是中国境内多民族长期融合的产物。

中国价值观和中国特色的伦理文明其“魂”在于凝聚共识、统摄人心，其“神”在于代代相传、继往开来，建构的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和衷共济的精神家园，彰显的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独特的意义世界和价值追求。诚如魏徵在给唐太宗李世民的上疏中所说的：“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贞观政要·论君道》）那种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理的现象或结果是根本不可能有的空中楼阁。一个国家的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责任无比重大，因此必须把“积其德义”作为治国安邦的首要任务。如果“不念居安思危”，不能很好地戒奢以俭，总是“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那就如同“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贞观政要·论君道》）一样，结果无论如何不会理想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形成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和吸引力的精神基石，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奠定了坚不可摧的基础。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本和灵魂。“人不可无魂，人无魂则死。国不可无文，无文化则或衰或亡。民族是文化的生命载体，文化是民族的灵魂。”［10］175文化之所以是民族的根，是因为文化为一个民族的发展提供了生生不息、绵绵不绝的源泉与动力。如果没有这个根，民族就会对生活问题的处理，失去分析的能力、判断的标准、行动的依据。如果一个民族的人民忘记了“我是谁”，那么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强大将无从谈起。真正的亡国，是文化的消亡。只有认识到传承、弘扬中国文化的重要性，肩负起传承、弘扬中国文化的使命，才能使中华民族永葆生机与活力。文化是国家、民族认同的黏合剂，没有文化认同，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归属感。一个认同感强的民族往往是一个最容易反抗外来侵略，维护团结统一的民族。文化对于民族的发展至关重要，但民族的兴衰存亡也决定了文化的命运，没有一种文化能在民族的衰败中还欣欣向荣的发展。民族文化的传承与民族的发展存亡是密不可分的。总而言之，中华民族的发展需要文化的支撑，文化的留存与传承也需要中华民族环境的稳定。重视文化传承是增强人民认同感、归属感的重要条件，而由文化传承所产生的认同感、归属感对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培育与弘扬是十分重要的。因而传承文化，爱我中华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与使命。

四、天下为公、协和万邦的目标追求

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始终具有宽阔的视野和情怀，将爱国主义与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有机地联系起来，彰显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的崇高风范和伦理品质。

中国自遥远的古代起，就把那些能够造福天下苍生、服务整个群体的人物称之为圣人，把那些心系苍生、以德行仁的人士称之为王者。圣王是“天下为公”的楷模，他们“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能够以利济苍生为己任，讲信修睦，选贤任能，始终关注着群体的整体利益和共同利益。《礼记·礼运》明确提出了“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天下为公意味着天下是天下人共有的天下。

在从先秦至明清的漫长时期，尽管“家天下”是历史发展的现实，但是中国人民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天下为公”和“大同之世”的向往和追求。春秋战国时期，不仅儒家倡导天下为公，墨家、道家乃至法家都提出了大公无私、公而忘私或先公后私的观点。《吕氏春秋·贵公》有曰：“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并认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吕氏春秋·去私》指出：“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大多提出了反对“家天下”、崇尚“等贵贱，均贫富”的主张，渴望建立一个“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

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与人为善并能对其他民族文化予以充分尊重和善于学习的民族。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推崇“与人为善”，推崇“协和万邦”，深明“国虽大，好战必亡”等和平思想。这种爱好和平的思想已经深深地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液里，成了中华文化的独特基因，也是爱国主义的一贯品质。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中，中华民族一直追求和传承着和平、和睦、和谐的坚定理念。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以及兼容并蓄、博采广纳等理念始终在中国代代相传，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中，深深体现在中国人的行为上，并成为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文化价值观。

“协和万邦”最早出现在《尚书·尧典》，其曰：“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意思是帝尧通过自己高尚的品德来使万邦和睦、民众愉悦。《左传》认为“亲仁善邻”是一个国家的国宝，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也提倡以仁对待其他人，就算是化外之人，也不主张采用暴力，而是提倡以德感化，故《论语》中有“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的记载。要做到“协和万邦”，就必须承认各国的特征，就必须尊重这些特征。

中华民族形成了一种“以和为贵”“协和万邦”的和平主义精神，向往国与国之间、邦与邦之间、族与族之间和睦相处、和谐共生的状态。“以和为贵”是指中华民族在生存发展过程中认识到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集体之间以及社会群体与社会群体之间应当和睦相处、和谐友好、和平共处并以和谐、和睦、和平、和合为最有价值的东西来珍惜、追求和爱护。和谐不是无差别的完全同一，而是不同事物的有机结合。“和”既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多元维系的纽带，也是多元协调的机制，更是多元缔造的源泉。所谓“天人合一”的理念，体现了“和”在中华文明或中华民族之本源性和合法性、秩序性和延续性上的重要作用。

中国人民讲求以和为贵，主张亲仁善邻，协和万邦，发展起一种共生共赢、共建共享的和谐友好关系。“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基因，也是东方文明的精髓。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国强必霸的逻辑不适用，穷兵黩武的道路走不通。”［11］370中国人民历来崇尚以和为贵，主张协和万邦。“中华文明历来崇尚‘以和邦国’、‘和而不同’、‘以和为贵’。中国《孙子兵法》是一部著名兵书，但其第一句话就讲：‘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其要义是慎战、不战。几千年来，和平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刻进了中国人民的基因里。”［12］545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带给世界各国人民的是机遇而不是风险，是利惠而不是祸害。中国将矢志不渝地贯彻“协和万邦”的精神，始终做世界和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之锚，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中华民族以和为贵、协和万邦的精神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指出：“在这样一个几乎具有无数人口和无限幅员的国家，而各种物产又极为丰富，虽然他们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邻近的国家，但他们的皇上和人民却从未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13］58-59利玛窦直言，爱好和平的中国人与欧洲人很不相同，欧洲人常常不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总是贪求别人所享有的东西，并常常借助战争来把别人所享有的东西据为己有。英国现代哲学家罗素认为，尽管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战争，但是他们基本上都是自卫防御性的战争，中国人从心灵深处厌弃战争，“中国人天生的面貌仍然是非常平和的”，“他们的和平主义深深地扎根于他们思辨性的观点之中”。“假如世界上有‘骄傲到不肯打仗’的民族，那么这个民族就是中国。”［14］364中国人天生的态度就是宽容和友好，以礼待人并希望得到回报。假如中国人愿意的话，他们的国家是最强大的国家。但他们希望的只是自由而不是支配。

中华民族具有兼容并包，一视同仁的博大胸怀。“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上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我们的先人早就意识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道理。”［15］119-120中国人强调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热爱、忠诚，主张“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但是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始终不把自己民族的爱国主义同异域民族的爱国主义对立起来，甚或将其凌驾于其他民族的爱国主义之上。中华民族崇尚“和而不同”“协和万邦”，把“尔我不侵”“各安其所”视为国家民族相处之道。中国即便在十分强大的时代都没有留下侵略他国的殖民记录。张骞出使西域，郑和七下西洋，带去的都是中国人民的友好和善意。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强调各国应当告别“零和博弈”和霸权主义思维，既要让自己活得好，也要让别人活得好，千万不能为了一己之私把整个世界搞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和发展战略，既是对当今世界国际关系和全球形势的精准把握，也是对中国古代“天下为公”和“大同社会”思想的创造性继承和发展，有着五千年文明的深厚底蕴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价值观的独特魅力，也是为世界持续和谐发展贡献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