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获得了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网络上疯传着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上有四个人：三个男人，一个女人。三个男人是张艺谋、姜文、莫言；一个女人是巩俐。

这张照片是二十五年前，在我的故乡山东高密我们家的院子里照的。

当时我们四个人都很年轻。张艺谋最大，也不过三十四五岁，而巩俐是一个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只有二十二三岁。

我想，二十五年过去了，我们已经变老了。那个时候我们都没有名，现在我们都有名了，但可惜我们老了。如果让我抛弃我所得的所有奖项和荣誉，回到当时的青春岁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去。

《红高粱》这部影片在当时拍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想到会造成那么大的影响。

这部影片总共的投资只有六十万人民币。

现在张艺谋拍一部电影要好几亿人民币。

他用六十万人民币拍的电影变成了经典，我想，为什么《红高粱》这部电影会获得这么大的成功呢？那我就可以很骄傲地说，因为我的小说《红高粱》写得很好。

这部小说于1986年3月份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大约过了有四个月，张艺谋就找到了我。

当时张艺谋光着膀子，黑得跟煤炭差不多。他是左脚穿着一只鞋子，右手提着一只鞋子。因为他手里提的那只鞋的鞋带在公共汽车上被人踩断了。

我一见他，马上想起我们生产队的小队长。

后来张艺谋说，我一见莫言，就想起了我们生产队的会计。

于是，一个小队长和一个会计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合作。

当时张艺谋说，我很可能对你的小说进行很大的改动。

我说，随便你改，因为我信任你。

我说，我在小说里描写的爷爷和奶奶在高粱地里面恋爱，你可以让爷爷和奶奶在高粱地里面实验秘密武器。

但最终还是让爷爷和奶奶在高粱地里面恋爱。

当时有很多人认为我的小说让张艺谋改编成电影，我发了很大的财。

我回到故乡，有一位老乡问我，听说张艺谋给了你一百万？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一百万人民币，我想比现在的一亿元都让人惊喜，但实际上张艺谋购买我这个小说的电影版权只花了八百元人民币。

但这八百元，在当时让我感觉到我已经成为了一个富翁。因为八百元在我的故乡可以买一头很大的黄牛！一部小说的电影版权就可以换一头黄牛，你说能不让我高兴吗？

我也是这个电影的编剧之一。我们最早写出来的剧本分上下集，大概有六万多字。

等到第二年秋天的时候我回到故乡，张艺谋的剧组也到了。他拿出定稿的剧本让我看，只有薄薄的十几页纸。

我说，我们的剧本原来这么厚，你现在怎么就剩了这么薄呢？张艺谋说，这些就足够了！

这个电影拍成以后，我才知道一个电影剧本确实要不了多少文字。

我记得他这个剧本里面有两段，每段只有两个字。

一段的两个字是“颠轿”。这一段在拍成的电影里面，足足颠了五分钟。

还有一段两个字，叫“野合”。大家会看到，这个“野合”，需要多长时间。

所以后来我给他们写剧本也写得很短。导演嫌剧本短，我就说，你去看看《红高粱》吧！

后来有很多宣传，说张艺谋为了拍这个电影在我们高密种了几千亩高粱，但实际上总共种了不到四十亩。

在电影镜头里面出现的那种一望无际的高粱地实际上都是骗人。

在我的小说里边，高粱是红的，在电影里边高粱都成了绿的。

当时我对张艺谋的这个改动很不满，我说：你为什么要拍绿高粱？

张艺谋说，当高粱红了的时候，高粱的肢体是僵硬的；只有当高粱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它的肢体才是柔软的，而且是像女人的躯体一样的柔软。

这个比喻确实有点莫名其妙。

这是中国的电影第一次在西方的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大奖，引起的轰动一点点都不亚于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当时中国从南到北都响起了“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的粗犷豪放的歌声。

我记得我从高密回到北京，一出火车站就看到一个青年人手里提着一个啤酒瓶子，一边走一边摇晃，一边摇晃还一边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当时我就想，这样一部电影，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呢？难道仅仅是因为它获得了国际电影节的大奖吗？后来我想不是。因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正是中国思想解放的时候。经过了长期压抑的人们，内心深处有很多东西要释放。而《红高粱》这个电影里，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是敢说敢做、能够喝酒、敢爱的人。

他们的身上当然都带着很多粗鄙的东西，粗鲁，甚至有几分野蛮。

但是这样一种追求自由、无所畏惧、追求个性解放的精神，满足了大家精神的需要。

另外，《红高粱》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都是一种故事的新的讲法。在过去的中国电影里边，描写这样的题材，往往主角都是英雄人物。但这部电影里边的主要人物、正面人物实际上是一群土匪。他们在和平年代里干的是杀人、放火、抢劫的坏事。但是当外敌入侵、国家民族面临着覆灭命运的时候，他们身上的民族自豪、民族自尊被调动起来了。用这种方式来讲述这样的故事，在当时是令人耳目一新的。

这部电影在其他的艺术方面也有很多的创新。

比如在音乐的运用上，它大量地使用了地方的、民间的旋律；在色彩的运用上，它也大量地使用了民間艺术的强烈对比。

当然了，如果我们现在再来看这部电影，肯定还会发现其中的许多令人不满意的地方，这个电影也带着很多当时的历史所造成的局限性。

但是正像让我再写一部《红高粱》我写不出来一样，你让张艺谋再拍一个《红高粱》，我估计他也拍不出来了。

（摘自浙江文艺出版社《讲故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