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竹

我一直觉得，宛月很美，尤其是那张拍摄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照片，她穿着簇新的双排扣军装，齐耳短发，脸如满月，眉目间洋溢着喜悦，整个人就像皎洁月光下一朵盛开的山茶花。那是她风华正茂的时光。

宛月喜欢笑，那绽放的笑容，更有着山茶花般的韵味。宛月喜欢唱歌，那时她最爱唱：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

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

宛月哼唱着，后面的歌词总是模糊的，断断续续的，因这支歌总是让我恍惚间就进入了梦乡，在即将闭上朦胧的睡眼前，我视线里的宛月，脸上总是洋溢着幸福，好像正沉浸在对“好光景”的回忆中。我时常觉得，宛月就是那天上的月亮，当月光宣泄撒落与旷野交融时，会给你带来安谧和欢欣，甚至让你有某种生命的冲动。

宛月生在白湖边一个农民家庭，家中有六个兄妹，她排行老三。

父亲没有读过书，却希望自家能出个圣贤之人，光宗耀祖。于是，倾其所有，让家中两个男孩去上学。老大宛南读完高中，到县里的一所学校当上了教书先生。

父亲本以为宛家终于出了个先生，今后有指望了。他原指着宛南挣钱贴补家用，没承想，宛南第一个月薪水还没拿到手就跑路了，一连数年杳无音信。

过了很久，家里才收到一封信，是宛南寄来的。目不识丁的父亲，拿着信，身板有点颤巍巍，声音沧桑：“老二，你快念念！”念完了小學的老二，本是识文断字的，可那封不长的信拿在他手里却看了老半天：“大（爸），宛南当兵了，是新四军……”

父亲一听宛南当了新四军，像是受了惊吓，跌坐在地上，喟然长叹。

宛月那年刚10岁，她上前扶着父亲，“大，当新四军好。我也想去！”

“你去！你去！你现在就去，我不拦你。我可是指望你哥读书，有出息，能养家呀！”父亲有些憋忍不住，呜咽地哭了，哭声沉郁又苍凉。

宛月从小性格叛逆。两个哥哥读书为大，父亲就将她当男孩用，她承担了几乎所有的家务和农活。在宛月的记忆里，童年只有在白湖边放牛时，她的心才能自由飞翔，无边无际地遐想着，有一天她会从白湖走出去……但眼前能看到的只有青青水草和那白茫茫的湖水。她坐在大堤上，看着太阳从东边姥山上升起，再慢慢地把西边的湖水染出一抹绚丽的血红，最后坠落湖中。

大哥的信让父亲唏嘘不已，失望、忧惧和悲伤，一层一层地覆在他心上，压得他身子更加颤栗着。宛月心里反而“忽”地一下燃起一种兴奋。也许就是从这时开始，一簇精灵似的火苗在宛月内心点燃了。

1942年，宛月14岁，正是妙龄少女的年纪。

大哥宛南随新四军从黄坡回庐江做短暂休整。

大哥成家了，给宛月带回个嫂子。嫂子高华在县里中学当老师，是个文化人，高高的个头，样子很文静。宛月一眼就喜欢上这位大嫂，她觉得大嫂不仅漂亮、有文化，而且那双眼睛里有种像磁石般吸引人的神情。没过多久，她就猜到，高华肯定也是新四军那边的人。

高华不常回来，回来也待不长。她是新四军的妻子，新四军离开后，村里时不时会有伪军过来，家里人也不敢让她多回家。每次高华回来，宛月就很高兴，姑嫂俩好像有说不完的话。屋后有条小河，河水很清，水里有小鱼戏水，水旁杨柳摇漾如丝。她俩就坐在小河边，说着悄悄话，时而传出一阵笑声。

后来，每次高华回家，宛月就缠着她，让高华带她走。

夏天，白湖的水很满，白茫茫望不到边。

宛月送高华回县里，两人走在大堤上。高华问宛月：“你想清楚了吗？你愿意随时献出自己的生命吗？”

宛月停下脚步，望着高华，眼神坚定地点头：“大嫂，我想好了，我要做你这样的人。带我走吧！大嫂。”

高华看着身边的大姑子，脸颊红润丰满。个头已经跟自己一般高了，她拉起宛月的手，两人四目相对。湖面上飞起一群水鸟，朝着姥山飞去。

从那以后，宛月就成为皖南无为妇女抗日救亡联合会的联络员，在庐江、无为一带，协助游击队抗击日寇、敌伪和土匪恶霸。

再后来，经高华介绍，宛月认识了在新四军当连长的他，结为夫妇，从此告别家乡，跟着丈夫的部队在皖南、皖西、淮海、福州一路浴血前行，战争结束。朝鲜战争又爆发，夫妇俩又随部队赴朝抗美援朝。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他们从朝鲜回到大连。

和平年代丈夫思乡难熬，因他的强烈要求，宛月和丈夫一起转业了。那之后的好些年里，宛月总在搬家，随着丈夫。先是出了东北一路往南，过了黄河，过淮河，又继续往南，跨过长江，终于，到了江城，定居下来。

有人说，搬家是一种改运的方式。搬得好，家宅人丁兴旺，搬得不好，命运就会被改写。

宛月后来一直对我说，她的后半生就是因搬家而改写了，对宛月来说，这话似乎没错，不过我还是觉得这和她搬家没多大关系，倒是和她与丈夫一起转业有关。

说起来宛月是和丈夫一起转业的。可女人和男人不好比。丈夫一到地方就当了领导，有滋有味地忙起了工作。宛月放下行装，本也想立即去找组织报到，可是丈夫几句话，就拽住了她的脚后跟，“宛月，你看，孩子们都还小，我这刚到地方，还要适应。你先把家照顾好，把孩子看好，工作嘛，以后再说，不着急啊。”

家刚刚安顿好，宛月身心疲惫，此时，她也真想歇一歇，就答应了。不答应又如何？这四个孩子一个挨一个，他们的吃喝拉撒，够她从早到晚忙得脚不沾地。接下来那两年又赶上自然灾害，江城离老家近，乡里乡亲吃不饱肚子的，隔三岔五上家来，不单要给他们吃好，走时还想着让他们带上点儿。难为宛月都应付周全，真是操碎了心，哪还想得到要去工作。

眨眼功夫，几年过去，孩子们长大了。宛月心想，这下该出去工作了，不能再拖了。

可就在这时，她发现，自己的档案，自己的安置介绍信，不见了，全不见了！

晴天霹雳！

宛月起初不肯相信，死了劲地找，把家翻了个底朝天，一遍又一遍。那段日子，宛月找东西时，心情从焦躁、懊恼，到沮丧……当她实在找不动了、终于放弃了的时候，她的痛苦绝望，她的愤恨委屈，全糅进了她的眼神里。

“要是自己管着就好了，我为什么不自己管着呢？”宛月反复责问自己，絮絮叨叨，说话的口气很像祥林嫂。

“好好的档案怎么会丢呢？都是搬家搬的！”

宛月怨“搬家”，其实就是怨丈夫。离开部队时，组织上让她自带档案，她就交给了丈夫保管。丈夫，他只盼自己没有后顾之忧，压根不在乎她有没有工作，她一辈子不工作才称他的心呢！宛月甚至觉得，档案不是搬家搬丢的，而是被丈夫故意扔掉了。她又想到，之前也曾动过出去工作的念头，可每次都让他给糊弄过去，说些什么“我们家也不缺钱，你在家我可以放心去工作，这不挺好吗”，好像她就是他的保姆。

宛月想想就觉得丈夫太自私，当初是他说得风清云淡，现在悲催了。宛月更责怪自己，“意志不坚定”，他怎么说自己就怎么听，而且还没把档案、介绍信当回事。

后来一遇烦心事，宛月就找丈夫吵，一说到档案，就不能再往下说了，说下去那可就是一场疾风暴雨。

宛月的犟脾气上来了，她想：自己一个堂堂正正的革命军人，难不成被一袋档案、一张介绍信给困死了？我不信，我去找组织想办法。

宛月想得很天真。出了家门，她才体会到什么是命运被改写了。她跑了大半年，人事局、安置办甚至组织部，来来回回不知跑了多少趟，最后还是那位人事局的年轻干事，搬出个文件来，告诉她：“大姐，就算你介紹信、档案什么都丢了，你可以回部队去补个手续。可按这个文件，你到地方三年不报到，而你不止三年了吧？这就属于自动脱离工作了，像这种情况，只能重新就业，可重新就业也不归我们管……”

年轻干事说完，看到宛月震惊得惨白的脸色，有些过意不去，又给她指了条路：“你可以去区里问问，也许区里有可以接收的单位。”这是推诿吗？“什么意思？你说什么意思？”宛月拽住年轻干事的袖子不放，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更不敢相信这样一个现实。但现实就是如此，不会为她改变毫厘。

当她终于明白，她现在真的只是一个家庭妇女的时候，她疯了一般地跑回家，疯了一般地质问丈夫：“你早就知道了是不是？这都是你存心故意的是不是？”

偏偏那个不会安慰人的丈夫，对她来了这么几句话：“你想开点嘛，其实地方上的工作，也不好做，麻烦着呢。再说，咱家，也不缺钱用。”最后一句话，让宛月彻底崩溃了。那一刻，所有的委屈与愤恨，转为了山洪般猛烈的嚎啕大哭。

宛月怎能不崩溃。没错，这个家是不需要她挣钱，可他想过吗？她原本压根不用他来养活啊！

14岁参加革命，她是“妇救会”的联络员。她跟着高华，在庐江、无为一带打鬼子，那可是真枪实弹、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革命。撑着一叶小船在白湖上穿梭，为游击队传递消息，孤身一人冲进芦苇荡，在敌伪土匪枪下救出了战友……那些经历，在她的脑海里，清晰得还像昨天。

丈夫不想和她纠缠，安慰她说：“文件人家给你看了，一定是有这个规定，具体的我也不清楚。不过，人事局既然给你指了条路，你就去区里问问。我还是那句话，在家里挺好。”

从这以后，宛月和丈夫吵架成常态。有事没事地吵，疾风暴雨地吵，要死不活地吵，没完没了地吵。

宛月变了，那灿若山茶花般的笑容不见了。

宛月是个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人。

她去了区里。可跑了几个区，都像是统一了口径，答案都一样：我们没有适合你的工作岗位，你去别的地方看看。

难道真就没有出路了？宛月心想：我已经不是让你们安置了，我只是需要工作。你们每年招干、招工那么多指标，我一个堂堂正正的转业军人，连份工作都找不到？

想着想着，她就独自流泪，那种无法形容的憋屈、痛苦和酸楚一阵一阵的涌进心里。可痛苦归痛苦，宛月是不会放弃的。

丈夫觉得她的执着已经到了偏执的地步，“这个女人疯了，疯了”，他背地里说。再这么下去，她真的会疯。可每次看她出门，神情坚定的样，他也没法阻拦。

那段时间，宛月真的要崩溃，神经质一般地折磨自己，折腾家人。她常常眼神痴痴的，有时流泪，有时沉思，对身边的其他事都漠不关心。后来，她出门，我就悄悄地跟着，怕她想不开出意外。有几次，见她走到了江边，出了防护墙，我的心悬到嗓子眼，想上去叫住她，又不敢。我很怕，很怕，在喊她的那一刹那，她真的在眼前消失了。我宁愿远远地跟着她，看着她。

这一天，像往常一样，宛月又一次被拒绝了，垂头丧气地往家走。时已深秋，落叶像舞倦的蝴蝶，随着秋风飘荡，滑过她的肩头，扫过她的脚面。她漫无目的地走着，经过一个院子时，她无意间暼了一眼，看到院子里有几幢小楼和一棵苦楝树。那株苦楝树的树影，让她莫名地想到了大嫂高华。那一刻，高华清晰地出现在她眼前，她不由自主地随着她走，一前一后，好像那时，两人走在白湖的大堤上。

很多年以后，她回想起来还是觉得很神奇，她对我说，那天她真的见到高华了，是高华引着她走进那个院子的。小院树下，站着个干部模样的人，身材魁梧，脸微胖。那人在抽烟。宛月走上前，开口就问人家要不要人，她需要工作。

说来也巧，这人正是沿江街道办的刘主任。听了宛月的诉说，他对宛月说：“你缓一下，不要激动，来，到我办公室来，再仔细给我讲讲。”

我后来问她：“你跟人家讲了你是哪一年参加革命，哪一年入党的吗？”

“当然讲了。我是1942年参加革命的，1945年高华介绍我入的党。那段经历是我的生命啊。”

刘主任听完宛月的讲述，迟疑了一下说：“吉祥里居委会需要一个治保主任，应该适合你。但治保主任是不拿工资的，算是在册的义务工。如果你愿意，三天后来找我。”

宛月不敢相信，“工作找着了！”她激动地跳了起来，两眼如炬，声音颤哑。对面的刘主任就是她的大救星。她根本就没顾上这份工作是尽义务的，甚至不清楚这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那时的她对居委会一无所知。她不停地说着“谢谢！谢谢”，兴奋地一把抓着刘主任的手，使劲地摇着，久久不放。

后来她才知道，刘主任左手有残疾。他曾经也是名军人，抗美援朝作战时负的伤，之后转业安置到了江城。

回家的路上，宛月步子迈得很大，从未有过的轻松。街道两旁，天天见着的梧桐树，从来没像今天这么高大，树冠雄壮，飘舞的树叶在阳光下晃动，闪出粼粼波光，飞扬的落英滑到脸上，感觉也是那么温婉可亲。

不知为何，宛月鼻子一酸，两行泪水滚落下来。

半年以后，宛月又搬家了。這次搬家是丈夫为了照顾宛月上班而与他人对换的住房。他们搬到了吉祥里。

宛月自当上吉祥里居委会治保主任后，那干劲足的简直就是一台充足了电的机器。她像是再次踏上征程的军人，她要把失去的找回来。对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宛月十分珍惜，有没有工资，那不重要，她觉得找回了自己。

吉祥里居委会辖区很大，一头靠着弋江，一头挨着商业街，这里曾经是江南米市、布市的重要集散地，许多小街小巷还保留着晚清古风，长条青石板地面，光滑深嵌的车轱辘印，标记着这里曾经的辉煌和沉重的历史。一水的青砖黛瓦双层小楼，楼上是居家或办公，楼下是店铺商行。

吉祥里居委会所辖3万多户，有工厂、码头和各色小作，还有七八个小菜场。外人只看到这里一派热闹景象，而宛月这个治保主任，却是从此担起了沉甸甸的责任。宛月小时候没上过学，1948年进入华东军政大学学习，因为勤奋刻苦表现出色，很快成为学员班的班长，在那里学到的政治、军事、文化知识，让她能轻松胜任现在治保主任的工作。

宛月很忙很忙，有时比丈夫还要忙，白天走访夜里巡逻，披星戴月，凌晨下班那是家常便饭。她爱穿着双排扣的军装，兜里装着个小本本，记着张家长李家短，各色各样的情况，细如头发丝。

宛月脚勤，记忆力超凡，半年不到，吉祥里的居民走进了她的心里，家家户户的情况她摸了个门清，路上遇到居民和她打个招呼，她总能喊得出人家的名字。

宛月慷慨，爱帮人，总是随身带些粮票、布票，那是她自己平日里省吃俭用好不容易攒下来的，她用来接济特困户。寺码头巷子口住着位钱大妈，男人在农村，自己靠糊纸盒养活五个孩子，生活异常艰辛。宛月每次去走访都要给钱大妈塞点钱。以致于后来让别人误以为钱大妈是她的亲戚。

宛月耐心，善于倾听，那张红扑扑如满月的脸上总是带着笑容，无论对方是贫是贱，只要人家愿意说，她就愿意听。

宛月干练，有威信。在吉祥里，再大的邻里纠纷，哪怕双方打得头破血流，只要有人喊一声“宛主任来了！”双方立刻安静下来。她总是三下五除二地处理妥当，大家都服她。

一年下来，吉祥里居委会没有发生一起案件，连小偷小摸也鲜有发生。年底，宛月捧回一个大瓷缸，上面印着“奖给沿江街道办先进工作者”。

第二年，组织上正式接受了她的申请，她再次成为中国共产党员。

其实，宛月真是1945年入的党，可介绍人高华，她的大嫂，解放前夕生孩子难产去世了，部队让她自带的档案又丢了。为此，在宛月入党前，组织上专门去宛月家乡调查过，宛月的大哥虽然能为她证明，但他不是介绍人，宛月只能重新入党。

入党宣誓的那一天，她换上了一件新做的浅蓝小碎花衬衣，亮丽、淡雅又不失庄重。丈夫知道她今天要去宣誓，对她说：“宛月，你终于如愿以偿了。过去是我有私心。”这是他第一次真心表示悔意，他顿了下，又说，“居委会的工作十分需要优秀的同志。我祝贺你！希望从今以后不要再怪我了。”宛月看着他笑了，这也是宛月第一次当他提到这事时，她没有“急”。

自从宛月发现档案丢失，他俩就貌合神离，争吵伴着争吵。终于，我又见到宛月的脸颊上溢满兴奋的红晕，双眸氤氲着幸福，那韵味迷人的笑容，再一次如山茶花般绽放。

对宛月的这份工作，许多人不屑。很久以后，宛月的战友、首长知道了，也不理解。宛月，你转业时是正排级，怎么还干了份义务工？

听了这话，宛月会悄悄落泪，心里有一阵疼痛。但她不会像过去那样，她的心绪已渐渐平静了，她不再想她的履历。

我曾经问宛月：“你真喜欢这个不拿工资的治保主任？”她答：“我很充实。”

我又问她：“那你过去的往事就真不想了？”她说：“往事是我亲身经历的谁也抹不掉，不过……不想了。”是啊，想上了，那是真痛啊。

入党宣誓由办事处刘主任带领，宛月和居委会的其他几位新党员面对党旗，宛月刚说出我宣誓，就控制不住了，泪水像开了闸一般，哗的一下涌了上来。高兴、激动、辛酸、委屈，憋屈、夹杂着苦涩，五味杂陈。

宛月没有想到，自己会两次在党旗下宣誓。这带给她的是深深地灵魂冲撞。

她眼前又一次浮现高华的身影，当年高华介绍她入党时，对她说：“宛月，从此以后，你要随时为党献出自己的生命！”

宛月没有在战乱的年代献出生命，却在和平年代差点失去了政治生命。她凝视着党旗，忽然发现自己还是幸运的，最终她没有被抛弃。

刘主任见宛月止不住地流泪，一时语塞。他懂得宛月此时的心情。他对宛月说：“我知道你曾是个老党员，虽说你现在只是居委会的治保主任，但你记住：你是共和国政权最底层的一块砖，有你的坚守，才会有共和国大厦的不朽！”

宛月好像被这句话鼓舞，她擦了擦眼泪，转过身。透过会议室的窗户，远处宽阔的江面上，她看到太阳把江水照得灿烂如虹。

童年的记忆很神奇，有些事，当姐妹们提起时，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有些她们不记得的，却一直萦绕在我的记忆里，仿佛是昨日。

因为宛月，我常常梦见吉祥里，梦见小巷里的青石板路，梦见那青砖黛瓦的小楼，梦见小楼上空的月亮，梦见那山茶花般的笑容，梦见那一声声牵心动腑的歌声……

最让我沉醉的梦，是夜空中最美妙、最传奇也最神秘的中秋十五。中秋的夜晚，橙黄的月亮升起，宛月哼唱起那首她最喜欢的歌——“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一边唱着，一边就拿出一个大大的月饼，给每个孩子分上一块，我拿起月饼跑出门外，望着旷野上空的月亮，一点一点地细细品尝。

我刚上学那会儿，时常生病发烧，每次都要去医院打针。住的地方离医院蛮远，要爬一段长坡，遇到没赶上公共汽车时，宛月就背着我朝医院赶。

有一次打完针，我开始退烧。回家路上，我趴在她的背上，双手搂着她的脖子，她的肩膀宽宽的，却很瘦弱，肩胛骨硌着我的手臂。

我说，唱支歌吧。她就哼着：

唱支山歌给党听，

我把党来比母亲……

忽然，我觉得手背上有水珠落下，有一丝温热。我侧过脸，看见宛月在流泪。她流泪的样子也是那么好看。

直到今天，我依然坚持说宛月很美，尤其是她那如山茶花般绽放的笑，更是迷人。

我说宛月美，也不仅仅因为她是我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