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经纬（中国社科院）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正在改变劳动者和企业组织之间的互动方式，正在改变社会总体劳动过程中的分工协作方式。21世纪以来，国内学者沿袭马克思主义传统主要从两大视角展开了对劳动过程的研究：一是从《资本论》及其手稿出发对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进行解读，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实践进行分析。

近年来，平台零工劳动者的劳动过程成为国内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目前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从学科方法来看，集中在社会学和管理学领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来展开的研究相对较少;从研究对象来看，主要是对外卖骑手和网约车司机的劳动过程进行重点分析，对其他职业人群的分析相对较少;从研究内容来看，针对企业内部劳动过程的研究较多，对社会总体劳动过程的研究相对较少，而后者恰恰是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2]。

马克思通过分析工场手工业的简单协作劳动向机器大工业劳动的转变，阐释了工业经济时代初期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基本特点。当我们运用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对数字经济时代我国的劳动过程进行分析时，需要回答以下问题：第一，马克思如何对劳动过程进行界定，他研究劳动过程的基本思路是怎样的?第二，根据这一研究思路，如何对数字经济时代我国的劳动过程作出分析?第三，通过这一分析，能否概括出经济时代作用于劳动过程的一般机制?

一、劳动过程界说

“劳动过程”这一范畴源于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用了大部分篇幅来考察民族资本家劳动[3]。

马克思主义首先提出了劳作工作过程的三个基本要素，即“有意义”的活动或劳务本身，劳务对象和劳务资源。马克思主义首先撇开一定的社会生活形态对劳动过程进行了思考：“劳动过程首先是人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的工作过程，是人以自己的社会活动来中介、调节和限制人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的物体变化的工作过程。人自己成为某种天然力与自然界物质存在相对立。因为在对自己生命有益的形态上具有自然界物质存在，人就使他体内的天然力——臂和腿、头和手体育运动出来。当他通过这种体育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界并改变自然界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身体的天然。他使身体的天然中蕴藏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支配。”马克思主义划分了两类“自然界”，一类是人本身的自然力，另一类则是人之外的自然界。人本身的自然力强调的是成为一个物化形态的人，其对立面则是人本身的主体性与能动性。这种主体性和能动性才是真正与“自然”相对立的“人”，体现着劳动的目的[4]。

马克思主义划分了两种劳工物质对象，一种是“任何一些经由劳作就是同土壤脱离直接联络的物质，都是自然产生的人工劳动对象”，另一类是“经过被以前的劳作只能说滤过的人工劳作物质对象，我们称之为原材料”。在人类劳动实践过程中，人的经济活动依托于人类劳动资源使人类劳动对象产生了预期的改变，过程消失在产品中。“劳务资源是劳工置身于自身和劳动对象中间、用来把自身的社会活动传递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马克思主义高度评价了劳务资源在人类劳动整个过程中的重要性。他写道：“劳务资源的利用和产生，尽管就其存在状况来说已为某一些动物所存在，但是这毕竟是人类劳动整个过程具有的特点。”假如从结果的视角、商品的视角对整体劳务流程进行考虑，那么在劳务流程的三基本要素中，劳务资源和劳动对象二者体现为生产资料，劳务自身则体现为产出劳务。一个劳务流程的使用价值，到底体现为原材料、劳动资料或者商品，完全取决于它在全部劳动过程上所起的特殊的意义，也决定了它在全部劳动过程上所处的特殊地位，而由于地位的变化，它的法律规定也就发生了变化[5]。

二、企业内部的劳动过程

“在人类劳动实践过程中，劳动一直由动的形态变为存在性形态，由运动形态变为对象性形态。”对企业内部劳动过程的思考，是对企业劳动由运动形态逐渐转变为对象性形态的微观流程的思考。数字技术对企业劳动过程的介入使得劳动过程开始无缝镶嵌和全面浸润在人们的生活过程当中。数字经济改变了企业的外部经营环境，使企业具有调整内部科层结构和雇佣方式的内在动力。在协商和合作的基础上，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密切程度有所加深。

（一）劳动的技术形式:劳动控制与劳动时空

数字化的“神经系统”能够实现对劳动过程的远程实时监控，劳动者便可以分散在不同的空间而不是固定在统一的场所。数字经济时代劳动时空的自主选择上所体现出的灵活性，能在一定程度上使劳动者把劳动当作一种自由自愿的活动。研究表明，百分之六十四的骑手对比赛时间灵活度较为关注，并在众多因素中排位最高。从上班时段分配角度看，平均每日配送时间不足四小时的骑手占比超过百分之五十八点八，接近六成骑手上班时间自由。但是，当劳动的时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由选择的时候，当劳动没有固定的场所和时间限制的时候，以效率提升和盈利增长为目标“赶工游戏”也使得工作和闲暇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数字技术对劳动过程的介入使得工作入侵了闲暇，劳动过程开始无缝镶嵌和全面浸润在人们的生活过程之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劳动时空选择上的灵活性实质上使得劳动的强度增加了。与此同时，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劳动者的思考和经验，缩小了劳动者之间的个人差异，劳动过程中的个人技术性有所降低[6]。

（二）劳动的企业组织形式:科层结构与雇佣方式

为满足数字经营新时代生产协作网络化、生产服务人性化、市场反馈准确化等新需求，企业组织形态需要从刚性科层转变为柔性液态，需要从传统的“金字塔式”科层制组织结构转变为扁平化的组织结构。毛泽东也曾指出：“劳力过程的协作特性，现在成了由劳力资源自身的特性所确定的科学技术上的必要了。”劳动资料的数字化技术进一步完善了劳务流程中的人工合作，横跨多个领域的数字信息技术也要求将多种技能的员工形成协同队伍，扁平化、散点式、网络化的管理层级通过改善工人协同队伍的活动，既有利于促进劳动过程的效率提升，也有利于保障劳动者的利益诉求能够更及时地得到处理。

由于数字革命降低了沟通的时空限制，以长期雇佣为主导的雇佣方式受到挑战，各种具有非正式性、临时性或非全日制特征的不稳定雇佣方式开始不断出现，并且开始占据着越来越大的比重。稳定的劳动者队伍的数字知识同质性有助于实现劳动协作，因此企业往往对核心员工采用内部化的长期雇佣，以避免信息外泄。由此，在企业内部，长期雇佣的员工和以不稳定方式雇佣的员工之间的差别也日益扩大，从而产生了两类群体雇佣身份的差别。这种身份的分化常常会使以不稳定方式雇佣的员工产生对于企业制度不公平的感知，不同雇佣身份的群体之间发生冲突的概率也提高了，这些冲突最终会影响到企业组织的效率。

三、社会总体劳动过程

（一）劳动的技术形式:新业态与劳动力市场

人们普遍担忧，以数字化技术、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科学技术将会导致大量失业。而数字经济发展将消灭一大批老职位，并带来一大批新职位。有调查指出，由于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大量新职位的创建速度将超过大量老职位的消失速度。在职位创建工作方面，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的总就业机会规模为14952万人[7]。而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的总就业机会规模则为16009万人。而在职位消失工作方面，2017年数字经济发展造成了12952万个职位消失，占当年总就业机会的16.7%。而2018年消失的岗位数则增加到了13270万个，占到了当年就业机会总数的17.1%。职位提供量与职位消失数量的差值，即净增加就业机会，在2017年和2018年分别约为2000万人和2739万人。数字化所导致的直接劳动过程的简单化降低了劳动者的就业门槛，而社会总体劳动过程的数字化又增加了对高技能、高智能劳动力的需求。数字经济融合了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信息，在促进劳动力市场供需匹配方面的作用尤为明显，克服了传统市场经济在配置劳动力时所面临的信息不完全问题，有效扩大了劳动力配置的空间。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于促进就业所做出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

（二）劳动的社会组织形式:劳动协作与生产方式的进一步社会化

原本属于私有财产领域的资产及服务，伴随着数字化进程实现了消费竞争性的降低。这一功能的实现，源自数字经济中对所有权概念的弱化，以及对所有权意识的加强。在以共享经济为代表的新型经济模式的作用下，原本排他性较高的资产及服务正在逐步向低排他性的方向发展。这一变化正在逐步扩大公共财产和准公共财产领域的比例。云端经济已呈现出了一个社会公共财产的新属性，公有制将在数字经济的条件下显示新的经济活力。在数字经济时期，“大平台+小前端”逐渐成为一种新型的分工协作模式。聚合模式也就是“平台的平台”，这种平台往往集成了许多其他平台的资源，用户也能够通过同一个入口得到多个平台所提供的业务，甚至有些超级平台还把各个种类的业务都集成在其平台上。比如，在微信等第三方业务中连接了嘀嘀打车、美团等，在支付宝生活业务中连接了哈啰打车、高德打车、饿了么外卖等。聚合模式和产能共享在实现生产方式社会化方面的作用将进一步凸显。平台成本可以被越来越多的使用者分摊，产品越来越发展成为公共产品，这就是网络效应。

四、结语:经济时代作用于劳动过程的一般机制

“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是用来区分不同经济时代的依据，我们对经济时代作用于劳动过程的一般机制的分析应该以劳动资料为起点。科学技术进步通过改善劳动资料带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会和成为其社会形式的生产力之间进行着矛盾运动，而这个矛盾运动具体反映在二者的衔接点，即劳动过程当中。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特点，就是劳动力资源的现代数字化。劳动力资源的现代数字化过程直接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通过改变企业的“技术——经营”模式而对企业的科层结构、雇佣方式和劳动关系提出了新的要求，通过改变社会总体劳动的分工和协作方式而影响了社会结构和阶级阶层关系[8]。在劳动过程中，劳动资料的数字化通过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这种改变一方面极大地受到生产关系的制约，另一方面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生产关系产生影响。

相关链接

数字经济，作为经济学概念的数字经济是人类通过大数据（数字化的知识与信息）的识别—选择—过滤—存储—使用，引导、实现资源的快速优化配置与再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作为一个内涵比较宽泛的概念，凡是直接或间接利用数据来引导资源发挥作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形态都可以纳入其范畴。在技术层面，包括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5G通信等新兴技术。在应用层面，“新零售”“新制造”等都是其典型代表。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发展速度快、辐射范围广、影响程度深，推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深刻变革，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

现阶段，数字化的技术、商品与服务不仅在向传统产业进行多方向、多层面与多链条的加速渗透，即产业数字化；而且在推动诸如互联网数据中心（Internet Data Center，IDC）建设与服务等数字产业链和产业集群的不断发展壮大，即数字产业化。中国重点推进建设的5G网络、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本质上就是围绕科技新产业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数字经济已成为驱动中国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增长的新引擎，数字经济所催生出的各种新业态，也将成为中国经济新的重要增长点。

数字经济指一个经济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数字技术被广泛使用并由此带来了整个经济环境和经济活动的根本变化。数字经济也是一个信息和商务活动都数字化的全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系统。企业、消费者和政府之间通过网络进行的交易迅速增长。数字经济主要研究生产、分销和销售都依赖数字技术的商品和服务。数字经济的商业模式本身运转良好，因为它创建了一个企业和消费者双赢的环境。

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依法签订劳动合同而在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产生的法律关系。劳动者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工作，成为用人单位的成员，从用人单位领取劳动报酬和受劳动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