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锐

(重庆大学 法学院,重庆 400045)

反面解释(interpretation e contrario),又称反面推论(inference e contrario)、反面论证(argument e contrario),三个概念几乎可通用,只不过侧重点略有不同。有学者称反面解释为反对解释①参见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53-158页;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4-105页。,由于“反对解释”一词易与“法律反对解释”(law resisting interpretation、law against interpretation)、“法治反对解释”②参见陈金钊:《法治反对解释的原则》,载《法律科学》2007年第3期,第25-33页;陈金钊:《〈法治反对解释〉命题的修补》,载《重庆理工大学学报》2021年第2期,第52-59页;范进学:《法治反对解释吗?——与陈金钊教授商榷》,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1期,第127-133页。等概念相混淆,为避免歧义,本文将采用“反面解释”这一概念。

反面解释是一种常用的法律解释技巧,不仅经常出现在介绍法律解释或法律方法的著作中,而且在司法实践中广为应用。亨德里克·卡普坦(Hendrik Kaptein)评价说:“反面解释几乎成了法律实践的一部分,就像散步与跑步一样平常。”①Hendrik Kaptein, E contrario Arguments in Law: From Interpretation to implicit Permisses——A Reply to Henket ,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Semioticsof Law, 1993(6):18.笔者以“反面解释”为关键词,在“裁判文书网”搜索时发现,无论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还是在其推荐的典型案例及公布的司法解释中,都经常见到反面解释方法的适用。然而,我国法学界对反面解释研究得较少,人们大多照搬国外(尤其是德国)学者的论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与国人不太重视方法之学有很大关系,而非由于人们已熟练掌握该技巧,以致没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应当说,目前的反面解释理论仍不够完善,存在一些缠杂不清的问题,以致在实际应用中人们的理解不尽一致。……